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味依靠北約再也不是“可信的選擇”，歐洲必須做好獨自應對準備，包括在必要時具備采取軍事行動的能力。 　　 　　7月18日，在歐盟例行外長會議上，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阿什頓提交了一份關于推動歐盟防務一體化的報告。其中包括常設歐盟軍事總部，謀求實現(xiàn)歐盟獨立軍事行動的規(guī)劃、協(xié)調與指揮等重要內容。阿什頓在報告中指出，“如果歐盟仍然希望成為國際事務中的重要一員，就必須保持強大的軍事能力――對于一個有威懾效應的歐盟共同的安全防務政策而言，這至關重要�！彼�鼓勵成員國擴大現(xiàn)有的合作項目，建立新的合作伙伴關系、開展新的合作，并爭取到2012年中期實現(xiàn)這一目標。
　　阿什頓報告反映出在新形勢下歐盟及多數(shù)成員國對共同防務的新需求，不過，最終該提案因英國的反對而被擱置，這表明歐盟未來振興共同防務進程仍將是曲折的。
　　
　　危機推動下的歐盟共同防務
　　
　　加強歐洲共同防務建設是西歐國家長期以來的愿望，特別在冷戰(zhàn)結束后，擺脫了兩極格局束縛的歐洲一體化得到空前的發(fā)展良機。1993年生效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將“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定位于聯(lián)盟三大支柱中的第二支柱，又把“共同防務”確立為其內涵和延伸。1997年修改“馬約”的《阿姆斯特丹條約》規(guī)定將設立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職位，進一步為防務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礎。1998年，英、法兩國領導人聯(lián)合發(fā)表《圣馬洛宣言》，強調防務一體化的重要性。這是軍事大國英國首次公開表示支持歐盟建設共同防務，從而推動了歐盟防務的發(fā)展。
　　1999年爆發(fā)的科索沃戰(zhàn)爭對歐洲國家刺激很大，歐洲人認識到，沒有令人信服的軍事力量為后盾，歐洲只能被美國牽著鼻子走。因此，科索沃戰(zhàn)爭某種程度上對歐盟加快共同防務建設起到了催化劑作用。
　　2000年5月，法、德領導人在圖盧茲舉行會晤，進一步提出將1992年由法、德、比、西、盧五國組建的歐洲軍團改建成歐洲快速反應部隊。當年舉行的科隆峰會決定正式任命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2009年《里斯本條約》通過后該職位又被稱為“歐盟外長”），赫爾辛基峰會決定成立政治和安全委員會、軍事委員會以及總參謀部。12月的尼斯峰會作出具體規(guī)定，歐盟將在2003年前建立一支可在60天內部署到位，可連續(xù)執(zhí)行一年任務的六萬人的歐洲快速反應部隊。
　　2003年，歐盟推出了首份安全戰(zhàn)略文件，首先在思想上統(tǒng)一了內部對安全威脅的認識與應對戰(zhàn)略。6月，歐盟參與由法國領導的聯(lián)合國在剛果的維和行動，這是歐盟首次在不使用北約軍事資源的情況下對歐洲以外地區(qū)的一次獨立軍事行動。2004年，歐盟決定，到2007年分階段組建13支跨軍種快速反應作戰(zhàn)分隊，每個分隊由1500人組成，可在15天完成部署，并可開赴距歐洲6000千米外的任何地方執(zhí)行作戰(zhàn)任務。到2009年底，由英、法、德、意、西等國部隊組成的歐盟13支快速反應作戰(zhàn)分隊已初步具備快速部署和遠程作戰(zhàn)能力。自2003年以來，歐盟在非洲、中東和世界其他熱點地區(qū)已先后執(zhí)行了20多項重大民事和軍事安全干預行動。
　　
　　背后的考慮
　　
　　冷戰(zhàn)時期，西歐各國通過加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來獲得安全保障。
　　冷戰(zhàn)結束后，隨著“蘇聯(lián)威脅”消失，歐洲安全環(huán)境與形勢發(fā)生根本變化，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法、德等歐洲大國積極推動歐洲防務主要出于兩個目的：一是為了維護歐洲地區(qū)安全。從波黑沖突到科索沃戰(zhàn)爭，歐盟國家都曾試圖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歐洲發(fā)生的危機，但最終仍不得不讓美國出面收拾殘局。歐洲領導人意識到，迫切需要有一支具有自主行動能力的軍隊來處理可能發(fā)生的地區(qū)沖突和危機。二是謀求逐步與美國建立平等關系，提升國際政治影響力。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大，歐盟成員國不想再扮演大西洋聯(lián)盟中美國的“小伙伴”角色。歐洲國家不僅想在本地區(qū)事務中發(fā)揮主導作用，而且謀求在世界格局中成為一支有影響的力量。
　　在新的歷史時期，歐盟深化防務一體化有著新的考慮，主要基于三大新背景。
　　其一，安全威脅新特點。2008年，英、法、德三國先后推出新安全戰(zhàn)略，三國均強調，與過去十幾年相比，當今世界“更加復雜、更難預測”，歐洲面臨來自多方面且相互關聯(lián)的安全挑戰(zhàn)。主要威脅包括：國際恐怖主義、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有組織跨國犯罪、地區(qū)沖突及“失敗國家”等。此外，網(wǎng)絡攻擊、大規(guī)模傳染病以及自然災害等也對安全構成挑戰(zhàn)。英國還將氣候變化視為自身安全和全球穩(wěn)定面臨的“最大潛在挑戰(zhàn)”。面對這些新威脅，英、法、德等國均意識到，單個歐洲國家無法擁有“所有必要的防務能力”，必須合作應對。特別是法國，在重申北約集體防務重要性的同時，強調應加快發(fā)展自主高效的共同防務。
　　其二，全球經濟危機與歐債危機的影響。受雙重危機影響，自2010年起，英、法、德等多個歐洲國家軍費開支縮水。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國也在步其后塵。專家預測，歐洲國家軍費在未來幾年內將減少10％至15％。成員國削減軍費無疑會對歐盟構建整體防務能力帶來不利影響。但從另一角度看，這利于強化成員國整合資源的意愿，積極借助雙邊和多邊軍事合作節(jié)省開支，從而對歐盟防務一體化起到促進作用。英法防務合作即是明證。2010年11月，英、法領導人簽署“共同防衛(wèi)伙伴協(xié)議”和“核合作協(xié)議”。
　　其三，利比亞戰(zhàn)爭對歐盟的多重刺激。利比亞戰(zhàn)爭中，歐盟內部在打擊卡扎菲問題上的步調不一致，暴露了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脆弱性。另外，美國在對利軍事行動中“甘居二線”的態(tài)度顯然已成為歐盟當前重振防務的一個重要現(xiàn)實原因。歐洲意識到，一味依靠北約的外部安全條款再也不是“可信的選擇”。歐洲必須做好獨自應對準備，包括在必要時具備采取軍事行動的能力。
　　
　　不會一帆風順
　　
　　歐盟振興共同防務之路不會一帆風順，此次阿什頓提交的有關提案終因英國的反對而被擱置。英國堅稱歐盟需要維護和改善現(xiàn)有防務，而不贊成共同防務的進一步深化，強調北約是歐洲防務的基石，歐盟應在此基礎上推動與北約的合作。
　　英國自有其理由。一方面，英國是歐盟內最“疑歐”的國家，歷屆政府均非常注意與歐盟保持距離。當前，歐債危機已使歐洲一體化處于低潮，英國民眾對一體化排斥態(tài)度明顯。在此背景下，原本就“疑歐”的卡梅倫政府自然不會不識時務地逆民意而動，積極支持深化一體化，特別是防務一體化這樣的敏感話題。另一方面，美國對英國的影響不容小覷。美國雖然希望歐洲盟國能夠提高軍事行動能力，分擔美國“負擔”，但又顧慮重重，擔心歐洲建立共同防務最終會使美國失去對歐洲的控制力。為此，美國在上世紀歐盟建設共同防務之初，提出了“三不”政策：不希望歐洲與美國搞重復建設，不希望美歐在安全上脫鉤，不希望歐盟歧視非歐盟北約成員國。有鑒于此，英國在此議題上的立場也一貫謹慎，以防顧此失彼，因支持歐盟防務而失去與美國的特殊盟友關系。
　　《里斯本條約》規(guī)定，在防務等涉及敏感主權領域的合作仍保留全體一致通過的制度，因此，內部利益多元化，加上多數(shù)成員國防務開支持續(xù)下降等等因素，決定了歐盟共同防務建設之路必將十分曲折。
　　即使如此，人們對歐盟共同防務建設有理由保持謹慎的樂觀。首先，“危機推動論”仍然有效。正如科索沃危機、伊拉克戰(zhàn)爭對歐盟共同防務的明顯促進作用，利比亞戰(zhàn)爭也必將發(fā)揮類似效應。其次，為了應對新安全威脅及“非西方”崛起的挑戰(zhàn)，對法、德在內的歐洲國家而言，歐盟共同防務不再單純意味著“美歐分家”，而是為了在強化西方聯(lián)盟、維護北約集體防御功能的同時，再建歐盟防務能力，為自身安全提供雙保險。同時，由于美國的戰(zhàn)略重點轉向了亞洲，歐洲周邊事務便漸漸轉給了歐盟。第三，當前形勢下，振興經濟是卡梅倫政府頭等要務，其外交政策已變得務實，英法防務合作協(xié)議本身已表明了英國對防務合作的態(tài)度。對英國而言，在歐盟共同防務議題上，也許最重要的是姿態(tài)問題――不愿張揚，只求低調。
　　也正因為“理解”英國，對于歐盟共同防務的未來，阿什頓及法、德等國領導人均樂觀地表示，將繼續(xù)尋求各方均能接受的方案，不會輕言放棄。法國更直截了當?shù)刂赋觯�英國只是不認同這樣的一種“形式”，而我們對“可能采取的不同的形式”，將采取“非常開放”的態(tài)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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