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保守黨在這次大選中勝出，英國政治研究者可以從布蘭德的思想中觀察英國未來諸多政策的走向。到目前為止，布蘭德對“福利國家”發(fā)起的沖鋒，已經被卡梅隆吸納入社會福利改革的邏輯中。但是，布蘭德從“前輩”狄士累利那里所繼承的貿易保護主義，卻讓今天的英國政經高層人士感到擔憂。
　　
　　2009年11月26日，公共政策智庫ResPubliea在英國議會大廈宣布成立，創(chuàng)建者菲利普-布蘭德(Philip Blonde)正式走上前臺，令媒體眼前一亮，很多英國年輕的知識階層也感到了一絲振奮。布蘭德自詡為“紅色托利”(RedTory)，與傳統(tǒng)的英國保守主義有所不同。這種政治思想上的激進姿態(tài)，也許會讓其思想與實際政治運作產生緊張。保守黨黨魁卡梅隆悄悄地站到了旁邊，告訴媒體，“我不會同意他說的一切，以及他和他的智庫將要說的東西”。盡管如此，卡梅隆已經出席了布蘭德組織的兩個公開活動，并發(fā)表演講。
　　布蘭德和卡梅隆一樣，都是生于1966年。與卡梅隆不同，布蘭德出身貧寒，童年四處漂泊，畢業(yè)于英國很普通的赫爾大學，目前是一家三流大學的講師，二流大學的兼職講師。在自立門戶之前，他與保守黨的智庫已經有過一次不愉快的合作經歷。值得慶幸的是，他這樣低調的背景履歷，似乎具備了成為英國政治思想大師的條件，比如現(xiàn)代保守主義大師埃德蒙?柏克(EdmundBurke，1729-1797)，終其一生，無非是一個仕途坎坷的議員，受庇于大貴族的秘書。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被譽為新工黨意識形態(tài)的提供者，提出了“第三條道路”的思想，職業(yè)起點也無非是一名二流大學的講師而已。
　　
　　紅色托利
　　
　　布蘭德在名為《保守主義的未來》的演說中，重提“現(xiàn)代保守主義”的概念，升華為“紅色托利”的概念。在英國的政治光譜中，保守黨是藍色，工黨是紅色，自民黨是黃色。所謂“紅色托利”，顛覆了保守黨傳統(tǒng)的光譜，從布蘭德的理論來看，他更加注重工人階級和普羅大眾的利益訴求，包含了三大核心思想：“公民國家”、“道德化市場”和“聯(lián)系性社會”。
　　在今天的英國，這三大概念各有所指，公民國家對抗福利國家，道德化市場試圖拯救倫敦金融城罪惡，而聯(lián)系性社會是為了救治英國目前的“破碎社會”。
　　1945年英國工黨首次執(zhí)政，英國開始建設“福利國家”。到了今天，布蘭德認為隨著福利國家能力增強，工人階級的優(yōu)勢卻在喪失。本質上，“國家，不是支持社會，而是取消社會”。福利國家是把社會國有化，切斷了工人社區(qū)之間的聯(lián)系，進而把孤單的個體與一個遙遠“中央”聯(lián)系起來。而且這種聯(lián)系是單向的，個體無法影響到那個“中央”。在布蘭德看來，這不是工人的利益所在。
　　在一篇專欄中，布蘭德曾經指出：“福利國家解除了工人階級的武裝，使其失去了自我組織的能力，拿走了他們與人合作的能力，它把工人階級社區(qū)原子化，從根本上抑制了工人階級的創(chuàng)新和靈感。”
　　其次，布蘭德開始批判壟斷資本主義，進而試圖摧毀造成這個壟斷局面的經濟學哲學根基：新自由主義。在布蘭德看來，基于市場自由的理念，包括芝加哥學派的“理性人”假設，讓競爭造成了壟斷，為了防止壟斷帶來的風險，要求一個外在的福利國家和官僚體系來監(jiān)管，而監(jiān)管造成了市場的準入門檻，導致了一種“自由市場的不自由”(nothing free about its freedom)。
　　布蘭德對于這種“自由市場不自由”的悖論，給出了W解釋。他認為，經濟參與者過于注重自身內在的利益，忽視了外在的要求，因此需要一個外在監(jiān)管，但是監(jiān)管增加了成本，導致了不自由。
　　超越監(jiān)管的解決方案，在于經濟參與者將眼光轉向外在需求。這就需要強調幾個相關概念，布蘭德提出了新的市場經濟的若干品質：信任、人類情感(human affection)和公開誠實的行為。他認為基于信任的市場不需要外在的監(jiān)管和控制。這可以使得進入市場的門檻大大降低。不過，布蘭德也很坦率地說，符合這種新的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tài)，還沒有產生。
　　基于“公民國家”和“道德化市場”兩塊基石，布蘭德鼓吹一個“聯(lián)系性社會”。他反對兩種社會類型，一種是無政府主義，另外一種是毛主義的社會。他認為這兩種是個人與集體關系的兩個極端。在個人與集體關系上，他推崇現(xiàn)代保守主義鼻祖柏克的觀點：人類是生于關系中的獨立個體。由這個關系聯(lián)系起來的“聯(lián)合體”，才是人類未來生活的環(huán)境。通過這個聯(lián)合體，人們來建立自己和認同一個國家，并把人從市場中解救出來。
　　在這篇宣言中，布蘭德繼承了從柏克開始的英國現(xiàn)代保守主義，尤其是關于個體的觀點。為了與近年來新保守主義和現(xiàn)代保守主義有所區(qū)別，筆者傾向于采納他們自詡的“新托利主義”的標簽。新托利主義的創(chuàng)新點在于，第一，它把工人階級與個體概念結合，強調工人階級利益。這與英國保守黨的群眾基礎不同，代表了更廣泛的民眾，也符合英國民主政治越來越向中間選民靠攏的潮流。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布蘭德深厚的神學背景，在他的新托利主義中，他開始引入關于人性的思考，反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中對人的假設，也抨擊新自由主義對市場的迷信，強調人性中個體與個體之間的聯(lián)系。
　　
　　歷史淵源
　　
　　布蘭德的出現(xiàn)，能否為保守黨在今年的選舉中加分，這是一個非常庸俗的問題。從歷史角度來說，他的價值在于挑起了一場新的政治哲學的辯論，在重復英國政治思想史的菜一幕。
　　從思想淵源來說，布蘭德繼承了埃德蒙?柏克的現(xiàn)代保守主義思想，或者說“托利主義”，尤其是關于個體的思想。但是，“紅色托利主義”并非從布蘭德開始，早在19世紀大英帝國政治中就有源頭。它從北美，特別是加拿大開始，相當重視平衡個體與集體之間的關系，重視保護小業(yè)主的利益。
　　在英國實際政治運作中，“紅色托利主義”思潮，以政治激進為標志，承受了各種挑戰(zhàn)，也推動著英國歷史進程。雖然沒有成為政治主流，但是它與最偉大的保守黨政治家狄士累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聯(lián)系起來。狄士累利領導的托利(Tory，保守黨前身)與主張自由貿易的輝格(Whig，自由黨前身)在《谷物法》上較量，也是英國議會政治的高潮之一。
　　在1815年和1846年兩次通過的《谷物法》，是人類經濟上最早的貿易戰(zhàn)之一。英國為了保護本土和愛爾蘭谷農的利益，對來自歐洲大陸和美洲的谷物征收高額關稅。作為保守黨創(chuàng)始人的狄士累利是一個典型的貿易保護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豆任锓ā肥撬�政治生涯中重要一筆，體現(xiàn)在1846年第二次《谷物法》廢立斗爭中，他極力主張保持對國外谷物征收高額關稅。同時，他主張通過帝國的擴張，在大英帝國內 部成立一個內部自由貿易的領域，保護大英帝國子民的利益。
　　在英國歷史上，《谷物法》的廢除，是進入全球自由貿易的標志性事件。然而，在布蘭德的“新托利主義”中，濃重的保護主義色彩清晰可見，可視為對前輩狄士累利政治遺產的繼承，也讓今天的英國政經高層人士感到擔憂。
　　
　　現(xiàn)實意義
　　
　　《谷物法》的廢除，使得英國高舉自由貿易的大旗。昨天的自由貿易就是今天的全球化。全球化成為這個世界的牛頓第一引力定律。在這樣的氛圍下，布蘭德的“新托利主義”似乎在逆歷史潮流而動，同時布蘭德也承認在技術層面上，他也無法提供―個能夠替代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意識形態(tài)。
　　對于卡梅隆而言，布蘭德能否讓保守黨具有吸引力，這是一個更加實在的問題。布蘭德突然在歲末提出一個高屋建瓴的解決方案，首先極具振聾發(fā)聵的效果，特別是對于英國受過高等教育的選民來說，有一種智力上的新鮮感和刺激。根據(jù)英國政治網站“英倫在線”的調查，布朗在這批選民中認同度遠遠高于卡梅隆。布蘭德給他們帶來的智力上的愉悅，也許能夠幫助保守黨拉回一批受過高等教育的選民。
　　從選舉來看，自2007年布朗上臺以來，備戰(zhàn)選舉已經成為僅次于執(zhí)政的工作。英國人已經厭倦了工黨和保守黨在具體問題上的纏打，特別是金融危機成為雙方對內擺功勞，對外抹黑的戰(zhàn)場。對于選民來說，簡單的道德譴責更加直觀明了，善惡判斷取代了復雜的金融財政分析，成為選戰(zhàn)輿論的焦點。在當前的選戰(zhàn)中，好與壞的判定，逐漸蓋過了選民對新工黨和布朗本人經濟能力的信任，這不能不說是保守黨成功之處。
　　其次，一旦保守黨在這次大選中勝出，英國政治研究者也可以從布蘭德的思想中觀察英國未來諸多政策的走向。到目前為止，布蘭德對“福利國家”發(fā)起的沖鋒，已經被卡梅隆吸納入社會福利改革的邏輯中。早在2007年保守黨年會主題演講中，卡梅隆明確提出，“家庭是最好的福利”。
　　但是，卡梅隆也不會放棄NHS(英國的全民醫(yī)保體系)的改革。如果在未來保守黨的敘述中，NHS，這項由工黨發(fā)起的“福利國家”的樣板工程，被定義為基督教精神在世俗中的體現(xiàn)，那就是布蘭德成為保守主義思想大師的日子。
　　只不過，在今天，保守黨的“經濟軟肋”依舊，在布蘭德思想中，實質性的經濟思想創(chuàng)新也顯得匱乏。尤其是他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否定，需要勇氣，但更需要巨大的學術研究來支持。
　　由于布蘭德的激進性，卡梅隆也不敢貿然與這位紅色托利走得太近，因為布蘭德是這個全球化時代的非主流。其次，歷史上，保守黨的激進分子在經濟問題上的錯判連連，從狄士累利到約瑟夫?張伯倫(綏靖首相張伯倫之父，保守黨政治家)。因此，布蘭德目前擁有的“卡梅隆哲學王”的頭銜，僅僅是媒體一時的噱頭。
　　在這點上，英國的哲學王與中國的帝王師，是一個有趣的雙胞胎。記得當初布朗即將上臺之時，吉登斯快速地出版了一本新書《交給你，布朗先生》，向布朗發(fā)出了試探信號。很快，金融危機來了，這位布萊爾時代的哲學王，迅速地被媒體遺忘，“第三條道路”學術思想也成為了一段并不遙遠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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