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一本叫《中國不高興》的書在中國熱賣，被稱為十多年前《中國可以說不》的升級版。書中激烈的民族主義言詞，引發(fā)了支持者與反對者的爭論。這是本什么樣的書？它的背后透露出什么樣的信息？它是否就能夠代表第二次“中國可以說不”的浪潮？
　　
　　中國為啥不高興“我不知道風朝哪邊吹”
　　
　　徐志摩詩里這種迷惘的心緒，在這個春天有了新的對應物，它就是時下被輿論炒得火熱的《中國不高興》。
　　今年3月出版的這本新書，一問世就吸引了國外媒體的關注。美國《時代》周刊這樣定義：“這是繼1996年不滿西方尤其是美國對中國影響的一部民族主義暢銷作品�！�
　　而打開這本被《時代》視為“《中國可以說不》續(xù)集”的《中國不高興》目錄，類似的觀點頗具“沖擊力”：
　　持劍經商：崛起大國的制勝之道該由西方正視中國“不高興”了中國對西方：“有條件地決裂”……
　　這樣極具殺傷力的標簽式主題，迅即引發(fā)國內外從互聯網到傳統(tǒng)媒體的一輪激辯。
　　該書作者之一王小東被認為是網絡民族主義者和青年激進民族主義者在知識界的代言人，甚至被帖上了“中國民族主義教父”的標簽。
　　在王小東看來，《中國不高興》的核心觀點是，中國和西方在綜合國力對比上有了根本的變化，中國仍然要尋求西方的理解和接納，但不再是一面倒地討好、逢迎、跟西方接軌，西方國家也要理解中國的觀點和情緒，不能動輒教訓、打壓或圍堵中國。
　　此外，《中國不高興》還提出內修人權，外爭族權，制裁西方，肅清內賊；中國的發(fā)展不能把絕大多數民眾排除在外；持劍經商，不玩金融戰(zhàn)爭，才是未來中國應走的路，利用西方經濟危機，實現中國的產業(yè)升級，中國要有重塑世界秩序、領導世界的雄心，明確“懲罰外交”概念，成熟的大國心態(tài)不僅是寬容，也有較真。
　　同樣是作者之一的劉仰說，這本書最早的創(chuàng)意來自張小波――他是當年《中國可以說不》的策劃人。張小波在2008年首先提議要做這件事�！盎�于2008年一整年，我們國家發(fā)生的事情，從3?14事件到火炬到地震，他敏感地認為會找到大家共同關注的東西。”劉仰說。
　　對于兩本書的差異，張小波解釋道，“兩本書在某種程度上是一致的，比如說中西方關系是不是一直在攤牌？”而作者之一宋強則這樣概括：“說‘不’要表達的是‘中國只想領導自己’，而‘不高興’想表達的是‘中國有能力領導世界’�！�
　　自出版以來，《中國不高興》引發(fā)了一波波的議論，許多人頗不高興，也令一批人興奮不已�；蛟S最開心的是策劃本書的書商。北京另一家出版社的人感嘆：“我們動手晚了！”
　　
　　一場沒有硝煙的爭論
　　
　　書中不僅有對中西關系的激烈表述，對于作者認為是自輕自賤、“逆向種族主義”的親西方的主流知識分子，他們亦不遺余力地進行批判。
　　贊者，罵者，皆奔此而來。
　　反對的聲音主要來自一些學者。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表示，書的思想是極端民族主義，這個極端民族主義是非常不利于中國發(fā)展的。“他們出這本書，無非是想炒作，求名求利。我翻過這本書，我覺得這本書是不值得讀的。”
　　北京政治學者吳稼祥將此書和《中國可以說不》作了一番比較：“如果說《中國可以說不》闡明的是中國人一百多年來的受害人心理的話，這本書表現了暴發(fā)戶的心態(tài)――現在不是對西方說不的問題了，現在是要讓西方聽我們的�！�
　　他認為，作者們的觀點現在是“三化”：民粹化，法西斯化和軍事化。“他們不高興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國人沒有尚武精神，是中國人不準備打仗，這讓他們很不爽，很不高興。”“書中指出的問題都存在，很多問題都需要找到解決的辦法。但是他開的藥，比這個病還要嚴重。”
　　13年前，《中國可以說不》震動了西方世界。13年后，《中國不高興》再次吸引了海內外媒體的關注。
　　香港《亞洲周刊》稱，《中國不高興》是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標志，“南沙群島問題、釣魚島問題、俄羅斯軍艦擊沉中國貨輪問題、法國佳士得拍賣行拍賣圓明園獸首問題，這些都激起了中國民眾反彈，民族主義情緒高漲�！�
　　而與當年直斥《中國可以說不》是“一種偏執(zhí)狂言論”相比，西方媒體在13年后的關注仍然有些擔憂，卻溫和了許多�！稌r代》周刊對《中國不高興》背后的中國民族主義力量表示了擔憂，“如果民族情緒不加以適當制止，它可能會推動北京方面采取好戰(zhàn)孤立主義路線�！�
　　英國《經濟學家》也注意到了中國民族主義抬頭的新跡象，該刊稱，“中國的崛起在國內使中國的民族主義抬頭，左派卷土重來。在國際上中國領導人至今還保持著鄧小平韜光養(yǎng)晦的方針。但國際上有G2，即中美兩大國掌握著世界經濟命運的說法，這也讓一些中國學者和評論家一直在鼓吹中國利用這次危機推動中國戰(zhàn)略影響�！�
　　袁偉時教授對民族主義思潮并不感到擔憂，“因為它不是中國的主流。在知識階層里面，多數人是比較冷靜的，甚至在政府官員里面，我感覺多數也比較冷靜。”
　　同樣不擔憂的還有本書的作者們。一位作者說：我們只是民間知識分子，又不是外交部發(fā)言人，這種擔心過慮了。
　　但袁偉時有另一種擔心：“這本書沒有積極影響，主要起的是負面的影響。主要是一批沒有經驗的年輕人、憤青在這里得到發(fā)泄的渠道�！�
　　《中國不高興》也重新引發(fā)了中國國內對于民族主義的討論。在網絡中，對于書中觀點的反應顯現出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有的認為該書“直言內政外交，是諫言國策”；有的則認為其過于偏激，有的人則質疑該書“投機”。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時殷弘則認為，書中指出的一些問題值得深思，但很多話、很多態(tài)度說過了頭，“我覺得這些人也是一種特征，左派的特征――批評多，建設性意見較少。”
　　
　　上升期的精神焦慮和騷動
　　
　　有學者提出，《中國不高興》是中國新發(fā)展階段里的產物。這個階段就是指中國已經歷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經歷了十幾年的飛速發(fā)展，整體國力大幅上升，國民自信心增強，而中國與西方的關系，也出現了在國力衰落期所不可同日而語的新態(tài)勢。與此同時，中國在發(fā)展過程中也積聚了許多問題和矛盾。所有這些內外挑戰(zhàn)都迫使一部分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更多思考國家和社會發(fā)展的方向，并為此提出自己的主張。
　　問題是，在國家處于上升期的這種民間情緒和知識分子的焦慮，背后是否有足夠的理性精神支撐？任何一個大國在崛起期產生的“大國心態(tài)”，就其本義而言都無可非議，但“大國情緒”如何做到不只是“民族主義”的代名詞？
　　在任何一個國家，尤其是亞洲后發(fā)國家的上升期，民間和知識分子的內心騷動本身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其間必然有正常的愛國情愫和稍顯盲目的情緒。但若這樣的精神騷動長期停留在騷動的層面，那顯然不是一個成熟大國的國民心態(tài)。
　　從以往一些大國的崛起看，其歷程必然伴隨幾個階段：首先是物質崛起期，包括經濟和軍事力量的上升；其次是知識分子的精神焦慮期。
　　后者往往是因成就與矛盾兼有的狀態(tài)而產生，其特征是各種思潮如泥沙俱下，從而出現思想史上一段極其混亂的時期。但問題是，泥沙俱下之后，必須有一個洗滌乃至洗禮的過程，必須大浪淘沙，去粗存精，以思想啟蒙推動全民精神世界逐漸走向成熟。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不高興》一書的出版為中國崛起期民族精神的反省、成熟，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契機。面對崛起期的集體焦慮和思想的泥沙俱下，人們不必情緒化反應，更不要封閉或封殺，而需要開放的思想討論的氛圍。只有開放的氛圍，才能令增強國民心態(tài)的理性精神，完成思想啟蒙過程，走出蒙昧，步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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