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吳奇志 　　 　　沈蘇儒，1919年出生，受國務院表彰的有突出貢獻專家，受中國翻譯協(xié)會表彰的資深翻譯家。現(xiàn)任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名譽理事、全國翻譯專業(yè)資格考試專家委員會顧問、中國外文局對外傳播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著作有：《論信達雅――嚴復翻譯理論研究》、《對外報道教程》、《對外傳播的理論與實踐》。主要譯作有：《爭奪歐洲霸權的斗爭；1848～1918》、《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等。
　　最近，我們走訪了沈老，他向我們講述于他從事對外傳播的經歷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宣事業(yè)的變化。
　　
　　與新聞和外宣結緣
　　
　　《對外傳播》：您1945年從中央大學外文系畢業(yè)后為何選擇了新聞這一行?
　　沈蘇儒：上初中時我就對新聞有興趣，很喜歡看韜奮辦的報刊。我覺得報紙是打開世界的窗戶，可以從中學到很多東西。大學畢業(yè)后，我進入當時設在重慶的美國官方新聞機構――美國新聞處中文部工作，在新聞資料組做翻譯。進入美國新聞處后，我對新聞有了更多了解。當時主持中文部工作的是劉尊棋(全國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副局長、外文出版社副社長兼總編輯)，是他把我?guī)�上了新聞工作的道路。他曾對我說過一句話，“如果你真對新聞工作感興趣的話，你就應當?shù)綀笊缛スぷ鳌�。于是我�?946年進入當時中國的三大日報之一《新聞報》當記者，直到全國解放。
　　《對外傳播》：解放以后，您在新中國第一份英文報紙《上海新聞》任編輯。您在這家報社的任職經歷為您從事外宣工作奠定了怎樣的基礎?
　　沈蘇儒：我在《上海新聞》負責編輯要聞版。該報有3個版：要聞版、本市新聞版和專稿版。在《上海新聞》工作的兩年里，我基本了解和掌握了一張英文報紙是如何產生的。
　　《對外傳播》：能談談在《人民中國》工作的10年中最令您難忘的經歷嗎?
　　沈蘇儒：1953年至1963年，我在《人民中國》當編輯。在這10年里，我了解了對外新聞出版的全過程。
　　我至今記得一件對我教育最深的事。就是在1961～1962年進行的“澄清業(yè)務思想大討論”。在那次大討論中，提出了4個問題。一是區(qū)別內外的問題。有人認為，對內宣傳和對外宣傳是有區(qū)別的，任務不同，對象不同；反對者卻認為，兩者沒有區(qū)別，都是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區(qū)別內外就是向資產階級靠攏。二是傳播者和讀者的關系。當時對外宣傳有一個口號就是，“以我為主，照顧讀者”。大家圍繞這個提法是否正確進行了討論�，F(xiàn)在看起來這已經不是問題了。三是政治性和藝術性的關系。那時只強調政治性，不強調宣傳的藝術。四是編輯與翻譯的關系。翻譯是機械地翻譯，還是根據外文的特點來工作。
　　在外宣“三貼近”已經深入人心的今天，有些問題已不是問題，但對有些問題的討論仍在繼續(xù)。只是已經不再是對與錯的問題，而是如何做的問題。比如，如何將我們自身的需求與海外受眾的需求結合起來；如何深入了解外國讀者的感知力、判斷力、思維習慣和思維方式；如何提高宣傳技巧等。這些都是我們當前提高外宣效果面對的課題。
　　《對外傳播》：1963年以后，您在《中國建設》(現(xiàn)名《今日中國》)工作，其間采寫過一篇通訊，題為《從皇帝到普通公民》，發(fā)表在《中國建設》1964年第1期。這是關于溥儀最早的較為完整的對外報道，曾引起國外讀者很大興趣。當時您做這篇專訪時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么?
　　沈蘇儒：我想我遇到的最大困難應該是如何讓國外讀者信服報道內容。我想有兩個做法可以提高報道的可信度。一是突出溥儀作為普通公民的那一面，把一個活生生的人展示給讀者。為此，我在一開始就沒有把這次采訪當成單純的報道任務，而是努力與溥儀建立私人之間的友誼。這種私人感情的建立為我做采訪奠定了基礎。我們有的對外報道缺乏人情味和感染力，我想重要的一點是，不能單純從任務本身出發(fā)，這樣就沒有一種個人感情在里面。一個人做事情、寫東西要有感情，記者尤其如此，因為記者接觸的是人。
　　二是用事實說話。具體到這篇報道來說，就是盡量讓溥儀說話，避免替他說話。我注意讓他自己根據他自身的感受講述。比如他剛剛進戰(zhàn)犯管理所的時候，心情是怎樣的，后來對管理所人員的態(tài)度如何(用他與所長的對話表現(xiàn))，我選用的都是他自己的語言。這樣說服力是不一樣的。另外，我還專門引用了一段一位英國記者對溥儀的采訪。這樣做的好處是，提高真實性。因為溥儀對中外記者所談的感受是一致的。
　　還有就是采訪可能涉及外國讀者不太容易理解的東西。比如，我們說對溥儀進行思想改造，這在外國人看起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畢竟在他們那里沒有思想改造的作法。所以我就通過溥儀講的一些具體的事情，如他是怎么感覺到自己受到的是教育而不是一種單純的懲罰。他的態(tài)度是如何從抗拒到后來主動接受的。我努力地表達他這個轉變過程，對這個過程的表達同時也回答了外國讀者的疑問：中國是怎么對一個皇帝進行改造的。
　　
　　親歷艱苦而深刻的轉變
　　
　　《對外傳播》：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的外宣品具有怎樣的特點?
　　沈蘇儒：在改革開放以前，不能說我們的外宣工作沒有成績，不能完全給予否定。但是我的印象是，改革開放前的外宣品有這么幾個特點。一是官方色彩太重。甚至像《中國建設》這種具有非官方性質的刊物也要以附冊形式出版中央的重要文件、報告。第二個特點是政治性強，突出政治�？梢哉f是嚴肅有余，活潑不足。當然也有一些趣味性的東西，如《人民中國》日文版的“集錦”欄目(刊登有笑話、漫畫、故事)，就很受日本讀者歡迎。
　　我們是要以讀者喜聞樂見的方式，讓他們了解我們，同情我們，支持我們。
　　《對外傳播》：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對外傳播事業(yè)進入了一個轉型、開拓和發(fā)展的新時期。您稱這種轉變“是一個非常艱苦而又深刻的轉變”。您所說的“艱苦和深刻”具體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
　　沈蘇儒：我的想法是，這種轉變主要是整個指導思想上的轉變。之所以艱苦，是因為幾十年以來都是這樣一種指導思想，轉變起來不是很容易。另外，為什么說它深刻呢?因為它實際上不僅是一種技術上的問題，還是指導思想上的問題。
　　我覺得“艱苦和深刻”的最集中體現(xiàn)是，用“對外傳播”取代“對外宣傳”。這不單單是個名詞的替換，是指導思想的問題。從傳播學的理論上講，“傳播”可以涵蓋“宣傳”。“宣傳”是一種具有特殊目的和作用的傳播，務求使受傳者接受或同意宣傳者所傳播的事實和理念，從而達到宣傳者主觀亡的要求和目的。在我們的詞匯中，宣傳是正面的、積極的，在國際通用的詞匯中，它卻是消極的。因此，在指導思想上，我們的對外新聞、出版、信息工作，即宣傳工 作，其實就應該是傳播。
　　改革開放后，黨把對外宣傳轉移到正確的軌道上來，是費了很大力氣的。胡耀邦同志在1979年的指示對我們整個對外宣傳工作的方向性的轉變起了決定性作用。他說，我們的對外宣傳書刊要受到外國朋友的歡迎，才能不斷發(fā)展。他還提出：“可否選擇一兩個刊物，清外國專家當主編，我們的人當顧問�！焙髞韾蹪娝固箵�任《今日中國》主編，就是這一指示精神的具體體現(xiàn)。所以，這種轉變應該是夠深刻的了。
　　
　　關注外宣的“老問題”
　　
　　《對外傳播》：1977年6月，英中了解協(xié)會副會長費里克斯?格林與新華社對外部記者作過一次即席談話。他當時指出，中國出版物的文風和表達方式缺乏感染力。您對這種現(xiàn)象是否有印象?在今天的對外新聞報道中，這種現(xiàn)象似乎已有所改觀。這個改進過程遇到的最大障礙是什么?
　　沈蘇儒：有一句話我很希望我們搞外宣的人每天都要記得，每天都在心里默念一遍：“你們想說的都說了，我們想知道的還是不知道”。這是一個外國讀者對我們外宣品的意見。朱穆之同志在他的《論新聞報道》一書中多次引用了這句話。英中了解協(xié)會副會長費里克斯?格林在那次即席談話中也特別建議說，搞外宣的人要在桌前放個牌子，寫上“外國人不是中國人”。我總覺得我們在知已知彼上還是有缺陷。在知已方面，一般的知是有的，但深度和廣度還是不夠，對自己的了解還是不太深，應該知道的還是不知道。包括我本人也存在這個問題。而在知彼方面，也就是對外國的了解就更差。雖然中外交流比以前更廣泛，但增加的還只是泛泛的了解。當然對外國的了解不是很容易的事。段連城(前外文局局長――編者注)曾說過，對于外國人對中國的了解千萬不要估計太高，對外國人的一般知識，千萬不要估計太低。
　　《對外傳播》：1994年，您撰文指出，我們的外宣品仍存在“不對路”的問題。所謂“不對路”主要是指外宣品不為國外受眾所理解、感興趣而接受。您認為應如何避免這些問題?
　　沈蘇儒：應該說，改革開放后我們外宣取得的成就是蠻大的，這是值得肯定的，但我覺得我們應該努力的方面還很多，外宣事業(yè)還面臨著一些“老問題”。歸結起來大體有4個方面。一是平衡問題。愛潑斯坦先生就反復提出過這個問題。就是我們的對外報道一定要平衡。所謂平衡就是說，你要講好的，也要講不好的。要講成功的，也要講不成功的，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面。只強調一面，效果是不會好的。這就牽扯到片面性、報喜不報憂的問題了。我們不報憂，這些憂就會被外國人報。如果我們自己講，反而主動，何況我們清楚自己的毛病在哪里。
　　二是針對性問題。主要是因為我們在知彼方面不是很清楚。比如說，外國人對我們做一些反面宣傳，他們到底做了哪些宣傳，我們如果不清楚，在反擊他們時就會無的放矢。像外文局對外傳播研究中心最近出版的《境外涉華經濟報道實例點評》這樣的書，如果能拿來好好研讀一下，對于提高對外報道的針對性還是很有幫助的。
　　三是協(xié)作問題。我總覺得我們整個的外宣陣營好像不是一個整體，各自為戰(zhàn)。我們跟新華社對外部、中央電視臺、國際臺以及其他對外報道機構似乎沒有什么制度化的協(xié)作，這樣就形成不了合力。我們不是常常講軟實力嗎?我們的軟實力是分散的，不能夠形成一個拳頭。另外，我們現(xiàn)在有那么多的新聞學院，有那么多的新聞傳播機構，但是他們與對外報道業(yè)務單位的聯(lián)系還不很深入、廣泛。他們對我們業(yè)務單位是否了解，很難說。
　　四是調研問題。我覺得我們現(xiàn)在還沒有把調研工作放在一個應有的重要位置上。當今國際上動不動就搞個民意調查，而我們似乎從未做過這方面的工作，對外國讀者研究得不夠。這實際上還是涉及到觀念問題。
　　當然。應該指出的是，與改革開放前相比，對外新聞報道的難度更大、更困難。因為過去我們是獨家報道，現(xiàn)在有很多媒體或機構參與國際傳播，甚至有大量的外國媒體都在從事對中國的報道。在這種激烈的競爭下，只有說得比別人更充分，我們的東西才會更有價值。
　　
　　寄望推動理論研究
　　
　　《對外傳播》：您的專著《對外傳播學概要》出版10年來，一直是對外傳播工作者學習外宣業(yè)務的必備書之一。尤其對于解決外宣實踐中的“老問題”具有指導意義。外文局對外傳播研究中心自2004年成立以來，致力于對外傳-播學理論建設工作。您希望對外傳播理論研究在哪些方面取得更大突破?
　　沈蘇儒：剛才我講了寫作問題，我知道傳播研究中心成立以來與有關高校和研究機構合作，做了許多開創(chuàng)性的國家課題和研究項目。我希望這種協(xié)作能繼續(xù)下去。另外就是外宣效果評估的問題。這與我們剛剛談到的民意調查研究有一定聯(lián)系。正確的、科學的傳播效果的評價是必須做的工作。我們的東西發(fā)出去之后，究竟能取得多少效果，這對于做實際工作的人來說也很重要，他們需要知道傳播的效果到底如何。這個效果的評價做起來難度是很大的，但是太重要了。效果的評價是科學的東西。
　　最后，我希望把外宣理論研究工作做下去。是不是可以調查一下我們的外宣品中哪些是成功的、有效果的，哪些是效果比較差的。就像《境外涉華經濟報道實例點評》那樣做一個分析。這本書分析的是外國人對中國的報道。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分析一下我們自己的報道，對成功的例子做個分析，我覺得這樣或許會對外宣具有更直接的效果。再有，除我們的外宣品以外，也不妨對一些成功的活動、影視作品做一些科學研究，分析它們好在哪里，為什么能成功，這種研究對于我們對外報道的示范作用就更大了。
　　
　　責編　王　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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