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伊始，中國政壇煥發(fā)出許多新的氣息，大批年輕干部開始涌現(xiàn)，并活躍在中國政壇的各個階層。 　　關心中國時局的人士注意到，自去年10月始，中國政壇人事變動頻繁起來，一大批高素質、高學歷、年富力強的新人登上了省、部級的位置，迄今為止，至少有幾十個省部級職位發(fā)生人事變動。
　　廳處級職位上年輕干部的涌現(xiàn)更是平常之事，與高層變動相比，基層干部的年輕化算是悄悄進行的革命。
　　其實，干部年輕化并不是什么新鮮事物，在20年前它就被作為一個"新名詞"頻頻掛在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嘴邊。
　　
　　鄧小平的隱憂
　　
　　鄧小平無疑是“干部年輕化”的積極推動者。
　　1975年，毛澤東讓鄧小平出來主持工作，王洪文不服，跑回上海，跟人說：10年后再看！
　　鄧小平知道后跟人講：這個有道理呀，10年后我們這些人都變成什么樣子�。磕挲g上我們斗不過王洪文呀！
　　那一年，鄧小平70歲，王洪文39歲。在年齡的懸殊比較中，鄧小平覺察到了黨和國家誰來接班的潛在危機。
　　改革之初，中國的干部隊伍存在兩個突出問題，一是干部的年齡老化，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和政府領導班子成員的平均年齡在61歲以上；二是領導干部文化水平不高，當時各省市自治區(qū)黨委、政府的領導成員，有大專以上文化水平的只占17.7%。
　　顯然，要實現(xiàn)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靠這樣一批干部是不夠的，培養(yǎng)啟用一批政治堅定、年富力強、有專業(yè)知識的領導干部，成了這位總設計師的戰(zhàn)略之舉！
　　但當時在交接班的問題上，許多老同志思想準備不夠。有人說，我從參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決心將革命進行到底，現(xiàn)在讓我半途而廢，中途退出革命，我不能接受，我寧可倒在辦公桌上，也不能退出革命。
　　鄧小平只有再一次拿出他任紅軍政委時所鍛煉出來的宣傳鼓動本領，反復動員，大會上講，小會上講，公開場合講，私人聚會也講。
　　他苦口婆心地告誡那些不愿退位的老同志：現(xiàn)在我們國家面臨的真正危機，就是我們要搞四個現(xiàn)代化，卻沒有一批年富力強、有專業(yè)知識的干部。老同志要讓��！要認真地選接班人。這是個百年大計，是我們的一個戰(zhàn)略問題。要憂國、憂民、憂黨�。�
　　在他的動員感召下，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相繼辭去了領導職務，中央領導層干部的年輕化，由此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
　　在1982年舉行的中共十二大上，一大批年富力強的黨員第一次進入了中央委員會，384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新當選的有211人，具有大專學歷以上的有120人，最為突出的有幾位：江澤民55歲，李鵬53歲，李瑞環(huán)47歲，最年輕的是胡錦濤，當時才39歲！
　　鄧小平充分認識到干部年輕化的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1986年他在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時就說:我們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一個目標是始終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這里說的活力，主要是指領導層干部的年輕化。幾年前我們就提出干部隊伍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yè)化。這些年在這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但只是開始。領導層干部年輕化的目標，并不是三五年就能夠實現(xiàn)的，15年內實現(xiàn)就很好了......哪一天中國出現(xiàn)一大批三四十歲的優(yōu)秀政治家、經濟管理家、軍事家、外交家那就好了。
　　
　　從體制上改變官員結構
　　
　　15年過去了，總設計師的期望逐漸變成現(xiàn)實。但在新的形勢下，第三代領導核心在執(zhí)行干部年輕化戰(zhàn)略時無疑還有更多的考慮。中國共產黨正處于整體性的新老交替時期，明年召開的“十六大”要求搭建新世紀的領導集體，選拔啟用新人迫在眉睫。
　　江澤民不止一次憂心忡忡地指出：到黨的十六大，一大批年輕同志要走上領導崗位，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交接權力，而是我們把一個什么樣的黨交下去。把黨建設好，關系到黨將以什么樣的姿態(tài)和面貌出現(xiàn)于新世紀，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
　　另外，近幾年的黨內腐敗問題日益嚴重，貪官割掉一茬又長一茬，某些地方已成整體性腐敗之局面。這令中共高層憂心如焚，他們清醒地意識到，腐敗問題若不盡快解決，黨將不黨，國將不國。
　　換新血反腐敗成為必然選擇。1999年秋，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5次會議上通過并確定了以國家副主席胡錦濤為組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曾慶紅為副組長的"十六大籌備工作領導小組"名單。該小組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選拔新一代跨世紀領導集體。
　　在去年8月份的北戴河會議上，高層更進一步取得共識，認為加快各級領導干部年輕化步伐，培養(yǎng)儲備一大批青年干部，從體制上改變官員結構，是反腐敗的有效措施。
　　隨后各級領導干部的選拔標準相繼出臺。目前對中央一級領導干部的原則是，在黨的“十六大”上，中央委員年齡結構要比“十五大”時年輕5歲以上，中央政治局委員年齡要在60歲左右，而核心機構政治局常委的最大年齡不能超過70歲。
　　省部級以下的干部選拔標準規(guī)定得更為具體。據(jù)了解，中組部已要求各級機構在領導班子配備方面，注意提拔60年代出生、80年代進入大學學習及畢業(yè)的德才兼?zhèn)涞哪贻p干部，亦即40歲以下的干部。
　　中組部要求各級組織部門，充分認識加快選拔年輕干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具體規(guī)定：
　　1、縣（處）級領導班子，至少要配備兩名30歲左右的成員；
　　2、地（廳）級領導班子，至少配備一兩名40歲以下的成員；
　　3、省（部）級領導班子則至少要配備一名40出頭的成員。
　　為了騰出位置讓更多的優(yōu)秀年輕干部脫穎而出，中組部、人事部要求目前正在開展的省級以下機構改革，實施"二五八"規(guī)定，即：地（廳）、縣（處）、科級干部現(xiàn)已達到58歲、55歲、52歲的，須離開領導崗位，不再擔任實際職務，即"離崗不退休"。
　　
　　鋪好干部年輕化的軌道
　　
　　的確，年輕干部們較少舊觀念和既得利益的束縛，他們有知識、有沖勁、有魄力，敢拼敢搏，常常能在改革的困難關頭沖破阻力，打開局面。
　　但我們在執(zhí)行年輕化政策的時候，也要謹防“唯年輕化”的傾向出現(xiàn)。因為制度的設定對引導人的行為具有決定性意義。據(jù)了解，一些地方片面地理解年輕化，為了緊跟中央，在搭建兩級黨政班子時規(guī)定了這樣一個“原則”：35歲以上基本不再提拔進入鄉(xiāng)鎮(zhèn)黨政班子，40歲以上的基本不再提拔進入縣級黨政班子。
　　在干部的“退出機制”尚未建立，一旦為官，終生為官的“基本”形勢下，一些地方基層干部在升遷無望的情況下，就極可能喪失工作的動力，甘當“平庸官”。
　　更值得警覺的是，年輕化、知識化、專業(yè)化從來就不是工作效率高的必然條件，更不是廉潔行政的完全保證，近些年來出現(xiàn)的“39歲現(xiàn)象”、“26歲現(xiàn)象”就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去年查處的福建政和縣委書記丁仰寧賣官腐敗案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丁仰寧39歲升為政和縣委書記，在任3年間，他靠賣官鬻爵起家，收受賄賂，成了“百萬富翁”。
　　令人矚目的是那些涉案的人有3個“絕大多數(shù)”：涉案的大小官員246人，絕大多數(shù)39歲左右；已經處理的14個副處級以上干部，絕大多數(shù)在39歲左右；9個鄉(xiāng)鎮(zhèn)黨委書記、鄉(xiāng)鎮(zhèn)長，絕大多數(shù)39歲左右。
　　現(xiàn)在舉國上下，從中央到地方對年輕干部都寄予了莫大的希望。但也要看到，如上述所言，一些年輕干部如果不能嚴格自律，非但不能成為改革的動力，反而可能成為改革的阻力，初衷為龍、結果成蟲的事實應該引起我們的警覺和反思，否則，我們可能會痛心地看到一些浮出水面的年輕干部重新卷入激流漩渦，讓我們的事業(yè)再次遭受損失！
　　因此，在推進干部年輕化的同時，注意加強黨的建設和對所有干部進行監(jiān)督的體制建設，其重要性是不同尋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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