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憲到排滿的政治轉(zhuǎn)變 　　 　　1894年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今山西大學的始創(chuàng)者、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用中文翻譯出版了麥恩西《十九世紀史》一書。除了宣傳西方的科學成就，他提出了一個問題：什么是中國在最近60年蒙受外國戰(zhàn)爭、賠款和反復侮辱的原因?
　　這個問題正是康、梁等中國知識分子在整個100年來試圖尋找的關(guān)鍵。既然現(xiàn)實的世界中，“上帝正在通過鐵路、輪船和無線電削弱各個民族間的防御，以便大家作為一個家庭的兄弟生活在和平與幸福之中”，中國如何成為具有此身份的一員是問題的關(guān)鍵。
　　梁啟超與西方的第一次間接接觸是拜康有為為師，與西方的直接接觸伊始則是給李提摩太當中文秘書。從康有為的“公平三世”說中，梁啟超提煉出科學、民主、繁榮與和平的思想。此時的他關(guān)心中國文化的聲譽是否會被那充滿力量和朝氣的西學打翻在地。
　　他擔心如果自己在宣揚從社會走向國家的道路中，一旦失去了他所謂中國人最缺乏的愛國主義――過去中國人有的不過是忠君的思想――中國人將失去自我，忘卻自己國家的價值。他描繪說，那時有德行的人為謀求生存而成為外國人的雇員，墮落的人為了顛覆自己的國家進一步成為民族的叛逆……這一切不啻是一則令人震驚的預言。
　　一個民族只有不失去自己的特征，而這些特征又確實是來源于這個民族的歷史時，她才可以獨立于世。所以在西學的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最初極為看重的，是必須行動起來，保護中國的民族特點。否則當一個民族的特點被清除時，這個民族也就死亡了。
　　這是梁啟超和老師康有為的共同之處。他們意識到要尋找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優(yōu)點，以證實中國的衰敗不過是沒有堅持孔夫子的正道而走上被人篡改的邪路。這正是康、梁試圖依靠皇帝進行改革的根本動因。他們寧可譴責國家的腐敗，卻不譴責導致這一腐敗產(chǎn)生的獨裁制度。這并非是一種傳統(tǒng)的奴性，而是擔心隨時可能出現(xiàn)的國家在精神信仰上的崩潰。
　　然而在日本的游歷和學習終于讓他開始意識到這其中難以解決的悖論。他和老師康有為看來完全可以實施的、不否定專制皇權(quán)的變法，竟然依舊被實質(zhì)的專制者視為死敵。
　　在康有為等維新派看來，依據(jù)國際政治實例，效仿西學變法完全沒有任何問題。過去落后的日本和被歐洲鄙夷的俄羅斯在明治天皇和彼得大帝的改革下迅速成為世界強權(quán)。相反那些具有光輝歷史文化的古老國度，中歐的波蘭、亞洲的印度，早已成為列強蠶食的肉糜。
　　一位目睹了戊戌變法過程的人曾經(jīng)記載了他在政治斗爭中看到的非理性和幾乎是兒戲�！翱怠⒘褐�案，新舊相爭、旗漢相爭、英俄相爭，實則母子相爭。”慈禧與光緒的權(quán)力斗爭固然愚蠢，但對于慈禧太后為代表的滿洲統(tǒng)治階層而言，最大的威脅乃是漢人，康、梁的君主立憲夢想根本就是一廂情愿。
　　1900年八國聯(lián)軍侵華之役以悲慘的毀滅證實了這個觀點。在中國統(tǒng)治階層看來，歷來未有攻克首都而不改朝換代者。此時西方列強3次攻占北京，卻只要賠款不要政權(quán)。
　　八國聯(lián)軍侵華時梁啟超雖然不在中國，他卻意識到，西方列強不是歷史上襲擾中原的匈奴、突厥、女真，也不是徹底征服漢人的蒙古和滿洲，它是一個不可能被中原文化同化的強大對手。
　　自秦漢以降，數(shù)千年中國歷史是一部君民博弈的歷史。統(tǒng)治者的駕馭之道，無非“鎮(zhèn)壓”與“愚民”。對歷代中國獨裁政權(quán)而言，最大的威脅永遠來自民眾而非海外。
　　在梁啟超看來，“君權(quán)日益尊，民權(quán)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國家危亡之際，滿清竟然仍懼漢人以變法得政權(quán)，更聽信俄國人的讒言，認為變法后的中國必無滿人天下，這無非是寧信洋人不信家奴的實證。而清廷的洋務運動看似要著力抗御外侮，其實卻“專以屠戮國人為能事”。
　　繼承《孟子》民本思想的梁啟超(他否定的是《茍子》一脈)自然認為：“故政府之視民也如盜賊，民之視政府亦如盜賊；兵之待民也如草芥，民之待兵也亦如草芥。”從日本展開來的視野和進步，讓梁啟超意識到一個無能無德的政府若不改變，國家絕難轉(zhuǎn)危為安。
　　“中國之地不貧而國貧，中國之民不弱而兵弱，是世界一怪現(xiàn)象也。然而其貧之弱之者，必有一魔鬼實作梗作弄于其間。吾國民但當求得魔鬼所在而祓除之。”這魔鬼在此時旅日的粱啟超看來，就是清廷。
　　梁啟超曾經(jīng)談到一件事。某國公使說，醇親王曾經(jīng)對自己表示，中國軍隊只是為了“防家賊”而“非為御外侮”。由此觀之，慈禧“量中華之物力，結(jié)與國之歡心”豈止是一介婦人的褊狹，完全是整個清政權(quán)數(shù)百年來全部心事。剛毅說的更加赤裸裸：“我家之產(chǎn)業(yè)，寧可以贈之于朋友，而必不與家奴；朋友謂俄國，家奴謂漢人也�！�
　　對“家奴”的百般提防，如何能讓這些從不乏愛國情懷、以天下事為己任的中國知識分子得到為國效命的機會?康有為考秀才3次失敗，考舉人6次不中，歷經(jīng)18年。梁啟超雖然17歲之年就已考中舉人，但和他的老師一樣，不但缺乏在仕途上升遷的任何機會，且直到清覆滅都為清廷所通緝。
　　梁啟超此時對于君權(quán)的仰賴轉(zhuǎn)變?yōu)閼岩珊头穸ǎ�也開始讓他和康有為產(chǎn)生裂痕。對于梁啟超開始提倡的“革命”、“排滿”論，康有為深不為然，屢次責備。然而梁啟超已經(jīng)清晰地在自己的寓言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中。借用主人公李去病的一段話表明了自己關(guān)于政權(quán)與國家，統(tǒng)治者與人們之間的新看法：“我也不是一定和什么一姓的人做對頭，只是據(jù)政治學的公理，這政權(quán)總是歸在多數(shù)人的手里，那國家才能安寧的。但凡人類的天性，總是以自己的利益為先，別人的利益為后，所以主權(quán)若是在少數(shù)人，一定是少數(shù)的有利，多數(shù)的有害；主權(quán)若是在客族，一定是客族有利，主族有害�！�
　　為此梁啟超辦了他在日本的第一份報紙《清議報》，抨擊清廷的腐敗、昏庸、賣國和獨裁�！皾M廷之無可望久矣，今日日望歸政，望復辟，夫何可得?”他同時也認識到，即便某日歸政皇帝，而“滿朝皆仇敵，百事腐敗已久，雖召吾黨歸用之，而亦不能行其志也”。
　　至此，在梁啟超看來，“排滿革命”才是救中國獨一無二之法門。
　　
　　與康有為的矛盾
　　
　　1899年12月19日，從橫濱出發(fā)前往夏威夷之前，梁啟超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吾于日本，真有第二個故鄉(xiāng)之感�！贝藭r在日本以東，世界上最有朝氣的國家也吸引著他。在夏威夷�；蕰�的邀請下，粱啟超前往訪問美國。美國新聞界洞悉梁啟超來訪的目的。報紙用煽動性的句子描繪海外華人的期待。
　　“大共和國的夢想，使全部唐人街顫抖�！�
　　“梁啟超借助于描繪新中國，喚起潛在的愛國熱情�！�
　　雖然這次夏威夷之行因為島上的疫病一度受阻，但此后經(jīng)幾個月島上的旅行回到日本后，梁啟超開始更深刻地認識世界。
　　多年后梁啟超曾如此評價“公車上書”運動：“中國之‘群眾的政治運動’實自此始。”從實質(zhì)上看，他所謂的群眾，不過是這個國家總?cè)藬?shù)極少的文人儒生。絕大多數(shù)還是被排除在帝國統(tǒng)治階層之外的失意者。政治運動的方式則是自上而下，而非西方概念中群眾性運動的自下而上。 　　缺乏群眾基礎(chǔ)是中國難以照搬西方民主政治的關(guān)鍵，梁啟超后來認為，要為此做點什么，最重要的是開民智，培養(yǎng)具備現(xiàn)代國家資格的新國民。
　　如此，制度之爭已經(jīng)不再是他認為的根本原因�！肚遄h報》�？�后，他繼續(xù)開辦《新民叢報》，向讀者介紹他的“新民說”。所謂“維新”不過百日，實在是群眾力量缺失。于是梁啟超堅定地認為“欲維新吾國，當維新吾民”。
　　梁啟超和康有為的思想分歧其實早有端倪，但他日后認為，因為自己的軟弱，延遲了師徒矛盾的公開。
　　1902年2月，梁啟超在橫濱創(chuàng)刊《新民叢報》時，“欲維新吾國，當維新吾民”的思想就已經(jīng)和康有為產(chǎn)生分歧。他甚至公開向康有為表示：“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所不惜；與四萬萬人挑戰(zhàn)，吾所不懼。”
　　從黃遵憲對他的勸誡可以看出，這完全是他的自覺和自省。因為在此之前，梁啟超一直信服康有為的“尊孔保教”說。黃遵憲曾以西方近200年歷史勸他，那些200年前天主教盛極一時的國家，今天早已在政治中極力抑制宗教的干預。1903年之前，梁啟超的思想一度類似孫文的“革命派”。他通過《新民叢報》講革命，談破壞，贊斗爭。然而最終讓他棄絕“尊孔保教”說，甚至棄絕革命，則是在1903年10月從北美游歷返回日本之后。
　　
　　北美之行：一生思想的轉(zhuǎn)折點
　　
　　1899年冬，美洲�；蕰�剛剛成立時，曾電邀梁啟超前往美國。但梁啟超此行最終止步于夏威夷，后因為國內(nèi)起義之事返回。在此后經(jīng)歷了南洋和澳大利亞的旅行后，梁啟超重返日本居住兩年，最終于1903年2月開始了北美之行。
　　從加拿大溫哥華登岸，梁啟超的旅行經(jīng)由加拿大法語區(qū)的蒙特利爾，轉(zhuǎn)向世界最大都市紐約。此后在美國十幾個城市、長達數(shù)月的游歷，讓他更多關(guān)注美國的政治生活。
　　在溫哥華，當?shù)刂袊�維新會已經(jīng)建立。溫哥華百分之六七十的當?shù)厝A人都已入會，每3年開大會一次。有權(quán)投票的維新會會員有6000多人，但投票數(shù)量不過上千人。維新會甚至耗資在城內(nèi)建立會所，效法立憲國家的選舉法共推機構(gòu)人員。梁啟超寫道，選舉期間，加拿大3個主要城市同時開票，相互用電報報告票數(shù)的多寡。而在競選期內(nèi)，各候補者四處游說，與美加等國的選舉幾乎別無二致。他指出，中國以后若書寫政黨歷史，美加的中國維新會應該是起點。
　　此次美國之行的結(jié)果便是《新大陸游記》。梁啟超在書中的描寫，顯示出一顆如同少年般求知和激動心。他寫道，從內(nèi)地到香港，眼界為之一變，對照出內(nèi)地的孤陋；抵達日本，眼界又為之一變，香港、上海又顯得不如；到了太平洋對岸，眼界又為之一變，日本也不足道，當橫貫北美抵達美國東海岸，西海岸的繁華又顯遜色。
　　當?shù)诌_美國的心臟紐約時，中西文明的對比和反思似乎達到極點。梁啟超寫道：“紐約當美國獨立時，人口不過二萬余，至今二十世紀之初，更驟進至三百五十余萬……今欲語其龐大其壯麗其繁盛，則目率于視察，耳疲于聽聞，口吃于演述，手窮于摹寫，吾亦不知從何處說起�！�
　　在游歷美國首都華盛頓時，中美兩國政權(quán)之對比，令梁啟超大為嘆服。北京最壯麗的建筑顯然是皇權(quán)之象征紫禁城，而華盛頓的政府建筑，最宏敞者為國會。其次為兵營、郵局，而大總統(tǒng)居住辦公的官邸白宮，不過是一棟簡陋的兩層小樓。
　　在紐約還有這樣一個小插曲。
　　在寸土寸金的紐約市，梁啟超看到于城市中央竟然有面積驚人的中央公園。這個世界上公園面積最大的城市放棄如此昂貴的土地作為公用，讓梁啟超感嘆，如果以中國人看來，肯定認為是暴殄天物，浪費土地。否則改為市場以出售土地，將得到“三四倍于中國政府之歲入”。然而公園給市民帶來精神上的愉悅，是在中國所從未體驗過的。此次美國之行更難得的體驗，還包括與美國當代精英的接觸。
　　梁啟超的美國之行會見了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也曾與J．P．摩根這位當時美國最有權(quán)勢的商業(yè)領(lǐng)袖見面。雖然閑談不過3分鐘，但梁啟超從多方的了解中，將這位20世紀初期的商界傳奇人物描繪為“實業(yè)拿破侖”。摩根臨別的一句贈言讓梁啟超頗為認同。這倒正好暗合了他離開北美返回日本后對此前激進政治態(tài)度的轉(zhuǎn)變。
　　萬事須未雨綢繆，成敗決定于著手之前。這是摩根對他的贈言。美國之行不僅僅是對壯麗和文明的領(lǐng)略，在對社會細微的觀察中，梁啟超卻認為，未來中國政體如何選擇，需要依據(jù)自身土壤，慎之又慎。
　　重回開明專制君主立憲制
　　“共和共和……吾與汝長別矣�！痹诮Y(jié)束了美國之行后，返回日本的梁啟超，竟然對一度寄予希望的民主體制進行了徹底否定。準確地說，梁啟超此時否定的不是共和體制本身，而是否定共和體制在中國的實踐。
　　紐約壯麗的高樓和公園不足以效仿嗎?梁啟超卻認為：“天下最繁盛者莫如紐約，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紐約�！�
　　在梁啟超看來，美國的政治制度總體是弊大于利。對于美國各大政黨操縱著國家政治生活的現(xiàn)實，他認為其中最大的問題在于選舉制。梁啟超認為，美國選舉制產(chǎn)生的總統(tǒng)競選，是以“黨派之私見為之”，而不顧國家百年大計。美國頻繁的選舉在他看來讓官場成了拍賣場。官員任期太短，難以真心履行職責。更重要的是，美國過于繁多的選舉，讓多數(shù)缺乏政治經(jīng)驗的市民無力分別候選人的才干，難以選出有智慧的領(lǐng)導人。在梁啟超看來，一個旨在尋求公眾喝彩而不是謀求解決真正問題的民主制度未必就比開明的君主立憲制度更加優(yōu)越。
　　對于在中國實施民主制度的懷疑還來自他對北美華人社會的考察。歷經(jīng)8個月、幾十個城市的訪問后，梁啟超認為若仿效美國政治制度，當時的中國完全缺乏其制度基礎(chǔ)，那就是合格的國民。
　　他在《新大陸游記》中指出，當時的中國人具有四大缺陷：有民族資格而無市民資格；有村落思想而無國家思想；只能受專制不能享自由；無高尚之目的。
　　在他看來，美國社會所需要的是具有自治能力的公民，而不是在中國傳統(tǒng)宗法制度下有族制能力的族民。因為這些群體性缺點，北美華人始終無法組成一個有秩序的、團結(jié)有為的華人社會。反倒是各族之相爭、械斗之頻繁，比其他任何地方的華人都激烈�！拔嵊^全地球之社會，未有凌亂于舊金山之華人者�！�
　　既然在美國這種民主、自由的共和政體下浸淫多年，華人仍舊不能成為文明之國民，建立起有秩序的華人社會，梁啟超認為，國內(nèi)素質(zhì)遠遠不如的國民更沒有直接照搬民主政體的可能。
　　梁啟超認為，中國人的素質(zhì)根本不能為民主共和制這株植物提供賴以生根發(fā)芽的土壤，若貿(mào)然實行民主共和制度，“無異于自殺其國也”。而政治土壤缺失的首要因素，在梁啟超看來，是中國人從無現(xiàn)代國家的概念。
　　從過去認可盧梭到認為其理論存在缺陷，梁啟超認為盧梭沒有看到社會與國民的根本區(qū)別。對于中國來說，最為重要的是將傳統(tǒng)的“部民”轉(zhuǎn)變?yōu)榫哂鞋F(xiàn)代國民意識的“國民”，建立一個現(xiàn)代國家。至于平等、自由的訴求則在國家之后。
　　“共和國民應有之資格，我同胞雖一不具�！绷簡⒊�認為，如果中國強行照搬共和政體，不但得不到幸福，反而面臨亂亡；不但國民得不到自由，反而要重返專制。 如果中國實行了共和制，必將如同接納了美國政體的南美國家一樣，在每一屆總統(tǒng)任期滿后，都會爆發(fā)軍隊和人民的戰(zhàn)爭，爆發(fā)下層和上層、省和省、黨派和黨派的混戰(zhàn)。
　　一個最大的歷史教訓，在他看來，就是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訴求自由、平等、博愛，卻以其革命的暴力和嗜血而聞名歐洲，卻最終導致革命的恐怖。國民以鮮血澆灌的果實卻為封建竊取，淪為專制，雖歷經(jīng)80多年時間，也沒有取得美國那樣的自由與和平。
　　或許是想到了在他出生時代才剛剛平息的太平天國運動，梁啟超認為，1000年后人們談到法國革命時也會悲傷顫抖。而若在中國引發(fā)革命，最終將導致外國干涉。而在破壞方面，他堅信中國將比歐洲持續(xù)更長、破壞力更大的造反。這其中的悲慘，只要想想太平天國和庚子之役就不言而喻。
　　從另一個方面，歐洲以英國為大成的君主立憲制成為他宣稱的理想政體。雖然對歐洲的旅行要等到離開北美后多年，但他已經(jīng)有充足的例證確信，英國是世界上最繁榮的民主國家，英國人民熱愛他們的君主。
　　在這個見解上，他和亞里士多德達成了一致。因為開明君主制正是亞里士多德提出的政府類型中最好的一種。而在梁啟超看來，彼時的歐洲，除了法國和瑞士，所有國家都是君主政體，其中只有俄國和土耳其實行獨裁。而世界上的10個強國，除了俄國、法國和美國，都是君主立憲國家。
　　
　　從革命前沿隱退幕后吶喊
　　
　　梁啟超的觀點有多大程度上的正確性，時間自會證明一切，蓋棺也不急于一時。但他從北美返回后思想的再次變化，對自己的再次自我否定，則被認為是首鼠兩端．專事逢迎。
　　從迎合世俗來看確是如此。他對社會政治的影響力不如從前，然而他對于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影響力卻可能正好相反。一個研究者分析說，從1898年的改良運動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康有為扮演的角色是渺小的，而梁啟超才是中國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理論界的真正領(lǐng)袖。他對自我的否定，一則是拋棄自我門戶之藩籬，一則是對知識和真理的追求和寬容。
　　從忠君到排滿，從革命到放棄排滿，梁啟超的思想從今日看，充滿了人性寬容的光芒。
　　與革命派的筆戰(zhàn)自然不能簡單一概而論，但對于孫中山“驅(qū)除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民國，平均地權(quán)”的建國方針，梁啟超的某些意義，卻在今日顯示出更寬闊的胸懷和視野。
　　梁啟超對于革命的理解，有褊狹之處，也不無真知灼見。他首先簡單地將革命黨人的理念稱為“復仇主義”，認為如果施行必招亡國之禍。但他也擔心革命將導致絕對的軍人專政，這軍人專制的歷史又果然縱貫民國始終。
　　但對于孫中山理念中最大的分歧，還在于“驅(qū)逐韃虜”，這正是孫中山認為的革命之首要任務。
　　梁啟超認為，以中國而論，滿漢之矛盾無非僅存在于貴族統(tǒng)治階層和漢人之間。過去封閉的中國早已經(jīng)不再是僅有華夷“天下”，相較于滿漢民族矛盾，列強意圖瓜分中國的民族危機才是最大的矛盾。
　　至于滿漢等民族關(guān)系，梁啟超以現(xiàn)代國家而非文化社會的觀點思考其問題。他認為，滿族既然接受中華文化，便和西方列強完全不同。真正有見識的愛國者絕不會歧視滿族人。否則國民相互猜忌，必將出現(xiàn)國家民族分裂的危機。相較于還持單一民族論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梁啟超則認為“通古斯族是與漢、回、蒙、匈奴、圖伯特等族共存的中國范圍內(nèi)的六大種族之一”。顯然，從民國建立后的“五族共榮”政策看，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接受了他的這一觀點。
　　對于漢民族幾百年來被異族蹂躪和壓迫的悲慘歷史，梁啟超如同勇于剖析自己一樣，剖析漢族人性格和生活方式中的弱點。他告誡人們，驅(qū)逐滿族人并不意味著驅(qū)逐了腐敗的政府，反倒會引發(fā)一系列的民族矛盾。而中國的民族主義不應是漢族和少數(shù)民族的爭斗，而是中國境內(nèi)各個民族反對外來的入侵民族。
　　“陶冶鍛煉國民二十年、三十年至五十年，夫然后與之讀盧梭之書，夫然后與之談華盛頓之事�！绷簡⒊�思想的轉(zhuǎn)變已經(jīng)不再對時代政治有任何影響，卻不止影響中國三五十年。胡適在上海學習時曾回憶說，梁啟超的思想“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心，指著一個未知的世界叫我們自己去探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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