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西方目前從中國、印度等快速發(fā)展的國家尋找明天的經濟領導一樣，西方也在等待中國在思想和信仰領域產生世界級的人物，由此產生的“軟實力”和聲望將獲得巨大的力量，比所有媒體計劃、文化交流等活動加在一起更有影響。
　　
　　圣誕節(jié)前后真是熱鬧!回想起2003年，那是我第一次在中國過圣誕節(jié)。商店和餐廳的窗口噴涂著藍色的圣誕老人和橙色圣誕樹。孩子們舉行圣誕聚會，甚至大學生也加入了，他們一起唱歌、交換禮物。
　　那一天，我的中國朋友請我吃飯、喝酒，我有點猶豫，他們盡量吸引我說：“來吧，我們要吃你們那兒的圣誕蛋糕啊!”我謝絕了，并沒給他們解釋美國沒有圣誕蛋糕的傳統(tǒng)，事實上，中國圣誕的一切似乎都和美國不同。
　　
　　遭遇中國圣誕
　　
　　在我美國的家，圣誕節(jié)從感恩節(jié)第二天就開始了，母親把整個房間裝飾為紅色和綠色――傳統(tǒng)節(jié)日的顏色。小時候我的寒假從12月23日起，前一天同學們舉行“節(jié)日”聚會而非“圣誕”聚會。在我家，最重要的日期是24日圣誕夜，那天晚上我和父母一起吃一大桌特殊的菜，例如熏腿、帶佐料的青豆和土豆泥等等，也許還分享一瓶葡萄酒。
　　之后CD機飄出上世紀40年代音樂傳奇弗蘭克?西納特的圣誕歌，在歌聲中我們打開圣誕樹下的禮物。童年的我喜歡把包裝紙扔得到處都是，雀躍的氣氛平息后，我和父親收拾一下亂七八糟的客廳，再和母親一起去洗碗，然后我們準備出門而不是睡覺。11點多我們一家去教堂參加午夜彌撒，對我們來說這場彌撒既神圣又實際，因為圣誕節(jié)早上我們要上路拜訪親戚，沒時間去教堂或打開禮物。
　　我從沒覺得在中國過圣誕節(jié)會帶給我童年那種熟悉的感覺。謝絕朋友邀請的原因是，我感覺圣誕節(jié)首要是神圣的事，而不僅是一個出去玩的機會。出去玩沒什么不好，但首要的事排在次要的事之后，常常使次要和首要的事都不盡如人意了。
　　2003年我一個人參加午夜彌撒，到了教堂院子里，首先遇到十幾個警察，他們負責保證教堂里人們的安全，因為那里已擁擠著成千上萬的參觀者，教堂里彌漫著興奮的味道，參觀者指指這兒指指那兒，對著神父、塑像、繪畫和裝飾等拍照，有的也盯著我這個黃發(fā)、藍眼、高個子的美國人。彌撒已開始，大家卻喋喋不休，甚至接電話商量彌撒后的安排。
　　彌撒快結束時，神父準備分餅，由于天主教徒相信這特別的餅子是神圣的，神父要求所有非教友不要領，盡管如此，幾乎所有的非教友卻不聽他的話。也許因為他們的好奇心和當時類似聚會的氣氛，大家都想嘗嘗那塊餅子的味道，看吃了有什么神秘的結果吧。
　　
　　中國拒絕洋節(jié)?
　　
　　從此，我就避免參加中國的午夜彌撒，我真不喜歡中國的圣誕節(jié)。因此，當2006年一群知識分子發(fā)布名為《為什么中國人過圣誕?》的一封信，我挺感興趣。這封公開信呼吁取消主流圣誕慶典，似乎以圣誕節(jié)為一種西方文化的“感染”。我跟中國的朋友討論這事，他們都反對，說圣誕只是一個體會不同文化和出去玩的機會而已。唯一覺得這封信有道理的，是我。
　　知識分子們具體呼吁“不以任何形式有意無意地過‘圣誕節(jié)’”，包括不要發(fā)送與圣誕有關的短信、禮物等等，以及別參加圣誕聚會。他們也呼吁傳統(tǒng)中國宗教和哲學的推廣，“打破中劣外優(yōu)的文化偏見”、“改變崇洋媚外的心態(tài)”。他們爭鳴中國苦于“文化集體無意識”，因此那些缺乏信仰而過基督教節(jié)日的人，使中國的文化受害。對我來說，這些建議和辯論有道理，挺容易接受。
　　不過，難以接受的是辯論的基礎。對我來說，圣誕的文化“感染”不是一件傷害中國文化的事，反而傷害的是基督教文化和跨文化的交流。我在中國人過圣誕的方式中看不見關于跨文化理解的努力，看見的甚至是誤解。
　　譬如知識分子信里的一些概念。他們所擔心的中國被圣誕節(jié)“耶教化”，反而正是信徒們憂慮的全球化的危險：圣誕樹、裝飾、禮物、聚會等風俗使人們從宗教節(jié)日里的首要事物上轉移，這些吸引人的東西絕對是非宗教的。全世界的基督教會都無力防止現代商業(yè)征用圣誕節(jié)。如果中國的主流圣誕聚會內容包括祈禱和贊美詩，商場里掛的是耶穌畫像而不是圣誕老人，那才談得上節(jié)日被宗教化了。
　　
　　“交叉感染”
　　
　　知識分子的信發(fā)出3年后，圣誕節(jié)在主流文化的角色并沒有引起太多公共關注。也許跟經濟危機有關，無論對這個節(jié)日感覺如何，大家都認可圣誕對消費的拉動作用。
　　不過，因為這個節(jié)日屬于我所在的文化的一部分，我舍不得讓它受到不良影響；我個人最期望的是參觀者不再無禮地打擾彌撒，我也認為利用我的家庭節(jié)日找借口喝醉不太合適，這相當于美國青年去餐廳和酒吧熱熱鬧鬧慶祝春節(jié)，對餃子和農歷一無所知的他們會一面分享一個“春節(jié)蛋糕”，一面大談中國文化是否“感染”美國文化。
　　其實中國目前文化“感染”的問題，也是西方2000年來一直面對的問題，尤其是如何過節(jié)�；�督教的歷史中并沒有初期教會慶祝耶穌生日的記載。最早的天主教專家之一俄利根認為，過生日是普通人的習慣而不是圣人的。最早提出耶穌圣誕慶典的例子是在公元200年左右的埃及，但是當地專家認為耶穌的生日在5月份。直到4世紀，我們才在歐洲和中東發(fā)現相關證據，當時采用的日期是12月25日，但問題是沒有人知道他確切的出生日，有的專家認為他在春天出生，有的認為是秋天。
　　大多專家認為12月25日的選擇是由于古羅馬文化的異教徒在同日慶祝崇拜太陽。其實，多數圣誕習慣都源于異教徒的習俗，譬如交換禮物、圣誕樹、花環(huán)、槲寄生、圣誕柴等等，第七世紀甚至曾有為授予耶穌母親瑪利亞胞衣而做蛋糕的習俗。
　　在歷史上不同的時期，所有這些習俗都曾被教會領袖游責。當然，不少良性因素的納入是被公認允許的，只要目的正確，而且不放在首要之事前面。這個過程稱為“圣化”，也就是說習俗、概念、東西和人等都能受到所謂凈化的影響。
　　以同樣的道理，可以說中國文化的目標就是產生中國人，而實現目標的過程可稱為“漢化”。古老的佛教和當代的馬克思主義目前具有中國的特色，盡管源于國外，但沒有人懷疑堅持這兩種哲學教義的人的中同性。事實上，越堅持這兩個不同的教義，中國的身份越強化。當然，因為從來沒進入主流文化，很少人以基督教為強化中國性的工具。
　　1997年以來中國政府沒有發(fā)布全國層面的信徒人數統(tǒng)計，而原有官方數據通常被認為嚴重偏低，據中國人民大學宗教人類學家的調查，目前中國有大約5000萬到6000萬新教徒和560萬到1200萬天主教徒、天主教的人口數量反映全國人口增加的趨勢，但是在1949年占人口1％以下的新教會，目前卻占5％左右。這雖然是中國歷史上最多的，不過中國的情況并不算獨特，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發(fā)展中國家尤其是非洲和亞洲的發(fā)展速度非�？�。
　　同樣的事實是，教會本身也受到漢化。跟過去不同，今天教牧人員完全是本地人，他們自己決定講什么樣的道理，如何對待信徒的精神需要，以及如何過節(jié)。理所當然的是，他們以圣誕節(jié)為感化教外人士的機會。
　　
　　軟實力
　　
　　無論我感覺中國人過圣誕節(jié)的方式多么無禮，我仍然試著學習寬容。2009年我在北京家附近的天主教堂參與午夜彌撒，而且相信最懂得如何管理所有關于節(jié)日禮儀問題的是教會的領袖。我也參加一些圣誕聚會，畢竟圣誕節(jié)不僅僅是我的節(jié)日，基督教也不僅僅屬于我們西方的文化。這個中東宗教的后代，長期在亞洲、非洲和美洲存在著，我參加的教會在北京已有400多年的歷史。
　　長期以來，西方就是基督教世界的領袖，這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軟實力”的一部分。盡管教會也犯過文化統(tǒng)治之類的錯誤和容易被利用為政治目標，但教會總是努力捍衛(wèi)教育和同情。在歐洲的黑暗世紀和中世紀，教會是教育的主要支柱，負責建立學校、醫(yī)院、孤兒院等等。它也培養(yǎng)了歷史上很多最好的藝術家、哲學家、作家。而且，跟西方目前從中國、印度等快速發(fā)展的國家尋找明天的經濟領導一樣，兩方也在等待中國在思想和信仰領域產生世界級的人物，由此產生的“軟實力”和聲望將獲得巨大的力量，比所有媒體計劃、文化交流、電影、音樂和小說等文化活動加在一起更有影響。
　　我可能就是這個影響的好例子。跟別的在華外國人一樣，我對參與中國主流文化如電影、音樂和文學等并不是很感興趣。在我住在中國的時光中，可以說今天的我比6年前第一次到中國的我是一個更好的人。
　　最明顯的把中國傳統(tǒng)價值結合到我身上的例子，跟猶太人4000年古老的命令有關，即“尊敬你的母親和父親”。天主教不朝拜瑪利亞，但它以瑪利亞為精神的母親，為她表示孝順的行為，這是天主教和新教的最大差別之一。在美國長大的我一直尊敬我的父母，但多年在亞洲的生活之后，我對他們的尊敬和義務感得到了深化。
　　跟整個社會的交往也帶給我深刻的影響，我對發(fā)展中國家關注的事有了更清楚的理解，如社會穩(wěn)定、相互理解和同情等需要，這對我的思考方式和寫作有明顯的影響。在某一方面可以說我正受到漢化，而且如果受到更深刻的中國化能夠幫助我成為更好的人，那么我就希望這種文化“感染”繼續(xù)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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