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已然翻過，距離日本關東軍侵略中國的"九?一八"事變已快70年了，不管是中國還是日本，對于那一段歷史本應有一個大致的了結，不讓上個世紀的歷史陰影遮蔽新世紀的晴空。但在半個多世紀的等待中，兩國民間對立情緒的暗流持續(xù)涌動，兩國關系也一直隨著新傷與舊創(chuàng)起伏不定。
　　種天朝對藩屬式的慈愛和俯視情結，一直在妨礙我們正確審視現(xiàn)實中的日本。這種情結使我們對日本的友好懺悔一直懷著期待，但又礙于情面，不得不以一種寬恕的姿態(tài)，期待日本人主動把頭低下來。但日本人卻不顧我們的情面，沉默至今。在漫長的等待所堆積的煩躁中，我們的臉上終于掛不住了。
　　同樣，日本人也對中日兩國的現(xiàn)狀不滿。按日本人中西輝政的說法，現(xiàn)在的日本對于中國來說是"打鼠棒下的鼴鼠一角"，中國已不能成為"朋友"了，"日中友好關系只不過是外務省的公式化立場"（這一語道破了日本在中日關系上的真正立場和態(tài)度）。日本人似乎難以接受：為什么中國人"老是揪住歷史不放"？在從"教科書"到"參拜靖國神社"等"日本的國內問題"上"橫加干涉"？
　　
　　日本政府的"言辭政治"
　　
　　1998底江澤民主席訪日前夕，日本主流媒體《日本經濟新聞》和《朝日新聞》曾披露：日本政府將在江主席訪日期間發(fā)表的中日聯(lián)合宣言中第一次明確表示向中國人民謝罪。然而，日本政府盡管在聯(lián)合聲明中承認了對中國的"侵略"，卻拒絕寫上"道歉"二字。
　　對照1972年9月29日中日兩國簽署的《聯(lián)合聲明》中"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于戰(zhàn)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和1998年11月26日發(fā)表的《中日關于建立致力于和平與發(fā)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的聯(lián)合宣言》中"痛感由于過去對中國的侵略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和損害的責任，對此表示深刻反省"，可以看出，即便是把在歷史上早無爭議的"侵略"二字明明白白寫進兩國正式的宣言，也是如此漫長而艱難。
　　2000年12月21日的《朝日新聞》曾發(fā)表過一篇題為《以"歷史記憶"獲得信賴》的文章，指出日本應學德國下跪謝罪，以獲取亞洲各國的信賴，從而掌握外交主動。但日本人究竟是怎么回應歷史的呢？2000年1月13日，日本極右勢力在大阪國際和平中心舉行"20世紀的最大謊言--徹底驗證南京大屠殺"的集會，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事實，而日本政府卻保持一種不能干涉"言論自由"的不理不睬的曖昧態(tài)度。
　　在對待戰(zhàn)爭歷史的問題上，我們憤憤不平的是：日本人為什么至今不道歉？而另一方面，日本人又在抱怨中國為何始終捏著這個問題不放，如此注重表示歉意的詞語和方式。在2000年11月14日的一次午餐會上，日本駐香港總領事梅津至就香港立法會不久前提出并通過的一項有關日本在侵華期間問題的動議，發(fā)表演講說："很可惜，盡管日本誠懇地為過往的侵略感到遺憾，一次又一次清楚地衷心致歉，但（中方）注意力仍被放在道歉的形式和字眼上，毫不理會日本民眾的感情。令人不禁質疑：過度的執(zhí)著是否只會損害到日本人民對其最重要近鄰的滿腔好意呢？"
　　如果日本人真有發(fā)自內心的歉疚，還會去琢磨道歉的形式和字眼么？其實，更在乎這些"形式和字眼"的反倒是日本人自己。2000年3月小淵惠三政府公布的日本面向21世紀的綱領性文件《21世紀日本的構想》聲稱"日本人不善于演說"，還專門用一小節(jié)論述要"加強言辭政治（Word Politics）"，認為"政治家在語言表達能力方面也應該具有競爭力，否則難以處理好言辭政治的國際關系"。
　　近年來，幾乎每一屆日本內閣總有人在歷史問題上"妄言"、"失言"，恐怕已不能算作偶然事件，而是某些人故意以政治上"剖腹"似的犧牲來曲折地表達他們內心的真實聲音�，F(xiàn)在，日本右翼學者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編寫的美化侵略戰(zhàn)爭、否定戰(zhàn)爭責任的歷史教科書竟然通過了文部科學省的所謂"嚴格"審定，而堂而皇之放進中學課堂。日本政府既然敢在亞洲各國普遍關注的"教科書"問題上一意孤行，那么他們肯定對亞洲各國可以預料的憤怒有了足夠的心理準備。在此問題上，不論日本政府是迫于壓力還是有意為之，都凸現(xiàn)出右翼勢力在日本政壇巨大的影響力。也許日本政府正是在國內這一趨勢下不得不加強"言辭政治"，來應對國際社會的憤怒和譴責。與其說是提高表達的能力，不如說是提高敷衍的能力。與其說日本人不善言辭，不如說不愛說"道歉"。
　　
　　民意的陷阱
　　
　　日本人是否對那段罪惡歷史做出懺悔和道歉，是中日關系中最難解開的"結"。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雙方還未真正找到一個共同面對未來的著眼點--這無異是歷史悲劇在現(xiàn)實中的續(xù)寫。
　　今天我們提倡中日兩國人民尤其是青年進行交流和對話，這確是著眼未來、消除隔閡的好辦法。但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越來越壯大、活動越來越猖獗的態(tài)勢，日本國內一系列歪曲歷史、美化侵略戰(zhàn)爭和戰(zhàn)犯的越來越露骨的舉動，實際上使這種對話和交流失去了和諧的氣氛，只能停留于形式的層面。
　　記得1999年4月，中央電視臺《實話實說》節(jié)目分兩期開展過對日本侵華歷史認識的討論，題為《戰(zhàn)爭的記憶》。當時參加討論的有在日本頗受非議的日本老兵東史郎，中國觀眾以及一些在華的日本留學生。節(jié)目的初衷大概是想通過戰(zhàn)爭親歷者的敘述，讓對那場戰(zhàn)爭沒有切膚之痛的中日青年進行對話、交流，以期對歷史形成更深刻和統(tǒng)一的認識。但出人意料的是，日本留學生水谷尚子在中國觀眾前帶有挑釁性的發(fā)言幾乎使整個節(jié)目陷入了難堪的境地，盡管不是直播，但從公開播放出來的節(jié)目看，肯定剪去了一些更具火藥味的內容。不久后日本新聞媒體還對該節(jié)目進行了報道，只不過在他們的眼中，中國人眾口一詞的譴責似乎使日本人受到了傷害，并認為該節(jié)目是中國政府為達到某種政治目的而炮制出來的。
　　我們仍在以最大的耐心寄望于日本公眾的良知。德國人自己在反思"二戰(zhàn)"罪孽時曾說：每一個德國人都是有罪的。我們能在今天的日本民眾中找尋到道義的支點么？今天的日本人不但不能與我們一樣對日本侵華所犯下的罪孽懷有共同的義憤，甚至沒有了大江健三郎所謂的"曖昧"，他們已開始明目張膽地美化那一段歷史。1998年5月，日本人拍攝的創(chuàng)最高票房記錄的電影《自尊──命運的瞬間》，赤裸裸地將戰(zhàn)爭的罪魁美化得何其悲壯。
　　這些年來，不斷有極右分子進入日本內閣，懷有濃厚"軍國主義情結"的石原慎太郎當選為東京都知事，這些事情本身就說明他們有廣泛的民眾基礎。僅東史郎事件，足夠使我們警醒：為什么一個歷史的親歷者因為站出來講了些歷史真相，就在日本國內像叛國者一樣被推到審判席上，以至于還要跑到中國來尋求支持？這還不足以證明日本國內對待歷史的主流觀點嗎？可以說，每一個參加過侵華戰(zhàn)爭的日本老兵的死去，就意味一份巨大罪惡的湮沒。從今天日本人對待歷史的態(tài)度看，難以想像，當這段歷史荒蕪得沒有一個幸存者和見證人的時候，日本人將會以怎樣的筆法來描摹。
　　對于大多數(shù)中國人來說，一提到"日本人"，很自然想到的就是當年在中國土地上燒殺搶掠的"日本鬼子"，很容易將日本人先輩身上的邪惡與卑劣加諸今天的日本人身上。日本人常常抱怨中國媒體妖魔化日本，但這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zhàn)期間的罪惡行徑所導致的大和民族國際形象。如果要今天的日本人來承擔其前輩們犯下的罪孽，那是不公平的。
　　我們不能用歷史上的日本人來簡單地對照今天的日本人。但對于那些踐踏人類尊嚴的罪惡行徑，不管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都應有一種共同的憤怒之情。
　　然而中國人對那段歷史的"嘮叨"，在當今許多日本人心目中形成了這樣的印象：中國人之所以念念不忘"南京大屠殺"之類的慘痛歷史，并不是因為歷史本身，而是企圖將那一段歷史當成一個遏制日本的緊箍咒，時時掛在嘴邊來為現(xiàn)實撈取實惠和好處。
　　我們民族的痛苦和恥辱反倒就成了作惡者捏拿的把柄。似乎我們對于民族所遭受的苦難和恥辱只能忘卻和漠視，同時還要不斷地聲明：對于歷史，我不介意！似乎只有這樣才能贏得日本人的友好。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在日本投降50周年的講話中有一句誓言："信義就是我施政的根本。"我們的困惑和憤怒在于：如果一個民族對自己的歷史都無勇氣做出正確的評價，有何信義可言？我們又怎能相信他對未來的承諾？
　　
　　新荒誕�。骸兜却龖曰凇�
　　
　　我們等待日本人主動解開歷史之"結"已半個多世紀了，這種等待已經變成了一出類似《等待戈多》的荒誕劇。
　　一個民族的苦難歷程是一筆巨大的財富，但對這筆財富，我們除了耿耿于懷日本人至今沒有道歉和懺悔之外，還做了什么？我們不能僅僅用日本人眼中的所謂"歷史牌"去讓另外一個民族對自己刮目相看。能否讓他們仰視的是看我們以什么樣的姿態(tài)站立。我們應做的倒是該反思一下日本人為什么看不起我們？真正告慰先輩的不是看作惡者是否跪著，而是看我們這些后來者是否真正有尊嚴地活著。
　　中日關系有著歷史的恩怨與現(xiàn)實的利益之間的矛盾，使得本就底氣不足的我們在許多問題上過于敏感和猶豫。而日本人卻逐漸恢復了近現(xiàn)代歷史上慣有的對我們的傲慢，這種傲慢源于歷史--近代中國的虛弱；恃于現(xiàn)實──當今美國的庇護和自身經濟的強大。我們總是過分表露友好交往的愿望。我們似乎太需要日本人的友好了。這使得中日關系之弦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尤其是一些右翼勢力的手中，一旦他們哪怕是"惡作劇式"的大放厥詞或信口雌黃，都可能將兩國關系挑撥得一起一伏，我們的輿論也不得不義憤一番。從而使這塊本該是日本人"最柔軟處"的"歷史牌"成了中國人的"最柔弱處"。
　　要擺脫這種倒置的狀態(tài)，受害者自身必須強大。只有正義強大了，邪惡才會被震懾。
　　的確，日本是我國的最大的貿易伙伴國，還有巨額的貸款和援華項目，從這方面講，中日關系對我國具有特殊的意義。但我們在考慮這些因素的同時，也應看到充斥中國市場的日本貨。良性的貿易往來是互惠的，有利于雙方的，甚至是更有利于日本的。
　　中國尚沒有強大到日本人不得不懺悔的程度。對于大和民族，我們甚至失卻了我們民族曾有過的令他們膺服的"精"、"氣"、"神"（我們那些強烈渴望日本人懺悔和道歉以尋求心靈慰藉的舉動，是我們現(xiàn)在底氣不足，還是源于我們民族內心在近現(xiàn)代苦難歷史中形成的潛在的自卑？），自然他們只會對我們側目而視了。這恐怕也是日本為什么不那么爽快地道歉和真誠地懺悔的主要原因。但日本人的這種態(tài)度，正好成為我們今天檢測我們站立姿態(tài)的一個很好的標桿。面對一個新的世紀，我們又做著復興中華民族的夢想。但這種復興，不能僅僅是物質上的繁榮，還應修補起我們民族曾有的精神和氣質。
　　
　　疼痛還在，傷痕呢？
　　
　　2000年7月14日晚，中國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節(jié)目--《羊泉村記憶》，播放了萬愛花等老人憶及當年被日本兵凌辱、折磨、蹂躪的情形�？粗�電視里老人們痛苦的回憶，一種源于我們民族歷史深處的創(chuàng)痛揪住了我的心。在日本人制造的那段死亡時空里，我們民族失去的，絕不僅僅只是當時3500萬中國人的生命和幾千億美元的物質損失，還有整整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幸福。我們這一代人，易于被我們民族今天的成就和壯大所迷惑。其實，只要稍一觸及，便會發(fā)現(xiàn)她依然遍體鱗傷，那創(chuàng)痛依然難以愈合。
　　我們這一代人，還來不及在關于抗戰(zhàn)題材的黑白電影里感受到民族昔日的痛苦和恥辱，又不得不開始贊嘆現(xiàn)實中日本電器的優(yōu)良，之后沉湎于日本人的卡通片，被日本人的電子游戲所虜獲。半個多世紀前的那場民族浩劫，究竟在我們民族記憶里留下多深的印記？
　　每一個偉大民族，在其民族發(fā)展史上都會有許許多多苦難歷程，這可以說是每一個民族的歷史遺產和強大根基。一個民族精神的困頓和頹廢，首先是從漠視歷史，尤其是從遺忘和淡漠自己民族的苦難史開始的。從這種意義上說，如何對待這種"不光彩"的苦難史，能大致反襯出這個民族未來的興衰成敗。
　　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這場人類文明史上空前的大劫，世界各國不管是戰(zhàn)勝國還是戰(zhàn)敗國，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進行反省和銘記。
　　作為德國納粹罪惡的見證和對世界人民的警示，波蘭有保存至今的陰森恐怖的奧斯維辛集中營遺址，讓每一個參觀者感受歷史的凝重。為了保持這份凝重，連在附近開商品連鎖店的企圖都被政府禁止。美國人紀念珍珠港事件的"亞利桑那"紀念館的設計更是別出心裁，整個紀念館橫跨葬身海底的"亞利桑那"號戰(zhàn)艦艦體之上。參觀者置身紀念館內，可透過窗口看到涌動的海水下面"亞利桑那"戰(zhàn)艦那完整的艦體，給人以強烈的震撼。在圣彼得堡（列寧格勒），象征著二戰(zhàn)時被德軍圍困達900多個艱苦卓絕的日日夜夜的900盞燈至今日夜長明，這既是不屈的英靈的象征，也是今人銘記、自勵的方式。
　　而在我國，南京大屠殺紀念碑遭人損毀。曾經慘烈的"南京大屠殺"，提醒后輩的只是一座在南京江東門"萬人坑"上修建的堂皇氣派極具現(xiàn)代氣息的紀念館。這不能怪設計者，而是因為在這座紀念館修建的1985年，南京城早就沒有"南京大屠殺"的遺跡可以尋見了。
　　從1938年持續(xù)到1943年的極端恐怖的重慶大轟炸又留下了什么遺跡可尋？除了幾許黑白照片，恐怕只有如今重慶這個鬧哄哄的城市里四處可見的做了商業(yè)用途的防空洞，還能想像我們民族曾龜縮于此的狼狽狀。倒是歌樂山下的渣滓洞還以鮮活的形式展露著同胞相煎的殘忍。
　　作為"二戰(zhàn)"罪魁之一的日本倒是愈來愈注重渲染自己作為戰(zhàn)爭受害者的一面，他們已將廣島原子彈爆炸遺址申請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廣島的"原子彈爆炸屋頂"已成為該市的標志性建筑。據說日本人出于對受到原子彈爆炸危害的老人漸漸死去的擔憂，為了讓子孫后代永遠銘記這段歷史，廣島市政府給每個受害者拍攝了一段講述可怕歷史的錄像，存在紀念館中。盡管這些老人很多都已去世了，但年輕人仍然可以從電視屏幕上看到他們的親人講述的歷史。那么，我們有誰在做這種已近乎搶救式的保存歷史的工作？
　　如此看來，對于我們這個日益變得健忘的民族，應該感謝日本人對歷史的歪曲和漠視，才使得我們民族的記憶在那漫長的等待中依然鮮活生動。不然，今天我們對于我們民族的那段苦難歷程恐怕不會如此頻繁地提及。
　　
　　日本的懺悔能給中國"補鈣"？
　　
　　我們一直期望日本人在侵華問題上有一個明確的令中國人感動得熱淚盈眶的態(tài)度和場面。在這方面，我們因有太多的失望而生憤怒，有太大的期望而易感動。
　　就東史郎而言，本身不過是一個懺悔的殺人者而已，是一個有良知的人盡其作為人的本分罷了，但我們給予了多大的寬容與支持，甚至將其視為英雄。而我們之所以如此對他，僅僅因為這樣的日本人太少了。這并非批評東史郎懺悔行為本身，而是由此可以看出我們民族心靈對日本人道歉和懺悔的期待是何等的強烈。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日本人總體上說一句："中國人，對不起。"并向我們鞠一個他們日常禮節(jié)性的躬，我們是不是會感激涕零？
　　就連寬恕別人，也顯得如此迫不及待，我們?yōu)槭裁醋兊萌绱松朴趯捤�？似乎只要如此，一切仇恨都能冰釋，一切�?chuàng)傷都能縫合。我們甚至把日本對歷史罪惡的道歉和懺悔當成我們孱弱的精神所需的"鈣粉"。日本人的道歉和懺悔好像成了我們民族心理中難以抗拒的誘惑。既然別人不需要我們的寬恕，我們又何必自作多情地等待其懺悔。我們真的那么需要他們的道歉么？這么多年過去了，我們也應反躬自省：日本人自己的心靈拯救，于我們民族精神的振奮有多大的意義？是否只有他們跪著，我們才能站起來？是否我們民族的自信和尊嚴需要依靠日本人的道歉和懺悔來支撐？難道，一句"對不起"，就真能抹去萬愛花等老人受到的比獸行還不堪的凌辱和老人們半個多世紀的痛苦回憶？就真能撫慰南京江東門下那累累白骨？我們就能把那屈辱的一頁就此作結，翻過去？如此，是不是我們因此就能長長地松一口氣，然后又放心地睡去？
　　每個民族的痛苦都是獨特的，我們今天要日本人來體會我們民族曾經歷的侵凌之辱，那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種痛苦只對自己民族才有意義，希望別人理解這種痛苦的企圖說明了我們民族精神的脆弱；需要別人承受和分擔自己民族的痛苦，是不負責任的逃避；企圖通過遺忘歷史來卸載這種痛苦則映襯出我們民族心理的懦弱。我們精神上真正需要的是，對記憶中這一切膚之痛的刻骨銘心。
　　其實，要想作惡者懺悔，如果沒有第三方介入，只有兩種途徑：一是依賴于作惡者自身良知的覺醒，二是受害者自身的強大。沒有誠意的道歉和懺悔，只是對受害人的新的侮辱。如果日本人的頭是中國的民意硬摁下去的，那么，這樣的道歉和懺悔是沒有意義的。真正告慰先烈的方式應該看我們這些后輩如何活得有尊嚴，而不是看別人是否懺悔。
　　所以，即便今后的日本首相能像前西德首相勃蘭特在華沙向被屠殺的猶太人下跪一樣，也在南京的江東門向30萬被屠殺的同胞下跪（當然，即使有這樣的首相，恐怕也只會被日本人哄下臺或被暗殺），我們也不應因此而狂喜，因為，他們縱可以從此卸下歷史的罪孽，而我們民族的恥辱卻是永恒的。
　　真正可怕的并不是日本人遺忘歷史，歪曲歷史，而是我們自己淡忘和漠視我們民族的苦難歷程，忘掉傷疤下面的痛楚。其實，我們應該感謝日本人對那段歷史公開抵賴的坦率態(tài)度，盡管這種態(tài)度深深地刺傷了我們，但總比表面上對我們痛哭流涕、而背地里又咬牙切齒好。太勉強的歉意反倒會麻痹我們過于天真的心。日本人的這種坦率，至少使我們時時警惕：我們有著怎樣的一個一衣帶水的鄰邦，使我們永遠銘記如今昂然挺立的我們曾經怎樣跪著、怎樣被凌辱、怎樣被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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