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抑或是會津魂僅僅是沉淀于文化心理深處的道德倫理，而非基于現(xiàn)實政治的意識形態(tài)，就好比中國的社會主義不能和儒家文化等同起來。 　　 　　日本朝日電視臺出品的新春劇《白虎隊》首映于去年1月。與近兩年引領(lǐng)風潮的二戰(zhàn)題材歷史片不同，《白虎隊》選定了幕末維新戰(zhàn)爭期間的會津藩少年武士團“白虎隊”作為主角，通過對白虎隊少年命運的敘述，來揭示并重溫蒙塵日久的日本傳統(tǒng)價值觀。
　　客觀地說，這部電影更像是一部不落窠臼的另類青春偶像勵志片。雖然內(nèi)容涉及百年前那段風云變幻的歷史，卻沒有太多的歷史思考。然而，積極向上的基調(diào)，日本電影一貫擅長的細節(jié)刻畫以及簡單而不失輕浮的道德主題都足以支撐起這部耗時4小時的電影。
　　
　　新新人類與主旋律
　　
　　影片一開始就向觀眾展示了日本新新人類的生活圖景：主人公酒井新太郎是個混混，整日與女阿飛廝混于東京街頭。無所事事，夜出晝返，不到早飯時間決不回家。即便是父母打招呼，他也愛理不理。可巧的是，因公來京，正要返鄉(xiāng)的祖母敏子在車站偶遇新太郎，并尾隨到了酒井家。在對新太郎及其好友筱田雄介，還有疏于管教的子媳一番訓斥兼痛陳家史過后，老太太干脆住下，以期將“革命教育”進行到底。
　　不堪絮叨的新太郎和雄介本著最危險的地方往往最安全的想法，逃往祖母老家，同時也是白虎隊故地的會津。結(jié)果，兩人還是被祖父送到白虎隊紀念館參觀，館內(nèi)陳列的史跡將他們帶入了那段激蕩的歲月。
　　拿白虎隊充當?shù)赖掠栒]的工具，除了白虎隊本身在道德上的典型示范意義外，主要還是因為其成員無論是年齡還是青春期困惑與現(xiàn)代新新人類大致相同。影片中，當兩個混混站在館內(nèi)白虎隊員酒井峰治和筱田儀三郎，也就是他們的祖先畫像前，時間似乎凝固了。年齡和相貌的共性拉近了他們與歷史的距離，從而產(chǎn)生心理共鳴，而這恰恰是祖母僅停留在話語層面的道德說教所難企及的效果。當二人駐足于畫像前，周圍飄灑的櫻花頗有幾分婆羅花開，醍醐灌頂之感。
　　無獨有偶，片中主角設(shè)定為兩個新新人類，而扮演者山下智久，田中圣恰恰正是現(xiàn)實中新新人類的代表人物。用新新人類演繹主旋律，以達到勸戒新新人類的目的，很像是在“以夷制夷”。事實上，這種錯配取得了不俗的轟動效應(yīng)，并證明了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道理。許多從來不看，乃至排斥歷史劇的青少年出于偶像狂熱，竟也堅持看完4小時。而在宣傳獲得成功的同時，從演員到觀眾，新新人類們以一種平和順服的精神狀態(tài)接受了歐吉桑和歐巴桑們希望灌輸給他們的價值理念，從而集體無意識地完成了一次向主流社會的精神回歸。
　　
　　迷失的日本
　　
　　僅從回歸傳統(tǒng)的角度看，《白虎隊》與《男人的大和號》，《吾為君亡》等泛右翼影片可謂殊途同歸。然而，細細品味它要表達的思想，就會感到其間警醒意味要多過傳統(tǒng)懷舊，與2005年的《亡國神盾艦》異曲同工，反映出處于國家轉(zhuǎn)型期的日本人的心靈困境以及因之而生的集體焦慮和民族危機意識。
　　在《白虎隊》現(xiàn)代部分中擔當訓誡者的是新太郎的祖母敏子。她言語間總是流露出身為白虎隊后代的自豪和優(yōu)越感，甚至給子孫取名也寄寓深意：兒子虎男的“虎”字出自白虎隊，孫子新太郎的“新”字取自會津藩校日新館。可惜的是，虎男毫無虎氣，新太郎則更像扶不上墻的爛泥。當老太太一邊嚴厲地數(shù)落，一邊在晚輩身上重重比畫著“虎”字和“新”字時，觀眾完全可以感受到訓誡者對子孫寄予厚望，卻又恨鐵不成鋼的尷尬和失望。
　　
　　祖孫三代構(gòu)成一幅反常而滑稽的圖景：祖母精神抖擻，堅強有力；兒子文雅有余，卻男子氣概不足；孫子更是狀態(tài)萎靡，暮氣沉沉。本該孔武有力的中年人像個女人，本該朝氣蓬勃的少年卻更像退休老人。與其說這幅圖景可笑，毋寧把它看作近現(xiàn)代日本歷史的縮影。
　　祖母代表著強健有力的戰(zhàn)前日本，兒子代表著經(jīng)濟高度繁榮，卻罹患政治侏儒癥的戰(zhàn)后日本，至于孫子，則代表著泡沫經(jīng)濟破滅后，陷入蕭條的日本。祖孫三代的精神面貌正是三個時代日本國家的象征。
　　對比之下，難免產(chǎn)生一代不如一代的結(jié)論。虎男也好，新太郎也罷，在祖母的眼中都是不正常的人，她的失望絕不僅限于孫輩，訓斥時也是大罵“四個傻瓜”。這種人格否定昭示著當代日本人對于戰(zhàn)后60年國家道路的審視和反思：戰(zhàn)后日本真的如教科書上寫的那樣成功嗎?其實，由美國設(shè)計的日本戰(zhàn)后改造主要針對政治體制，尤其是限制日本武裝及戰(zhàn)爭潛力，以期日本威脅最小化。然而，思想文化領(lǐng)域的改造卻是糟粕未盡去，精華多流失。
　　1950年代的日本社會意識混亂，道德糜爛，二戰(zhàn)慘敗迫使日本人對近百年近代史全盤否定；1960～1990年代經(jīng)濟高度繁榮，現(xiàn)代化浪潮不斷沖刷已然脆弱的傳統(tǒng)價值，而美國式消費主義從根本顛覆了傳統(tǒng)價值，并催生出大批的大和拜金女。當泡沫經(jīng)濟破滅，日本被打回原形，悲觀主義再占上風，物質(zhì)富有的日本人卻成為精神世界的貧兒――空虛，散漫，壓抑，缺乏上進心和責任感――日本似乎又重返德川幕府統(tǒng)治下的江戶時代。
　　將當代日本比作江戶時代，除了軍備松弛和經(jīng)濟繁榮，市民文化發(fā)達的共性外，非正常國家體制以及全民精神迷失也是兩者最大的相通之處。正是因為國家不正常，又恰逢轉(zhuǎn)型期，國民對于未來的焦慮和不確定感增加，從而導致虛無主義盛行。
　　這樣的日本在祖母敏子眼里是“愚蠢的國家”，她將之歸咎于青少年的墮落和中年一代的不作為。面對著如同失魂野鬼般迷失在現(xiàn)實當中的后代，老人開出了藥方，那就是喚醒他們的“會津魂”，這倒可以看作老一代日本人對今人的集體忠告。
　　
　　何謂會津魂?
　　
　　由于地處偏僻，歷史上的會津多數(shù)時候都庸碌無奇。會津藩祖保科正之是二代將軍德川秀忠庶子，為躲避將軍正室迫害，做了�？萍茵B(yǎng)子，并被封到極北之地。三代家光將他移封到離江戶更近的會津，并下賜德川本姓“松平”，認可了他的身份，甚至臨死還托孤正之。感恩的正之立下家訓15條，申明“會津藩為守護將軍家而存在，如有藩主背叛則家臣不可跟隨”。這是會津的立藩之本，不僅超越了當時“但知有藩，卻不知有日本”的意識藩籬，堪稱近代日本國家主義的雛形。影片中。藩主松平容保在幕府要求他入京維護治安時，毅然接下了別藩唯恐避之不及的燙手山芋，并堅持到底。在他看來，這是不容推卻的義務(wù)，否則，會津藩將如同行尸走肉，再無存在的意義可言。
　　可是，為什么偏偏是會津魂，而不是別的什么魂?翻開幕末史，會發(fā)現(xiàn)一個奇特現(xiàn)象：在捍衛(wèi)幕府的戰(zhàn)斗中最賣力的恰恰都是如會津這樣的偏遠小藩(包括小泉純一郎津津樂道的“米百表”故事發(fā)生地長岡藩)，反倒是那些領(lǐng)地富裕的大藩莫不望風而降�；蛟S，可以用赤腳的不怕穿鞋的俗語來解釋這種有趣的反差。可是，究竟是什么在支撐著 這些人堅持以卵擊石的抵抗呢?
　　提及日本，很難回避武士道的問題。武士道是崇尚義理的戰(zhàn)士之道，是對職業(yè)軍人的職業(yè)規(guī)范。然而，同樣的種子播種到不同的地域，卻結(jié)下不盡相同的果。在商業(yè)繁榮的地區(qū)，武士道在經(jīng)濟大潮沖刷下變成了銹濁的鈍刀；反倒在落后地區(qū)，武士道頑強地存活下來，并綻放出妖艷的花朵。
　　會津無疑屬于沙漠，兵營化社會使得表面禁欲主義，絕對服從主義等日本武士道的原教旨特征得以保留。在那里，人們過著單調(diào)重復(fù)的奉公生活。母親對兒子唯一的期望就是舍命忠君，甚至在游賞紅葉時，也大煞風景地要求兒子回校奉公。規(guī)范和秩序高于一切，且無處不在。尊卑等級是會津社會的一大特色，年少位卑者必須服從年長位高者�？傊�，集團永遠比個人重要，尊嚴永遠比生命重要，義務(wù)永遠比權(quán)利重要，精神永遠比物質(zhì)重要。
　　會津魂如金剛石透明堅硬，會津人的特色則是愚直。其實，單純與堅強常常構(gòu)成因果，故所謂“無欲則剛，無知無畏”。影片中，當藩主執(zhí)意要接手京都治安時，老臣西鄉(xiāng)賴母就沉痛地說：“那些人算準了會津人的單純，料到我們不會拒絕的!”想到這，不禁憶起司馬遼太郎先生的話：“每當想起善良，淳樸的會津人的時候，就會覺得日本這個民族是不可救藥的。”
　　
　　日本價值觀的重構(gòu)
　　
　　當新太郎和雄介抵達會津火車站，發(fā)現(xiàn)門口赫然一尊白虎隊雕塑。白虎隊的痕跡在會津似乎無處不在，連出租車門上也有“白虎隊”字樣。無獨有偶，在會津還有一尊更有名的青銅雄鷹雕塑，上面用意大利文刻著“致武士道精神”。那是上世紀30年代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在聽說白虎隊事跡后，為了表彰這種自我犧牲精神而贈送。這樣看來，會津魂和法西斯似乎可以劃上等號，而敏子喚醒會津魂的藥方就是赤裸裸的軍國主義復(fù)辟了。
　　人們在總結(jié)歷史時，容易滋生一些不良傾向：或出于惰性，習慣用簡單的理由來解釋復(fù)雜的事件；或出于政治考量，拿某種特定思想充當具體責任人的替罪羊；或出于狹隘，總愛拿現(xiàn)代人的標準去衡量古人。而在展望未來時，又往往過分拘泥于過去，忽略現(xiàn)實的變化，犯下楚人渡河的毛病。其實，武士道抑或是會津魂僅僅是沉淀于文化心理深處的道德倫理，而非基于現(xiàn)實政治的意識形態(tài)，就好比中國的社會主義不能和儒家文化等同起來。軍國主義的本質(zhì)是極端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再加上軍人干政的混合產(chǎn)物。即使軍人沒有掌權(quán)，日本同樣會成為法西斯國家。當代日本無論從內(nèi)因和外因上都不具備軍國主義復(fù)辟的土壤。綜觀整部影片，也一直緊扣道德訓誡的主題，與現(xiàn)實政治無關(guān)。而在呼喚傳統(tǒng)價值的同時，又將現(xiàn)代價值觀中的積極元素傾注其中，從而使主題得到升華。
　　古代部分中兩位母親的角色對比構(gòu)成了新舊價值觀的競爭。峰治的母親阿繁是標準的“武士道教育機器”。她平時有意冷落峰治，就是擔心兒子心存牽掛，影響忠君奉公。在峰治入校第一天，她就鼓勵峰治做個有用的武士，隨時舍命效忠。相比阿繁的古板，儀三郎的母親津子世俗氣息濃厚，在她眼里，兒子永遠是4歲的孩子，甚至還因為兒子在閱兵式上光顧張望戀人，而未看自己而感到嫉妒失落。身為母親，添犢之情乃人的天性，但阿繁和津子卻各自選擇了刻意壓抑和自然流露的處理方式。
　　整體而言，《白虎隊》是一部只關(guān)道德和信仰，無關(guān)政治的電影。古人因物質(zhì)貧乏而精神富有，今人卻因物質(zhì)富裕而精神空虛，兩者都走上了方向相反的極端。這體現(xiàn)在個人權(quán)利和社會責任，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失衡上，這種失衡導致整個國家的非正常和社會秩序混亂。當今日本的主要社會問題是民眾太過散漫，社會責任感和國家意識淡漠，近年來日本產(chǎn)品質(zhì)量滑坡和泄密事件增多就是臨床反映。《白虎隊》僅僅是部電影，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但至少帶來了希望。片尾引用司馬遼太郎的另一句話“想起會津，感到日本民族還不是太無可救藥”無疑是本片的最佳注腳。這對同樣面臨誠信危機和道德困惑的中國，是否能有一些有益的啟迪呢?
　　最后需要說的是：時代變了，不再需要“榮耀地生，壯烈地死”；可是，不管時代怎么變，可為之則為，不可為之則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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