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當要求被試對數字進行奇偶判斷時，左手對小數的反應較快，而右手對大數的反應較快，該現象被稱為空間數字反應編碼聯合效應（SNARC效應）。大量研究證實了SNARC效應的存在，該效應表明人類對數字的加工受空間表征和空間注意的影響。該文系統地回顧了SNARC效應存在及其發(fā)生階段的證據，對比了Simon效應與SNARC效應，最后嘗試著從空間注意的角度挖掘數字和空間的本質聯系。
　　關鍵詞　心理數字線，SNARC效應，空間表征。
　　分類號B842
　　
　　1 引言――數字空間特性的發(fā)現
　　
　　數字的出現是基于人類對計算物體數目的需要，自從產生以來，數字在人類的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數字能表達出環(huán)境提供給人的精確訊息。人們不僅在計算物體數目時需要借助數字，傳達空間和時間信息同樣需要借助數字概念（比如房間的面積6米×5米，2005年9月22號星期四等）。直覺上看來，人們所進行的數字加工是一種脫離物體的純數字符號加工，不需要空間信息的參與，但事實表明數字和空間存在緊密的關系，數字加工離不開各種各樣的客體，而每一客體都有空間分布上的特性，這些抽象于物體之上的數字概念自然與空間信息密切相關。另外，在學校教育中發(fā)現，那些數學成績好的學生都具備很好的空間想象和空間思維能力；很多偉大的數學家在不同的場合都提到視覺空間表象對他們的數學思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這些事實說明數字編碼和空間信息加工之間存在著某種關聯。但長期以來這種關聯并沒有得到人們的關注，直到1880年Galton在《Nature》發(fā)表文章才明確提出數字具有空間特性。最近十多年，隨著認知科學的發(fā)展和研究手段的改進，探討數字加工的研究不斷增多，數字和空間的關系也引來越來越多的關注目光。
　　
　　2 數字空間編碼存在的證據
　　
　　2.1 SNARC效應的發(fā)現
　　Dehaene等（1990）讓被試把逐個呈現的探測數字（取自1~99但不包括55）與參考數字55相比較，并要求其中的一半被試，當探測數字比55小時用左手按鍵反應，比55大時用右手按鍵反應，同時要求另一半被試做出相反的按鍵反應。結果前一半被試的反應速度明顯快于后一半被試。這種現象引起了他們的興趣[2]。為了進一步探索這種奇怪現象產生的原因，Dehaene等（1993）改變了實驗條件，他們用數字奇偶判斷取代了原來的大小判斷任務，并且改為被試內設計[3]。結果他們再一次驗證了先前的實驗結果，左手對小數的反應快于對大數的反應，而右手對大數的反應快于對小數的反應。Dehaene等把這種數字和空間方位間的關聯命名為空間數字反應編碼聯合效應（SNARC effect）。在此之后，很多研究者采用不同的范式和刺激類型進一步探討了該效應，他們發(fā)現SNARC效應獨立于具體的反應器，并且會在數字大小之外的刺激特性上出現[9,11~13]。SNARC效應的發(fā)現說明數字具有空間特性，為數字和空間的關聯提供了充足的證據，目前SNARC效應已經成為研究數字和空間關系的重要方式。
　　
　　2.2 SNARC效應的廣泛性
　　SNARC效應獨立于數字的具體表現形式和呈現方式，自從Dehaene等（1990）在數字大小判斷任務中發(fā)現了SNARC效應以來，大量采用不同控制條件、不同刺激、不同刺激呈現和反應方式的實驗都先后一致性的證明數字和空間存在著聯合編碼效應。在數字方面，無論是采用阿拉伯數字、點符號表示的數字還是不同語言符號表示的數字（比如英文數字[4]、德語數字[5]、中文數字[6,7]等），無論是判斷數字的大小、奇偶、音素還是對稱性[8,9]，都有相關研究報告SNARC效應的存在；在刺激呈現方面，無論數字是出現在中央還是單側視野[3,10,11]，無論采用的是視覺呈現還是聽覺呈現刺激方式[5]，都出現了標準的SNARC效應；在反應方式上，不少研究者報告SNARC效應出現在使用雙手反應、語言反應和眼動反應的實驗中[10,11,12]。除數字以外，Gevers等（2003）采用字母和月份作為刺激材料，結果仍然出現了SNARC效應[13]。由此看出數字和空間的聯系不是一種偶然現象，它存在于多樣的數量加工中，具有相當的穩(wěn)定性。
　　
　　2.3 心理數字線――數字空間表征的動態(tài)性和自動性
　　人們在進行數字運算時傾向于把小數排列在視野的左側，把大數排列到視野右側，好像大腦中有一條固定的數字線，人們參考這條線把數字從左到右按照遞增的方式依次排列開來。于是Dehaene等把它形象地比喻為“心理數字線”，并認為心理數字線的空間走向反映了空間信息對數字編碼的影響[3,14,17]。心理數字線的發(fā)現在心理表征層次上支持了數字的空間分布特征。
　　后來Dehaene等發(fā)現數字的空間編碼方式并不是固定不變的，數字在心理數字線上的表征具有相當程度的彈性。根據當前任務的需求，心理數字線可以進行動態(tài)調整，Dehaene（1993）采用數字奇偶判斷研究了加工阿拉伯數字0~9所產生的空間效應，他把數字分為0~5和4~9兩種范圍，結果發(fā)現如果把數字4和5放在0~5系列中，右手反應要比左手反應快，但是當放到4~9的系列中時出現相反的情況[3]。這說明心理數字線可以按照當前任務的具體要求進行動態(tài)調整。這種動態(tài)性還表現在不僅個位整數可以被表征在心理線上，多位數甚至負數同樣可以被心理數字線所表示[14,15]。此外，Schwarz和Keus的實驗結果顯示[11]，除了存在水平方向的心理線外，還存在垂直走向的心理線，在這條垂直走向的心理線上大數位于上方小數位于下方，這就讓人想到數字的空間表征可能存在著二維空間的心理表征圖（Internal number map）而不是僅有一條心理數字線；或者存在兩條不同的心理數字線，根據任務要求的不同進行靈活的調整。
　　數字大小在心理數字線上的空間表征可以被自動激活，比如要求被試對數字進行奇偶判斷，雖然這和大小無關，但仍會出現SNARC效應，這表明數字的大小表征可以被自動激活并按照大小順序排列在從左到右的心理數字線上。例如，當要求被試對一系列由紅色“?”組成的線段進行對分時[4,16]，他們能夠準確劃分；然而當線段改為由英文數字單詞“two”和“nine”構成時，被試給出的中分點會分別偏向中心的左側和右側，這說明雖然數字大小和目標任務無關，它在心理數字線上的空間位置表征還是被自動激活，引起空間注意的偏轉，造成錯誤判斷。
　　數字Stroop實驗表明，當要求被試判斷兩個數字的物理大小時，盡管要求被試忽略數字的大小，數字大小信息還是會對其物理大小判斷產生干擾。但有人[17]認為數字Stroop干擾實驗不能充分說明數字大小表征的自動性，因為數字量的大小和其物理大小屬于同一客體的不同屬性，在進行物理大小判斷時，數量大小信息可能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工。為此，Fias等（2001）改進了實驗范式，一個實驗中他們把數字作為無關的背景刺激，要求被試判斷置于數字上的目標圖形的方位，結果仍然出現了SNARC效應[18]，這說明雖然數字大小是無關任務，它的空間表征還是被自動激活并影響了對目標任務的判斷，心理數字線在激活上的自動性和動態(tài)性，進一步說明了數字空間加工的普遍性和靈活性。
　　綜合上述研究，SNARC效應的發(fā)現使人們相信數字和空間關聯的存在，數字的這種空間特性還具有相當的穩(wěn)定性，它不受刺激呈現條件和反應類型的影響，只要實驗中存在和數字大小有關的信息，這些數字的空間表征就會被自動激活；心理數字線的發(fā)現進一步支持了數字在心理空間上的分布特征，大小數是按照空間關系組成一條心理數字線，只要反應手的空間信息和數字大小在心理數字線上的空間信息一致，反應就會加快；而且數字和空間的相互作用是一種自動靈活的過程。
　　
　　3 數字空間編碼的發(fā)生階段
　　
　　對于數字空間編碼發(fā)生階段的探討，可以更直接的展示出空間信息參與數字編碼的具體進程，從而有利于清晰的認識數字和空間相互作用的過程和本質。這主要是通過探討SNARC效應的發(fā)生過程來實現的。
　　關于SNARC效應的發(fā)生階段有不同的看法，Dehaene和Tlauka等發(fā)現SNARC效應是獨立于后期的反應階段，他們認為SNARC效應發(fā)生在早期的刺激呈現階段[1,3]。近兩年來另有一些研究者提出和Dehaene等不一致的觀點，他們發(fā)現SNARC效應并不出現在早期的刺激呈現階段，而是出現在和反應相關的晚期階段[10,20,21]。那么數字的空間編碼到底起源于哪個階段？是呈現刺激的早期階段還是與反應相關的晚期階段？如果是晚期階段的話，那么具體是反應的哪個階段呢?
　　
　　3.1 行為研究
　　持SNARC效應早期起源論的研究者認為，在刺激呈現階段，數字出現的空間位置和數字大小在心理數字線上的空間位置共同引起了SNARC效應，與采用何種反應方式無關。Tlauka發(fā)現數字出現位置的不同會影響SNARC效應[1]，當數字的出現位置和其在心理數字線上的位置一致時被試的判斷速度加快，比如被試對左側視野中小數的反應速度要快于右側視野中的小數，因為出現在左側視野中的小數和小數在心理數字線上的空間位置是一致的，這會加快反應；而如果小數出現在右側的話就與心理數字線的空間走向相反，這會使反應延長；此外，研究者還發(fā)現改變反應方式和類型并不影響SNARC效應的出現。這些結果讓Tlauka等得出SNARC效應起源于早期知覺階段的結論。與此相反，晚期起源論的研究者認為，數字大小在心理數字線上的心理表征位置和反應手的位置共同決定了SNARC效應的出現與否，它與數字刺激出現的方位無關。
　　最近幾年的行為研究結果[10,22,23]大部分都支持SNARC效應出現在反應階段的假說，但是這些研究在操縱變量方面都有自己的不足，要么刺激出現在同一個位置上，要么采用的反應方式相同，缺少在同一實驗中將刺激位置和反應位置綜合起來考慮的研究。鑒于這些不足，Keus和Schwarz（2005）改進了實驗程序，他們對比了數字出現在中央和單側兩種條件，同時也比較了用手和語言進行反應的效果[10]。結果發(fā)現在單側數字―雙手反應的實驗中，沒有出現數字大小和數字出現位置間的交互作用（Tlauka把刺激出現位置和數字大小間的一致性關系稱為“類似SNARC效應”，以區(qū)別SNARC效應），卻出現了數字大小和反應手位置間的交互作用，即SNARC效應。這表明數字的出現位置并不影響其空間表征的形成過程，也說明SNARC效應至少不是出現在早期的刺激呈現階段，而是和反應相關的晚期階段。那么具體是反應的選擇階段還是反應的執(zhí)行階段呢？Schwarz和Keus（2004）對此進行了驗證[11]。鑒于雙手水平方向反應和數字大小存在很強關聯，他們采用眼動來代替雙手進行反應，并對比了兩種反應方式。如果確實是由于反應手和數字的關聯導致了SNARC效應，那么在使用眼動反應的實驗中就不該出現SNARC效應，結果卻發(fā)現，眼動的反應時和錯誤率都表現出標準的SNARC效應。這說明SNARC效應是出現在刺激呈現后的知覺表征階段（與反應相關的早期選擇階段）而不是最后的反應執(zhí)行階段。
　　從時間進程方面，Fischer等（2003）發(fā)現數字空間表征的自動激活會影響空間注意的轉移，但這必須是在刺激呈現后的400~750ms，當延遲期短于400ms或者超過1000ms時，注意轉移效果消失[19]。這進一步說明數字對空間信息發(fā)生作用的時間進程既不是在刺激知覺階段，也不是最后的反應執(zhí)行階段，而是處在中間的反應選擇階段。
　　
　　3.2 電生理研究
　　行為研究只能借助于間接方法對SNARC效應的發(fā)生階段進行推測，所以它只能夠大致說明SNARC效應的發(fā)生階段，要想更精確的定位SNARC效應，就需要借助電生理的研究方法。電生理方法通常在被試進行數字加工的同時記錄并比較不同時間段的腦電活動，這樣不僅能夠確定SNARC效應是否發(fā)生在反應相關的階段，而且能夠直接確定它是起源于反應選擇階段還是反應執(zhí)行階段。Keus等（2004）采用雙手反應的方式，要求被試判斷數字奇偶性的同時記錄頭皮相關點的EEG[20]。鎖定于反應的ERPs顯示，頭皮記錄點Cz和Pz出現顯著的SNARC效應，它在反應之前的380ms出現，持續(xù)140ms左右；鎖定于刺激的ERPs顯示，在記錄點Cz和Fz數字大小和反應手之間沒有顯著交互作用（Keus認為鎖向刺激的epochs平均更好地反映了與刺激相關的效應；鎖向于反應的epochs平均更好地反映了和反應相關的效應），這說明刺激引起的電位平均沒能引起SNARC效應。另外，為進一步確定SNARC效應是發(fā)生在反應選擇階段還是準備或執(zhí)行階段，Keus根據SNARC一致或不一致條件（即出現標準的SNARC效應還是倒置的SNARC效應），研究了側準備電位（Lateralized readiness potential：LRP），側準備電位能反映出反應的準備和執(zhí)行情況。他們在執(zhí)行階段前的380ms發(fā)現了SNARC效應，反應準備通常在反應執(zhí)行前的200ms出現，這說明SNARC效應的出現階段應該在反應準備和執(zhí)行之前。Gevers等采用LRP和p300雙重指標所得的結果[21]和Keus的相一致，他們發(fā)現無論是SNARC一致還是不一致條件，p300的峰值并沒有顯著差別，鎖向反應的LPR顯示，無論是SNARC一致還是不一致，兩種條件下的起始潛伏期（Onset latencies）都是在反應前的140ms左右，這正好對應于反應選擇階段。雖然Gevers和Keus都認為SNARC效應發(fā)生于反應選擇階段，但是他們在對SNARC效應的解釋卻不相同，Keus等采用斯騰伯格提出的加因素邏輯（Additive factor logic:AFM logic），認為從刺激呈現到反應遵循的是一種單路線加工方式，而Gevers在最近的幾個相關研究[21~23]中都采用雙路線平行加工來解釋SNARC效應，雙路線是建立在Kornblum提出的維度重疊理論（Dimensional overlap theories）基礎之上的[24]。就SNARC效應來講，數字大小和反應方位之間存在維度重疊，它們都涉及一個空間維度，Gevers認為數字大小加工是一條快速的無條件線路[21]，除此之外還有一條以任務需求為基礎的慢速有條件線路，如果這兩條線路能在同一個反應上會聚，作出的反應就會加快；相反，如果兩條路線對應于不同的反應，加工會延長。
　　綜合上述研究，近來的行為研究告訴人們SNARC效應出現在反應相關的晚期階段，電生理研究結果又進一步把數字和空間的交互作用定位在晚期的反應選擇階段，而且數字的這種空間特性是獨立于刺激的呈現形式和反應器的類型，所以在采用交叉手或眼睛進行反應的實驗中仍然發(fā)現了SNARC效應。Tlauka之所以發(fā)現SNARC效應發(fā)生在刺激呈現階段，可能是因為他的實驗條件不夠充分，他只采用了100和900兩個數字，這很難具有說服力。另外雙路線理論對SNARC效應發(fā)生過程的解釋能很好體現空間信息在數字加工過程中所充當的作用，無條件線路和數字大小信息的自動激活相吻合，所以建立在維度重疊理論基礎之上的雙路線加工比以加因素為邏輯的單線路能更好地解釋SNARC效應的加工過程。
　　
　　4 從SNARC效應和Simon效應的對比看數字的空間特性
　　
　　Simon效應與SNARC效應很相似，它也涉及到前后兩種空間信息的一致性問題，所以通過對比Simon效應，有利于我們更進一步了解SNARC效應實質及其產生的原因。
　　不少研究者把SNARC效應看成是Simon效應的一種特例，并認為它們可能涉及同一種加工機制[25]。Simon效應會出現在聽覺和視覺實驗中，在標準的視覺Simon效應中，被試用雙手對呈現在單側視野的顏色刺激進行反應，結果出現在左側視野的刺激，左手反應快于右手（一致快于不一致），而對出現在右側視野的刺激，右手反應快于左手，Simon效應中盡管刺激的呈現位置和目標任務無關，但是它會干擾目標任務作業(yè)（比如顏色判斷）。SNARC效應和Simon效應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在兩個效應中，刺激的無關維度信息（SNARC效應中的數字大小，Simon效應中刺激的呈現位置）會自動激活各自的空間編碼（數字空間編碼和位置空間編碼），兩種條件下都會出現類似的空間編碼一致性效應[26]，即：對于Simon效應，刺激呈現位置和反應手方位一致條件下反應快于不一致條件；對于SNARC效應，數字在心理線上的表征位置和反應手位置一致條件下反應快于不一致條件。Gevers等認為Simon效應是由于位置編碼和雙手反應在空間維度上的重疊造成的，SNARC效應是由于數字大小和雙手反應在空間維度上的重疊造成的；而方位加工和數字大小又都與空間編碼有關，所以SNARC效應和Simon效應應該涉及相似的過程和機制。但是有人認為兩者存在明顯的差異，它們對時間的要求不同。研究者發(fā)現在快速反應條件下兩種效應都出現了，但隨著S-R間隔的延長，SNARC效應仍然出現，Simon效應卻出現反轉（刺激呈現位置和反應手方位不一致時的反應快于一致條件）。比如Hommel等發(fā)現延長目標信息（比如顏色信息）和無關信息（比如與顏色判斷無關的刺激位置信息）加工的時間間隔會使Simon效應減少，甚至倒置，而縮短兩者的時間間隔會出現標準的Simon效應[27,28]；為了操縱目標信息和無關信息加工的間隔，Keus和Schwarz用數字顏色判斷取代奇偶判斷，顏色判斷比奇偶判斷快，所以相對于奇偶判斷，顏色判斷中顏色加工和無關位置加工的間隔較短，實驗結果出現了標準的Simon效應，但是當他們把任務換回奇偶判斷時，Simon效應消失，出現了反轉的Simon效應[10]。與此相對，SNARC效應并沒受到時間間隔長短變化的影響，體現了很好的穩(wěn)定性。
　　SNARC效應之所以比Simon效應具有穩(wěn)定性，是因為SNARC效應中，無關的刺激信息（即與數字大小判斷無關的任務）是一種隱性的數字空間表征，而在Simon效應中，無關信息是一種顯性的空間位置表征；相對于位置信息，大小判斷引起的空間表征更具有穩(wěn)定性[10,21]。
　　
　　5 數量加工與空間注意的關系
　　
　　除了SNARC效應，空間注意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領域。人們對空間信息的加工離不開注意的參與，同樣在數字加工過程中注意的轉移和分配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5.1 行為和腦成像研究
　　數字表征的激活能引起空間注意的轉移，Fischer等先給被試呈現任務無關的數字1、2或8、9，然后要求被試對左側視野或右側視野的目標刺激進行確認[19]。結果發(fā)現當注視點位置出現的是小數1和2時，被試對出現在視野左側的目標反應較快，當注視點位置出現的是大數8和9時，被試對右側目標的反應較快。由此可以看出，數字大小和注意密切相關，大小信息能引起空間注意的分配和轉移，而且注意轉移的方向是由大小數在心理數字線上的空間位置決定的。
　　自從Fischer等證實空間注意和數字加工的關系以后，對于空間注意如何影響數字加工的研究不斷增加，Dehaene等（2003）提出了數字加工的頂葉三回路理論[29]，他們認為雙側頂內溝水平段（Horizontal segment of the intraparietal sulcus, HIPS）負責數量加工，左側角回（Angular gyrus）負責和言語有關的數量操作，后頂上葉（Posterior superior parietal lobule）負責空間注意調控。后頂上葉是空間注意定向和數量加工共同作用的腦機制，在數字比較、估算及減數計算中，后頂上葉常常伴隨頂內溝水平段出現激活。Piazza等認為后頂上葉主要負責與空間和時間相關的注意選擇，在數量計算中它負責協調和HIPS共同完成計算任務，但后頂上葉并不是數量加工的特定腦區(qū)[30,31]。
　　為了更直接的研究數字大小表征和空間注意的關系，Piazza等（2003）采用fMRI方法進行了探討，他們發(fā)現對于最經常接觸的數字1、2、3的識別加工，無需注意的參與，識別這幾個數字時腦部的激活量與識別顏色的控制條件相比沒有明顯差別。但當刺激數量超過4時，和注意有密切關系的頂葉后部開始出現明顯激活，并且激活量隨任務難度的加大而增加[34]。研究者把加工1、2和3時出現的這種現象稱為感數能力（Subitizing），并認為它只需要前注意的參與，而4個以上數目的計數加工就需要注意的調控，而且隨數量的增加對注意資源的需求也增高。國內劉超等（2004）也比較了不同注意條件對數字加工的影響[6,7]。他們發(fā)現注意對大數和小數的影響方式是不一樣的。他們對比了不同注意水平下中文數字和阿拉伯數字所產生的SNARC效應，結果發(fā)現無論是采用內源性線索還是外源性線索，空間注意都在SNARC效應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無論是哪一種注意條件，SNARC效應會隨注意強度的減弱而逐漸弱化，而且外源性注意起到的作用要大于內源性注意，這表明自下而上的自動化注意對SNARC效應起主要作用。這與前面Fischer等的研究一致，即SNARC效應的發(fā)生是一種自動化的過程。
　　一般認為后部頂葉皮層主要負責空間注意的分配、轉移、調控等，在涉及空間操作的任務中，都會激活該皮層區(qū)域。在Dehaene的頂葉三回路理論中，數字加工會激活頂葉后部皮層，這是因為數字本身含有空間特征的信息，而且數字的這些空間信息會自動激活。數字加工，尤其是復雜的數字加工需要不斷的分配和轉移空間注意，這會激活負責空間注意的后部頂葉。因此在需要注意參與的數字加工中，比如前面提到的多于4個數目的計數任務，在這種條件下如果減少可用的注意資源就會導致作業(yè)成績的下降。
　　
　　5.2 神經心理學研究
　　腦損傷病人的研究為數字和空間表征的關聯提供了病理學上的依據，一側頂葉的損傷會造成單側忽視癥。這些忽視癥病人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不能夠注意到損傷半球對側的物體，當要求這些病人對線段進行對分時，他們作出的中分點會偏向損傷半球的同側。Zorzi等（2002）要求右頂葉損傷病人說出兩個數的中位數（比如1-3、1-5、11-15）[32]，結果發(fā)現當兩個數字的距離較小時，病人傾向于把中位數偏移到心理數字線左側（比如11-13，病人說出的中位數10）；而當兩個數距離比較大時，病人會作出偏向右側的錯誤選擇（比如11-19，中位數17）。但是，沒有空間忽視的右腦損傷病人以及健康控制組被試都沒有出現這種現象，這說明心理數字線和物理線段具有相似的空間特性，也說明空間注意的方向和心理數字線的走向是一致的，正是由于注意參與數字加工，后兩種被試才能夠順利完成線段中切任務。另外，雖然這些忽視癥病人不能正確地進行線段中分，但他們都能夠順利完成其它的空間以外的數字任務作業(yè)。Bachot等（2005）采用比較大小任務研究了視覺空間缺陷組被試的數字加工能力[33]，結果發(fā)現SNARC效應在控制組被試身上出現，但沒有出現在有視覺空間缺陷的實驗組身上，他們認為在正常被試身上，數字的大小表征以空間走向的心理數字線形式呈現，實驗組被試沒有出現SNARC效應是因為他們在把數字表征到心理數字線上時出現了異常。
　　腦損傷病人的研究還發(fā)現，損傷HIPS會影響到所有需要數量參與的運算，左半球角回損傷會影響數量知識的提取，而如果損傷到后頂上回，將影響到所有涉及視覺空間的數字任務。這種加工的分離已經得到相關研究的支持，比如一些病人減數運算能力受損但乘法知識提取保持完好；相反另一些病人能進行乘法運算但表現出減數運算困難；還有部分腦損傷病人不能夠進行線段劃消任務，但他們卻能順利完成其他數字任務，比如簡單算術知識提取[30]。
　　
　　6 總結和展望
　　
　　綜合以上研究，我們認為，目前有關數字空間特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探討SNARC效應的產生機制。SNARC效應的發(fā)現證明了數字和空間的關聯，引發(fā)人們對數字空間關系的極大興趣；SNARC效應具有相當的穩(wěn)定性和廣泛性，它不受刺激呈現條件和反應器類型的影響；在心理層次上，心理數字線的提出很好地解釋了SNARC效應；對于SNARC效應的發(fā)生階段行為和電生理研究表明，在選擇反應階段空間信息開始對數字加工發(fā)生作用。第二，比較SNARC效應與Simon效應的異同，也能夠發(fā)現數字空間編碼的一些特征。Simon效應和SNARC效應都包括刺激和反應在空間方位上的一致性，只不過SNARC效應不像Simon效應體現的是一種直觀的空間一致性，它是一種心理表征層次上的一致性，是數字大小本身具有的特性，因此SNARC效應中的空間一致性現象也更具有穩(wěn)定性。第三，近期的一些研究者拓展了數字和空間研究的范圍，企圖通過空間注意這一中介環(huán)節(jié)進一步挖掘出數字的其它空間特性。
　　雖然很多實驗都表明數字的大小和空間存在著編碼上的聯系，我們也不能完全排除SNARC效應來自于數字大小之外信息的可能，因為數字的大小信息本身隱含著與次序相關的信息，可能是次序信息引發(fā)了數字的空間加工，也可能是大小和次序信息共同引發(fā)了數字的空間加工，然而目前這方面還沒有得到太多的關注；現有對數字和空間關系的研究還不夠深入而且研究方式過于單一，雖然研究者對SNARC效應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但數字的空間特性并不都表現為SNARC效應，SNARC效應也不可能向人們展示數字的所有空間特點，所以研究者在深入研究SNARC效應的同時，更應該拓寬研究的空間，可以從和視覺空間有關聯的任務、數字大小有關聯的任務尤其是與兩者都相關的任務著手，這樣才能積累更豐富更全面材料而不僅僅局限于心理數字線的單一解釋；也有研究者開始從注意視角談到數字的空間加工，但這些研究還比較淺顯且只是局限于證明數字加工離不開空間注意的參與，具體注意怎樣調控數字加工，以及這種調控與注意對視覺空間作業(yè)的調控有何關系還少有研究，現有的認識還只是限于理論上的推測。所以對于注意和數字加工的研究也值得挖掘。
　　另一亟待解決的問題是關于SNARC效應的本質，人們還不能確定到底是什么因素引發(fā)了SNARC效應，雖然現有研究大部分都是借用心理數字線來解釋SNARC效應，但是也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可能是由于感覺效應器和特定的刺激任務間的關聯引起了SNARC效應，而不是數字的空間表征方式使然。這會使人想到SNARC效應反映的可能不是數字的內部表征特性，而是過量學習形成的一種數字和反應間的運動聯接和習慣，比如Bächtold等[35]就發(fā)現，當被試把數字想象成為尺子上的刻度時出現了SNARC效應，但是當讓被試把數字看成是鐘面上的時刻時SNARC效應卻倒置了。此外，文化因素在SNARC效應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視，研究發(fā)現不同文化環(huán)境下心理數字線的走向是不同的，所以文化因素在SNARC效應中的作用應該得到將來研究的重視，這可以從跨文化視角，綜合心理數字線研究，對比不同文化習慣下人們的數字加工特點，這樣才能加深對文化因素在數字空間表征中所起作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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