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澳甏�：戰(zhàn)亂中趁勢而起 　　20世紀30年代初，甘肅軍閥馬仲英入犯新疆，戰(zhàn)亂使新疆社會經濟遭受到劇烈沖擊和破壞。各類社會民族矛盾激化，人民紛紛舉起反抗義旗。1933年初，暴動擴大到南疆。
　　起義暴動一開始，一些“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秘密分裂政黨組織即插手其間，利用戰(zhàn)亂，篡奪起義暴動的領導權，將起義導入了一場分裂運動。其中主要有兩個組織，一個是30年代初在和田建立、以穆罕默德?伊敏（又譯為買買提?依明）為首的“民族革命委員會”，另一個是活動在喀什的“青年喀什噶爾黨”。如果說“青年喀什噶爾黨”具有嚴重的分裂傾向，那么和田“民族革命委員會”便是地道的分裂政黨組織。該組織的“宗旨”是：堅決反共、反東干（指回族）和反漢，進而在新疆建立伊斯蘭教權國家。
　　1933年11月12日晚，“民族革命委員會”建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和加尼亞孜被邀請出任“總統(tǒng)”，沙比提大毛拉自任總理，穆罕默德?伊敏與其兩個弟弟分別控制著和田、莎車、英吉沙三處要地，成為“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中最富有、最有影響的人物�！皷|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的“憲法”規(guī)定：以伊斯蘭教法取代中華民國法律制度，以藍底白色星月旗為“國旗”。他們還在喀什與和田發(fā)行了“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銀行鈔票，出版了《東突厥斯坦周報》、《獨立》月刊等各種分裂宣傳刊物。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強行推行伊斯蘭教法，設立宗教法庭，濫施肉刑，殘害人民，清真寺的墻上釘著被砍下的手、腳，街頭不按教規(guī)戴面紗的婦女竟遭槍殺。戰(zhàn)亂使南疆社會經濟陷入崩潰的邊緣，殘酷的壓迫和剝削迫使人民對分裂政權重新思考和認識，厭戰(zhàn)情緒日盛一日，逃離和反抗事件不斷發(fā)生。眾叛親離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處于搖搖欲墜之中。
　　1933年12月和1934年1月，蘇聯(lián)兩次出兵支持“剿匪”總指揮盛世才的省政府軍，擊潰了其對手張培元、馬仲英在北疆的勢力。隨后，蘇聯(lián)支持盛世才統(tǒng)一新疆的行動在南疆展開。沙比提大毛拉等分裂首惡與退敗喀什的和加尼亞孜等倉惶出逃，和加尼亞孜向東逃往中蘇邊界的伊爾克什塘，并與蘇方代表舉行了談判。在蘇方的協(xié)調下，和加尼亞孜同意解散分裂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歸服新疆地方政府，并出任新疆省副省長。與此同時，和加尼亞孜致函沙比提大毛拉，通知“總理”解散“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沙比提大毛拉在英吉沙拒絕“總統(tǒng)”下達的解散令，并宣布和加尼亞孜為叛徒。之后，沙比提大毛拉前往莎車，與“和田伊斯蘭政府”頭目穆罕默德?伊敏磋商對策，企圖作最后的掙扎。4月中旬，和加尼亞孜統(tǒng)兵進占莎車，逮捕了沙比提大毛拉，穆罕默德?伊敏等一小撮分裂分子帶著幾馱黃金，挾持3000余民眾，出逃英印克什米爾，并在當地成立所謂“同鄉(xiāng)會”，收羅新疆外流難民，繼續(xù)從事分裂活動。
　　
　�。矗澳甏�：借反盛世才建政權
　　盛世才執(zhí)政后期，新疆社會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各族人民反抗剝削壓迫的斗爭此伏彼起。
　　1942年盛世才走上反蘇反共之路，因此蘇聯(lián)中斷了對新疆的政治、軍事和經濟支持，撤回了在新疆的工作人員和軍隊。與此同時，開始支持和組織反對盛世才統(tǒng)治的武裝起義。
　　如同10年前南疆起義暴動前夕的局勢一樣，一度蟄伏的“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的思潮乘混亂之機有所抬頭，并試圖再度誤導各族人民反抗剝削壓迫的武裝斗爭。這里需要提及的是1944年4月9日在伊寧建立的秘密組織：“伊寧解放組織”。該組織領導成員情況復雜，商人、牧主、地主占絕大多數。宗教人士艾拉汗?吐烈等利用宗教儀式對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群眾進行既有反對盛世才、反對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的宣傳，又有“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等民族分裂主義內容的蠱惑宣傳。他們把盛世才、國民黨反動派和少數民族封建勢力對新疆各族人民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所造成的苦難，統(tǒng)統(tǒng)說成是“異教徒”的“漢人統(tǒng)治”所造成的，進而號召反漢排漢，鼓吹進行“圣戰(zhàn)”，鼓吹獨立、分裂。
　　起義的爆發(fā)是由內外兩方面的因素推動和促成的。從內部講，起義和暴動是對軍閥盛世才殘酷剝削壓迫的正義反抗，這種斗爭，大多是自發(fā)和分散的；從外部講，蘇聯(lián)一直在沿邊城鎮(zhèn)中進行著政治宣傳和組織準備。由此預示著將爆發(fā)的武裝起義是一次規(guī)模宏大、有組織的突發(fā)性起義。起義的領導權已被以艾拉汗?吐烈為首的封建宗教上層人士所掌握的事實，使這一起義尚未爆發(fā)，即呈現出背景復雜的情勢。
　　1944年9月，在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個地區(qū)，爆發(fā)了一場大規(guī)模的武裝起義�！叭齾^(qū)革命”和1945年的伊寧起義都摻雜著非常復雜的因素。1945年11月，“伊寧解放組織”建立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定國旗為綠底、中鑲黃色星月。艾拉汗?吐烈被封為政府主席。在成立大會上，他們煽動群眾不斷高呼“打倒黑暗專制的漢人政權”、“東突厥斯坦萬歲”、“艾拉汗?吐烈萬歲”等口號，四處懸掛綠底星月旗。在宗教狂熱和狹隘民族偏見的驅動下，游擊隊中極少數反動分子、社會上的不法分子及一些受蒙敝的群眾大肆反漢排漢，屠殺戰(zhàn)俘、殺害漢族平民、搶劫財物、污辱婦女事件不時發(fā)生。其后臨時政府實行民族隔離式的強制遷徙漢人、沒收漢族土地的政策。原本轟轟烈烈的各族人民反抗盛世才和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的形勢終于被導入歧途。
　　“東突厥斯坦”本來是針對19世紀俄屬“西突厥斯坦”而言的一個地理名稱，但自從1933年一小撮分裂分子在南疆建立的短命分裂政權采用“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名稱之后，這一地理名稱被人為地賦與了政治意義。此次“伊寧解放組織”重新搬出這一名稱，顯然是別有用心的。
　　1945年2月，蘇、美、英三國首腦舉行雅爾塔會議，秘密討論了蘇聯(lián)對日作戰(zhàn)和戰(zhàn)后世界安排等問題。蘇聯(lián)方面提出加入對日作戰(zhàn)的條件之一，是要維持中國外蒙古“獨立”現狀，對此，美國予以了支持。在美蘇的壓力下，蔣介石被迫同意了蘇聯(lián)的這一要求。蘇聯(lián)政府則保證中國對新疆的領土及行政主權，并對“新疆叛亂”不再作任何支援。
　　蘇聯(lián)在維護民國政府在新疆的領土和主權完整的前提下，放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進而促成三區(qū)方面與中央政府的談判。和平談判的過程，對于三區(qū)方面來講，實際上是承認中國統(tǒng)一，取消分裂獨立的斗爭過程，斗爭的成與敗，關系到三區(qū)革命的前途，關系到未來新疆各族人民的命運，更關系到中國1／6領土的統(tǒng)一。
　　1945年10月12日，三區(qū)“臨時政府”代表團熱合木江?沙比爾阿吉、阿合買提江?哈斯木、阿不勒哈依爾?吐烈一行三人抵達新疆首府迪化(今烏魯木齊)。14日，以張治中為首的中央政府代表團一行自重慶飛抵迪化。談判是艱難的，統(tǒng)一和分襲的斗爭異常激烈。
　　1946年6月6日，和平談判勝利完成，標志著“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政府”已失去存在的意義�！皷|突厥斯坦共和國”自動解體，三區(qū)政權重新回歸為中國新疆省的一個區(qū)域性地方政權。在以阿合買提江?哈斯木為首的革命派的堅持斗爭下，在三區(qū)乃至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蘇聯(lián)的全力支持和協(xié)調下，經過復雜而艱難的斗爭，三區(qū)革命運動終于從艾拉汗?吐烈集團的分裂和反漢排漢的方向性錯誤中解脫出來，實現了自身的又一次革命，重新回到反對國民黨反動派剝削壓迫斗爭的正確路線上，分裂政權毒瘤被鏟除了。只是在這時，也只有在這時，三區(qū)革命重新匯入中國人民爭取解放斗爭的洪流中，成為中國民主革命的一部分，進而與中國共產黨攜手，為爭取新疆各族人民的徹底解放而繼續(xù)奮斗。
　　
　　自五十年代：潛藏的暗流
　　歷史的演進依然錯綜復雜、曲折艱難。殘余的分裂思潮和勢力很難消彌。
　　新中國建立后，我黨以民族區(qū)域自治為核心，堅持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的一整套民族政策，贏得了少數民族同志的衷心擁護，我們的民族工作也相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少數民族真正得到解放，翻身作了主人。內地漢族同志大批進入新疆，各民族和睦相處，團結一致，不斷開創(chuàng)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局面。但是在民族團結的主流下，潛藏著一股從舊中國延續(xù)下來的分裂暗流，“趕走漢人”，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分裂思想，一直陰魂不散。這股暗流是新中國建立以來新疆分裂問題反復出現、反分裂斗爭時起時伏、近年日趨嚴峻的癥結之一。由于歷史的原因，在50年代和60年代這股潛藏的分裂暗流又分為“親蘇”與“親西方”兩股，前者是三區(qū)革命“民族解放獨立運動”的延續(xù)；后者是“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的殘渣余孽。它們有的組織嚴密、分布廣泛，有的有綱領、有口號，在新疆策劃和發(fā)動多起分裂活動。
　　我黨和政府堅決執(zhí)行正確的民族政策，團結新疆地區(qū)的廣大群眾與“東突”勢力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50年代，堅決鎮(zhèn)壓了南疆局部地區(qū)的反革命暴亂；1970年破獲了“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并在反對地方民族主義運動中處理了自治區(qū)少數干部的分裂活動。這些斗爭使新疆分裂勢力受到沉重打擊。自此，新疆保持了約10年沒有大的分裂活動出現。
　　
　　自八十年代：分襲活動轉向暴力恐怖
　　但是，在中亞三股勢力和國際恐怖活動的影響下，“東突”意識開始抬頭和蔓延。首先是南疆局部地區(qū)民族關系趨于緊張，宗教感情呈現不正常的狂熱，社會不穩(wěn)定的苗頭開始出現。進而在一些城鎮(zhèn)，突發(fā)的民事糾紛或意外事件，往往易激起偏激的民族、宗教情緒。進入80年代，在分裂分子煽動下，新疆分裂與反分裂斗爭開始呈現出復雜、多變的形勢，以“反漢、排漢”和“建立伊斯蘭共和國”為主導的政治性動亂案件不斷發(fā)生，十年間有七起立案政治事件。
　　進入90年代以來，在境內外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新疆的民族工作呈現出日益嚴峻的局面。一是在“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滲透和分裂勢力的煽動下，日益增長的極端民族意識和情緒與宗教狂熱相結合并趨向政治化，“宗教外衣”和“民族解放獨立運動”成為分裂勢力的精神支柱和理論武器。二是部分地區(qū)基層政權程度不同地受到民族分離意識和宗教意識的侵蝕。三是1990年蘇聯(lián)爆發(fā)“8?19”事件，有60多年歷史的社會主義蘇聯(lián)于一夜之間解體，各民族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對新疆民族分裂分子產生了巨大的誘導。四是境外分裂組織活動猖狂，加強了對新疆的滲透和策反，西方敵對勢力和一些伊斯蘭教國家的宗教勢力也加大了對新疆的滲透與宣傳。在這種大背景下，分裂勢力建立各種組織，并將暴力恐怖犯罪作為主要的手段。
　　1990年4月5日，在阿克陶縣巴仁鄉(xiāng)發(fā)生了以則丁?玉素甫為首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黨”策劃的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反革命武裝暴亂，新疆地區(qū)反分裂斗爭進入了以反暴力恐怖活動為主要斗爭形式的更加嚴峻的時期。此后十年間，發(fā)生了恐怖活動性質的搶劫案、爆炸案、打砸搶事件、非法游行事件、騷亂事件和系列爆炸案等。隨著這一系列震驚全疆的案件發(fā)生，“東突”分裂和反對“東突”分裂的斗爭成了全社會關注的熱點。
　　事實證明，當前新疆的一小撮“東突”分裂勢力，是企圖通過暴力恐怖手段，把新疆從祖國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一股邪惡、暴虐的恐怖勢力，他們的暴力恐怖罪行證明了他們絕對不是什么“民族”利益、“宗教”利益的代表，更不是什么“人權的衛(wèi)士”，而是以分裂新疆為目的的國際暴力恐怖勢力的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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