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國古代有沒有駐京辦這種機構?古代在官府的體系內,好像并沒有“駐京辦”這種龐大的機構,但是明清時期興盛的京師會館具有部分駐京辦的功能。 　　官僚體系催生會館
　　最早的京師會館是明永樂年間由蕪湖人、官工部主事的俞謨建于北京前門外長巷上三條胡同的蕪湖會館。
　　俞謨初為構屋自居,任滿還鄉(xiāng)時,交予同鄉(xiāng)之京官晉儉等,充作蕪湖會館。開啟了為同鄉(xiāng)邑人捐資建館的通例。繼之江西浮梁會館、廣東會館、福州會館相繼出現,至萬歷年間北京創(chuàng)建的會館約有4l所。
　　據北京解放后市民政局對391個會館的建館時間的調查:建于明朝的有33個,其中最早的南昌會館建于明永樂年間;建于清朝的341個;建于民國初年的17個,如江西會館、湖北京山會館,最晚者如建于1936年的湖北大冶會館和建于1928年的湖北潛江會館。
　　會館的初建大體分為兩類,一是為來京的地方士紳能夠“初至居�！�,提供一個臨時的棲身之地,所謂“京師之有會館,猶傳舍也。傳舍之則,晨主暮客”。
　　二是為進京赴試的士子提供館舍,即“公車歲貢士是寓”。前者主要在京師的內城,而后者建外城。這近400處會館當中,約占86%為供應各地封建士大夫進京應試解決食宿問題而設立的,有的就直接稱為“試館”。
　　會館起初著眼于解決地方士紳來京之初的居住問題,而時人所指的士紳中有相當一部分應該是新任的大小京朝官。古代官僚制度要求官員實行地域性回避,即官員不得在自己的家鄉(xiāng)任職,清代甚至還有“五百里回避”之制,這一制度決定了士子一旦進入仕途、成為官員,就必須遠離自己的家鄉(xiāng)到另外一個地方赴任。由于地方官可以以官衙為府第,即地方官衙例為前堂后寢之建制,使得官員可以將辦公區(qū)與住宿地合為一體,地方官不存在居住問題。但京朝官則不同,所謂“自來京朝官必僦居私寓”,也就是說,凡為官京城者都要自擇居邸,或購置、或租借,而外省官員入京朝覲或辦事,也要自行解決居住問題。
　　正是由于居住上的不便,自明初以來就有人嘗試于北京的衙門內外建造居邸、甚或買房以解決京朝官以及朝覲官員的居住問題,直到會館的出現,京朝官的居住方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會館最初即具有為京朝官提供住處的功能,可以使其與漢代設于京城、專供進京朝覲官僚居住的郡國公邸相類比。
　　另一方面,吏部每月一次的銓選也聚集了不少候選、候補等引見待銓的人員,此外還有來京覲見與辦事的臨時住京官員以及鄉(xiāng)紳。據清光緒時居官京城的夏仁虎記載曰:“北京市面以為維持發(fā)展之道者有二:一曰引見官員,一曰考試舉子。然官員引見有憑引期限,其居留之日短。舉子應考,則場前之籌備,場后之候榜,中式之應官謁師,落第之留京過夏,外省士子以省行李之勞,往往住京多年�！毕娜驶⒌倪@一記載清楚地說明,在會館接待的鄉(xiāng)紳、官僚和應試舉子等三類人中,以應試者的人數最多、滯留京城的時間最長,而他們往往又是手頭最為拮據之人�？梢�,科舉選官制度促使會館更加注重面向應試的舉子。
　　從明永樂十三年(141 5年)恢復科考,到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以后停止科舉,兩朝先后在北京舉行考試20l科,取中進士51624人,應考的舉子當然要數倍于此數。每次考試期間,數以千計的舉子涌入京師。許多居民特別是試場周圍的居民騰出住房,掛出“狀元店”或“狀元吉寓”的招牌,供舉子們居住。但是這類“狀元店”租金昂貴,一般貧寒子弟是負擔不起的,舉子們追切企盼解決到京后的住宿問題,于是會館便應運而生了。如浙江《山陰會稽兩邑會館記》曰:“明時鄉(xiāng)貢士及庠士之優(yōu)者皆令居太學學舍,不能盡容,多館于其鄉(xiāng)在朝者之邸第……自鄉(xiāng)貢額加廣,于是朝官各辟一館,以止居其鄉(xiāng)人,始有省館。
　　會館文化與地方勢力
　　清代京城的會館,分為縣館、府館、省館三級,省館通常不住人,專為在京士商酬酢集會之用,一般同鄉(xiāng)也可租賃舉辦各種類型的宴會,它是在京同鄉(xiāng)的總聯(lián)誼點。當時,會館中的活動主要有逢年過節(jié)舉行的團拜、聚餐唱戲和祭祀等等。有記事詩曰:“同鄉(xiāng)團拜又同年,會館梨園設盛筵,燈戲更聞邀內眷,夜深歌舞尚流連�！�
　　會館的規(guī)模則因各地旅京人士的經濟實力和熱心程度而各有不同。大的有四五進院落和幾層跨院,有的還建有聚會、宴筵的會所,祭神仙、祭魁星、祭鄉(xiāng)賢的廟宇,有的會館附有花園、游廊,還有的建有戲臺以為聚會演出助興之用。如果再加上各種附產、義園、學校等,規(guī)模就更大了。
　　比如坐落在虎坊橋西南的湖廣會館,歷史上曾是清代徐乾學、岳鐘琪等人的故居。清嘉慶十二年(1807年)由劉云房、李秉和創(chuàng)議公建,道光年間集資重修,曾國藩又再次修建。據該會館志書載:“前院演戲有戲臺一座,后臺10間,北東西三面為看樓,上下共40間,中為廣場,可容千人,舊式之大戲院也�！痹搼驑俏枧_的兩側和前面均有方形采光窗。第一層雅座與池座隔欄桿互相銜接,第二層樓座各柱間,下設欄桿,上裝花格,在花格上懸金匾,書寫‘一等侯爵’、‘世襲一等侯爵’、‘大學士’、‘協(xié)辦大學士’、‘狀元’、‘榜眼’、‘探花’、‘會元’等等,其中熊伯龍之順治乙丑科榜眼是最早的一塊�！苯鹭遗帕�,不難看出其榮耀鄉(xiāng)里的意味。而會館聚集鄉(xiāng)人觀戲與緬懷先賢亦包含了傳統(tǒng)文化美德的教化意義。河南會館在正廳設置了一座岳飛神像,亦包含同樣的意義。
　　隨著科舉制的廢除,會館的功能也發(fā)生了轉變。到了清末,會館成了革新派的基地。1 882年康有為來京應考,就住在建于1824年米市胡同的南海會館內的一個小跨院中。因為院內有七棵樹,故稱“七樹堂”�？涤袨樵谶@里同維新黨人策劃變法的方案,寫過很多維新變法的詩文。有名的“公車上書”的萬言書就是康有為在這里起草的。變法維新運動失敗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廣仁就是在南海會館被捕的。
　　孫中山1912年到北京,曾到珠巢街的香山會館參加集會,并曾到南橫街的粵東新館出席歡迎大會。1912年8月25日,同盟會等組織在虎坊橋湖廣會館舉行歡迎孫中山的儀式,并召開國民黨的成立大會。
　　民國年間,會館還成為一股政治勢力的代號。1914年,廣東各社團公民代表聯(lián)合團就推舉伍廷芳任廣東省長,專函北京粵東會館、漢口廣東會館等。函稱“諸公關懷桑梓,具有同情,請速通電主張,庶足救粵人于水火”,尋求他們的支持。
　　1921年8月29日,上海廣肇公所粵僑商業(yè)聯(lián)合會致北京粵東會館函,要求聯(lián)合致電廣東省長。其文曰:“廣州陳省長鈞鑒,陳獨秀邪說惑民,甚于洪水猛獸,迭電吁請驅逐�！�1924年,廣東商團自購槍械以自衛(wèi),被當局扣留,商團因此也向廣東會館求援。由此可見會館政治影響力之大。會館轉化為革命志士和地方勢力活動的場所,自然使清政府乃至民國政府要加強對會館的監(jiān)督和管理。
　　第一個駐京辦
　　北京解放初期,許多會館管理組織癱瘓,負責人或離京出走�；螂[蔽不出,一個時期竟有60多個會館實際上處于無人負責狀態(tài),不少會館按市政府令,成立了財產管理委員會,但實際上不過是個空架子。不少本籍在京黨政負責人和高級民主人士被列入名單,如政務院副總理黃炎培、法制委員會委員陳銘樞、中共中央華北局劉瀾濤,甚至周恩來總理都被列入各該地區(qū)會館的管理委員會名單,實際上起不到應有的作用。
　　北平和平解放后,為了協(xié)助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處理有關內蒙古方面的各項事宜,1949年3月,內蒙古自治政府駐北平辦事處成立,處級建制。當時該辦事處的設立是為了對在北平居住或在北平有房地產的蒙古族上層人員進行登記;在他們中間有針對性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進行統(tǒng)戰(zhàn)工作;對少數敵特分子和他們的居所進行監(jiān)控,并對其中一部分藏匿槍支彈藥和電臺者進行收繳;接待并負責內蒙古自治政府赴北平辦事的公務人員的食宿及保衛(wèi)工作等。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同年12月27日,國務院(1966)國秘字290號發(fā)電:“國務院決定撤銷各省、市、自治區(qū)人民委員會駐北京辦事處�！备鶕�這一文件,內蒙古駐京辦事處撤銷,房產及大部分固定資產移交北京市第二服務局,辦事處干部返回自治區(qū)。
　　粉碎“四人幫”之后,1978年8月12日,內蒙古黨委領導王逸倫致函北京市委領導,商請協(xié)助內蒙古駐京籌備小組恢復駐北京辦事處的有關事宜,同年9月15日,內蒙古自治區(qū)革命委員會向國務院請示恢復駐京辦事處,同時請北京市歸還原駐京辦事處房地產。在北京市不能歸還原駐京辦事處房地產的情況下,北京市政府同意暫借東城區(qū)崇內旅館。1978年11月27日,國務院批準恢復內蒙古自治區(qū)革命委員會駐北京辦事處,同時批準駐京辦事處人員編制為40人。辦事處的主要任務是:負責辦理自治區(qū)黨委和政府交辦的事項;負責辦理自治區(qū)人民政府各部門、企事業(yè)單位委托的代購、代銷、代儲、代運、代加工等業(yè)務,負責管理區(qū)內各企事業(yè)單位臨時或長期駐京辦事的采購人員,負責調查研究區(qū)外市場動態(tài),及時向自治區(qū)提供經濟信息;負責安排自治區(qū)各部門、各企事業(yè)單位來京人員進出、采購人員的住宿。
　　各地駐京辦走過的路程與內蒙古駐京辦的經歷大體類似。到了今天,到底有多少“駐京辦”呢?據知情人士透露,目前,省、直轄市、自治區(qū)人民政府,以及沈陽、大連、長春、哈爾濱、南京、寧波、青島、武漢、廣州、成都、西安、廈門、深圳、珠海和汕頭等1 5個計劃單列市和經濟特區(qū)人民政府,另有幾家中央級的國有大型企業(yè)派駐的,再加上香港特區(qū)“駐京辦”,總共有53家“駐京辦”。此外,中國各地區(qū)、地級市及以下的政府“駐京辦”也有597家。上述兩類駐京機構都是經有關部門批準設立的,合計為650家,常駐工作人員近萬人,固定資產超過l 0億元人民幣。至于未經批準的企業(yè)和地方政府,甚至地方政府的某個部門在北京設立的辦事處,估計也有3000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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