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綜合近年來學術界關于農村公共文化問題的主要研究成果，對相關文獻進行系統梳理和歸納總結，指出研究內容主要涉及基本問題、供給、保障機制、法律法規(guī)、績效評估、機制創(chuàng)新等幾個方面；在此基礎上，對目前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進行評價，并指出后續(xù)研究的發(fā)展方向。
　　[關鍵詞]農村　公共文化　綜述
　　[分類號]G127
　　
　　農村公共文化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是評價新農村建設成果的一個重要指標。新形勢下，無論是農業(yè)的發(fā)展、農村的進步，還是農民的致富，都離不開先進文化的哺育和支撐。近年來，對農村公共文化的理論研究已逐步開展，有些優(yōu)秀成果已付諸實踐，對農村公共文化實踐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1　數據統計及結果
　　
　　本文以CNKI期刊論文庫和碩博論文庫為檢索系統，以“公共文化”并含“農村”為題名，時間截止至2010年7月9日，對搜索的論文進行數據統計，結果共搜索論文158篇，其中碩博論文13篇，時間跨度為從2006年到2010年，按時間分布情況見圖1。
　　從圖1可見，自2006年以來，對農村公共文化的研究呈明顯的上升趨勢，尤其是2008年以后，論文數量明顯增多。按內容來分，目前的學術論文主要涉及：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和農村公共文化供給、經費、設施、法律法規(guī)、績效評估、機制創(chuàng)新等方面。
　　
　　2　國內研究現狀及主要觀點
　　
　　2.1　對基本問題的研究
　　2.1.1 農村公共文化的定義和特征 目前國內學者對農村公共文化還沒有一個權威性的定義，在學術研究中多是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進行界定。主要觀點如下：一是從供給的角度，有學者認為“農村公共文化服務是指為滿足農村民眾的文化需求而由政府主導、企業(yè)、社會團體和個人自愿參與進行的普及文化知識、傳播先進文化、提供精神食糧、保障農民群眾文化權益的文化產品及服務的供給活動”；二是從主體內容的角度，有學者認為“農村公共文化服務是在當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在構建農村綜合社會公共服務體系中，以推進農村文化設施和重點工程建設、加大文化資源向農村傾斜、建立農村公共文化建設長效機制等為主體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
　　農村公共文化除具有公共文化的一般特征外，還應具有農村的獨特性。陳吳琳認為，農村公共文化是孕育在農村特定的經濟和政治環(huán)境下的，它受鄉(xiāng)土文化的影響，與城市公共文化相比，還具有鄉(xiāng)土性、傳統性、壟斷性、輸人性四大特征。另外，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尤其是我國西部地區(qū)，少數民族眾多，多宗教和多民族融合，因此，民族地區(qū)農村公共文化建設還具有其特殊性。孔維萍、吳艷華從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復雜性、多元并存性四大特征出發(fā)對新疆農村公共文化進行了專題研究，指出公共文化建設應突出地區(qū)特色。
　　2.1.2　對農村公共文化內容的研究 目前我國學者主要是從公共文化服務的角度對其內容進行界定。尹長云認為，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包括：向農村地區(qū)提供的文化產品、文化傳播、文化休閑娛樂活動、信息發(fā)布服務以及與其具有直接關聯的用品、設備的生產和銷售活動以及資金保障、人才等；閆平認為，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包括農村文化基礎設施建設、鄉(xiāng)鎮(zhèn)綜合文化站和村級文化大院建設、重大文化工程建設等。另外還有一些學者從體系的角度論述了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內容�？v觀學者的觀點可以看出，對“農村公共文化”這一概念所涵蓋的內容還沒有一個明確、完備的界定，筆者在總結學者觀點的基礎上，將農村公共文化所涉及的內容界定為：政府和社會提供的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包括休閑娛樂活動、群藝表演、廣播電影電視、文化下鄉(xiāng)、重大文化工程等；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包括鄉(xiāng)鎮(zhèn)文化站、藝術館、文化大院以及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所依托的硬件設施等；農村自有文化，包括傳統文化、節(jié)日文化、農村文化遺產、農民自辦文化等。
　　
　　2.1.3 農村公共文化的功能意義農村公共文化的功能意義已經得到了國內學者的共識，學者們普遍認為它具有社會教化功能，對提高我國人力資源質量，促進農村經濟發(fā)展具有積極的能動作用，是解決農村貧困的內生力量；是剔除腐朽落后文化、搶占精神文化陣地、提高農民生活質量，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途徑。
　　
　　2.2　對供給問題的研究
　　2.2.1　對供給現狀的研究疏仁華認為，“我國公共產品供給長期重城市、輕農村，使得目前我國農村文化供給處于一種嚴重的缺失狀態(tài)”，主要表現在農村公共文化供給的經費不足、人才缺失、體制與機制缺失；蔡輝明指出，目前我國公共文化產品在地區(qū)之間、城鄉(xiāng)之間、區(qū)內群體之間存在普遍的供給不均的問題，農村公共文化供給缺位、錯位嚴重；劉如珍認為，受城市化進程和外來思想觀念的沖擊，城鄉(xiāng)公共文化生活相差甚遠，真正適合農民口味的公共文化少之又少。
　　2.2.2　對供給主體的研究 傳統的行政管理中政府是公共事務的唯一主體，是公共產品的生產者和組織者。隨著市場經濟的發(fā)展，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務以及治理理論逐步形成，政府以往的統管一切的角色逐漸改變，部分職能向市場開放，與企業(yè)、社會、個人統籌協調，走多中心治理模式。作為公共產品之一的公共文化也在適應這一發(fā)展趨勢。關于農村公共文化供給主體的構成，國內學者的意見基本趨于一致，即政府為主導的多元供給。
　　蔡輝明認為，依據供給主體，供給模式可劃分為政府“權威型供給”、市場“商業(yè)型供給”以及第三部門“志愿型供給”三種，“運用這三種多元化并進的供給模式，是實現公共文化服務均等化的前提和制度保障”；裴玲認為，農村公共文化的供給主體應包括政府、企業(yè)、民間組織、農村社區(qū)，要擴大社會力量，發(fā)揮市場競爭的作用，“通過公共財政的政策和利益導向，吸收社會力量參與，實現公共財政投入和社會參與熱情在農村優(yōu)秀文化資源保護和開發(fā)平臺上的有機結合，改善目前農村文化供給狀況”。韋丹以環(huán)江縣為例研究了農村公共文化的供給問題，指出“按照政府、社會、農民在公共文化服務供給中所起的作用的不同，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應以政府為主導，社會力量和群眾共同參與，構建政府、社會、群眾相互合作的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網絡模式”。
　　另外，一些學者對作為主導者的政府的供給問題進行了專門研究。葛繼紅和王玉霞從公共文化的公共產品屬性和正外部性方面分析了政府作為供給主體的必然性，指出，作為農村公共文化供給的主導力量，政府最重要的是要完善制度供給，制訂一套行之有效的規(guī)章制度，同時需要增加財政投入；盧華東論述了政府主導的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一要把握好原則，二要明確建設任務，政府應著重建設政策理論、基礎設施、生產運營、資金保障、人才支撐、信息傳導、評估監(jiān)督七大系統。
　　
　　2.3　對保障機制的研究
　　2.3.1 對資金投入問題的研究 資金投入是農村公 共文化建設最重要的物質基礎。在財政投入數量上，國內學者普遍認為財政投入明顯不足，在大部分農村，資金短缺問題是制約著公共文化發(fā)展的最重要的因素，當務之急是擴大資金投入數量；就目前有限的財政投入來看，農村公共文化投資明顯落后于城市，西部農村更是落后于東部。陳堅良以2003―2004年的財政投入為例，指出目前城鄉(xiāng)財政投入差距日益拉大，國家投入偏重于城市；曾崇碧、王芬林、葛繼紅和王玉霞等也通過大量實證數據論證了目前農村公共文化財政投入不僅不足而且失衡的現狀。
　　在投入方式上，目前學者普遍認為應積極吸引、鼓勵社會力量投資興辦公共文化事業(yè)，拓寬融資渠道，形成以政府投入為主、社會力量積極參與的穩(wěn)定的公共文化服務投入機制。劉玉堂、王琳等強調“要引導商業(yè)銀行加大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設施、文化產品生產和流通等領域的金融服務力度；要采取財政補助、信貸貼息、參股經營、融資擔保等方式，鼓勵和引導社會各方面資金投向新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葛繼紅、王玉霞認為政府不僅要擔當主要投資者的角色，還要通過出臺政策和完善立法來積極鼓勵企業(yè)、民間組織和個人共同投資，以彌補國家財力之不足…。；林怡認為，縣鎮(zhèn)兩級政府在農村公共文化建設投入問題上起著關鍵的作用，要將農村公共文化建設列入財政預算，對社會和個人的參與和投資要建立相應的獎勵制度。
　　2.3.2　對人才機制的研究 人才隊伍是公共文化建設的關鍵，是一項基礎性、戰(zhàn)略性的任務。充實和發(fā)展一支穩(wěn)定、專兼職結合的優(yōu)秀人才隊伍是發(fā)展農村公共文化事業(yè)的重要保障。目前，無論是在實踐還是理論研究中，農村公共文化建設的人才問題已引起普遍關注，主要表現在：專業(yè)人才缺乏、業(yè)務能力較弱、素質不高、工作的積極性和干勁不足、年齡結構老齡化嚴重、工作人員身兼數職、身份不明、隸屬關系較為模糊等。
　　就農村公共文化人才短缺的原因來看，學者們普遍認為，主要是由于財政緊缺，缺乏有效的資金投入，職權少且薪酬低，很多鄉(xiāng)鎮(zhèn)發(fā)不出基本工資；領導不夠重視，重實物建設而輕人才建設；缺乏準入門檻，編制不足，職稱評定困難；缺乏學習和培訓機會；農村精英大量外流，缺乏對民間藝人和傳統文化能人的鼓勵和獎勵機制等。
　　根據不同的現狀和原因，國內學者提出了不同的人才發(fā)展策略：從資金待遇方面，學者們普遍認為應該增加工資待遇，建立適當的表彰和獎勵制度，完善工作人員的退休和養(yǎng)老保險制度。陳堅良指出“要明確待遇，對作出突出貢獻的農村文化單位和基層文化工作者予以表彰獎勵”。劉淑蘭提出“要以人為本，切實關心、幫助和解決農村文化站工作人員在工作、生活中的實際困難，解除他們的后顧之憂”；劉衛(wèi)在基于湖北省農村公共文化的研究中指出“落實鄉(xiāng)鎮(zhèn)文化站轉制改制人員參保的有關政策”，“加快建立合理可行的社會養(yǎng)老保險體系以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曾崇碧認為“為建設農村公共文化隊伍，需增加相應編制，提高基層文化管理人員待遇”。
　　從人才培養(yǎng)方面，國內學者主張：一要加強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工作人員個人素質的培養(yǎng)和業(yè)務培訓I，二要注重對農村文化能人、文化精英的培養(yǎng)與扶植，三要加強對高校人才的引進。陳堅良、蘇忠義等人提出，要加強文化工作人員的職業(yè)道德，培養(yǎng)敬業(yè)精神，提高政治和思想素質；曾崇碧認為要“促進城鄉(xiāng)文化人才雙向流動，縣屬單位的科技、文藝、教育工作者等到農村基層文化機構任職或掛職，農村文化工作人員到城市接受繼續(xù)教育和培訓工作”；章劍華認為要“注意抓好對基層鄉(xiāng)鎮(zhèn)文化站工作人員、管理人員的培訓，要為文化站選好人、定好崗”。曹錦揚認為“對現有人員一方面每年都應邀請有關專家來輔導授課，另一方面將一些有培養(yǎng)前途的人員送到國家、省、市文化機構組織的專業(yè)培訓班及高等院校進行專業(yè)培訓，提高他們的專業(yè)水平”。在對農村文化精英的培養(yǎng)上，吳理財和夏國鋒、王琳、陳堅良、曾崇碧、李萍和霍軍政等學者都主張要培養(yǎng)和扶植農村文化愛好者和文化精英，增強其專業(yè)技術水平和業(yè)務能力，建立相應的鼓勵和獎勵制度，充分發(fā)揮其文化帶頭人的作用。在人才引進方面，學者普遍認為要培養(yǎng)大中專院校學生到農村從事公共文化工作，李少惠和崔吉磊認為“城市高校和社科研究部門應深人農村基層，加大對農村傳統鄉(xiāng)土文化資源的研究力度，采取院校教育、崗位培訓、業(yè)務交流等各種形式，切實加大農村文化人才培養(yǎng)的力度；通過完善政策，積極引導城市文化人才向農村有序轉移，加強農村文化隊伍建設，讓農村‘不走的文化’發(fā)展壯大起來”。
　　
　　2.4　對公共文化設施網路的研究
　　公共文化設施是實施公共文化服務的載體和依托，是農民群眾接受公共文化服務的基本場所，是一個地區(qū)公共文化發(fā)展能力和發(fā)展水平的重要體現。我國學者普遍認為，農村公共文化設施嚴重不足，問題重重，主要表現在：文化設施覆蓋率低、很多地區(qū)設施陳舊簡陋、房屋年久失修成為危房，文化設施被挪用、擠占、變賣現象嚴重。相當一部分鄉(xiāng)鎮(zhèn)文化站有名無實，沒有開展或很少開展公共文化服務活動，文化服務中心沒有辦公用房、圖書和活動器材等而“名存實亡”，圖書館(室)的圖書陳舊，沒有更新，很多被閑置或流失。另外，還存在明顯的建設失衡問題。徐學慶指出我國農村文化設施的主要問題一是落后于經濟發(fā)展需求，二是呈現明顯的不平衡，包括地區(qū)間不平衡和縣(市)、鄉(xiāng)鎮(zhèn)與村間的不平衡；曾崇碧將鄉(xiāng)鎮(zhèn)文化站和村莊文化設施進行東西部比較，指出西部農村文化設施嚴重滯后于東部，部分設施建設東西部相差懸殊。
　　我國學者一致認為，要改變農村公共文化設施的現狀，最重要的是增加資金投入，大量設施需要修建、重建，圖書資料、活動器材需要更新和補充。有學者提出要整合農村文化資源，走社會化共建模式。吳碧英指出“文化館、廣播站、農技站、學校都可以作為文化設施來加以利用”，要“創(chuàng)新城鄉(xiāng)單位共建、企業(yè)共建、軍民共建等社會化共建模式”；有學者認為要加強文化設施的管理、監(jiān)督，明確責任人和服務規(guī)范，不僅要建設好，還要管理好；還有學者認為要鼓勵農民對文化設施的參與利用，提高使用效率。
　　
　　2.5 對農村公共文化政策法規(guī)的研究
　　良好的制度環(huán)境是構建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基本保障，作為一項公共事業(yè)，它需要國家以法律的形式確定其發(fā)展的基本政策。近年來，旨在加強我國農村公共文化建設的政策、法規(guī)逐步出臺，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下發(fā)的《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和《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的意見》為農村公共文化建設提出了指導性意見。但是，從總體上來看，我國公共文化政策尤其是涉及農村的公共文化政策還十分薄弱。
　　葛繼紅和王玉霞、林怡認為，現行的涉及農村公共文化的法律法規(guī)和規(guī)范性文件還不完善，還沒有形成一整套科學的制度體系，現有的法規(guī)文件，大多只是宏觀的規(guī)定，而缺乏具體的實施細則，或實施細則不完 善，因此要制訂規(guī)章制度，完善公共文化政策法規(guī)體系，使農村公共文化建設按規(guī)則有序運行；李小群和吳興國提出，要建立有效的責任追究制度，已有政策要不斷完善、徹底落實、明確責任，同時要注意新舊政策的合理結合；蘇紅認為，公共文化的性質和職能決定了必須要有專門的文化政策，不僅要制定有利于國家文化主權和社會穩(wěn)定的政策、法規(guī)，還要制定有利于公共文化服務主體發(fā)揮其職能的政策和法律法規(guī)，調整和完善相關的財稅政策和文化市場管理的法律法規(guī)；李萍和霍軍政認為，政府一要出臺新的文化經濟政策，動員社會力量，拓寬投融資渠道，二要制定相關法律法規(guī)，改變農村公共文化建設中的隨意性，地方政府要有所作為，出臺一些規(guī)范性文件，確定適合本地區(qū)公共文化發(fā)展的基本政策。
　　
　　2.6　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績效評估的研究
　　績效評估是公共文化部門落實責任、改進管理、提高效益的一個行之有效的工具，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進行績效評估直接關系到公共文化服務目標的實現。
　　李寧認為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績效評估的社會功能主要表現為它可以“使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實現計劃性、科學性和有效性”。針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李寧提出要建立全方位的績效評估體系，提高財政效率，量化指標，確�？冃У木唧w與明確化，同時積極引導農民對評估的參與。李少惠和余君萍認為，農村公共文化績效評估有利于政府和文化部門樹立服務和責任意識，有利于提高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供需和決策水平，按照復合型績效評估模式將政府評估、上級與專家評估和社會公眾評估相結合，提出了一套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績效進行評估的指標體系：包括農村公共文化基礎沒施和場所、農村公共文化活動、農村公共文化信息發(fā)布部門和管理部門、農村公共文化服務質量、農村公共文化服務保障5個一級指標，并細化為28個二級指標和34個三級指標。
　　
　　2.7 對農村公共文化機制創(chuàng)新的研究
　　對文化事業(yè)的體制改革與機制創(chuàng)新，目前無論是國家政策還是理論界觀點都趨于一致，即不斷深化體制改革，理順政府與市場、社會以及文化部門的關系，實現政府由辦文化向管文化轉變，由管、辦、養(yǎng)合一的直接生產方式向政府主導、多元參與的供給方式轉變，使文化資源逐步從單一計劃分配向國家、市場、社會共同配置轉變。
　　目前，專門針對農村公共文化機制創(chuàng)新的研究還不多，于玉宏和曹愛軍認為“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應集中在推動文化體制的改革、提升農村群眾的文化生活、完善公共文化服務的保障體系和建立城鄉(xiāng)區(qū)域間的互動促進機制等方面”。而對農村公共文化服務的制度創(chuàng)新，曹愛軍認為，應主要遵循一體化和多元化兩條路徑，一體化即解決二元供給問題，實現城鄉(xiāng)一致的供給體系；多元化即供給主體、供給方式與籌資的多元化。
　　
　　3　評價
　　
　　對我國農村公共文化的研究，是最近幾年剛剛興起的一個社會熱點問題，目前還處于起步階段，雖然產生了一些優(yōu)秀研究成果，但總體來看，無論是方法還是內容，均存在一些不足之處。
　　研究方法上，現有的學術成果主要是采用文獻研究法、歸納總結法、類比法、舉例法等較為傳統的方法，規(guī)范化、標準化的研究明顯不足，對現代經濟與管理技術的應用比較欠缺。因此，從研究方法上來看，研究者應該加強對社會計量技術和統計方法的應用。另外，現有的研究主要是針對農村公共文化這一領域，沒有與其他學科結合，因此，綜合性、跨學科的研究也是有待發(fā)展的一大趨勢。
　　從內容上來看，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很多學者都探討了農村公共文化建設中存在的資金不足、人才短缺、設施落后等問題，也提出了相應的解決辦法，但是對辦法的實施和保障問題研究還不夠，如加大資金投入問題已成為學界共識，但對如何加大投入、如何吸引社會投資、如何保障和監(jiān)督資金的使用等一系列關鍵性問題還缺乏研究；其二，對供給主體和供給機制問題已展開大量研究，但對農民需求的研究還比較缺乏，只有對需求內容、需求數量進行調查了解，才能提供有效的產品和服務供給，否則可能會造成供給與需求脫節(jié)――一方面農民需求無法滿足，另一方面供給嚴重浪費；其三，對農村公共文化工程、文化機構等的評估、監(jiān)督以及農民滿意度的調查還明顯不足，對農村公共文化的評估問題已有學者進行研究，但數量較少，細化的、有針對性的研究還未出現。因此，加強對評估與監(jiān)督機制的研究以及農民滿意度的調查是目前研究的一個重要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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