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懼管理研究:新熱點\質疑與爭論]矯正恐懼爭論爭吵問題
發(fā)布時間:2020-03-03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摘要:恐懼管理理論(Terror Management Theory,簡稱TMT)認為,死亡恐懼為人類發(fā)展提出了新的適應性問題,多重機制因此進化而來以維護心理平衡。大量的實證研究驗證了TMT的基本假設.但在解釋死亡突顯效應背后的動機上還存在爭議。該文首先介紹了由文化世界觀、自尊及親密關系組成的三重防御系統(tǒng),之后重點評述了批評者從認知閉合、意義維持、聯(lián)結動機以及控制等視角對死亡突顯效應背后真實動機做出的新的闡釋,最后指出未來研究應當嘗試將死亡覺知的必然性與不確定性所引發(fā)的不同效應分離開來。
關鍵詞:恐懼管理;認知閉合;意義維持;聯(lián)結動機;控制動機
分類號:B849:C91;R395
人是具有死亡覺知的動物。死亡恐懼是人類動機的核心源泉,是人類問題的主要根源(Becker,1973)。恐懼管理理論(TMT)認為,在人類進化史上,死亡恐懼為人類發(fā)展提出了新的適應性問題。死亡恐懼會摧毀個體正常的心理功能,只有那些成功管理恐懼并獲得心理平衡的個體,才能生存并繁衍下來(Greenberg,Solomon,&Arndt,2008)。20多年來,TMT激發(fā)了400多項實驗,多數(shù)研究驗證了其基本假設。
然而近十年來,不斷有批評者質疑TMT的邏輯性,開始嘗試對死亡突顯(提醒個體自己的死亡)所引發(fā)的廣泛效應做出新的闡釋,從而引起了多次激烈的爭論。雖然國內(nèi)已經(jīng)有學者初步介紹了恐懼管理的自尊與世界觀防御機制,但近些年來,恐懼管理研究不斷深化,新的熱點層出不窮。本文將在介紹最新研究熱點的基礎上。重點評述圍繞死亡突顯效應(Mortality SalienceEffect)背后真實動機所展開的爭論。
1 恐懼管理研究的新熱點
1.1自尊、文化世界觀和親密關系構成了三重防御系統(tǒng)
TMT一開始旨在解決兩大問題:人為什么需要自尊以及持不同世界觀的個體為何難以相處。早期的大量研究證實了TMT的基本主張:世界觀堅守(Worldview Validation)與自尊追求,是兩種基本的恐懼管理機制。個體努力維護自尊與己有世界觀,部分程度上源于恐懼管理需要f張陽陽,佐斌,2006)。到了20世紀末期,一些學者開始思考有無第三種恐懼管理機制,尤其是作為人類存在另一有機組成部分的親密關系,能否提供獨立的恐懼管理功能。
親密關系是自然與性選擇的結果,具有生存與繁衍價值,長期穩(wěn)定的親密關系能提高后代生存的幾率(BUSS&Schmitt,1993)。更為重要的是,親密關系還是自尊與世界觀獲得的最初與主要來源。那么,面臨死亡威脅,親密關系能提供保護嗎?如果可以,其功能是否獨立于自尊與世界觀?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怎樣?
Mikulincer,Florian及Hirschberger(2003)認為:親密關系不僅可以緩解死亡憂慮,而且是首選方式。自尊追求與世界觀防御,只是親密關系資源喪失后的替代選擇。依據(jù)TMT的邏輯。如果親密關系具有恐懼管理功能,那么:首先,死亡突顯后,個體對親密感的需求會增加;其次,啟動親密關系情景(如想象自己的愛人做出愛的承諾),會使恐懼管理需要得到滿足,進而降低死亡突顯后個體對世界觀防御及自尊追求的需要。也就是說,親密關系在功能上可以替代后兩者:再次,破壞親密關系,會提高死亡思維的提取度(Death Thought Accessibility,簡稱DTA),個體會更容易提取與死亡相關的思維。
研究者首先檢驗了親密關系是否具有恐懼管理功能。Wisman和Koole(2001)使用“座位”范式,考察了死亡突顯對歸屬感的影響。實驗者將被試分為兩組:指導一組被試思考自己的死亡,另一組想象自己看電視的場景。一段無關任務之后(大量研究證明,死亡突顯效應只出現(xiàn)在死亡提醒3-5分鐘后)。告知被試接下來的任務是參加一個小組討論,以被試就座之間的距離作為反應親密需求的指標。結果發(fā)現(xiàn),死亡突顯后,個體更傾向與他人坐在一起。后續(xù)的研究還發(fā)現(xiàn),死亡突顯后,個體更需要參加社交活動,并且對自己的社交能力更有信心,同時害怕被別人拒絕的擔心則相應下降(Taubman-Ben-Ari,F(xiàn)indler,&Mikulineer,2002)。上述證據(jù)表明,某種程度上,親密關系可以降低死亡憂慮。
另外,在功能上,親密關系與其它兩種防御結構的確可以相互代償。在Florian,Mikulineer和Hirschberger(2002)的研究中:實驗者首先把被試隨機分配到死亡突顯與控制組,之后指導其中一組被試想象伴侶對自己做出了愛的承諾,另一組則思考中性事件,接著要求被試對幾種違反法律或者社會習俗的行為加以評定。結果發(fā)現(xiàn),愛的承諾調節(jié)著死亡突顯對違規(guī)者的懲罰力度。也就是說,中性條件下,死亡突顯后,個體會更嚴厲地懲罰違規(guī)者(因為這些個體的行為與自己的世界觀不符),而在啟動了愛的承諾后,死亡突顯效應消失了。這說明,啟動愛的承諾后,死亡憂慮得到了緩解,進而降低了個體對世界觀堅守的需求。后續(xù)的研究還發(fā)現(xiàn),父母之愛也會削弱死亡突顯效應(Cox et al,2008)。最后,Mikulincer,Florian。Bimbaum和Malishkovitz等(2002)從反向證明了親密關系具有恐懼管理功能。在想象親密關系破裂后,被試在內(nèi)隱測驗中更傾向于選擇死亡詞匯作為答案。這一證據(jù)表明,親密關系功能受損后。個體更容易想到死亡。
Mikulineer等(2003)進一步指出,親密關系不僅具有恐懼管理功能,而且具有優(yōu)先性。也就是說,當親密關系、自尊與世界觀堅守之間存在沖突時,個體會摒棄后兩者,而努力追求親密感。在Mikulincer和Florian(2000)研究中的一個實驗里,啟動死亡突顯與中性主題后,實驗者要求被試想象自己到伴侶家中探訪。就餐時受到了伴侶的表揚、抱怨或者批評,進而考察實驗處理對親密感需要的影響。結果發(fā)現(xiàn),雖然在中性條件下,批評和抱怨削弱了對伴侶的親密需要,但在死亡突顯情景下。這種差異消失了。這說明死亡突顯提高了個體對親密感的需要,即使伴侶的批評和抱怨會威脅到個體的自尊。也會努力維持親密關系。
親密關系優(yōu)先性的第二項證據(jù),來自依戀類型對死亡突顯效應的調節(jié)作用。按照上述分析,如果個體擁有親密關系資源,那么死亡突顯后,個體會優(yōu)先啟動此項功能。依戀類型是親密關系資源多少的重要指標。安全型依戀者信任他人、相信自己,在遇到威脅時會主動尋求支持,而焦慮與回避型被試則“不敢”或者“不能”與他人建立聯(lián)系。因而,面對死亡威脅,安全型個體會優(yōu)先利用親密關系資源,不安全型個體則多會選用自尊或世界觀防御機制。Mikulincer等(2000)對上述假設提供了經(jīng)驗證據(jù):實驗者首先測量了被試的 依戀類型,接著將個體隨機分配到死亡突顯與控制組,一段延遲任務后,要求被試對違反世界觀的個體做出評定。結果發(fā)現(xiàn),只有不安全依戀個體才會更嚴厲地懲罰違規(guī)者,而安全型依戀的個體,在面對死亡突顯時,并沒有表現(xiàn)出所謂的世界觀防御。那么,是不是死亡突顯不會引起安全型依戀個體的任何反應呢?接下來的研究發(fā)現(xiàn),死亡突顯后,安全性依戀者對親密關系的需要顯著增加,而不安全依戀者卻沒有表現(xiàn)出這種變化。這些證據(jù)表明,親密關系是防御焦慮的首要資源,只有在這種資源匱乏時,個體才會使用后兩種防御方式。
既然親密關系、自尊與世界觀都具有恐懼管理功能。那么三者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呢?Hart,Shaver和GoMenberg(2005)假設:自尊、世界觀和依戀構成了三重安全防御系統(tǒng),三種成分之間在功能上可以相互代償,其中一種成分受到威脅后,會引起其它兩種成分代償性的激活。該主張得到了實驗支持,實驗者首先測量了個體的依戀類型,之后分別威脅依戀、自尊與世界觀系統(tǒng)。然后觀察另外兩種成分功能上的變化。結果顯示:1)當依戀受到威脅時,焦慮型的被試激活了世界觀防御機制,回避型被試卻增強了自尊追求;2)面對世界觀和自尊威脅,焦慮型被試更需要親密關系,而回避型被試并沒有表現(xiàn)出這種傾向。
1.2 死亡突顯誘發(fā)對軀體被造性的負性反應
早期研究者關注的是,個體如何利用可以獲得的心理資源(如自尊、世界觀、親密關系等),“主動”去控制死亡思維,以維護心理穩(wěn)定。近些年來,一些研究者開始探索,是否存在另外一種不同于主動控制的“回避”策略。這些研究的假設是,如果人類恐懼死亡,那么個體應該會對任何可能提醒死亡的事物持負性態(tài)度。簡而言之,個體會不喜歡提醒死亡命運的事物,比如性、女性軀體、殘疾人以及老年人等。
Goldenberg是最早進行此類研究的學者之一。她指出,性是提醒個體動物性的重要來源。與其給人類帶來的快樂相比,性活動給個體帶來的心理威脅更大,因為它潛在地提醒著個體的軀體被造性(creatureliness)。人類軀體終歸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來自自然又必將歸于自然,相對與神性不滅的軀體而言,人類軀體代謝的副產(chǎn)品。抑或是偶爾感到身體的不適,都會直接或間接地提醒個人軀體的最終命運。研究表明,當個體將性與動物行為聯(lián)系在一起時,死亡突顯會降低對性的欲求水平;然而當個體覺知到人類的獨特性時。死亡提醒對性欲并無影響。簡單說來,死亡提醒會抑制對赤裸裸性活動的需要,而一旦賦予性活動以意義,死亡提醒則沒有影響。另外,同時啟動人與動物的相似性覺知與純粹的性行為意象時,會提升死亡思維提取度,而在啟動人的獨特性并想象浪漫性行為時,死亡思維提取度并無變化(Goldenberg&Roberts,2004)。這說明,對人類個體而言,必須為性活動賦予意義,才能消除前者帶來的威脅。
女性軀體是被造性的另一主要表現(xiàn),這是因為女性肩負著生殖、哺乳的主要任務,其每月的月經(jīng)更是軀體被造性的直接體現(xiàn)。因此,人類個體對待女性的態(tài)度具有矛盾性,女性既可以被視為野獸,也可以是女神。幾乎在所有文化中,均會將女性客體化(Objectifieation),規(guī)定何種體型是美的,何種體型不受歡迎。當然,體型美具有進化基礎,然而,文化則會驅動個體達到某種特定標準。那么,為什么所有文化都會對體美有所規(guī)范,個體又為什么會不遺余力地達到文化標準昵?Goldenberg等(2004)指出,死亡憂慮是個體竭力追求體美的一種驅動力量。實驗證據(jù)表明,死亡突顯后,北美的女性更希望自己曬的黑一些,更加節(jié)制那些有營養(yǎng)但可能會導致肥胖的甜點。這是因為在北美地區(qū),皮膚黝黑又不肥胖是健美的普適標準。因此,某種程度上,女性盡力追求文化標準所設定的體美,是因為將自己的身體客體化,可以提供恐懼管理功能。
殘疾人與老年人,同樣提醒著個體的死亡命運。殘疾人,尤其是軀體殘缺者,赤裸裸的提醒著人類軀體的被造性和最終命運。因此,他人對殘疾者的態(tài)度中,滲透著防御成分。依據(jù)道德要求,個體需要同情,但防御需要使個體對殘疾人的態(tài)度變得更加復雜。有研究顯示,死亡突顯后,個體(尤其是男性)對殘疾人會更冷漠;啟動殘疾人形象后,男性的死亡思維提取度更高(Hirschberger,F(xiàn)lorian,&Mikulincer,2005)。與此類似的是,啟動死亡覺知,個體會更不喜歡老年人,而在觀看了老年人的圖片后,死亡思維提取度會升高(Martens,Goldenberg,&Greenberg,2005)。上述證據(jù)表明,殘疾人與老年歧視,至少部分程度上,源于恐懼管理需要。
1.3 眾多社會心理現(xiàn)象提供恐懼管理功能
已有證據(jù)顯示,大部分社會心理現(xiàn)象,均與恐懼管理有關。Pyszczynski,Greenberg和Solomon(1997)甚至認為,但凡能夠為世界植入意義、價值和秩序的心理現(xiàn)象,比如認知一致性、刻板印象、結構需要、自我提升、印象管理、公正世界信念、自尊以及社會認同等,都具有恐懼管理功能。20多年積累的實驗證據(jù)支持了上述假設:死亡突顯后,個體會更努力地降低認知失調,維持刻板印象,追求結構、意義和自尊,更加嚴厲地責備無辜受害者。(Pyszczynski。Greenberg.Koole,&Solomn,2008)。
2 圍繞死亡突顯效應背后動機展開的爭論
為什么死亡突顯會誘發(fā)如此廣泛的效應?其背后的真正原因,真如TMT所主張的那樣,是因為所有這些現(xiàn)象都給世界植入了意義和價值,從而讓個體覺知到象征性不朽嗎?另外,真如TMT所言,死亡突顯效應只有死亡覺知才能誘發(fā)嗎?最近一系列實驗證明,TMT的這一主張是錯誤的。首先,死亡突顯效應并非只有死亡突顯才可以引起。其它威脅,諸如不確定性、無意義感、社會排斥等均可誘發(fā)類似效應fHeine.Proulx&Vohs,2006);其次,也并非所有死亡提醒均可以引起世界觀防御。比如想象自己患上不可治愈的傳染病而主動自殺身亡,并不會誘發(fā)任何防御(Fritsche,Jonas,&Fankhanel,2008)。由此看來,死亡突顯既不是誘發(fā)防御反應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在此背景下。不少學者開始思考死亡突顯效應背后的真實動機。先后從認知閉合、意義維持、極化反應、聯(lián)結以及控制動機等角度進行了新的闡釋。
2.1 認知閉合說
2.1.1 基本觀點及證據(jù)
Dechesne和Kruglansld(2004)認為,死亡突顯效應,只是滿足認知閉合需要(Need forcognitive closure)的表現(xiàn)而已。認知閉合是一種認知傾向,反應的是個體在某種情景下需要獲得一個答案的程度。Kruglanski與Webster(1996)認為, 存在兩種閉合傾向:非具體的閉合(Nonspeeificclosure)和具體的閉合(Specifie closure)。非具體的閉合是指,當個體面對不確定性情境時,只想獲得一個答案,無論該答案是什么;而具體的閉合,指的是在某種條件下。個體只希望得到這樣的答案,從而滿足特定的需要。舉例來說,對一位剛結束高考的考生而言,得到好成績是個體最想要的結果,是具體閉合;而對判卷老師而言,只想給考生一個分數(shù),無論多少都可以,是非具體的閉合。
Dechesne等(2004)觀察到,并非所有的死亡思維均能引起防御,只有當死亡和自我聯(lián)系在一起后,防御反應才會出現(xiàn)。因此,死亡突顯效應產(chǎn)生的前提,是自我受到了威脅。那么,死亡覺知究竟威脅到了自我的哪些方面,個體又會以何種策略應對呢?
Dechesne等認為,死亡提醒不僅威脅到了自我存在的意義感,同時帶來了令人厭惡的不確定感。死亡會摧毀一切意義,破壞一切關系,泯滅一切欲望,這是確定的;同時,死亡覺知又會誘發(fā)極強的不確定感,個體不知道自己的死亡會在何時、何地、以怎樣的方式發(fā)生,也不知道死后會發(fā)生什么。為了應對這兩大威脅,個體采取了不同的策略。當死亡提醒威脅到自我存在的意義時,誘發(fā)了具體的閉合需要,即個體需要特定答案,需要相信自己是生活在這個有意義世界中有價值的一員:而當死亡誘發(fā)不確定感時,個體需要非具體的閉合,只要能夠降低或者消除不確定性,任何答案均可。
上述分析與TMT既有重合,又有不同。首先,相同之處在于,兩種理論都假設,死亡突顯會增強自尊需要(具體閉合需要)。不過,TMT認為,死亡突顯只會增強個體已有的內(nèi)在世界觀,而認知閉合說則預測,死亡提醒會誘發(fā)個體非具體的閉合需要,無論何種世界觀,只要能降低不確定感,個體都會支持。那么,當所啟動的世界觀不是個體既有的,或者可能會對自我意義產(chǎn)生威脅時,死亡突顯會產(chǎn)生怎樣的效應呢?Dechesne等(2004)用實驗證據(jù)支持了認知閉合說。相對于控制組而言,死亡突顯后,無論啟動的世界觀是支持靈魂不死,還是支持死后一無所有,都會得到個體的認同。也就是說,死亡突顯誘發(fā)了非具體的閉合傾向。
進一步推理,如果死亡突顯對自我構成了雙重威脅,既誘發(fā)了具體閉合,又誘發(fā)了非具體的閉合,那么,閉合需要傾向(Need for cognitiveclosure)應該調節(jié)著死亡突顯效應。簡單來說,死亡突顯后,高閉合與低閉合傾向者的反應應該不同。由于高閉合傾向者難以忍受死亡誘發(fā)的不確定感,因而會產(chǎn)生較強的負性情緒,并且容易使用非具體閉合策略;相反,低閉合傾向的個體。樂于身處不確定性之中,面對死亡時負性情緒應該較少,更易使用具體閉合策略。實驗證明,高閉合傾向者更害怕死亡,會花費更少的時間回答死亡提醒問題,且更易使用貶抑策略;而低閉合傾向者對于既定的死亡結果更容易接受。甚至會有好奇感,更傾向于使用具體閉合策略(Dechesne&Kruglanski,2004)。
2.1.2 評價
認知閉合說為死亡突顯現(xiàn)象做出了新的闡釋,而且比較合理。不過,在解釋其它實驗現(xiàn)象時,該學說存在很大困難。比如,如何解釋死亡突顯后,個體對赤裸裸的性活動的興趣不但沒有增加,反而下降呢?再者,閉合說也沒有解釋在高閉合情境中,為何是這種閉合而非其它閉合。換句話說,該學說只能解釋認知傾向,不能解釋導致認知結果的原因。在本例中,閉合說無法解釋死亡覺知為何引起個體這樣,而非那樣的追求和堅守。從這個角度看,閉合說和TMT是相輔相成的。前者重在解釋死亡認知防御過程中存在的規(guī)律,后者更關注產(chǎn)生這種心理反應的真正動機是什么。
2.2 意義維持說
2.2.1 基本觀點與證據(jù)
Heine,Proulx和Vohs(2006)提出了意義維持模型(Meaning Maintenance Model,簡稱MMM),主張意義破壞后個體的修復反應,是死亡突顯效應背后的直接動機。所謂意義(Meaning),指的就是關系(Relation),個體通過關系將周圍的一切聯(lián)系起來。Heine區(qū)分了三種意義:自我間的意義、自我與外界間的意義以及外界事物間的意義。
所謂意義維持指的是,人是意義制造者,個體無法容忍意義缺失。當一種關系受損后,個體會自動嘗試恢復事物之間的關系。比如。在多數(shù)人的認知圖式中,撲克牌中的紅色可能會與桃形或者方塊聯(lián)系在一起,當被試看到一種紅色的梅花時,已有的預期關系受到了威脅,這時個體就會自動或者主動嘗試修復意義。意義維持有三種基本途徑:重新修復(Revlse)、重新解釋(Reinterpret)以及流體代償(Fluid compensation)。重新修復是指努力將已經(jīng)變化了的關系恢復原狀;重新解釋是指個體可能意識到關系受損嚴重,只能被動接受現(xiàn)實,重新建立預期,改變認知圖式以適應新的現(xiàn)實;而流體代償指的是個體放棄修復和解釋,試圖在其他領域重建新的關系。舉例來說,戀愛關系破裂后,可以努力修復關系,也可以重新解釋導致現(xiàn)狀的原因,或者不理會關系的變化,而去追求新的關系。
MMM認為,死亡覺知造成了意義(關系)的巨大破壞,死亡威脅著一切意義的存在。死亡突顯后的防御反應,是個體旨在恢復意義系統(tǒng)的表現(xiàn)。支持MMM的證據(jù)表現(xiàn)在:一方面,不同的威脅可以誘發(fā)相同的反應。死亡突顯效應并不只是死亡提醒才能引發(fā),其它威脅,比如生活無意義感、想象家中被盜均可引起相似的防御反應,這說明多種威脅可能都損害了同一結構的功能:另一方面,同一威脅可以引起不同的反應。比如死亡突顯不僅能提高個體的自尊需要,而且還可以引起世界觀防御、親密關系追求等多種現(xiàn)象,這表明防御反應之間在功能上可以相互代償。MMM依此認為,產(chǎn)生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是,所有威脅都造成了某種意義破壞,而修復意義可以有多種方式,并且這些功能相互問可以代償。
2.2.2 評價
MMM很好地解釋了防御結構之間的代償功能,也較為合理地闡釋了死亡突顯效應背后的深層動機。然而,和認知閉合說類似的是,MMM也側重于解釋動機過程變化的規(guī)律,并沒有說明個體因何產(chǎn)生這樣而不是那樣的反應。另外,MMM的致命傷在于,對所有個體而言,死亡都是未來生活中可以預期的確定性事件,是意義(關系)系統(tǒng)中的組成部分。又怎么會威脅到意義呢?
2.3 極化防御說
2.3.1 基本觀點及證據(jù)
Mcgregor(2006)觀察到,死亡突顯所引發(fā)的反應多是極化的(zealous),是個體已有態(tài)度的增強。比如,個體原本不喜歡異己者,死亡突顯后,更加不喜歡。Mcgregor進一步指出,極化反應本質上是一種進攻性防御(0ffensive defense),面對自我威脅,最好的防御就是進攻。加強個體 原有的價值理念、態(tài)度和世界觀,能夠激發(fā)趨近動機,啟動行為抑制系統(tǒng)(Behavioral inhibitionsystem),迅速逃離威脅,使防御更加有效。
Mcgregor推測,死亡突顯會首先激活大腦右半球的活動,而接下來的極化反應,啟動了趨近動機,將激活中心迅速轉移到了左半球,使個體在覺察不到負性情緒的情況下迅速擺脫威脅。
2.3.2 評價
極化防御說試圖從神經(jīng)生理層面尋求死亡突顯效應背后的真實動機,是一種有意義的嘗試。但是,該學說解釋力較差,而且支持性證據(jù)不足。首先,死亡突顯并不一定引起極化反應。比如Dechesne,Greenberg和Arndt(2000)的研究顯示,隨著死亡突顯,荷蘭被試更加喜歡自己國家的足球隊,并且對即將到來的與德國隊之間的比賽結果更為樂觀。然而,如果荷蘭足球隊最近輸?shù)袅艘粓鲋匾荣,死亡突顯則更容易使被試失去對該隊的認同,轉而支持其它隊伍。這一結果表明,個體并非一味堅守自己已有的世界觀。另外,提供死亡突顯效應生理證據(jù)的研究太少,尚不足以得出上述結論。
2.4 聯(lián)結動機說
2.4.1 基本觀點及證據(jù)
Kirkpatrick和Navarrete(2006)認為,由死亡突顯誘發(fā)的反應,都是旨在加強與他人或團體聯(lián)結(coalition)的表現(xiàn)。Kirkpatrick等懷疑恐懼是否需要管理,從進化的視角看,焦慮與恐懼本身具有適應性,這些情緒能夠幫助個體更好地存活并傳遞自己的基因。其次,世界觀能否提供象征性不朽功能也值得懷疑,因為世界觀是如此復雜,有些世界觀,比如圣經(jīng)新約中的上帝形象,會提供象征性不朽功能,但是,如何解釋地獄這種世界觀的功能呢?
Kirkpatrick等認為。應該追溯到遠古人類環(huán)境,來分析死亡恐懼給人類帶來的影響。在人類發(fā)展史上,為了應對饑餓、缺水、疾病以及他人傷害帶來的死亡威脅,個體需要努力與他人建立聯(lián)系,歸屬于某團體來增加生存與繁衍的幾率。世界觀堅守、自尊與親密關系追求,都只是與他人及團體建立聯(lián)結的手段而已,并不是超越死亡的象征。因此,Kirk-patrick等預測,只要是那些進化中產(chǎn)生的,需要他人幫助才能解決的適應性問題,都會引起世界觀防御。
Navarrete和Kirkpatrick(2004)進行的一系列實驗驗證了上述假設。在北美被試中。無論是死亡突顯、社會排斥,抑或是想象家中被盜,均會引起世界觀防御。
2.4.2 評價
聯(lián)結動機說與TMT都旨在揭示死亡突顯效應的背后動機,只不過前者認為與他人及團體建立聯(lián)結可以提高生存幾率,從而提供安全感,文化世界觀堅守、自尊與親密關系追求,都是與他人或團體建立聯(lián)結的手段:而后者則認為文化世界觀和自尊提供了象征性不朽感,從而可以超越死亡恐懼。本質上講,兩者的側重點并不相同,前者側重于應對死亡的不確定性帶來的威脅,后者則側重于應對死亡必然性覺知帶來的恐懼。我們認為,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并且都有局限性。一方面,成功建立聯(lián)結就能消除死亡必然性帶來的巨大威脅嗎?另一方面,就TMT而言,將一切文化世界觀都視為象征性地超越死亡,也未免太過籠統(tǒng)了。
2.5 控制說
2.5.1 基本觀點與證據(jù)
Fritsehe,Jonas和Fankhanel(2008)認為,死亡突顯后大量的防御反應,都旨在恢復控制感(Sense 0IContr01)。死亡并非核心問題,只是不可控制,死亡覺知威脅著控制感,所有的防御反應都是恢復控制感的外在表現(xiàn)。
Fritsehe等由此推測,如果個體可以主動控制死亡方式,就不會產(chǎn)生防御反應。在一系列實驗中,實驗者隨機將被試分為三組:控制組(提醒個體想象看電視時的情景)、經(jīng)典死亡突顯組(提醒個體想象自己的死亡)以及自我決定死亡突顯組(提醒個體面對不可治愈的傳染性疾病后主動自殺身亡)。結果發(fā)現(xiàn),雖然經(jīng)典的死亡突顯增加了個體對違規(guī)者的懲罰,但自我決定式的死亡情景并沒有誘發(fā)上述反應。這說明,并非任何死亡思維均會激起個體的防御反應,在主動控制了死亡方式后,防御反應消失了。
2.5.2 評價
控制的確是死亡突顯效應的核心動機之一。某種程度上,控制與管理在含義上有共同之處?謶止芾硪馕吨刂瓶謶帧2贿^,控制觀雖然提供了新的視角,但未闡明如何才能獲得控制感。另外,該觀點也不能解釋死亡突顯為何降低了赤裸裸性活動的吸引力,啟動殘疾人或老年人圖片后,為何死亡思維提取度(DTA)會上升。
3 總評與展望
死亡的確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死亡提醒所引發(fā)的防御反應,遠遠多于其它心理威脅。那么。死亡突顯效應背后的動機究竟是什么呢?從前面的評述可以看出,沒有一種批評者的觀點能夠全面合理地解釋所有實驗證據(jù),但與此同時,面對新證據(jù),TMT本身也陷入了困境。
首先。TMT過分關注死亡必然性所引發(fā)的防御反應,忽視了其不確定性帶來的巨大威脅。TMT主張,在人類進化史上,意識到必然的死亡命運會使個體極度恐懼,只有那些成功建立多重防御機制,有效管理了恐懼的個體才能夠生存,并將自己的基因傳遞下去。但事實上,死亡具有雙重性質。人類個體不僅能夠認識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最終命運,也能意識到哪些方式、情景可以致人死亡。個體不僅無法接受確定性的死亡命運,更無法接受某些死亡方式。因此,人類進化而來的心理防御體系,可能包含兩種相互獨立又相互影響的子系統(tǒng)。一方面,針對死亡的不確定性,個體會主動控制,通過減少壞的健康習慣、加強身體鍛煉、遵守交通規(guī)則、隸屬某一團體。以避免死亡過早來臨;另一方面,面對死亡的必然性,個體又會極力超越,努力獲得象征性不朽感。需要指出的是。雖然TMT在理論建構上,強調死亡必然性覺知是引發(fā)心理防御的直接原因,但在實際實驗操作上,死亡提醒可能會不可避免地使被試聯(lián)想到其不確定性。比如,以往的死亡提醒,是通過指導被試想象自己身亡后會發(fā)生什么實現(xiàn)的。這一操作極有可能使個體聯(lián)想到哪些因素會威脅到自己的生存,也就是說,過去的死亡提醒操作,同時啟動了死亡的雙重性質,這可能是誘發(fā)大量防御反應的主要原因。未來的研究,應該將不同性質死亡覺知所引發(fā)的不同防御分離開來。
其次,某種程度上,TMT可能夸大了世界觀與自尊的象征性不朽功能。按照TMT的邏輯,個體通過兩種途徑獲得象征性不朽感,一是堅持自己觀點的“正確性”,從而獲得意義感,二是形成“自己是這個有意義世界中有價值的一員”的感覺而獲取自尊。雖然大量的研究證明,死亡突顯后,個體會堅守自己的世界觀并努力維護自尊,但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樣,以往的死亡提醒操作,可能會激活被試對死亡不確定性威脅的認知,從而混淆了應對死亡不確定性與確定性所引發(fā)的反應。我們認為,一方面,自尊與世界觀堅守是應對死 亡不確定性威脅的手段。某種程度上,自尊是人際關系質量的監(jiān)控器(Leary&Baumeister,2000),而世界觀相同與否,則是反應他人與自己是否可能建立親密聯(lián)結的一個重要指標:另一方面,某些世界觀確實可以象征性地超越死亡,比如相信死后靈魂不朽,的確可以降低死亡憂慮。因此,未來的研究,應當嘗試將不同世界觀的不同功能分離開來,明確哪些世界觀旨在控制死亡不確定性,哪些世界觀能夠降低死亡必然性恐懼。
第三,TMT本身無法將人類對軀體被造性的反應納入原有的理論體系。雖然最早開始探索死亡突顯與對軀體被造性反應之間關系的學者仍然是TMT的創(chuàng)始人,但似乎這一系列的研究邏輯與原有理論關聯(lián)不大。死亡提醒后,個體對赤裸裸的性活動興趣降低,既不涉及到世界觀的堅守,又與自尊及親密關系無關。顯然,這是一種不同于三重防御系統(tǒng)的管理策略。我們認為。面對死亡帶來的潛在恐懼,個體可以采用兩種管理策略:趨近和回避。趨近指的是主動應對,通過控制死亡的不確定性,以及超越死亡必然性來實現(xiàn):而回避策略是指,個體通過對軀體被造性的負性反應,來逃避死亡意識可能帶來的憂慮。
第四,TMT既無法解釋為何其它威脅也能誘發(fā)世界觀防御,又無法解釋為何有些死亡提醒并不能激活世界觀防御。在TMT發(fā)展的早期,研究者選擇了大量的其它心理威脅(包括考試、牙疼、在公眾面前演講等)作為控制條件,均未發(fā)現(xiàn)世界觀防御效應。據(jù)此,研究者宣稱世界觀防御效應是專有(special)的,只有死亡突顯才能誘發(fā)(Greenberg,Solomon,&Pyszczynski,1997)。然而,后續(xù)研究發(fā)現(xiàn),有些威脅(如不確定性、社會排斥、意義、關系破裂等),均可引發(fā)和死亡突顯相似的效應。另外,也并非所有的死亡提醒均會誘發(fā)世界觀防御。比如,提醒老年人自己的死亡后,被試對違規(guī)者(行為和態(tài)度與自己世界觀不符的個體)更加寬容而不是嚴厲。我們認為,一方面,其它威脅之所以能夠引起與死亡突顯相似的效應,說明兩者有相似性。人類進化而來的世界觀、自尊與親密關系,具有多重功能;另一方面,死亡覺知的雙重性給個體帶來的影響是不同的。比如,老年人之所以面對死亡提醒表現(xiàn)的更加寬容,可能是覺知到了死亡即將臨近,寬容是對必然性死亡的一種超越。
如果從一個理論能夠激發(fā)研究的數(shù)量,以及所引起爭論的程度來衡量,TMT無疑是成功的。迄今為止,TMT已經(jīng)在全球15個國家,進行了400多個實驗研究,引起了三次大的討論。當前,關于TMT的研究仍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死亡突顯效應所涉獵的范圍還在不斷擴大。然而。隨著批評性證據(jù)地不斷出現(xiàn),TMT正面臨巨大的困境。如何更有效、更合理地解釋已有的證據(jù),是修正TMT的根本出發(fā)點。我們認為,未來研究應當著重考察不同死亡提醒所引發(fā)的效應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其背后的動機是什么?另外,TMT仍然需要更多的跨文化研究作為支持。截止到目前為止,多數(shù)研究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展開的,東方文化下的研究較少。雖然Greenberg等(1997)認為,死亡覺知不太可能不對個人的心理產(chǎn)生影響,但如何影響,機制如何,會受到文化的約束。當前,TMT在國內(nèi)的研究近乎是空白,探索中國人獨特的恐懼管理機制,是中國的研究者需要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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