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１月２７日，是納粹德國設立的臭名昭著的奧斯威辛集中營被盟軍解放６０周年紀念日。６０年前，猶太人悲慘的遭遇令人痛心。自然，逃出魔掌的是一些幸運人。在這些幸運人中，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國。
　　其實，早在上千年前，就有猶太人來到中國。近代以來，到中國來的猶太人更是不計其數(shù)。
　　
　　開封猶太人與雅可布
　　
　　在古代，開封是居住在中國的猶太人的中心。宋代帝王曾友善地對猶太人說：“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遺汴梁（開封）�！泵靼椎馗嬖V他們，可以保持自已的宗教和習俗，住在中國帝王身邊也可以。帝王的話使處境已開始變得艱難的猶太人大受感動。他們在中國娶妻生子、參加中國的各類科考、擔任各級文武官吏。宋代猶太人在開封有１０００多人，到明代已發(fā)展到５０００多人，最后以“藍帽回回”的名義欣然加入中華民族行列。這在世界史和以色列史上是個奇跡。在其他國家里，猶太人是不愿意改變自已信仰的，即使被迫改宗，心中仍篤信著本族信仰。
　　明朝時，著名的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發(fā)現(xiàn)中國開封有猶太人，他猜想這些猶太人保存著猶太律法“摩西五經(jīng)”。他的發(fā)現(xiàn)引起了轟動，人們紛紛前來考察。結果發(fā)現(xiàn)：開封猶太人信奉的是“一賜樂業(yè)教”，與“以色列”（Ｉｓｒａｅｌ）一詞同音，跟中國的回回民族完全是兩回事；他們宰殺牛羊時要挑去腳筋（因此中國人又稱他們的教為“挑筋教”），其習俗與歐洲猶太人完全相同；他們主要居住于中國的開封，在泉州、杭州、廣州等地也有一些。這些傳教士還發(fā)現(xiàn)：中國歷代君主和民眾對猶太人不薄，猶太人在中國融合和同化的速度很快。
　　我們尊馬可?波羅為“促進中外交流的大師”。其實，比他來得更早并對華友好的是位猶太人，他的名字叫雅可布，是馬可?波羅的同鄉(xiāng)，自稱為“安納科的所羅門之子、意大利佛羅倫薩市的猶太法學博士之侄”。他是１２７０年從意大利半島來華經(jīng)商的。他深深嘆服光輝燦爛的中華文明，用了２８０頁羊皮紙寫了厚厚一本書，歌頌他居住了六個月的城市，起名叫做《光輝的城市》。遺憾的是，這本書未能出版，原因是他在書中激烈地抨擊了天主教會的專橫與無恥，指斥教士們竭力在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制造不和。否則的話，響當當?shù)摹榜R可?波羅”名字就換成雅可布了。
　　
　　上海猶太人
　　
　　當上海成為外國人的“冒險家樂園”后，中國的猶太人中心也因此由開封移到上海。上海第一批暴富者是猶太人，以沙遜、哈同和嘉道理等人為代表。他們共同的特點是：一，利用西方列強的特權地位大膽交易，充分發(fā)揮猶太人精于預測、善于經(jīng)商的才能，在很短時期內(nèi)聚斂起巨額財富，成為上海灘頭顯赫一時的名人；二，廣交朋友，泛開財路，多元化發(fā)展。以哈同為例。他赤手空拳地在上海發(fā)了大財，在成為“名人”后娶了一房篤信佛教的中國太太，辦了一些資助中國文化發(fā)展的事情，例如資助徐悲鴻去法國留學，在知識分子中很有影響。他一方面與中國的末代王公、失勢貴族、下臺政客、流亡軍閥打得火熱，確保自已的安全和財路；另一方面又與革命黨人孫中山、黃興、蔡和森等來往甚密，資助他們。中國爆發(fā)辛亥革命時，有不少猶太人參加了這場革命，德國猶太人亞伯拉罕?科亨將軍還一度當上了孫中山的衛(wèi)隊長。孫中山在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４日致信《以色列傳訊報》主編、上海猶太人著名活動家Ｎ?埃茲拉先生，表達他本人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同情和支持，稱這個運動是“當代最偉大的運動之一”。
　　在反法西斯戰(zhàn)爭中，上海猶太人受到中國的特殊禮遇。當時，各國都限制或禁止猶太移民前來避難，惟有中國的上海對他們敝開大門。正因為如此，二戰(zhàn)前夕流入上海避難的猶太人超過了三萬人，那里雖然生活水平不高卻使他們逃脫了希特勒的屠刀。在抗戰(zhàn)期間，這些猶太人參加了上海各種公益活動和文娛活動，把死氣沉沉的上海變成了生氣勃勃的“中國維也納”。同時，他們在經(jīng)商方面也取得巨大成就，為上海的經(jīng)濟發(fā)展做出了一定貢獻。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情況大變，原為“避難地”的上海變得不安寧了。１９４３年日本人在虹口區(qū)設立猶太隔離區(qū)后，許多在上海的猶太人開始離開上海。但中國人對留下的猶太人仍很友好，甚至在二戰(zhàn)末期美國空軍誤炸虹口區(qū)時，不少上海人不顧自已的安危沖進火海搶救猶太人。
　　
　　蘇俄干部與抗戰(zhàn)猶太人
　　
　　由于沙俄和東歐的猶太人長期受壓，許多人投身于革命，成為革命的中堅力量。比如，蘇俄領袖托洛斯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卡岡諾維奇等人便是猶太人，“契卡”領袖捷爾任斯基也是來自波蘭的猶太人。因此，當共產(chǎn)國際和蘇俄政府決意援助中國時，在派遣來華工作的干部中便有許多猶太人。
　　越飛，蘇俄猶太人，曾任蘇俄外交人民副委員（即副外長），是蘇俄政府派往中國的最高級代表。他與孫中山數(shù)次會談，促使孫中山下定決心采取“聯(lián)俄聯(lián)共”政策，為國民黨執(zhí)掌政權打開局面，開創(chuàng)了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大局。
　　馬林，荷蘭猶太人，共產(chǎn)國際派往中國的第一位正式代表。他參加并指導了中共“一大”，觀察了中共與國民黨第一次合作的過程，為中國革命事業(yè)做出重要的貢獻。
　　鮑羅廷，蘇聯(lián)猶太人，蘇聯(lián)政府派駐廣州革命政府代表，也是孫中山的政治顧問。他協(xié)助孫中山對國民黨進行了改組，幫助建立了黃埔軍校。他在中國呆的時間較長，對中國革命做出了獨特貢獻。
　　在中國抗戰(zhàn)時期，有許多猶太人表現(xiàn)英勇，任勞任怨，有的甚至以身殉職。
　　漢斯?希伯，德國猶太人，德共黨員，著名記者和政論家。他寫了大量關于八路軍、新四軍的報道，向世界宣傳這兩支革命軍隊。他與中共領袖毛澤東等人相交甚密，人稱他是“外國八路”。不幸的是，他在１９４２年一次與日軍的遭遇戰(zhàn)中壯烈犧牲。
　　羅生特，全名雅各布?羅斯菲爾德，中國人習稱他為羅生特。他出生于奧地利一個中產(chǎn)階級家庭，在維也納大學攻讀醫(yī)療專業(yè)，后因反對納粹于１９３８年鐺鋃入獄。他于１９３９年“獲釋”后被迫前往中國上海，在開辦診所時參加了當?shù)氐鸟R列主義學習小組。１９４１年，他攜帶全套醫(yī)療器械加入新四軍，投身于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他醫(yī)術精湛，不計勞苦，態(tài)度和藹，深受人們愛戴，老百姓昵稱他為“大鼻子”，戰(zhàn)士們夸他是“新四軍的白求恩”，吸收他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特別黨員。他于１９４３年調(diào)到八路軍１１５師工作，抗戰(zhàn)勝利后繼續(xù)留在革命部隊中工作。不幸的是，多年的勞累使他患上了心臟病，１９５２年他在探親途中病逝于以色列的特拉維夫。
　　
　　建國后的猶太人
　　
　　新中國建立后，一些猶太人繼續(xù)留在中國生活或工作，他們之中有些人加入了中國國籍，甚至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
　　沙博理，原為美國猶太人，當過律師，二戰(zhàn)時被美軍選送學習中文，遂對中國共產(chǎn)黨和毛澤東十分敬仰。他于１９４７年從美國來到中國，與中國左翼作家鳳子結婚，１９６３年他在周總理的親自過問下加入了中國國籍。沙博理長期在外文出版社工作，將中國名著《水滸傳》和《創(chuàng)業(yè)史》、《家》等書譯為英文，推向世界。同時他還兼任許多社會職務，甚至從事電影演出，是個很活躍、影響很大的政治家和社會學家。他也十分關心對開封猶太人的研究，他的《舊中國的猶太人：中國學者的研究》一書于１９８４年在美國紐約出版，他因此攜夫人鳳子訪問了以色列并出席了該書的發(fā)行儀式。
　　愛潑斯坦，原為美國猶太人，父母是波蘭猶太移民。同沙博里一樣，他也是在中國的知名度很高的猶太人。他幼時來華后，在香港加入了由宋慶齡領導的“中國保衛(wèi)同盟”。他與中國高級領導人毛澤東、宋慶齡、周恩來、朱德等人相交甚密。新中國建立后，他與妻子邱茉莉１９５１年由美國繞道歐洲來到北京，創(chuàng)辦了英文版的《中國建設》并長期擔任主編。他于１９５７年加入中國國籍，１９６４年又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一直擔任全國政協(xié)常委。他還參加了《毛澤東選集》、《鄧小平文選》等重要著作的英文稿審定，為中國對外宣傳做出了特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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