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著“毛澤東思想”在英文中如何表達曾有過一些爭論。在“文革”時期，大多數(shù)人主張譯為“Ｍａｏ Ｔｓｅｔｕｎｇ’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周總理認為不妥，他指出，“毛澤東思想”不是一個人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而是中國革命經(jīng)驗的總結，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革命領導人集體智慧的結晶，因此譯為“Ｍａｏ Ｔｓｅｔｕ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為好。這就是我們現(xiàn)在將毛澤東思想譯為“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改為漢語拼音）Ｔｈｏｕｇｈｔ”的依據(jù)。
　　
　　從１９４９年建國到１９５８年，周恩來總理一直兼任外交部長，隨后也一直主持外事工作。他與翻譯人員的接觸十分頻繁，對翻譯人員的感情特別深厚。
　　周總理對翻譯嚴格要求、尊重愛護、關懷備至。１９６２年到１９７１年間，我在國內從事口譯和筆譯工作，雖然直接給周總理當口譯的次數(shù)并不多，但通過陪同周總理出訪亞非十四國和接待國賓等外事活動，通過參與各種政治會談的記錄和筆譯工作，以及重大外交文件翻譯的請示過程，我有機會親耳聆聽和親身體驗到總理對外事翻譯工作的一些具體指示和要求，有的足以成為我們外事翻譯工作的指導原則。
　　
　　一個詞的譯法常由總理親自敲定
　　
　　大家知道，周總理對待外交工作嚴肅認真，一絲不茍，對翻譯工作也同樣要求十分嚴格。周總理自己不能完全用外文表達，但能聽懂幾種外文，尤其是英文。外賓講完后，他對其大體意思已有了一個概念，然后便仔細地、一字一句地聽翻譯。他的要求首先是“準確完整”。他自己的發(fā)言思路清晰、邏輯性強、語句結構嚴謹，幾乎是出口成章。每次講話記錄下來，無須多加整理，便是一篇易讀的文章。他了解翻譯的困難，每段講話一般不太長。在外事活動中，講話人一般都是利用翻譯的時間思考下一句或下一段的講話。周總理卻與眾不同，每講完一段話后，他便注意傾聽翻譯如何表達他講的話。他能對翻譯起到很好的檢查作用，一旦發(fā)現(xiàn)有錯漏，便當場予以糾正。總理并不要求翻譯使用高深華麗的詞匯，只要求語言通順易懂，但對于“準確完整”卻是一絲不茍的。尤其是對關鍵用語，要求特別嚴格。有時，他對某一關鍵用語的譯法提出異議，要求翻譯改用另一個詞來表達。翻譯有時提出好幾種選擇，由總理來判定使用哪個詞比較合適。
　　在筆譯一些重大對外聲明或文件時，我們常遇到一些關鍵的重要用語，對其政治含義和分寸掌握不住，究竟在外文中應該用哪個字來表達最貼切，我們往往沒有把握。為此，我們常常通過秘書直接請示周總理。往往在午夜或拂曉前，我們就會從總理秘書的電話里接到總理的指示，使文件得以最后定稿，確保了文件的政治質量。
　　周總理對翻譯的某些指示，見解精辟。隨著時間的推移，更顯示其意義的深遠。例如，圍繞著“毛澤東思想”在英文中如何表達曾有過一些爭論。在“文革”時期，大多數(shù)人主張譯為“Ｍａｏ Ｔｓｅｔｕｎｇ’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周總理認為不妥，他指出，“毛澤東思想”不是一個人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而是中國革命經(jīng)驗的總結，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革命領導人集體智慧的結晶，因此譯為“Ｍａｏ Ｔｓｅｔｕ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為好。這就是我們現(xiàn)在將毛澤東思想譯為“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改為漢語拼音）Ｔｈｏｕｇｈｔ”的依據(jù)。
　　
　　不能只注意語言文字的表達
　　
　　大家知道，周總理對外事干部的十六字要求是：站穩(wěn)立場，掌握政策，熟悉業(yè)務，嚴守紀律。對于翻譯，周總理一再強調，翻譯一定要結合外交業(yè)務，了解政策，熟悉情況。他具體指出，翻譯應該學習起草電報，寫發(fā)言稿，參加會談前的各項準備工作，如情況研究、政策議論等。他認為，翻譯人員處在外事工作的第一線，最易了解和熟悉對方的情況。同時翻譯必須熟悉我方自己的政策意圖，了解所談問題的背景和來龍去脈，不僅了解一件事情的現(xiàn)狀，而且要了解它的歷史，了解雙方的不同立場和分歧的關鍵所在，解決問題的方案有哪幾種，最高方案是什么，最低方案又是什么。只有這樣，才不至于抓不住要害，劃不清雙方立場的界線，乃至造成政治上的失誤。他主張放寬限制，讓翻譯閱讀有關的文電和資料。在總理的親切關懷下，翻譯同志無不兢兢業(yè)業(yè)，在承擔翻譯任務前仔細閱讀有關材料，進行認真準備，決不敢掉以輕心、草率從事。
　　周總理十分強調擴大知識面。他常對翻譯說，翻譯不能只注意語言文字的表達，一定要擴大各方面的知識。１９６２年，我第一次嘗試著給總理當翻譯，剛開始還算順利，但當總理向外賓介紹趙樸初先生是一位“居士”時，我就翻不出來了。于是，總理專門解釋了“居士”的含義，并囑我回去研究應該如何翻譯。原來，“居士”是指僧人以外的、在家而不出家的佛教信徒，應譯成“ｌａｙｍａｎ”或“ｓｅｃｕｌａｒ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事后，總理向有關領導談了對翻譯人員的一點意見，指出翻譯除提高語言水平外，一定要擴大知識面。為此，有關領導寫了一篇簡報，通報全體人員。有一個時期，總理在與外賓談話中經(jīng)常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歷史經(jīng)驗教訓。他常考問翻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是何時開始的，“蘇臺德地區(qū)”、“綏靖主義”、“閃電戰(zhàn)”、“馬其諾防線”等的外文是什么……為此，我們專門收編了有關二戰(zhàn)的詞匯，供翻譯熟悉牢記。
　　
　　翻譯也是我國的外交人員
　　
　　大家知道，在國際上翻譯是一種自由職業(yè)，盡管薪金很高，但社會地位卻不一定高。他們一般是雇員，既不是外交人員，也不是政府代表，往往是根據(jù)合同（多為短期合同）履行職務。會談時，翻譯坐在后排，有的連坐位也沒有。宴會上，翻譯不入席，他們既不是東道國的主人，也不是被邀請的來賓。多數(shù)人連飯也吃不上，水也喝不上，有的甚至要站在主人坐位的后面，像招待員一樣隨時侍奉。
　　在我國，外事翻譯人員的地位大不相同，他們是我們國家的外交人員，也是政府代表之一。會談時，翻譯坐在緊靠我國領導人的左邊，受到與其他主人或賓客同等的待遇。這樣的傳統(tǒng)與周總理的親自過問和指示是分不開的。周總理接見外賓時，一貫強調翻譯坐在緊靠他的席位上，甚至反對把翻譯安排在正式席位后面的加席上。他要求翻譯注意觀察他的表情和手勢，以領會他講話的精神。宴會上，總理不僅讓翻譯坐在他的旁邊，而且講話有間歇，以便讓翻譯能抽時間吃飽喝足。出國訪問時，東道國往往根據(jù)自己的慣例不給翻譯準備席位，周總理則專門指示禮賓司長俞沛文同對方交涉，要求對方尊重中國的習慣，在會談和宴會中安排翻譯坐在他的旁邊。在周總理的堅持下，許多國家都破例為中國翻譯安排了坐席。例如，１９６４年初，總理訪問埃塞俄比亞，在厄立特里亞（當時作為自治體與埃塞俄比亞結為聯(lián)邦）的阿斯馬拉會見了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埃皇在阿斯馬拉為周總理一行舉行宴會。埃方出席的全是皇室人員，當時作為翻譯的冀朝鑄和我也出席了宴會。冀朝鑄坐在周總理的身邊，我坐在陳毅副總理的身邊。這樣做在作為帝國的埃塞俄比亞是破例的。
　　有時，總理接見外賓后請大家吃便餐，除了主要翻譯參加外，他還關照其他翻譯甚至記錄人員一起就餐。與外賓合影時，他也一定要讓翻譯參加。有一個時期，在發(fā)表會見消息時，總理還曾要求新華社記者把翻譯的姓名也列上。
　　周總理一方面對翻譯要求十分嚴格，一方面平等地將翻譯當作同志看待。在會談過程中，總理經(jīng)常與翻譯商討對策，要求翻譯出主意、當參謀。為了與對方達成聯(lián)合公報，往往先由對方提出一項公報草稿，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我們總是盡量采納對方的原稿，只對其中某些部分作必要的修正。為了提出對案，總理常要求秘書和翻譯進行研究，擬出各種措辭，供他參考采用。例如，１９７１年基辛格秘密訪華時，基辛格提出在“上海公報”上列入那句名言“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為此總理曾在午夜與翻譯和秘書等一起進行商討，究其內涵，酌其利弊。因此，在總理面前，翻譯人員有一種主人翁的感覺，工作起來會自覺地產生一種高度的責任感。
　　
　　究竟誰是總理、誰是隨行人員？
　　
　　在接見外賓時，總理每次都提前到達接待地點，在外賓到達前的間歇時間里，聽取陪見人員（包括翻譯）的匯報，也與他們交談情況。在出國訪問下塌于國賓館時，總理與警衛(wèi)、秘書、翻譯等工作人員一起進餐，席間無拘束地交談。在汽車里，有時只有一名翻譯和警衛(wèi)陪同，總理常與他們談觀感、拉家常，平易近人，和藹可親。有一次，在非洲一個國家的賓館里，上菜的服務員好幾天沒有弄清究竟誰是中國的總理，誰是隨行的工作人員，這已被傳為佳話。
　　總理對翻譯的關懷從政治思想直至生活細節(jié)，可謂無微不至。一位翻譯婚后數(shù)年仍無兒女，總理親自囑咐吳階平大夫為他診斷，經(jīng)過治療，他的愛人懷了孕，后來還生了第二胎�？偫硪碴P心翻譯的入黨問題，有的翻譯同志因海外關系一直不能入黨，經(jīng)總理過問后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總之，給周總理當翻譯是莫大的光榮。盡管在他身邊工作有時十分勞累和緊張，但總理那種日以繼夜、不知疲勞的忘我精神，使我們感到渺小而慚愧，總覺得自己應該再努力一些、再刻苦一點。同時，總理的諄諄教導和嚴格要求，又使我們永不敢自滿，我們意識到任何時候都需要孜孜不倦地去學習，以進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和業(yè)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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