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90周年之際，繼近代文化名人陳獨秀、梁啟超和徐志摩寫給胡適的27通信札7月30日拍出744.8萬元的高價后，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又征集到一本林語堂的日記，于11月23日在北京公開拍賣。這本中等厚的日記本起拍價為50萬元。
　　這是林語堂于1929年1月至1932年12月所寫的日記，記錄頗為詳細。當(dāng)時林語堂在上海東吳大學(xué)法律學(xué)院任英文教授，潛心學(xué)術(shù)，日記中幾乎每日皆有讀書寫作的記錄，甚為勤勉。由日記中可知，林語堂日常多與魯迅、胡適、郁達夫、徐志摩、蔣夢麟、周作人、楊杏佛等人往來，時常聚會。除了日常的讀書、寫作、授課、譯書之外，林語堂對導(dǎo)演話劇、收藏碑帖也極有興趣，喜愛旅游、電影與美食。
　　日記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關(guān)于魯迅的記載。林語堂與魯迅之間的恩怨，一波三折，耐人深究。林語堂初歸國時，與魯迅甚為相得，成為魯迅領(lǐng)導(dǎo)的“語絲社”的重要一員。1926年“3?18”慘案后，魯迅離京避難，應(yīng)林語堂之邀前往廈門大學(xué)，二人往來密切。1927年，林語堂與魯迅先后來到上海，此日記中記錄了1929年間二人的多次會面。然而就是這一年8月28日的南云樓事件，魯迅與林語堂之間爆發(fā)激烈的沖突。在日記中可清晰地看到相關(guān)記載。
　　近代文學(xué)史上，魯迅與林語堂的爭論頗為引人注目，他們曾圍繞著“費厄潑賴”、“痛打落水狗”、“性靈小品”、“匕首投槍”、“做人與做文”，“文人相輕”等問題多次展開論戰(zhàn)，言辭激烈多見鋒芒劍光。魯迅是以筆代戈的戰(zhàn)士，也是新文學(xué)的旗幟大師，林語堂則是學(xué)貫中西的著名學(xué)者，二人由知己至仇怨，內(nèi)中隱情曲折復(fù)雜，史料記載多語焉不詳，后人也只得憑空猜度。此次嘉德秋拍古籍善本專場拍品林語堂日記，是林語堂于1929至1933年間逐日詳加記載寫就，多處語及魯迅，或能向我們再現(xiàn)那段鮮為人知的往事。
　　魯迅逝世后，時在美國的林語堂親撰《魯迅之死》一文，稱譽魯迅為真正的“戰(zhàn)士”，并言“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疏離者二次。其即其離，皆出自然，非吾與魯迅有輊軒于其間也……吾始終敬魯迅；魯迅顧我，我喜其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大凡以所見相左相同，而為離合之跡，絕無私人意氣存焉”。
　　悼詞情真意切令人動容，后人多據(jù)此推衍魯林二人坦蕩磊落，君子交惡卻惺惺相惜。然而冠冕堂皇的悼詞，未必是作者心底的本意。為尊者諱，為逝者諱，悼詞中是英勇的戰(zhàn)士魯迅，而林語堂眼中的魯迅，或許只能訴諸筆端，悄悄記錄在日記之中了。
　　林語堂自謂“魯迅與我相得者二次”，可知林與魯迅曾有一段時光交情不錯。
　　1923年夏，林語堂從歐洲留學(xué)歸來，由胡適引薦受聘于北京大學(xué)英文系，此時的北大教授已為兩派，一以周氏兄弟為首，一以胡適為代表。林語堂與胡適私交甚好，卻出人意料地加入《語絲》，站到魯迅旗下。林的選擇，與他熱血激昂的性格不無聯(lián)系，1925年學(xué)潮游行中，他曾與學(xué)生們一起走上街頭，拿竹竿和磚石與軍警搏斗，并在眉頭留下一個永遠的傷疤。這一激烈的行為，受到了魯迅的贊譽。魯迅兩次致信林語堂，將林引為革命同志。
　　1926年“3?18”慘案爆發(fā)時，時任女師大教務(wù)長才兩天的林語堂寫下《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與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呼應(yīng)閃耀。1926年邵飄萍遇害后，文人學(xué)者多南下逃難，林語堂遠赴廈門大學(xué)，不久魯迅離京，亦接受林的邀請前往廈大。在廈大的四個月，二人雖屢遭排擠，交情卻愈加深厚了。林曾說“我請魯迅至廈門大學(xué)，遭同事擺布追逐，至三易其廚，吾嘗見魯迅開罐頭在火酒爐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誼，而魯迅對我絕無怨言是魯迅之知我”(林語堂《魯迅之死》)。魯迅也在致許廣平的信中說：“其所以熬著者，為己只是有一個經(jīng)濟問題，為人就怕我一走，玉堂(即林語堂)立刻要被攻擊，因此有些彷徨。”“昨夜玉堂來打聽廣東的情形，我們因勸其將此處放棄，明春同赴廣州。”二人相知相敬可見一斑。這段歲月，該是林氏所回憶的“相得者”吧。
　　后人研究林魯二人，皆稱二人友誼以1929年8月28日的“南云樓風(fēng)波”為轉(zhuǎn)折。魯迅在日記里說：“二十八日……晚霽。小峰來，并送來紙版，由達夫、矛塵作證，計算收回費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樓晚餐。席上又有楊騷、語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將終，林語堂語含譏刺。直斥之，彼亦爭持，鄙相悉現(xiàn)�！绷终Z堂在四十年后作《憶魯迅》一文回憶道：“有一回，我?guī)缀醺�他鬧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魯迅神經(jīng)過敏所至。那時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滿干北新書店的老板李小峰，說他對作者欠帳不還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說了附合的話，不想魯迅疑心我在說他。他是多心，我是無猜。兩人對視像一對雄雞一樣，對了足足兩分鐘。幸虧郁達夫作和事佬。幾位在座女人都覺得‘無趣’。這樣一場小風(fēng)波，也就安然流過了�！�
　　郁達夫在《回憶魯迅》中稱這是“因誤解而起正面的沖突”。據(jù)郁的描述，當(dāng)時魯迅有了酒意，“臉色發(fā)青，從座位上站了起來”，林語堂也起身申辯，氣氛十分緊張，郁達夫N按魯迅坐下，一面拉林語堂夫婦走下樓去。此番風(fēng)波之后，林語堂與魯迅便正式?jīng)Q裂了，魯迅諸多文章中皆有對林語堂毫不留情的批評譏諷，而林語堂的日記中也寫道：“八月底與魯迅對罵，頗有趣，此人已成神經(jīng)病�！�(見1929年8月日記)然而兩位大師的決裂，當(dāng)真是由一個小小的誤會引起?若非事前已存有芥蒂猜忌，怎會公然在眾友人前爭執(zhí)?
　　細究林語堂日記，不難發(fā)現(xiàn)早在南云樓風(fēng)波之前，林語堂與魯迅之間已有分歧，林語堂眼中的魯迅早已不復(fù)當(dāng)年他所敬仰崇拜的新文學(xué)旗幟，日記中語及魯迅，多有不恭之辭。追根究底，這根源于二人對于中國人的“國民性”截然不同的看法。
　　林語堂的國民性探究是一種兼及正負的較為全面的研究和描述，他雖然也認為中國國民性中有若干缺陷，卻也對一些國民性特征譬如“中庸之道”予以欣賞。他推崇的“高地人生觀”，實則是一種融合了儒家的謙遜耿介和道家的超塵脫俗、自然簡樸的人生理想和處世哲學(xué)。
　　林語堂在上海創(chuàng)辦《幽默》，以性靈閑適折射對世事的思索與批評，符合林氏一貫的國民性理論，而這樣的做法，卻被魯迅視為怯懦與奸猾。魯迅猛烈抨擊的中國國民性，聚焦于占國民最大多數(shù)的農(nóng)村底層民眾的贏弱病態(tài)的精神狀態(tài)。他所關(guān)注的大多是令他極難忍受的愚昧、麻木、怯弱、懶惰、巧滑、茍安、奴性、精神勝利、自欺欺人甚至“人吃人”等，一向痛加批判，且語多峻急，極盡譏諷。這一根本性的分歧，在林語堂的日記中亦有記載：“魯迅說中國人談不到個人主義，談不到‘主義’，只是個體自由行動而已。我說‘欺負人’共‘被欺負’是中國社會的兩階級，是一切社會沉寂之原因。中國只有tribal morality游族倫理觀念一中國人之倫理進步只到此點而已�！�(見1929年1月24日日記)此次討論的不歡而散，使二人友誼瀕臨破裂。半個多月后，林語堂已刻薄地將探望魯迅稱為“看神經(jīng)變態(tài)”了。(見1929年2月16日日記)
　　南云樓風(fēng)波后，林語堂日記中絕口不提“魯迅”二字，取而代之的卻是與周作人、胡適、徐志摩等人往來親密。此時在林語堂的眼中，魯迅不再是當(dāng)初攜手互助的同志，而是深惡痛絕的敵人了。
　　談及魯迅與林語堂的恩怨，世人只知“南云樓”，卻不知二人早為“國民性”爭論分道揚鑣，這段秘聞過往，若非林氏日記的重現(xiàn)，恐將湮沒于長河歲月。透過林語堂筆端私密記載，得以重拾歷史的真相，從此對魯迅與林語堂的研究，或?qū)⒅匦掠枰远�義，對近代中國新文化運動、新文學(xué)史料研究而言，亦是極富意義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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