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院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人稱“中國經濟學界的獵人”。 　　多年來他深入紛繁茂密的中國轉型經濟叢林，緊緊盯著農村問題、企業(yè)改制、行業(yè)改革問題等“獵物”，一旦咬住，“打死不放”，提出富有極強指導性的意見和建議，最終在經濟學研究中自成一峰。
　　
　　深山老林求解心頭困惑
　　
　　周其仁，1950年8月7日生于上海，父母皆是知識分子。受父母的影響，周其仁自幼酷愛讀書學習。由于孜孜不倦地勤學苦讀，終學得一口朗誦特長，無論唐詩、宋詞等古典詩文，還是《人民日報》、《紅旗》等現代報刊，均能信手拈來朗朗誦出，不錯一字。
　　孩提時代的周其仁，還非常善于思考。那時候，國內物資供應緊張，國際時事風云變幻。雖說不過十來歲，但他總能在大人們圍坐閑聊的時候，冷不丁地接過話茬，就憑票定量購買生活用品、前往高價飯館吃飯和古巴危機、中蘇論戰(zhàn)等熱點問題侃侃而談，且觀點之獨特、邏輯之嚴謹，常常引得大人稱奇。左鄰右舍皆夸周其仁日后必成大器。
　　1966年6月，周其仁輕松愉快的日子結束了。十六歲的他剛讀完初中，甚至連畢業(yè)證還沒來得及領取，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爆發(fā)了。和無數的同齡人一樣，他也身不由己地卷入了“鬧革命”的浪潮中，三年后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成了一名上山下鄉(xiāng)的知識青年，來到黑龍江完達山的深山老林，做狩獵工人。
　　在深山老林里，周其仁跟著老師傅一起，或者是挖陷阱、下繩套、做偽裝，或者是制獵槍、削木簽、配彈藥，或者是察足跡、識糞便、辨野獸，很快練就了一身獵人的本領。但隨之而來的是，他開始對與世隔絕的山野生活感到乏味了。淳樸善良的老師傅看在眼里，再次往山外運送獵物的時候，順手捎了一本書回來：“娃兒，跑了好幾個地方，也就找出這么一本來，你就湊合著看吧！”接過來瞄了一眼，竟是《資本論》。書很舊，紙發(fā)黃，還是豎排本，顯然是從不被人注意的旮旯里扒拉出來的陳舊玩意兒。在缺少精神食糧的時代，這已經足夠了。
　　“龐大的商品堆積……”這是《資本論》開門見山的第一句話，周其仁讀了不禁哈哈大笑，“在我這會兒生活的地方卻是聞所未聞，方圓幾十里全是寂靜的山林，最近的一家小賣店也在四十公里以外，但里面絕對沒有龐大的商品堆積！”不過，也正是這種巨大的反差，讓年少的周其仁慢慢地困惑起來：師傅樣樣能干，甚至連肥皂和獵槍子彈都可以做出來，為什么還是窮得每件衣服都是補丁摞補丁，過著遠比我在上海的父母還要貧窮的生活？更要緊的是，師傅還說，幾十年前，當地人可以趕馬爬犁到俄羅斯以貨換貨的時候，許多營生倒是無須親力親為的。這難道不是說，“市場擴大引發(fā)分工深化”的發(fā)現，也可以反過來用――狹窄的市場容不得分工，再“大干苦干”也無從提升生產率并擺脫令人絕望的貧困？
　　沒有人給出答案。因而，困惑之余，周其仁只有抱著《資本論》一頁一頁地啃下去，他希望通過“熟讀百遍”來“其義自見”，找到師傅生活貧困的根本原因。
　　周其仁沒有讀夠百遍，卻抓住了一個有可能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制度，沒有讀過高中的周其仁抱著試試的心態(tài)，報了名。整整十年沒有摸過課本了，想要考上大學，難度可想而知。忐忑之余，周其仁心里還是有些把握的，畢竟當初的功課底子還在，而且這些年來還從《資本論》中學習到了不少東西，他對自己有信心。
　　1978年年初，周其仁的命運終于出現了轉機，他接到中國人民大學寄來的錄取通知書。這個在東北的深山老林里做了十年狩獵工人的小伙子，總算在接近而立之年，成了一名令人羨慕的天之驕子。雖然遠離了野獸吼叫和山風呼嘯，但多年的底層生活，已經深深地融入了周其仁的人生中，甚至成了他的底色。這使得他在此后的學習和研究中時刻不忘師傅一輩人的生活之貧困與文化之落后。
　　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周其仁為重新獲得學習的機會而發(fā)奮讀書，整天不是在教室里埋頭苦讀，就是鉆進圖書館博覽群書。當年滿腦子的困惑逐漸得到了一些解釋。
　　
　　非黨人士參與制定一號政策文件
　　
　　在讀到大三的時候，周其仁開始在農業(yè)部高級官員杜潤生的指點下做“農村問題”研究，從此，“中國農村”就成了他經濟學研究中最重要的一個板塊。
　　周其仁何以結識了杜潤生？說來也算是機緣：在此之前，為了掌握和了解國內外最新信息，周其仁在勤學苦讀之余，和同學們一起組建了一個讀書小組，經常前往西單商場，傳閱有關美國、日本、歐洲、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qū)現代化情況的報道；也聚在一起收聽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新聞公報，看鄧小平與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的著名談話。而下來后則常常圍坐在一起暢所欲言以交流思想。
　　一次，討論的間隙，一位同學插入一個“題外話”：由于數月干旱，鬧起了饑荒，安徽某地的農民無奈，就商量著把集體的土地分到了各家各戶，不想當年竟然獲得了大豐收。聞聽，周其仁的心突突地狂跳了起來。以前他一直認為農村注定要長時間貧窮下去，似乎沒有什么好的解決法子。而農民太窮、農產品供給不足必然會拖住整個國民經濟發(fā)展的步伐。不想大字不識幾個的憨厚農民自己找到了路子！
　　興奮之余，他不禁納悶了：為什么被實踐證明可以促進生產、解決農民溫飽的生產方式，卻得不到“上層建筑”的合法承認呢？為了尋找答案，周其仁開始嘗試著進行“上層建筑”和“底層基礎”的連接與溝通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周其仁聯合北京各大院校的學生自發(fā)成立了“農村研究小組”，專事研究中國農村改革和發(fā)展面臨的種種問題。在又一次走進農村進行調查、分析和研究時，引起了同樣注重對農村進行研究的杜潤生的注意。于是，周其仁和杜潤生邂逅了。
　　在杜潤生的帶領下，周其仁進一步對農村進行調研活動。此時，中共中央關于研究農業(yè)生產責任制的省市區(qū)第一書記會議已經召開，并形成了決議：現行體制“可以使群眾滿意的，就不要搞包產到戶”；對邊遠山區(qū)和貧困地區(qū)“群眾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經過多方取證，周其仁發(fā)現，早在這項政策頒布之前，包產到戶在全國大范圍內就已經出現過三次高潮，遍及浙江、四川、廣西、廣東、江蘇、河北、河南、安徽、山西和甘肅等十數個省區(qū)。而且，贊成包產到戶的，不但有農民群眾，而且還包括縣、專區(qū)、省、中央部門的黨政負責干部直至部分國家領導人。他分析總結道，這說明解決問題的看法其實早就存在，改革的關鍵是從善如流，使這些方法合法化。因此改革的路徑是“事后承認主義”，各地先根據自己的實踐想出辦法，地方承認，逐步被中央所認證接受，制定相關政策，最后立法確認。這些政策文件并不是給農民看，而是教育干部，讓他們給農民一個為自己的幸福放手一搏的機會。有意思的是，這樣一份出自黨外人士之手的報告，最后破天荒地獲得了相當多的高層領導的贊賞和肯定。而在調研的過程中，周其仁也對改革有了更為深入的理解，為其下定義為“把能解決問題的辦法合法化”。他認為，中國的包產到戶就是底層自發(fā)的努力，逐步得到了國家上層的認可。也就是說，推動中國改革的力量有兩個，一個是早已存在的來自底層的廣大民眾，當遇到新的困境時，他們首先會根據實際情況想出突破的辦法。另外一個是“上層建筑”，國家是否能夠在法律上給予底層民眾想出來的辦法以保護是關鍵。因為如果沒有國家的努力，底層的力量就會自生自滅，不會聚集成汪洋，更不會發(fā)揮出這么大的威力。因此，把兩種力量聯合起來，打通經脈，是中國改革取得成功的關鍵。結果可想而知，極具理性和建設性的見地，又為周其仁獲得高層領導的賞識贏得了相當一部分的分數。
　　在這種情況下，當高層領導審時度勢地準備出臺關于農村改革的政策文件時，不由自主地就想到了年輕有為的周其仁，遂命杜潤生帶著周其仁一起過來討論和制定。就這樣，從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關于農村改革的五個一號政策文件的準備、起草、修訂、制成的全過程，周其仁都參與了其中。而按照規(guī)矩，這些黨內文件是不能讓黨外人士閱讀的！
　　不經意間，年輕的周其仁有了與歷史握手的機會。
　　
　　走進社會，狩獵中國問題
　　
　　在跟著杜潤生調研的過程中，周其仁慢慢地繼承了他“從實際出發(fā)，遵循實事求是路線研究問題”的為學思想，繼而用于指導自己的學術研究。
　　已小有名氣的周其仁，總忘不了自己曾經走過的艱難歲月，更忘不掉像師傅那樣生活在貧困線上的普通民眾，因而繼續(xù)以一個介于政府和民眾之間的疏通者的身份孜孜耕耘，力求為更多的人謀求盡可能大的利益，用孫中山的解釋就是“眾人之事”。這是周其仁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起把目光投向諸如電信壟斷、國企改革、醫(yī)療改革等為全社會所敏感的“眾人之事”的根本原因。
　　1996年，圍繞廣電局和郵電部門都決定入主通信業(yè)務的話題，學術界進行了一場曠日持久的“中國電信產業(yè)發(fā)展戰(zhàn)略”大論戰(zhàn)，各方代表針尖對麥芒各不相讓。在這其中，周其仁不偏不向，他從“電話費太貴了，貴得驚人”的實際情況發(fā)表觀點，首先指出這不是一場普通的學術論戰(zhàn)，而是事關中國是否跟得上信息時代步伐的重要抉擇。他認為，開放市場，打破壟斷才是中國通信騰飛的必由之路。雖然允許一些不成熟的企業(yè)進入市場會帶來重復建設的浪費，但比起壟斷成本仍然可行，兩害相權取其輕。中國實在沒有必要逆全球電信開放的進步潮流，自作聰明另搞一套。論戰(zhàn)的最后，周其仁總結道，必須分步開放中國的電信市場：第一階段，考慮回叫業(yè)務的合法化和通過立法“分立”中國電信的長途電話和市話業(yè)務；第二階段，考慮允許聯通與有線電視結盟，經營市話業(yè)務；第三階段，考慮分別增加長途電信、市話、有線電視和因特網公司的國內許可證；第四階段，考慮國際電信公司經營中國長途電信、市話、有線電視和因特網的許可證；第五階段，允許電信、有線電視和數據傳輸業(yè)務的交叉；最后，完成全新的電信立法，奠定全面執(zhí)行我國電信和信息產業(yè)的法律基礎。觀點之獨樹一幟，批評之一針見血，建議之客觀可行，使得周其仁不但一躍成為論戰(zhàn)高潮中的核心人物，而且還被冠以“電信專家”，以至于媒體一見面就必問他“何時手機開始單向收費”。
　　2007年，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社會發(fā)展部發(fā)布題為《對中國醫(yī)療衛(wèi)生體制改革的評價與建議》的研究報告，稱“我國醫(yī)療的市場化改革基本失敗”，并指出其中問題的根源在于市場化的走向違背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的發(fā)展規(guī)律，直接促使衛(wèi)生部高層表態(tài)：“醫(yī)療改革將以‘政府主導’為基本方針�！币粫r間，各方學派、利益集團紛紛發(fā)表言論，醫(yī)改問題一下子卷入空前激烈的討論中。對此，周其仁細心研讀，發(fā)現該報告存在學術上不夠嚴謹、驗證工作沒有深入全面、多數引用數據并非源自親身調查等諸多問題，遂勇敢地站出來指出，對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執(zhí)行沒有不同的聲音絕不是好事情。同時，開始在《經濟觀察報》高頻度發(fā)表醫(yī)改系列評論，既擺“收紅包、拿回扣、藥價虛高、過度醫(yī)療、醫(yī)療服務差”等事實，質疑“政府主導的醫(yī)療改革究竟會有多大成效”，又講“醫(yī)改的涉及面非常寬，要注意吸收地方改革的經驗，并給地方的多樣化探索留下足夠的空間”等道理，提醒民眾“不要對一攬子的醫(yī)改方案抱過高的希望”，最后指出，唯有“降低準入標準、放寬相對價格的制定權，才有可能在本質上解決醫(yī)療問題”。這些言語犀利、態(tài)度誠懇的評論，后被收編成集為《病有所醫(yī)當問誰――醫(yī)改系列評論》，成為探索醫(yī)改難題的重要參考資料。
　　周其仁總是喜歡深入對市場反應最敏感的區(qū)域，從小的地方著手，以嚴謹的治學態(tài)度對涌現出來的問題加以經濟學解釋，提出頗具價值的見地。久而久之，周其仁的學說博得了眾多人的肯定。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認為他是中國最出色的經濟學家，稱其學說“舉重若輕，真正鞭辟入里，切中要害，對中國的現實有著極強的指導性”；而《南風窗》雜志更是這樣評價道：“即便那些屁股不跟他坐在一條板凳上的人，也必須承認他的態(tài)度是認真的，邏輯是嚴密的，也可以把他的理論當做一個參照系，從中看到思想的火花和另一種可能性�！�
　　
　　直面危機，指點未來出路
　　
　　有人說，周其仁作為經濟學家值得尊敬，在于其緊貼中國地面、以民生為本、不被書本知識束縛且具有國際視野。而這也恰好正是周其仁在經濟學領域自成一峰的關鍵所在。
　　2008年，當各地不約而同地舉辦各種形式和主題的活動以慶祝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時，周其仁卻從肆虐全球的金融風暴中嗅到了未來改革所面臨的巨大危機：在內，一是壟斷行業(yè)等領域似乎很難撼動，勢必造成市場調節(jié)與行政權力調節(jié)相混合，從而導致權力尋租愈演愈烈；二是政治體制改革不像經濟體制改革那樣徹底，接連不斷的官員腐敗必將持續(xù)阻礙發(fā)展進程。在外，與發(fā)達國家的激烈競爭和因中國大變的世界格局，決定了接下來的改革之路甭想一馬平川。因此，他發(fā)出了這樣的感嘆：“改革尚未成功，同志還需努力�！钡�即便如此，周其仁還是對改革的前景充滿了樂觀。他分析，看三個經濟變量可以發(fā)現中國有巨大的成長空間。生產要素的價格依然低廉，勞動力成本低，至于在質量的提高和制度費用的下降上，中國大有文章可做：中國人在學習能力、組織成本和制度成本的節(jié)約上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生產力還只是釋放了一部分。因此，“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出了問題，是好事情，中國的機會來了。我相信，中國有非常美好的未來”。
　　如今，周其仁已入央行出任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開始為改革貨幣政策出謀劃策。有一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過去實施的“松貨幣供給、緊價格干預”政策組合，不是一個太好的組合�，F在應該考慮“釜底抽薪緊貨幣、松動價格促生產”。因為，在通脹持續(xù)的時候，最重要的就是鼓勵生產、增加生產，拿更多的商品和服務來對付市場上已經偏多的貨幣。
　　當被問及有什么力量會把中國進一步推向前進時，周其仁笑了起來：“一個字：‘逼’！”他解釋道，中國的改革是“逼”出來的，往往在苦難的時候可以逼出一條路。中國在經濟好的時候可以解決一些問題，在壞的時候也可以解決一些問題，因為會產生一些“逼”的力量。這種力量會聚起來，就會像當初土地改革一樣產生鬼斧神工的效果，推動中國走過嚴冬，迎來春江水暖。
　�。ㄘ熑尉庉�/金 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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