幾年后，我讀到任先生于1984年發(fā)表的《異化理論的歷史與現(xiàn)狀》一文，他早在此文中批評以馬克思已拋棄的異化理論取代成熟的馬克思理論的觀點，但他仍然給我的這篇課程論文打了高分。這是教師支持乃至欣賞學生有理有據(jù)地批判性思考的大學，是“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的大學，是“學術(shù)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學精神，這種精神雖以大學為象征，但不局限于大學。
　　1995年9月，我作為碩士新生到華中師范大學報到，自此開啟教育研究生涯。
　　這個選擇承載著我的生命經(jīng)驗和夢想。我媽媽是位喜愛音樂的中學數(shù)學教師，那個物質(zhì)匱乏的年代激發(fā)著她在生活中展現(xiàn)數(shù)學才華：在書桌上攤開《上海服飾》和一緞紫色法蘭絨，竹尺比畫之際，她手執(zhí)畫粉，果斷畫出數(shù)條線段、N個幾何圖形，持一把銳利長剪，邊緣齊整地剪下這些幾何圖形，于縫紉機上一番排列組合，讓裁縫鎖了邊，一條領(lǐng)口多重褶皺、自然下垂的春秋連衣裙，便已然美滋滋地穿在我的身上。我見過她彈風琴，教學生唱歌，更見慣了她臺燈下批改作業(yè)，以及節(jié)假日時往往畢業(yè)數(shù)年的學生來家探望師生其樂融融的場景，師生之間情誼的純粹給我留下美好的記憶。我初中的英語老師、數(shù)學老師專業(yè)能力高超，且對我關(guān)愛有加;中專老師啟發(fā)我們批判地思考;武漢大學的校園典雅靜美;雅斯貝爾斯綠白封皮的小書《什么是教育》中“教育的原則，是通過現(xiàn)存世界的全部文化導(dǎo)向人的靈魂覺醒之本源和根基”[1]，都將我引至教育研究領(lǐng)域。年輕的我懷揣夢想，希望從比較教育學的研究中，找尋改進中國教育的良方。
　　中華傳統(tǒng)中，教育之所往往毗鄰山水，華中師大亦然，建于清幽的桂子山。我喜歡入校門沿香樟梧桐竹林緩坡而上，那段路途恰好可以沉淀珞瑜路上的喧囂，繞過山石，校園在眼前豁然開朗。離校時，那段路途又恰好可以讓我悠游回顧課堂與校園的時光。中秋時分，老圖書館門前丹桂飄香，秋風甜膩，我們在微醺中往來。文學院青磚庭院靜謐，綠琉璃瓦“大屋頂”飛檐靈動，入學初期，因和文學院幾位同學同在一個辯論小組，我便偶爾到美麗的文學院討論。
　　教科院建于一座山坡上，要拾級而上去聽課。
　　一、“異化”問題討論里的大學精神
　　在那里，任鐘印先生用濃重的湖北話，中氣十足地講解馬克思的經(jīng)典原著，我也興致勃勃地討論著從埃里�！じヂ迥罚‥rich Fromm）那里新認識的馬克思—一個與我多年學校教育所勾勒的形象大為不同的馬克思。1991年年初，在讀了弗洛姆的《為自己的人》《愛的藝術(shù)》后，我深深地被他的哲學與人本主義精神分析吸引，陸續(xù)讀了他的《在幻想鎖鏈的彼岸》《健全的社會》《逃避自由》《惡的本性》與《弗洛伊德的使命》。這位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代表之一，致力于融合弗洛伊德的個體心理理論與馬克思的社會理論，深入探討健全的人和健全的社會的條件與特征。在弗洛姆看來，精神健全的人“能夠去愛和創(chuàng)造，擺脫對氏族和土地的亂倫依戀，通過把自我看作力量的主體和代理者而建立一種自我意識，認清內(nèi)在的和外在的現(xiàn)實，即促進客觀性和理性”[2]。一個健全的人，“能夠而且必須使自己在心理上做到，不是去尋找安全感，而是要能夠無所畏懼地忍受生命的無�！盵3]。健全的人將力量“奉獻給生命而不是奉獻給死亡”[4]。記錄這份讀書筆記的日期是1991年2月5日，豐厚悠遠的哲學世界，閃爍著正義、價值與仁慈之光，吸引著十八九歲的我，盼望成為一個有創(chuàng)造的、自由的、獨立的，能無所畏懼地忍受生命無常且有能力通過愛與世界聯(lián)結(jié)的人。一個健全的世界，仍然需要“從人的角度”去考察，考察它是否有助于消除人的異化，消除對經(jīng)濟和國家的偶像崇拜—“對自己民族國家的愛，如果不包括對人類的愛，就不是愛而是偶像崇拜”[5]。在《健全的社會》中，弗洛姆解釋“教育”一詞的最初與最基本的含義是“引出和啟迪”人身上具有的東西[6]，我也從蘇格拉底、雅斯貝爾斯那里讀到“喚醒”的內(nèi)發(fā)論教育觀。人性善惡兼具，何種人性被“引出”與“喚醒”，植根于“人類生存的特定條件”[7]，“唯有教育才是實現(xiàn)人道主義的決定性步驟”[8]，這個教育當然需要以良善為旨歸。這段對教育的論述，正是對我學生時代某些重要體驗的理論解釋，當然教育經(jīng)驗也不乏對之的背離。
　　正是在《健全的社會》里，我第一次讀到馬克思書寫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的社會主義理想，竟然是自由—社會主義“是這樣一個聯(lián)合體，其中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所有人自由發(fā)展的條件”[9]。弗洛姆解釋道，這一目標在馬克思看來，就是自然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實現(xiàn)。由此，我看到深切的人道主義者馬克思。我尤其對馬克思和弗洛姆都探討過的異化問題感興趣。學界對“異化”及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的興趣，被馬克思《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于1932年的發(fā)表所激起，學生時代對學校教授的馬克思主義味同嚼蠟的我，迫不及待地跑到書店買回《共產(chǎn)黨宣言》和《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不僅好奇地閱讀，還致信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得郵《異化問題》（1986年）上、下兩冊。因此，《異化與教育》順理成章地成為“馬克思主義教育經(jīng)典選讀”課我提交的論文。
　　我介紹了學界對馬克思后期著作中不再使用“異化”概念的解釋分野：一種觀點認為馬克思放棄早期觀點，改用階級斗爭分析資本主義社會，提倡暴力革命，并以其實踐哲學的勇氣做出“改變世界”的努力。我評論：如果以娜拉的出走隱喻革命，那么，“娜拉走后怎樣？我們判斷一個社會是否健全的標準到底是什么？”革命自身不是目的，革命以后重建社會的價值取向是更為關(guān)鍵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另一些學者認為，“人”始終是馬克思關(guān)注的對象。如他在《資本論》中所表現(xiàn)的，是對資本主義制度泯滅人性的研究的繼續(xù)�！爱惢�不但沒有被馬克思忘記，而且還是他后來所有著作中的中心問題。”[10]基于對“異化”內(nèi)涵更深廣的分析，西方新馬克思主義流派批判了扭曲人的精神、造成人單向發(fā)展的資本主義社會現(xiàn)實�！爱惢�”的概念提供了一個診斷西方社會痼疾及開出處方箋的思考和行動的視角。在此過程中，“異化”概念得到豐富和發(fā)展。我贊同后一種解釋，或者莫若說，我希望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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