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晚年最大的遺憾是，故宮文物由他帶離北京，卻最終未能帶回。”71歲的臺灣著名攝影家莊靈談起他的父親――前臺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嚴先生時充滿感慨。 　　莊靈，1938年出生于故宮文物南遷的路上，此后由于家庭原因，和故宮結下了不解之緣。用他的話說，自己是“和故宮文物一起顛沛流離并伴隨成長起來的”。作為故宮文物遷徙所剩不多的親歷者之一，莊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娓娓講述故宮文物顛沛南遷的故事，以及父輩們在抗戰(zhàn)中保護故宮珍寶的艱辛歷程。
　　
　　烽火南遷險象環(huán)生
　　
　　莊靈介紹，其父莊嚴1924年從北大哲學系畢業(yè)后，加入了剛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員會”。1925年10月北平故宮博物院成立，與此同時“清室善后委員會”被撤銷，莊嚴從此進入故宮博物院工作。而成立不久的故宮博物院命運多舛。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寇侵略中國的野心昭之若揭。為保護故宮文物，當時的國民政府從1933年1月開始分三路將國寶南遷，共運出13491箱故宮文物，先后暫存于上海、南京。1937年中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故宮文物繼續(xù)南遷，最終分別藏于貴州安順（后運往四川巴縣）、四川樂山及峨眉山三處。
　　顛沛流離上萬里，如何保證故宮文物“毫發(fā)無傷”是文物南遷面臨的最大難題。莊靈提供的其父日記和文章對當時故宮文物的裝箱和運輸都有非常詳細的記述。其中，瓷器是最難裝箱的，有些薄如紙，有些又大如缸；而銅器，貌似堅固，可有些一碰就碎……
　　為了找到萬無一失的包裝方法，故宮工作人員費盡周折，將庫中自乾隆以來由景德鎮(zhèn)運到宮中原封未動所裝載的瓷器箱，打開來看學習方法，隨后向琉璃廠各大古玩商討教，并請他們示范。在此基礎上，故宮將裝箱的秘訣總結為四字真言：“穩(wěn)、準、隔、緊”，即用“謹慎的態(tài)度”和“正確的方法”，“使件件相隔離”，然后包扎成一個“堅實的整體”。結果證明，這套方法是成功的，故宮文物經過上萬里遷徙，幾乎“毫發(fā)無傷”。
　　在運輸途中，故宮文物還數(shù)遭險境，所幸均化險為夷。
　　莊靈介紹，故宮文物曾運到長沙暫存在湖南大學圖書館，當時國民政府有意在長沙開挖山洞珍藏寶物。但不久日軍轟炸長沙，故宮人緊急將國寶運離，一個星期后，湖南大學圖書館就被炸為平地，故宮文物逃過一劫。
　　莊嚴護送的第一路80鐵箱故宮文物是精品中的精品，先后被存放在上海、武漢、長沙，再經廣西進入貴州，最后于1938年被安置在貴州安順縣城外的一個石灰?guī)r天然洞穴――華嚴洞之內。1944年底，日軍攻陷獨山，貴陽告急。為了保護文物安全，國民政府決定將這批珍品撤往四川巴縣。出生在安順的莊靈此時已經6歲了，他非常清楚地記得，在遵義附近，他看到日軍偵察機在低空盤旋，一路險象環(huán)生，直到四川境內才告平安。
　　莊靈說，其父非常喜愛一方“老莊老運好”的閑章。除有吉祥之意外，其實也是一語雙關，意為故宮文物裝箱、運輸都安然無事，“父親為能完成使命感到非常自豪”。
　　
　　密運臺灣內心隱痛
　　
　　1945年，日軍投降。巴縣、峨眉、樂山三地的文物被集中到重慶，然后運抵南京。隨后因內戰(zhàn)形勢逆轉，國民黨政府決定挑選故宮和“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中央博物院”的文物精品運往臺灣。
　　1948年12月底至1949年間，故宮文物先后分三批以軍艦、商船運送2972箱抵臺。據(jù)莊靈回憶，1948年12月，他們兄弟4人隨父親與第一批運臺的320箱故宮文物精華，穿過擾攘混亂的南京下關碼頭，登上灰色的國民黨海軍“中鼎號”登陸艦啟程前往臺灣。當時海峽天氣陰沉，海面風強浪高，壞了一個推進器的“中鼎號”在海中前進，左右前后上下?lián)u晃，經過四五天的煎熬才終于抵達臺灣。
　　這些文物來臺之初，一部分曾暫存在楊梅的鐵路局倉庫，接著在臺中糖廠寄存一年。后來，國民黨當局在臺中霧峰北溝建造山邊庫房及防空洞。1950年，國寶才悉數(shù)遷藏霧峰。1965年8月，臺北外雙溪故宮新館落成。
　　莊靈講述了一段關于其父與當時的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的故事，揭秘了當時故宮其他文物精品能夠保存在大陸的原因。
　　
　　1948年11月，國民黨當局函電在北平的馬衡，要其選擇留在北平文物中的精華裝箱，分批空運南京，以便撤離。馬衡院長以患病婉拒南下，對裝箱一事則再三吩咐同事“要穩(wěn)，安全第一，千萬別求快”，以致文物裝箱極慢。后來，平津戰(zhàn)役緊急之際，馬院長又下令封閉故宮對外交通，以致精選的文物一件也沒運出。后來，馬院長留在大陸，繼續(xù)在北京為故宮服務。
　　莊嚴是馬衡的學生，師生情誼深厚。1980年莊嚴去世后，莊靈聽專攻中國美術史的大哥講，當年莊嚴已經受命押運文物赴臺。馬院長在其啟程前致函說，如果莊嚴決定護送文物去臺灣，則不惜與之斷絕20多年的師生之情。
　　莊靈說，他―直與父母同住，卻從未聽父親談過此事，也許這是父親當年徘徊在政府命令與師生情誼間，不得不作抉擇而造成的一處最不愿被觸及的內心隱痛吧。
　　
　　保護珍寶殫精竭慮
　　
　　《宣統(tǒng)出宮我入宮》，這是莊嚴生前所寫的一篇文章的題目。在這篇文章中，他說：“自從宣統(tǒng)出宮，我便入宮，當?shù)牟皇腔实�，而是一個維護民族文物的老宮人……”
　　莊靈說，包括父親在內的“老故宮人”為保護中華文化瑰寶不顧個人利益、生命安全的崇高精神至今讓他深深感動。他回憶，父母當年在北平時生活優(yōu)越，為保護國家珍寶，隨文物來到西南偏僻山野華嚴洞，生活變得十分清苦。由于父親的薪資經常無法收到，母親不得不每天步行十多里路到一所中學去教書，薪水大概是每月一擔谷子，還要自己設法找地方碾成米。但父親和故宮同仁都安于過這樣清貧的生活。
　　莊靈告訴記者，莊嚴一生有兩大遺憾和一大得意之事。
　　得意之事是1933年故宮文物南遷之際，他接令負責把北京國子監(jiān)的秦代石鼓包裹裝箱一同運走。莊嚴面對又大又重且極易損壞的石鼓很費思量。經過行家指點，莊嚴召集人手，小心翼翼地將石鼓上已有風化、裂縫的地方，用鑷子將極薄極軟的濕棉紙，一絲一縫逐步仔細填實，然后再一層層包裹捆扎妥當，花了一個月時間才完成包裝工作。此后，石鼓乘坐除飛機外各種運輸工具，歷經萬里行程，二十多年來始終不曾開箱檢查。莊嚴來臺后，石鼓留在大陸，無法得知保存情形，以致莊嚴“每一想起就寢食不安”。直到晚年，莊嚴輾轉從出版物中得知石鼓在大陸開箱的現(xiàn)場情形是：“氈棉包裹重重，原石絲毫無損”，他“不僅如釋重負，內心更為狂喜不已，四十多年來對于這批國寶之運遷與維護，終于得到圓滿的交待�！�
　　據(jù)介紹，莊嚴的兩大遺憾：一是未能使《三希堂法帖》（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王《伯遠帖》）重新聚首；另一個最大遺憾就是在有生之年，不能帶著南遷來臺的故宮文物，重新回到北京故宮，回到他成長求學、立業(yè)成家、浸潤深耕歷代中國文化藝術的永恒故鄉(xiāng)。
　　據(jù)莊靈回憶，莊嚴生前很反感臺灣記者采訪時問，“戰(zhàn)亂時故宮人有沒有中飽私囊”。在他看來，這是對“老故宮人”的侮辱。他說，老一代人在槍林彈雨、紛繁離亂中，殫精竭慮、不顧犧牲，就是為了保護中華文化的遺產。政治上的分合是短暫的，中華文化則是永續(xù)流傳的，讓中華文化源遠流傳和發(fā)揮影響是上一代人和他們的職責。
　　莊靈回憶，1980年春，82歲的莊嚴彌留之際，嘴里還在吃力地喃喃念叨：“北平，北平……”
　　“歷劫與建業(yè)文房并存，平生自詡收藏史；置身在魏晉人物之間，垂死猶懷故國心�！边@是著名文學家臺靜農在莊嚴去世后送去的一副挽聯(lián)，或許可以說，這是莊嚴先生一生的寫照吧。
　　（摘自2月24日《參考消息》，作者為該報記者）
　　
　　
　　鏈接
　　臺北故宮文物知多少
　　據(jù)臺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馮明珠介紹，1948年至1949年初，國民黨當局分三批共將2972箱故宮文物運抵臺灣。同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中央圖書館”及“中央博物院”的文物精品也隨之而行，運抵臺灣的故宮文物數(shù)量雖大約僅是當年故宮文物南遷箱數(shù)（13491箱）的22％，但多是精品中的精品。
　　1965年，臺北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博物院”合并，落戶臺北外雙溪故宮博物院新址，館藏文物 65萬余件。其中，原故宮文物部分有器物 46100件、書畫 5526件、圖書文獻 545797件；“中央博物院”部分有器物 11047件、書畫 477件、圖書文獻 38件。除上述文物外，還有部分來自外界捐贈和收購的文物。
　　據(jù)馮明珠介紹，臺北故宮的精品主要集中在書畫、瓷器、青銅器等部分。在書法方面，有《三希堂法帖》中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懷素的《自敘帖》、顏真卿的《劉中使帖》等；在繪畫方面，有宋朝范寬的《溪山行旅圖》、郭熙的《早春圖》、李思訓的《江山樓閣圖》等；在瓷器方面，藏有宋代五大名窯瓷器及明代官窯瓷器，宋代丁香紫尊、明釉里紅菊花大碗等，著名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琺瑯彩瓷器絕大多數(shù)藏于此；在青銅器方面，商代獸面紋方尊，西周的毛公鼎、散氏盤等重器都十分著名。其中毛公鼎銘文長達497字，是現(xiàn)有青銅器中銘文最長的，被譽為“抵得一篇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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