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體驗幸福是指基于體驗效用的時刻評價方式獲得的多重情感體驗的整合結果。體驗幸福的概念主要源于Kahneman等人對體驗效應的重新發(fā)現(xiàn)與詮釋�；�于時刻評價的體驗效用以及時刻效用的測量假設是測量體驗幸福的理論依據(jù)。體驗幸福的測量方法主要有體驗取樣法與日重現(xiàn)法�；�于這兩種方法的國民幸福賬戶與國民時間賬戶更加直接地分析了人們如何在各種日�；顒又蟹峙鋾r間和進行情感體驗。同時，體驗幸福的概念及其測量為公共政策的評價與制定提供了更加真實具體的、可供參考的科學依據(jù)。
　　關鍵詞　體驗幸福；體驗效用；日重現(xiàn)法；公共政策
　　分類號　B842.6；B849：C93
　　
　　1　引言
　　
　　在上世紀50年代前，幸福主要是哲學家關注的主題。但是，隨著心理學家對人的積極心理因素的關注，幸福也逐漸成為心理學家的重要研究主題。
　　心理學對幸福的研究主要有兩種傳統(tǒng)取向：享樂主義取向(hedonic approach)，關注快樂，根據(jù)快樂的獲得與痛苦的規(guī)避來定義幸福；實現(xiàn)論取向(eudaimonic approach)，關注人生的意義和自我實現(xiàn)，根據(jù)個人潛能的實現(xiàn)程度來定義幸福(Ryan & Deci，2001)。Keyes，Shmotkin和Ryff(2002)進一步將這兩種取向區(qū)分為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與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主觀幸福感的研究又主要有三種取向，每種研究取向提供一種主觀幸福感的概念，而且各自又依賴于不同測量方法(Chu，Diener，Tamir，Scollon，& Diener，2005)。第一種研究取向將主觀幸福感看作是個體對生活以及它的各方面的總體評價，而對主觀幸福感的測量需要被試報告他們在工作、社會關系等生活領域的總體幸福與滿意度。例如，歐洲調查指標(eurobarometer question)。第二種研究取向將主觀幸福感看作是個體對過去的情緒體驗的一種回憶，關注個體對過去情緒的記憶，而其測量需要被試回憶在過去一段時間內相關的情緒。第三種研究取向則將主觀幸福感看作跨時間多重情緒反應的整合，強調即時的情緒體驗。這一研究取向從效用概念的區(qū)分出發(fā)，重新詮釋體驗效用，并基于體驗效用提出客觀幸福(objeetive happiness)的概念，也即體驗幸福(experienced well-being)，并發(fā)展出適合體驗幸福的測量方法。這一研究取向對幸福的重新理解與測量為公共政策的評價與制定提供了可供參考的科學依據(jù)。
　　
　　2　體驗效用的重新發(fā)現(xiàn)及其評價方式
　　
　　體驗幸福是基于經濟學中的效用概念提出的。Kahneman，Wakker和Satin(1997)旗幟鮮明地區(qū)分了經濟學中的兩種效用：決策效用(decision utility)和體驗效用(experienced utility)。而后，又在這一基礎上提出了基于體驗效用時刻評價(evaluation by moments)方式的體驗幸福。
　　
　　2.1效用概念的區(qū)分
　　效用概念在經濟學中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理解。在18世紀時，Bentham就提出了一種效用概念，認為效用就是快樂(pleasure)與痛苦(pain)，指導著“我們應該做什么”和“將要做什么”。積極效用是能帶來快樂的傾向，與此相反，帶來痛苦的傾向就是消極效用。這一概念雖然也對后來的經濟學家產生很大的影響，如Marshall和Edgewort等，但由于早期的經濟學家認為，主觀的享樂體驗不能測量和觀察到，因而他們拋棄了這一效用概念而發(fā)展了另外一個效用概念――決策效用。在當前經濟學與決策理論中，效用是指決策效用，結果和屬性的效用是指它們在決策中的權重。也就是說，效用是通過觀察到的選擇來推導出的。而且又用于解釋這些選擇(Kahneman & Thaler，2006)。理性經濟人通過選擇來最大化他們的享樂體驗，這些選擇已經提供了所有關于結果效用的必要信息，因而Bentham的效用概念被主流經濟學拋棄(Read，2007)。
　　但是，Kahneman等人(1997)則認為享樂體驗是可以測量的。并將其命名為體驗效用，以便與決策效用區(qū)分開來，并在此基礎上對效用進行了更加細致地區(qū)分、分析與界定。實際上，在對結果的效用進行區(qū)分時，他們也區(qū)分了兩類結果：延時結果(temporally extended outcome)和期望結果(expected outcome)。一個延時結果是指一個或者一組時間上相互分離的生活事件(episode)(例如，一次醫(yī)療檢查)�；�于延時結果的效用也就是決策效用和體驗效用，而基于期望結果的效用則是預測效用，也就是對結果的體驗效用的信念。決策效用要么通過相似目標的直接比較，要么通過諸如誘導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的間接方法得到，是從選擇中推斷出的延時結果的測量(Kahneman et al.，1997)。延時結果的體驗效用則有兩種測量；記憶效用(remembered utility)和總體效用(total utility)。記憶效用根據(jù)被試對與過去結果有關的總的快樂或者痛苦的回溯性報告來推斷，是對過去的延時結果的測量；總體效用從即時效用(instant utility)的時間剖面圖中根據(jù)一系列的標準規(guī)則來構建的一個規(guī)范概念，是對可能的延時結果的測量(Kahneman et al.，1997)。即時效用(instant utility)源于當前的主觀體驗或者生理指標的即時報告，是對享樂和情感的測量。
　　
　　2.2體驗效用的評價方式
　　由于體驗效用是基于某一時刻的快樂與痛苦的，而我們對結果的評價又隨著時間延伸的，因此基于延時結果的體驗效用的評價方式需要進步區(qū)分。Kahneman(20005提出體驗效用的兩種評價方式：基于記憶的評價(memory-based assessment)與基于時刻的評價(moment-based assessment)。
　　2.2.1基于記憶的評價
　　基于記憶的評價接受個體對過去生活片段或者環(huán)境的回溯性評價(作為記憶效用的)作為有效數(shù)據(jù)。一般來說。對一系列連續(xù)的體驗進行總體評價的規(guī)則主要有時間單調性(Iemporal monotonicty)與加權平均(weighted averaging)(Fredriakson & Kahneman，1993)。時間單調性是指，增加痛苦的時刻會使總體的體驗更差，增加快樂則使其感覺更好。加權平均是指，對于增加到整體中的任何生活片段而言，每一時刻所分配到的權重相同。但是，早期的研究表明回溯性評價并不遵循這兩個規(guī)則。例如。Redelmeie和Kahneman(1996)的研究中，結腸鏡檢查病人在 0～10分量表上每60秒報告一次痛苦程度后。再報告對這一醫(yī)療程序的總體評價。結果發(fā)現(xiàn)，頂點和終點的測量與病人的總體評價的相關是0.67。而檢查的持續(xù)時間與病人后來的總體評價只有0.03，出現(xiàn)了持續(xù)性忽略(duration neglect)。這一現(xiàn)象違背時間單調性原則，也意味著被試基于“峰終定律”(the peak-end rule)(Kahneman，F(xiàn)redrickson，Schreiber，& Redelmeir，1993)的評價規(guī)則報告情緒體驗。
　　上述分析說明，回溯性評價來測量體驗效用可能會導致被試不真實的報告，或者說，當被試對總體幸福感進行評價時，被試可能選擇性地回憶起峰值或者終點時刻的事件，導致被試對幸福感的報告失真。因此，Kahneman(2000b)提出基于時刻的評價方式來測量體驗效用。
　　2.2.1基于時刻的評價
　　基于時刻的評價是指，當需要對一個延時結果進行評價時，代表整個結果的時刻被選擇與建構，然后，這一延時結果就被指定為這一代表性時刻的價值(Kalmeman，2000b)。在這一評價方式中。一個生活片段的總體效用源于即時效用的時間剖面圖。時間分離的相關的生活片段同樣適合于基于時刻的評價，因為效用剖面圖也可能是相互聯(lián)系的。例如。去香港旅游的總體效用應該包括隨后的回想起來的場景。
　　對總體效用的測量源于時刻效用，而時刻效用的測量則需要滿足以下條件：總括性(inclusiveness)；跨情境的序數(shù)測量(Ordinal measurement across situations)；區(qū)別性中點(distinctive neutral point)；人際間可比較性(interpersonal comparability)；可分離性(separability)；時間中性(time neutrality)。這其中前四個條件是相對于時刻效用的測量的，而后兩個條件是規(guī)范性條件(Kahneman，2000b)。這些條件使得時刻效用對總體效用的建構具體化。Kahneman對這些條件進行的具體解釋如下：
　　總括性是指時刻效用的測量應該包括與時刻評價相關的體驗的所有方面，尤其是要反映以前的事件的情感結果以及與將來事件的期望有關的情感(如害怕、希望)。
　　跨情境的序數(shù)測量是指時刻效用的測量一定是可比較的。各種不同類型的體驗一定是在同一個量表上進行測量的。
　　可區(qū)分性中值是指時刻效用的測量中，時刻效用的維度是兩極的，從強烈高興到中性，再從中性到強烈的痛苦�？蓞^(qū)分性中值是既不是快樂，也不是不快樂，既不趨向，也不規(guī)避。
　　人際間可比較性是指對時刻效用進行測量的量表必須是能夠個體或者群體之間的進行比較的。
　　可分離性是指時刻效用的體驗順序不影響總體效用。也就是說，一組活動的總體效用中，一個活動對總體效用的貢獻獨立于該活動之前或者之后的活動對總體效用的貢獻。例如，網球與午餐兩種活動的總體效用的測量如果遵循可分離性的話，那么，盡管午餐前打網球的總體效用比打網球后再進午餐活動的總體效用要低，但實際上兩者對總體效用的貢獻應該是獨立的，不受順序效用(order effect)的影響。
　　時間中性是指所有時刻在總體效用中的權重相等�？傮w效用是對已經完成的結果的測量，因而是對事實進行評價，不像決策效用(系列事件中最近的那一部分權重更大)和記憶效用那樣(例如，峰終定律)，結果與評價之間的時間差異與評價無關。
　　
　　3　體驗幸福的概念
　　
　　實際上，在Kahneman看來，兩種評價方式對應著兩種自我，基于記憶的評價對應于記憶與評價自我(remembering and evaluating self)，而基于時刻的評價對應于體驗自我(experiencing self)，而兩種自我又對應于幸福的兩種成分，即體驗幸福(experienced well-being)與評價幸福(evaluated well-being)前者指個體在一定時間內體驗到的即時情感狀態(tài)的統(tǒng)計結果，而后者是指在同樣的時間內個體對其生活的總體的主觀評價(Kahneman & Riis，2005)。
　　體驗幸福也就是Kahneman早期基于時刻評價方式以及時刻效用的測量假設提出的客觀幸福的概念�？陀^幸福是指滿足時刻效用測量假設的總體效用，是通過測量個體的情緒狀態(tài)(特別是某一時刻的情緒狀態(tài))而獲得的基于時刻評價的總體效用(Kahneman，2000b；Alexandrova，2005)。而“客觀”一詞意指體驗的評價與判斷是根據(jù)客觀規(guī)則來形成，但是最后數(shù)據(jù)的收集還是源于主觀體驗。因此，可以說，體驗幸福是基于體驗效用的時刻評價方式獲得的多重情感體驗整合的結果。而最大的幸福也就是體驗效用的最佳時間整合(Hsee & Hastie，2006)。
　　實際上，評價幸福相對于第一種和第二種研究取向所要關注的主觀幸福感，而體驗幸福是第三種研究取向所要關注的主觀幸福感。從本質上來說，評價幸福與體驗幸福都是主觀的，都是一定時間內的幸福水平。兩者不是互相排斥的關系，但兩者有一定的差異。第一，評價方式的不同。雖然兩者都是對生活的評價，但各自的評價方式不同。評價幸福是基于記憶的評價方式的總體回溯性報告而獲得的，如世界價值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總的來說，你對這些天的生活滿意度如何?”。而體驗幸福是基于時刻評價方式的即時報告而獲得的，而且，體驗幸福的測量可以避免被試的記憶偏差帶來的不真實報告。評價方式的不同也導致了兩個概念的側重點不同，評價幸福更加側重過去的生活體驗總體感覺，而體驗幸福強調即時體驗。也就是說，兩者從不同的時間角度來理解幸福，前者側重過去，而后者側重當下。第二，兩者所對應的測量內容不同。前者是一個更加寬泛的概念，包括人們的情緒反應、領域滿意度和生活滿意度的總體判斷(Diener，Suh，Lucas，& smith，1999)，側重從總體上測量人們對生活的總體評價：而后者則是一個相對具體的概念，將關注點主要放在人們生活中的情感體驗以及在具體的生活事件中的時間分配�；�于這兩者的差異，研究者也發(fā)展了體驗幸福的測量方法。
　　
　　4　體驗幸福的測量方法
　　
　　根據(jù)體驗幸福的定義與測量時刻效用的假設條件，其測量方法應該讓被試盡可能直接地在真實的時間下報告享樂與情緒體驗，而且要分配適當權重到生活的各部分(Kahneman，Krueger，Schkade，Schwartz，& Stone，2004a)，還要盡可能避免自我報告中的問題框架的影響(Schwarz，1999.2007；Schwarz & Strnck。1999)。對此，研究者主要發(fā)展了以下幾種測量體驗幸福的方法，并 進一步提出測量社會或者國家層次上人們的幸福水平。
　　
　　4.1體驗取樣法
　　體驗取樣法(expedence sampling method，ESM)是一種通過信號設備來收集個體在自然情境下當前的行為與情感體驗數(shù)據(jù)的方法。一般認為。ESM與生態(tài)瞬時評估(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EMA)是性質相同的方法，都是在真實時間測量個體即時體驗的方法，只是它們源于不同的研究傳統(tǒng)(Trull & Ebner-Priemer，2009)。近年來，該方法被廣泛應用于行為科學研究，尤其是臨床評估。在使用這一方法時。被試在一定時間內(幾天或幾周)，無論去哪里都隨身攜帶一個電子記事薄(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s，PDAs，)，例如掌上電腦(palto pilots)，而且在這幾天的時間中，實驗者在某一時間通過PDA提示被試回答相關問題。從而獲得個體參加各種活動時的即時體驗(Shiffman，Stone，& Hufford，2008；Riis，Loewenstein，Baron，& Jepson，2005)。
　　基于時刻評價的體驗幸福的測量也需要被試報告真實時間下的情緒體驗，Kahneman(1999)首次提出使用ESM來測量體驗幸福。此后，一些研究者采用ESM來測量體驗幸福。例如，在一項研究中，每個被試要在一周內每天(從早上7點半到晚上10點)8次根據(jù)程序手表設定的時間和發(fā)出的信號來報告他們的活動與情緒(Csikszentmihalyi & Hunter，2003)。當聽到信號時，被試要完成一個包括開放性問題和多項目選擇的表格與一個封閉式量表。開放性問題要求被試回答他們此刻正在做什么活動，多項目選擇問題要求被試回答自己此刻與誰在一起，而封閉式量表則要求被試回答與這一時刻有關的范圍更廣的情感與情況。更具體地說，開放性問題也被分為各種類別，例如學校(學習，聽講座)、主動休閑(玩游戲，運動)、消極休閑(看電視，聽音樂)等等。而情緒量表則包括快樂(悲傷)、強(弱)、自豪(害羞)、友善(孤獨)、激動(無聊)、主動(被動)的7點量表與一個10點量表(要求報告“你是否覺得你自己很好?”)。基于被試在一周時間內的各時刻的反應，結果不僅可以獲得被試的即時情感體驗情況。還可以了解被試的時間使用狀況，因而研究者可以對比不同被試在不同時間的幸福水平。
　　顯然，該方法由于要求被試即時報告當前的行為與情感，所以克服了回溯性報告所產生的回憶偏差，從而最大化生態(tài)效度。但是，ESM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例如，不適合大樣本的測量(Kahneman & Krueger，2006)。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金錢等。
　　
　　4.2日重現(xiàn)法
　　日重現(xiàn)法(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DRM)是在ESM的基礎上結合時間預算測量而發(fā)展起來的調查人們日常生活體驗的方法。DRM評價人們怎么花費他們的時間和怎么體驗他們生活中的各種活動和安排(Kahneman et al.，2004a)。
　　該方法要求被試通過完成結構化的問卷來重現(xiàn)前一天的生活。根據(jù)Kahneman等人(2004a)的研究可知，這一問卷包括四部分。在第一部分中。被試首先需要回答一些自己生活的一般性問題(如最近幾天對總體生活以及在家與在工作中的生活滿意情況)以及一些背景信息(出生、性別、婚姻、子女以及薪水等等)。在第二部分中，被試需要根據(jù)設計好的步驟來來記錄前一天在某一段時間內的具體活動。在第三部分中，被試需要回答對先前記錄的每一項活動進行的時間、地點、和誰在一起等具體的細節(jié)問題，而且要對自己在這些活動中的情緒體驗做出評價。在第四部分中。被試需要回答自己各種情緒體驗的時間分配情況，以及一些與工作有關的具體情況。
　　日重現(xiàn)法符合與各種環(huán)境與活動相聯(lián)系的體驗效用的特征，而且提供了人們在各種情景、活動中如何分配時間的測量數(shù)據(jù)(Kahneman & Riis，2005)，因而是適合測量體驗幸福的方法�；�于對幸福的不同理解所采用相對應的測量方法――日重現(xiàn)法獲得的研究結論與幸福感測量的金標準――ESM的結論一致。例如，在Kalmeman等人(2004a)對1080美國在職婦女首次采用日重現(xiàn)法來測量體驗幸福的研究發(fā)現(xiàn)，個體在日常生活中體驗到的積極情緒與消極情緒差異較明顯，消極情緒相對較少出現(xiàn)且不嚴重，而且被試在大多數(shù)時間內表現(xiàn)出積極情緒。這一結論與早期ESM的研究結論一致。
　　這一研究工具無論是對基于體驗效用概念的體驗幸福及其評價規(guī)則的探討都有著重要的應用價值。例如，相對于以前的實驗室研究中被試只對結腸鏡檢查的病人的負向情緒進行報告，Miron-Shatz(2009)使用日重現(xiàn)法要求來自美國、法國和丹麥的被試分別報告他們在過去一天中每一個生活片段事件的正向和負向情緒進行報告，并分別計算持續(xù)性時間平均凈情緒(duration-weighted net affect)與峰值和終值的凈情緒。結果表明，與峰終定律的預測相反，持續(xù)性時間平均凈情緒是被試對前一天的生活的總體評價的最好預測標準。
　　根據(jù)這一方法來測量被試的生活質量，Kahneman等人(2004a)認為日重現(xiàn)法有如下重要優(yōu)點：對客觀活動與主觀體驗進行聯(lián)合評價；對每一個生活片段的體驗的持續(xù)時間能進行持續(xù)性權重分析；與體驗樣本相比，被試的負擔大大減輕，被試報告的活動與體驗更加全面；相比于日常體驗的總體報告，日重現(xiàn)法的回溯性報告偏差更少：可以根據(jù)具體的研究需要，采納其他的工具(量表)，因而具有很高的靈活性。此外，采用日重現(xiàn)法得到的數(shù)據(jù)不僅可以比較生活環(huán)境對情感體驗與總體生活滿意度影響的比較，也可以用于被試間的比較(如不同年齡組之間的比較)或者被試內的比較(如一天中不同情境與時間的比較)。個體的收入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與對情感體驗的比較為伊斯特林悖論(Easterlin paradox)(Easterlin，1995，2001)的解釋提供新的理論依據(jù)(Kahneman et al.，2004a；Kahneman，Krueger，Schkade，Schwarz，& Stone，2006)。而基于被試間的比較在微觀層面上為個人的幸福感研究提供令人信服的數(shù)據(jù)支持，在宏觀層面上DRM則成為國民幸福水平的測量以及國家間的幸福水平的比較的科學的工具。
　　
　　5　基于體驗取樣法與日重現(xiàn)法的國民幸福感測量
　　
　　在ESM和DRM基礎上，研究者進一步提出國民幸福感的測量方法，即國家幸福賬戶(national well-being accounts，NWBA)、國民時間賬戶(national time accounting，NTA)以及U指數(shù) (U-index)。
　　
　　5.1國民幸福賬戶
　　NWBA是指某國國民一定時間內參加各種活動的凈情緒體驗的總和。NWBA是在體驗幸福概念及其測量方法――DRM的基礎上提出的，Kahneman，Kruege，Schkade.Schwarz和Stone(2004b)提出其計算公式。根據(jù)體驗效用的概念，體驗效用可以表示為：
　　Ui=∑ihijuij　(1)
　　hij是個體i參加活動j(如與配偶一起洗碗)的時間，而uij是指在j活動時的凈情緒體驗。因此，某一國家的幸�？傊悼梢员硎荆�
　　WB=∑i∑jhijuij／N或者WB’=∑Hjuj　(2)
　　N是該國的人口總數(shù)，uij是指個體在j活動時的平均凈情感體驗(average net affect experienced)，Hj則是指活動j的花費的平均時間。根據(jù)公式(2)，個體的凈情感與時間使用的數(shù)據(jù)可以通過DRM來收集，每個人在活動j時的效用也可以通過ESM或者DRM來獲得，而Hj可以通過獨立的調查(美國勞動統(tǒng)計局的每月時間使用調查)來獲得。
　　與生活滿意度的自上而下的測量方式相比，國民幸福賬戶基于自下而上的方式通過個體參加活動的情感體驗以及時間分配來測量國民幸福感(Kahneman et al.，2004b)。由于其數(shù)據(jù)主要由DRM來收集，因而國民幸福賬戶的測量也擁有DRM的優(yōu)勢。NWBA有三個方面的用途：第一，一國的幸福感水平隨著時間的變化的情況可以知道，而且幸福水平的增加或者減少也可以分解為由于各種情況下的時間分配的改變的成分或者由于給定的情境下的情感變化的成分：第二，對一定時間內的分組人口(貧困者與富裕者)而言，幸福水平的差異可能歸因于不同活動的不同時間分配以及這些活動所產生情感差異；第三，國家之間的差異也可以根據(jù)時間分配情況與情感差異來做類似的分解(Kahneman，etal，2004b)。
　　
　　5.2國民時間賬戶
　　Kruege，Kalmeman，Schkade，Schwarz和Stone(2008)提出一個更加內涵更加豐富的概念――NTA。同樣，NTA是一種基于時間分配與情感體驗的測量社會幸福特征的方法。NTA可以測量、比較和分析人們花費時間的方式一系列方法，包括對某一時間內不同國家或者一國之內的不同群體之間的測量、比較和分析。
　　NTA需要收集個體評價時間使用(evaluated time usel的數(shù)據(jù)，雖然ESM和DRM都能夠獲得個體在時間分配上的數(shù)據(jù)，但Krueger等人在DRM的基礎上發(fā)展了一種更加簡便且實用的方法，以適應NTA對社會幸福的測量，以及不通過國家之間的幸福的比較。Krueger等人(2008)提出使用DRM的電話調查版本，即普林斯頓情感與時間調查(Prineeton affect and time survey，PATS)來測量人們的時間使用情況。這一方法始于使用美國勞動局的時間使用的調查問卷，但是Krueger等人將該問卷中的一些不相關的問題刪掉。具體來說。和日重現(xiàn)法一樣，被試需要描述在前一日每一個生活事件(一段時間內被試參加的具體的活動)發(fā)生的具體情況(在哪里，做什么以及和誰在一起等問題)。當一整日的生活事件都被評價完后，3個生活事件根據(jù)時間持續(xù)性比例被隨機選取，然后被試要對著3個隨機選取的生活事件回答一個包括6種情感體驗(痛苦、快樂、疲倦、壓抑、悲傷與有趣)的5分鐘的模式化問題，而且這6種情緒報告的順序是隨機的。
　　研究發(fā)現(xiàn)，采用PATS所獲得的個體的時間使用與情感體驗的結果與采用DRM所獲得的結果是一致的，而且其效度也是一致的(Krueger，Kahneman，F(xiàn)isehler，Schkade，Schwarz，& Stone，2009)。
　　
　　5.3U指數(shù)
　　NTA以U指數(shù)作為幸福感的指標來表示一個社會或者國家的幸福水平，而且，研究者可以根據(jù)需要比較不同個體或者國家之間的幸福水平。
　　U指數(shù)是測量個體花費在不愉快狀態(tài)下的時間，U代表不快樂(unpleasant)或者不想要(undesirable)(Kahneman & Krueger，2006)。U指數(shù)高的意味著幸福感低，而U指數(shù)低的話意味著幸福感高。根據(jù)他們的理論，U指數(shù)的計算需要先確定哪些生活事件是不愉快的或者不愉快的。然后，根據(jù)每個不愉快的事件的時間，研究者得到個體花費處于不愉快狀態(tài)的時間與一天的總時間相比所得到的一個分數(shù)，即U指數(shù)。對于不愉快事件的區(qū)分，他們認為如果個體在日重現(xiàn)法中對一個消極生活事件報告出最強烈的情感時，那么這一生活事件就被認為不愉快的。這一區(qū)分方法表明。愉快或不愉快是以序數(shù)測量來區(qū)分的，這使得u指數(shù)不僅解決了個體在報告時對要回答的問題的潛在的理解不一致問題，而且可以用于比較不同個體、不同群體之間幸福感的異同和不同活動所帶來的情感體驗的異同。
　　與NWBA戶的規(guī)范性分析方式不同，NTA則通過U指數(shù)的方式來實現(xiàn)其對國民幸福感的描述性分析。事實上國民幸福賬戶只停留在理論假設上，而國民時間賬戶則已經用于實證中的國民幸福的測量、分析與比較。例如，Krueger等人(2008)使用PATS來調查美國人的時間使用情況以及情感體驗，然后通過U指數(shù)來比較不同群體之間、不同活動之間以及不同國家之間的幸福感。結果發(fā)現(xiàn)，男人的U指數(shù)比女人低，黑人和西班牙裔的美國人的U指數(shù)比白人的要高；而在各項活動中。U指數(shù)最高的活動是做家務、接受醫(yī)療服務，為掙錢而工作等，而U指數(shù)相對較低的活動主要是自由選擇的活動，如宗教祈禱、運動、娛樂與社交活動等：看電視、烹飪與志愿活動的U指數(shù)則是中等(列舉的只是部分結果，U指數(shù)實際上可以提供更多的比較)。
　　更加吸引人的成果則來自于幸福感的跨國比較。研究者使用“合成”U指數(shù)(“synthetic”U-index)某一國家的幸福感水平，進而比較兩國之間的總體幸福感差異。對于活動i的“合成”U指數(shù)(UJ.K曲的計算公式如下：
　　Uj.k=∑iHjiUki　(3)
　　其中，Hji代表國家j的時間分配，Ui是指國家k的U指數(shù)(Krueger et al.，2008；Krueger et al.， 2009)。研究者選取美國和法國兩個城市的女被試使用ESM收集的數(shù)據(jù)表明，如果依據(jù)法國和美國婦女的時間分配(要么是通過美國婦女評價活動的平均數(shù)，要么是通過法國婦女評級活動的平均數(shù))來進行測量，那么法國婦女的“合成”U指數(shù)要低于美國婦女的“合成”U指數(shù)。盡管研究者選取的是美國和法國的兩個城市的被試，而且“合成”U指數(shù)的差異并不在統(tǒng)計學上顯著，但該方法適合更大樣本的“合成”U指數(shù)的計算，因此將該結果推廣到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家可能更加精確的評估幸福水平的差異。
　　
　　6　基于體驗幸福及其測量的公共政策評價
　　
　　基于體驗效用概念的體驗幸福不僅可以通過科學的測量方法來直接測量，而且其測量結果更加全面的反映了人們的生活，因而也為公共政策的評價以及制定提供了更具有參考價值和更值得信賴的科學依據(jù)。具體地來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應用體驗幸福的研究成果來評價與制定公共政策。
　　第一，體驗效用作為公共政策評價標準。公共政策的目標是效用最大化，或者說，幸福最大化。目前，經濟學在公共政策的評價和制定中其中最重要的作用，但經濟學并不直接測量幸福，而是通過測量個體的選擇來推斷其偏好，進而根據(jù)個體的偏好來制定公共政策。也就是說，政策的評價和制定是基于決策效用的。更多的收入導致更多的自由選擇，更好地獲得決策者偏好的商品，從而體驗到更大的效用。當人們是完全理性時。他們的選擇將會使得公共政策的效用最大化。但是，正如伊斯特林悖論所揭示的那樣，收入的增加并不一定會導致幸福水平的提高。單純的收入指數(shù)忽略了更加重要的內容(Dlener & Seligeman，2004)。因而，幸福指數(shù)應該納入到公共政策的評價中來。實際上，主觀幸福感及其測量價值對公共政策的評價也被經濟學家與其他社會科學家注意到(Diener，2006；Diener & Seligeman，2004；Frey & Stutzer，2002；Layard，2005)。同時，Kanhneman和Sugden(2005)提出采用體驗效用作為經濟政策的評價標準，也就是說，以最大化人們的享樂體驗作為經濟政策的評價標準。Loewenstein和Ubel(2008)則認為，公共政策的評價需聯(lián)合基于選擇的決策效用與基于享樂的體驗效用兩種標準，而且視具體情況的需要。如果以體驗效用來衡量公共政策的話，那么，基于體驗效用的體驗幸福及其測量方法則是為這一評價標準提供可供參考的具體指標，如NWBA、NTA與U指數(shù)。
　　第二，應用體驗幸福的測量方法為公共政策的評價與制定提供有可供參考的數(shù)據(jù)。EMA、DRM以及體驗幸福的國民賬戶測量為公共政策的評價提供了更加豐富、客觀的科學數(shù)據(jù)，而且基于這些測量方法所獲得的數(shù)據(jù)為公共政策的實施提供了參考。就基于時刻評價方式的體驗幸福而言，其測量方法主要關注個體在不同活動中的時間分配與情感體驗。相對地，政策制定者不僅可以通過國民幸福賬戶或者國民時間賬戶來了解新政策的實施所帶來的國民幸福水平的變化，而且可以通過人們參加的活動的時間分配情況及其情感體驗情況，從而評定相關的政策對國民幸福水平的影響，進而制定合適的政策。具體來說，政府或者商業(yè)機構可以根據(jù)NWBA或其中人們在不同活動中的時間分配情況與情感體驗情況，來評價各個領域的政策結果，如公共醫(yī)療健康、社會服務、娛樂、工作以及環(huán)境等具體領域(Diener，2006)。當然，體驗幸福作為評價公共政策的一個指標，與其他指標是互補的關系(Krueger et al.，2008)。
　　總的來說，體驗幸福的研究者從效用的區(qū)分到體驗效用的重新發(fā)現(xiàn)，并提出與發(fā)展基于體驗效用的體驗幸福概念與測量方法，再到其對公共政策中的應用啟示，循著理論與實踐、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思路，為主觀幸福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從而為人們的幸福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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