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廣東省經濟特區(qū)條例》和《福建省廈門經濟特區(qū)條例》,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經濟特區(qū)正式成立�！疤貐^(qū)”這個有著強烈政治意涵的符號,在中國已經有30年歷史。
　　“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這樣一種關于特區(qū)起源的浪漫主義想象,忽略了決策過程中上下左右的權衡與掂量�！皻⒊鲆粭l血路來”的宣示,彰顯了高層制度變革的苦心與決心。
　　得到了政治上的肯定,嘗到了發(fā)展的甜頭,“特區(qū)”成了一塊閃閃發(fā)光的金字招牌,引發(fā)了模仿與效范。于是從1984年開始,逐漸地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了“經濟特區(qū)──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qū)──沿江和內陸開放城市──沿邊開放城市”的多形式多層次的全方位開放新格局。除了海南,這些地區(qū)雖然沒有用特區(qū)之名,也或多或少享有特區(qū)之實,各種政策、制度的優(yōu)惠只有量的差別沒有質的不同。
　　當出現這么多特區(qū)的時候,特區(qū)就開始不“特”了。于是,出現了“深圳,你被誰拋棄”的疑問。時移世易,在改革精神似已消退、既得利益根深蒂固的今天,“特區(qū)”還有多少領風氣之先的意涵和氣魄?“特區(qū)”的特權在需要打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時代有意義,在今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并逐步完善的背景下還能有合法性嗎?
　　顯然,我們不能迷失在一哄而上、爭先恐后申報“特區(qū)”的喧鬧中,而是應該重新認識特區(qū)。特區(qū)依然可為。
　　對既是“老特區(qū)”又是“新特區(qū)”的深圳來說,創(chuàng)新是它的生命。如何完成從謀發(fā)展到進行體制創(chuàng)新的轉變?如何通過綜改為新一輪改革注入新的活力?如何通過社會改革實現關內外一體化?如何從咫尺之外的香港汲取“軟實力”?深圳的選擇,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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