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大學志愿服務與福利研究中心主任丁元竹教授向有關部門呈交了一份調查報告。去年底，這個中心的調查人員在“2010年：中國的三種可能前景”的總題目下，就“2010之前會不會發(fā)生影響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重大危機”、“2010年之前三種可能的國家發(fā)展前景是什么”這兩個問題，請98位中外專家進行了一次咨詢性的預測。
　　98位專家中有81位來自國內，既包括大學里的學科帶頭人，又包括國家部委研究機構的專家，也選擇了一些比較活躍的非政府組織的領導人。
　　來自國際的專家對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問題都有相當深的研究或有過近距離的觀察，如曾經因2002年對中國統計數據提出質疑而名聲大噪的美國匹茨堡大學經濟系教授Thomas Raskl。
　　專家關注治理危機
　　從調查結果看，令人吃驚的是，對于第一個問題，在作出回答的77位專家中，有51位認為2010年之前會發(fā)生全局性的重大危機，只有26位認為不會，在作出回答的專家中分別占66．23％和33．77％。
　　由于專業(yè)背景及工作背景各異，這些專家通常是從自己最熟悉或最為關注的危機領域即局部危機切人這個話題的。在這些局部危機中，經濟危機(如金融危機)、社會危機(如貧困問題、失業(yè)問題、社會保障問題)是最受專家關注的。
　　專家認為，所有局部的危機都是建立在諸多不確定因素上的，沒有一個危機會決定中國2010年之前的走勢，每一個危機的變化都可能引起其它危機的變化，各種局部的危機在一定的情況下會相互加強，引起連鎖反應或全局性的危機。
　　大多數專家都認為，最可能引發(fā)“影響這個時期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重大危機”的局部危機是治理危機。換言之，與治理危機有關的種種問題，尤其是官員貪污腐化、欺壓百姓、違法亂紀的問題如果進一步惡化，將使執(zhí)政者的合法性降至最小，最可能激化現已存在的社會危機及各種相關危機，引發(fā)全面危機。 所謂治理危機，是指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已經發(fā)生了巨大的變革，但國家基本制度的變革相對滯后，不能適應前者的需要，以至產生各種各樣的治理危機，如非典反映的公共衛(wèi)生危機、異常嚴重的腐敗問題、政令暢通問題、政治體制問題、法制建設問題、黨群關系問題、工傷事故頻繁發(fā)生的問題、假冒偽劣產品泛濫成災的問題等。
　　要解決這個問題，目前要逐步推行善治。善治應包含以下要素：實行法治，公民安全得到保障，法律得到尊重，公共機構公正地管理社會財富，公眾參與，信息透明。
　　善治的重要特征是政府和公民對社會生活的合作管理。政府和公民對社會生活的合作管理，一方面要求公民對政府行為的介入或參與，一方面要求政府退出一些公共事務領域，讓非政府組織、公民的志愿性社團、協會、社區(qū)組織、利益團體等公民組織在政府退出的這些領域發(fā)揮作用。三種可能的國家發(fā)展前景對危機的預測必然引起對中國發(fā)展前景的預測，這兩者是密不可分的。
　　調查人員異常謹慎地列出發(fā)展前景的三種選項：1、沿著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預定目標穩(wěn)步前進；2、偏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預定目標；3、無法達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預定目標。
　　中國這幾年有沒有偏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預定目標?調查人員沒有回答記者提出的這個問題。但是，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專家對第二種情景的描述是值得注意的：國家總體經濟實力得到加強，GDP按照預定的目標持續(xù)增長，少數經濟、社會和政治精英從發(fā)展中獲益，財富繼續(xù)向少數人手中集中，國內消費需求低下，嚴重依賴國際市場，國家遭受全球化中負面因素的干擾越來越嚴重，外部沖突和內部矛盾加深。
　　事實上，專家已經間接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在過去的幾年里，中國即便沒有“偏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預定目標，在某些領域起碼也是出現了“偏差”。專家的結論是，如果出現第二種情景，經濟增長會加劇社會的分化、混亂和沖突。
　　由于中國正處于“發(fā)展路向”的關鍵時期，專家還呼吁：應當讓更多的人參加到決策中來，如果大部分人都認為“我不能影響未來發(fā)展，我何必參與”或“官員與商人決定未來，我只管自己的事情”，中國就很難出現解決問題的一攬子措施。
　　所幸的是，國家已經對這種聲音作出了積極的回應，如溫家寶總理2004年3月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完善公共參與、專家論證和政府決策相結合的決策機制”。
　　然而，建立“公眾參與”、“專家論證”的“制度”容易，建立與之配套的“機制”難；政府官員在決策前搞個“公告”、“專家論證會”容易，真正聽取大家的意見難。如何將公共參與專家論證即民主決策的號召落到實處，還需認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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