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暴力是社會消極因素在青少年身上的一種反映。近年來之所以呈上升趨勢,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家庭教育的缺失與不當。 　　 　　中國從未有過如此重視校園安全,但是,校園血案并沒有因南平校園血案兇手鄭民生被槍決而停止。50余天6起校園血案震驚全國,使校園安全成為上至國務(wù)院總理下到普通民眾高度重視每每提及的問題,甚至“軍警把門,出入必查”。一向被認為最安全寧靜的校園,正在成為警力重點部署的地方。
　　現(xiàn)實是,校園安全存在潛在的隱患。
　　
　　 情境預(yù)防滯后
　　
　　3月23日,福建南平一小學發(fā)生兇殺案。被殘忍殺害的8名小學生尸骨未寒,而后又連續(xù)在廣東、江蘇等地發(fā)生校園兇殺案。4月29日,《南方都市報》記者兵分三路,對深圳福田、南山、龍崗部分幼兒園安全狀況進行了摸底調(diào)查。下午3時,深圳南山華萃雙語幼兒園鐵門緊閉,原以為鎖上了,記者撥通門楣上的電話,卻聽見老師說:“門關(guān)著并沒鎖,進來吧!”果真,上樓一看,通往教室的兩道門都沒鎖,距離大門最近的教室不足10米。
　　校園安全隱患令人驚心。有的學校門禁形同虛設(shè),陌生人可以自由出入;有的學校周邊環(huán)境十分復(fù)雜,樓下是快餐店,側(cè)邊是網(wǎng)吧,對面是洗浴城,再往前走還有家麻將館。海南三亞市民建議有關(guān)部門展開專項整治,對學校周邊的網(wǎng)吧、游戲廳、發(fā)廊、KTV、桑拿房等容易對學生造成不良影響的場所進行清理。讓這些場所遠離校園,從源頭上解決校園內(nèi)學生“學壞”的可能,也防止一些社會閑雜人員經(jīng)常聚集在學校周圍,對校園安全造成威脅。
　　很多學校的安全設(shè)施嚴重不足,像國外學校校園內(nèi)常見的報警柱在國內(nèi)學校還非常少見。更多學校的保安是兩手空空,如果遇到歹徒,保安只能赤手空拳與之搏斗,值夜班的保安裝備也只有手電筒。
　　另一方面,長期以來校園保安承擔的職責和風險與所得報酬不符。不少學校招用的保安不是老弱,就是“擺設(shè)”。有的校方招保安的出發(fā)點不完全是建立在安保上,還建立在內(nèi)部人員就業(yè)吃飯上。這就難免產(chǎn)生“刷鍋把子戴上帽就是保安”的悲哀。2008年4月,海南萬寧中學高二年級一陳姓學生因上晚自習遲到遭到校警毆打,后老師和同學不得將陳某送往萬寧市人民醫(yī)院急救。某些濫竽充數(shù)的保安竟成為校園的不安全因素。
　　
　　 家庭教育缺位
　　
　　“不能一出事就把板子打到學校、公安等部門,家長也應(yīng)當反思。要把安全預(yù)案放到學生腦子里�！彼拇ù髮W法學院教授周偉呼吁。
　　今日的父母,忙于工作、忙于開會、忙于應(yīng)酬……每日與孩子相處的時間,只有寥寥數(shù)分鐘而已。他們大多仍沿用傳統(tǒng)的教育模式,重智育輕德育,很少、甚至不愿傾聽孩子的心聲。不少孩子將視線投向了網(wǎng)吧,希望在那里找到傾訴的對象,尋求解決青春期困惑的途徑。
　　海南醫(yī)學院附屬醫(yī)院心理醫(yī)生岳攸雯認為,網(wǎng)絡(luò)在提供信息的同時,也使孩子們接觸到相當多的打斗和槍戰(zhàn)等暴力血腥的場面。而家庭暴力是造成校園暴力最直接的誘因。但家庭暴力并非“棍棒式的強制”,還有“溫柔的強制”。如果孩子們再遭遇父母離異、家庭不睦、極度貧困等負面刺激,就很容易形成一種攻擊性人格。
　　2005年,海南接二連三地上演少年校園暴力。在海口板橋路金花菜市場附近,有一伙十多歲的少年長期在此收學生保護費。據(jù)海師附中工作人員介紹,這一伙少年大部分是瓊山某中學的學生。當年9月,文昌市二中一女生被四名女生輪番抽打了200多個耳光,耳膜破裂住院。在長達一小時的暴行里,她的室友躲在寢室里,不敢相救。
　　海口市美蘭區(qū)法院紀永明法官認為,校園暴力是社會消極因素在青少年身上的一種反映。近年來之所以呈上升趨勢,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家庭教育的缺失與不當。
　　一些家長在得知孩子被人勒索或欺負后,不是積極地去找學�；蚶蠋熯M行溝通,而是給孩子灌輸以暴制暴的思想。一位家長告訴孩子:“人家罵你你就打他,人家打你你就踢他,要是打不過了還有爸爸!”還有一些家長在得知孩子被人勒索甚至被打時,只是告訴孩子要離那伙人遠遠的,看見他們就跑,而不是告訴孩子要拿起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quán)益。
　　
　　 社會叢林法則
　　
　　小說《蒼蠅王》中講,小孩如果沒有經(jīng)過一個充分的教化的話,他可以很殘忍。而他那個殘忍通常表現(xiàn)在去虐待比他更小、更弱、更沒有反抗能力的東西上,比如說昆蟲。
　　在中國人日常生活的觀念中,社會是一個比較冷漠的概念,至少在現(xiàn)在人們的觀念里面,社會幾乎相當于“江湖”。
　　鄭民生、陳康炳、徐玉元……是游走江湖不太成功又不安于現(xiàn)實的“殺手”。在感覺自己無論怎樣掙扎都是麥草垛最底下那根稻草時,他們便揮刀向比他們更弱小的群體。
　　如同美國總統(tǒng)談起制造校園槍擊案的兇手時稱其為懦夫一樣,這些校園血案制造者的行為也是一種懦夫行為,他們沒有勇氣面對自己存在的問題,不敢面對比自己強硬、沒有把握戰(zhàn)勝的對手,就把更弱者作為自己的泄憤對象。
　　江蘇泰興鎮(zhèn)中心幼兒園血案發(fā)生后,4月30日有民眾游行,他們高喊:“我們要真相,我們要寶寶”。
　　殺害學童,有人也將其定位為“報復(fù)社會”。對于殺害校園學童事件,輿論絕大部分持嚴厲的譴責態(tài)度,因為兇手與被害人之間并沒有“冤有頭,債有主”的關(guān)系。被害學童是純粹的無辜受害者,而且他們之所以成為受害者,是因為他們是最缺乏自我保護能力的弱者。
　　在恃強凌弱、傷害無辜的叢林世界里,暴力行為純粹以無辜的弱者為對象,冷血殘害變成了無目的的復(fù)仇。校園慘案不過成為叢林法則下散發(fā)出血腥味的特例而已。
　　
　　 媒體的雙刃劍
　　
　　4月28日9時,制造南平校園慘案的兇手鄭民生,被依法執(zhí)行槍決。就在鄭民生被槍決不到6小時后,廣東省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學發(fā)生兇殺案。陳康炳沖進校園,持刀砍傷18名學生和1名教師。
　　網(wǎng)上熱議媒體正在成為校園暴力幫兇。
　　“這種犯罪是帶有恐怖主義特點的犯罪,是個人恐怖主義行為,他不圖別的了,只希望讓社會感到恐懼�！遍L期研究犯罪心理學的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李玫瑾認為,在案件報道當中,不要把特別殘忍的細節(jié)全部報道得非常清楚,包括鄭民生怎么用刀。“那種刀法全報道出來,我覺得真是很惡劣的�！�
　　犯罪心理學研究表明,大部分潛在的犯罪人同時存在病態(tài)性心理疾病。一種信息發(fā)出傳播后,會有兩種以上不同的接收方式,正常人是知道信息、了解信息;對犯罪人群而言,接收信息就是“方法的告訴”和“犯罪方式的啟迪”。
　　近期頻發(fā)的校園慘案中,媒體的報道被視為對潛在的殺人者有示范作用。
　　福建南平實驗小學發(fā)生八死五重傷血案后,南平市委書記雷春美到醫(yī)院探望受傷小學生時,當?shù)剞r(nóng)婦方玲闖到她面前下跪喊冤,要求政府承擔其8歲女兒在學校被強奸的責任。方玲被官員架走時高叫:“如果我女兒的問題不處理好,我也要去殺人!”
　　社會變革時期,許多人都處于一種“聞善則疑,聞惡則信”的狀態(tài)。犯罪如同疾病傳染一樣,一種犯罪發(fā)生后,這種犯罪有可能被仿效形成復(fù)制效應(yīng)。那么干脆不報,省得麻煩?顯然,輿論的開放、媒體的監(jiān)督,本質(zhì)上是人民監(jiān)督自身權(quán)利運行過程的更為直接簡便的形式,是老百姓訴求與情緒的宣泄渠道。如果不告知真相,就有可能被人歪曲事實,以此為導火線引爆蘊藏的社會矛盾�，F(xiàn)實中,由此引發(fā)的群體事件并非鮮見。
　　
　　林毓銘暨南大學應(yīng)急管理學院公共管理系教授:
　　“止血”和“治病”
　　幼兒、小學生在遭遇襲擊時反抗力量最小,在無法做到有備無患之時,“應(yīng)急”雖是被動的,但也能起到很好的臨時遏制作用。
　　對于校園安全問題,首先要考慮的是怎么樣在技術(shù)的層面,在資金的投入,在綜合的配套,以及各級領(lǐng)導負責的角度,先把我們的損失減到最小。比如有傷口流血了,首先要做的是止血,只有血止了,傷口消毒了,才能更深一步地去了解病因,對癥下藥。
　　防范校外暴力對學校、學生的襲擊,主要是公安部門的職責,而對非外力因素的災(zāi)害,特別是災(zāi)害導致的人員傷亡,警用鋼叉和防切割手套就無能為力了,教育部門責無旁貸。
　　可以說,目前學校中,特別是中小學、幼兒園中,開展這種突發(fā)事件自救的必修課太少了,平時沒接觸沒好好練習,緊要關(guān)頭只能是束手無策。很多孩子至今還沒有學會如何逃離火場、溺水自救,更不用說遇到歹徒襲擊時能抵抗甚至救人了。
　　此外,校園冷暴力,如自殺、自殘等,都是學生心理不健全造成的不理性行為。除幼兒園以外,包括小學、中學、大學都有機會促成校園冷暴力的爆發(fā),學校的防衛(wèi)措施要跟得上。
　　
　　吳飛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
　　還需重塑“中國秩序”
　　“社會”在傳統(tǒng)中國人的生活圈子里,是沒有這種觀念的�，F(xiàn)在有了這樣一個概念,在比較精英的話語里面,它代表著一種正義,一種集體的力量。但在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里,社會總是被理解成一種比較殘酷的,比較冷漠的空間。
　　改革開放以來,個人慢慢被解放,尤其是進入城市社會后,人被原子化,傳統(tǒng)社會倫理失序。此時,整個社會并沒有相應(yīng)形成一套新的倫理體系,結(jié)果慢慢地形成一個很糟糕的惡性循環(huán)。
　　像鄭民生這些校園慘案的制造者,實際上并不都是因為有精神問題,而是出于一股怨氣,這些怨氣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秩序的失衡。比如,說以經(jīng)濟改革為中心,越到最后越變成了完全的實用主義,甚至拜金主義。而各種政策的實施方式也是越來越趨于技術(shù)化、官僚化,而不注重文化倫理。于是形成了這樣一個認知:社會就是比較冷漠,比較殘酷的弱肉強食空間。當鄭民生們要把這個怨氣發(fā)泄出來時,就成了沒有對象地盲目發(fā)泄,變成了危害社會的行為。
　　所以,美好的生活要建立在一個健全秩序的基礎(chǔ)上,秩序不光是說人,說社會,還包括精神上的秩序。我覺得從西方學來的一些現(xiàn)代的觀念,必須以一種中國方式來理解,必須在中國的家庭、國家、社會這樣一個體系里面,給這些現(xiàn)代的觀念放一個合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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