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日，共和國60華誕，在國慶觀禮臺上二，“國家級”勞模申紀蘭不時被攝影機“特寫”，是那樣引人注目，她是“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的人物”之一，也是唯一一位連任11屆的全國人大代表。面對各種榮譽和機會，她固守著樸素的心愿，“我是一個農民，我的根在西溝村”。這種堅守，也讓她的信仰有了一輩子的方向。
　　
　　勞動者的榮耀
　　
　　申紀蘭嶄露頭角，是在李順達的互助組發(fā)展成山西省平順縣西溝村農業(yè)合作社的時候，1951年12月，她說服了公婆，動員全家?guī)ь^人社。合作社成立大會上，她當選為副社長，社長是李順達。那時的西溝村，婦女的自我覺醒意識并沒有普遍萌芽，傳統(tǒng)習俗還是“好男走到縣，好女走到院”。申紀蘭的任務，就是動員村里婦女和她一樣，下田勞動。
　　1952年4月，申紀蘭展開了她的全村總動員，連裹了小腳的女人都被她動員起來。當時合作社規(guī)定，男人下田一天記10分工，女人只記5分。申紀蘭帶領婦女和男人們開展勞動競賽，證明女人干活絕對不輸給男人。她由此幾次向社里提出要求，“男女干一樣的活，應該記一樣的工分”。
　　論爭后，西溝合作社重新制定了男女“同工同酬”的記工辦法。當年秋天，長治地區(qū)召開互助合作工作會議，申紀蘭成為婦女代表�！度嗣袢請蟆酚浾咚{?敏感地報道了申紀蘭爭取男女同工同酬的故事，寫成通訊《勞動就是解放，斗爭才有地位》，發(fā)表在1953年1月25日的《人民日報》上。申紀蘭的名字，也就從偏僻的小山溝，傳到了全國各地。一個多月后，1953年3月，她當選為全國婦女代表大會代表，參加第二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從西溝騎騾子到平順。然后換卡車到太原，再換火車去北京�！彪m然社里替她刻意打扮了一番，但站在一堆代表中，她的“藍色掩襟布衫”、“寬腰大襠褲”和“綁腿”還是格外扎眼。
　　這次會議結束，申紀蘭又當選為第二次世界婦女代表大會代表，從北京到丹麥首都哥本哈根。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個正式的中國婦女代表團在國際亮相。如同一項政治任務，每人的衣著飾物都由國家配備，還要進行專門的外交禮儀訓練，包括衣食住行、坐立行走等各種細節(jié)。最讓申紀蘭發(fā)愁的是化妝，好在代表團里的人很快意識到這個樸實姑娘的難處，尤其是電影演員田華，熱情地主動攬下了幫她化妝的任務。
　　西溝展覽館里，保留了幾張當年申紀蘭出席世婦會的照片，那個一襲旗袍的短發(fā)姑娘，細眉彎彎，嘴唇紅潤，端莊典雅里透著幾分羞澀，不輸給任何一個大明星。只是完成這項“政治任務”，回到西溝村第二天，申紀蘭就把旗袍這些行頭塞進了柜子里，此后再也沒有穿過，也找不著了。
　　如今80歲的申紀蘭，往事記憶很少停留在關于衣食住行的瑣碎細節(jié)上，要通過當年的照片，再三追問，才會一星半點流露兩句當年情景。她的回憶里始終清晰和激動的部分，只有一種場景――受到領導人接見――那個年代至高的榮譽和驕傲。
　　從1954年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始，申紀蘭在后來的50多年里，不僅先后三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見，也受到了歷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那些合影，在申紀蘭的家里滿滿當當地掛了兩面墻。這些照片，取代了普通的全家福，成為申紀蘭最溫暖的財富。
　　
　　人民代表的記憶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210人的名單里，山西代表團26人，只有4個女代表：勞模申紀蘭、歌唱家郭蘭英、劉胡蘭的母親胡文秀和基層干部李輝。申紀蘭還記得，穿著裙子、燙了頭發(fā)的郭蘭英“最漂亮”。當時她的想法很簡單，“想參加一次會議，見見毛主席就行了，其他就不想了”。當她知道代表的任務是要選國家主席，心思更篤定，“一定要把毛主席選上”。在選票上毛澤東的名字下面畫上一個圈，成了申紀蘭和許多人心中最神圣的使命。
　　1958年，“大躍進”浮夸風盛行時期，她和7個女社長到北京開群英會，周總理請她到家里座談了3小時�！八麊栁�，你煉鐵了沒有?我說煉了，我是連長，我說還煉出來了，扇那個土風箱。”“總理說。哎呀不怎么樣吧?我說周總理怎么知道這個?他說，機器煉還出廢鐵呢，你山上那個能煉好?我也只能說是煉出來了�？偫硎裁炊贾�道�！�
　　還有1975年，第四屆人大會上，周總理帶病做最后一次報告。很多人都跟她一樣，掉著眼淚聽總理報告。“瞧見他瘦成那個樣子在那兒做報告，他坐下了，大家還鼓掌，一直鼓掌，這就是大家心里頭的領導人呀�？偫矶嗪醚�，我們流著眼淚，見了總理那一次，再也見不上了�！�
　　1978年之后，新的精神和決策，老人理解起來并不太容易，但申紀蘭始終堅信黨的方向，“自己不能理解，那是自己的水平覺悟低”。如果再追問，老人會慷慨激昂地把手揚起來說，“就是黨和毛主席，領導四萬萬人民翻身做主人，黨不會錯”。正因為如此，連續(xù)11屆的全國人大會上，申紀蘭從來沒有投過反對票。
　　從1978年的第五屆開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的時間固定下來，5年一屆，人大代表要承擔的職責，也不再是畫個圓圈那么簡單，他們要拿出自己的議案或者建議。對1978年已經50歲的申紀蘭來說，此后的30年，并不容易。這個從沒念過書，不識字的勞模，由此開始認字寫字，聽新聞、看報紙，領會黨的新文件、新精神。她堅持每天看《新聞聯播》，她還花了40天時間，每天早起，一字一句抄寫完黨的“十七大報告”。當年那個會為報告發(fā)言急得團團轉的小媳婦，就這樣，一點點成長為不用稿紙都能連續(xù)講上幾小時黨課的模范黨員。這些都讓她身邊的人感慨，“雖說沒念過書，理論水平高著呢”。
　　老人也感慨，現在的全國人大會議“變化太大了”。如果一定要她列舉一些具體細節(jié)，她想了想說，“以前是舉手表決，現在是按鍵，電子計票，先進多了”。還有，“現在的代表都有文化，水平都很高”。
　　
　　農民本色的取舍
　　
　　不管拿過什么榮譽，只要回到西溝村，換上補丁摞補丁的舊衣服，鋤頭一扛，申紀蘭就回歸了自己的本色。在她身邊工作了近20年的郭雪崗覺得，這是申紀蘭“最了不起的品質和智慧”。
　　早在1973年3月，申紀蘭就被任命為山西省婦聯主任。到了婦聯，她發(fā)現，除了在公文上畫圈簽字，偶爾參加會議，自己這個主任基本上無事可做，她閑不住，只能每天早早起來打掃衛(wèi)生，幫別人灌開水，或者留在食堂幫師傅們洗碗。
　　申紀蘭覺得勞動才是自己的長處，于是跟人說：“我是太陽底下曬的人，不是坐辦公室的人�！币院笊昙o蘭只到婦聯來“坐會”。坐下開完會，就回，到西溝村繼續(xù)勞動。從1973到1983年，申紀蘭就這樣當了10年婦聯主任，堅持著自己的“四不”――不定級別、不轉戶口、不要工資、不坐專車。她也總結出了自己的名言，“不脫離農村，不脫離農民，不脫離勞動”。
　　扎根在西溝村里的申紀蘭，這些年 里遇到過許多找上門來的人，包括全國各地喊冤的上訪者。申紀蘭堅持自己的原則，告訴上訪者們，“相信黨，走上訪程序”。她會收下那些材料，在開各級人代會的時候，把收到的材料，轉交相應的部門。但她又恪守程序，并不會給相關部門施加任何壓力。這些材料，有解決了的，也有沒解決的，稱贊和指責，申紀蘭都遇到過。
　　申紀蘭自己也分析過這些年轉出去的材料，“黨還是好黨，但因為治黨不嚴，那些風氣不好的人混了進來，辦了壞事，造成了冤案”。那些冤案里傳遞出來的貪污腐敗現象，讓她更堅信，“作為一個黨員，首先就要管好自己”，“管住自己的嘴，不吃請、不請吃、不亂說”。
　　她的嚴于律己，其實也成為內心深處對家庭、對子女們的愧疚，她說：“瞧人家當娘的，再看看我，小平(長子)媳婦生孩子，我只伺候了人家三四天”：“我每天去長治，但半年多了，我沒見過小娥(次女)”；“李珍(長女)在邯鄲，我去過好幾次，雖然見了人，但是在賓館，也沒有去她家一趟”……
　　只有跟很貼心的人在一起，老人才會偶爾說起這些，說的時候噙著淚水。其實這3個子女都是領養(yǎng)的，她沒有生育過。她疼愛3個孩子，但從來不會主動用自己的身份替他們鋪平道路，相反，她還希望盡一切可能撇清這種影響。
　　
　　閑不住的勞模
　　
　　1983年申紀蘭從婦聯主任卸任的時候，已經54歲了，但申紀蘭覺得，為村民們尋找新的致富方向，是她義不容辭的責任。1984年冬天，她帶著幾名村干部一路南下考察，從河南到江蘇，再到上海郊區(qū)。河南劉莊支部書記史來賀的話讓她大開眼界：“老申，光靠種地富不了，趕快上工業(yè)吧’，西溝石頭多也是資源�！边@一路下來。申紀蘭聽得最多的就是“無工不富”。
　　申紀蘭和西溝村新的創(chuàng)業(yè)史也就此開始。他們嘗試過很多項目，1989年興辦了鐵合金廠，生產硅鐵�，F任西溝村村主任王根考在廠里當過3年會計，他記得，“剛開始運轉很好，市場好，第一年純利潤120萬元”，“從第二年開始，效益就不太好了”。申紀蘭要親自出去跑銷路，她的面子和影響，有時候還是管用的。長治鋼鐵廠先是買產品，后來干脆承包了這個村辦企業(yè)一兩年。
　　西溝村的地理條件太嚴苛，人均耕地如今只剩下一兩分，最多的也不過五六分。年輕人早就外出打工去了。其實不管是電石廠、飲料廠，還是太原的“今繡西溝”酒樓，都是如此。目前這些產業(yè)的利潤，只夠維持自身運轉，并不能充實村里和鄉(xiāng)里的賬戶，直接讓村民受益。
　　只是，只要申紀蘭還在這里，西溝村的一切，無形中就都有了主心骨。
　　申紀蘭一直住在西溝，子女們拗不過她，只好每周末從長治回來看她一次。
　　申紀蘭現住在鄉(xiāng)政府的宿舍里，每天5點起床，打掃完衛(wèi)生。在沒有外來訪客和電話召喚的情況下，老人或者下地干活，或者在村里走家串戶拉家常，或者到村辦工廠里了解情況，這樣日復一日堅持做個“在太陽底下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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