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學教育改革，是英國戰(zhàn)后以來主導大選的關鍵議題。毫不夸張地說，中小學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僅次于經(jīng)濟和NHS(國民健康系統(tǒng))政策。英國教育體系包括學前教育、中小學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層面。在高等教育層面，所有大學都接受國家資助，可操刀的空間很小，而中小學教育則不同，特別是中學，英國的私立中學非常發(fā)達，而中學教育可以影響一個人未來在高等教育中的位置，上好大學，還是差大學。因此對于中小學教育改革的爭論變得異常激烈。
　　
　　文法學校改革的歷史陰影
　　
　　簡單地說，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1)的廢立，是英國中學教育改革的癥結。文法學校，在英國歷史上以教授拉丁語等古典語言課程而著稱，注重學生的智力和知識拓展。二戰(zhàn)以前，英國中學的管理權在地方政府和地方團體手中，中產(chǎn)階級以上人家才接受中學教育，從而進入大學。文法學校保證了中產(chǎn)以上階級對社會流動的控制。一直到1964年之前，英國中學都采用一種叫三方系統(tǒng)(Tripartite svstem)的結構。所謂的三方系統(tǒng)，就是指文法學校、技術中學和職業(yè)中學三類，其中文法學校繼承了歷史上文法學校的教學和自主招生傳統(tǒng)，而后兩者并沒有得到足夠的社會力量和政府財政支持。
　　然而從1949年開始，另外一種類型中學――綜合學校(comprehensive schoo1)在試點中起步，這是工黨福利國家概念的一個體現(xiàn)。中央政府出錢資助學校，也就意味著中央政府掌管了學校管理權，目的是普及中學教育，擴大工人階級子女入學率，降低傳統(tǒng)文法學校門檻，甚至讓文法學校改制為綜合學校。其負面結果，綜合學校的普及降低了平均教育水準，背后的利益爭奪則是，未來進入大學采取什么樣的標準?倘若大學教育慢慢變成一種通才教育，那么牛津、劍橋一類的大學，也會逐漸失去精英教育的統(tǒng)治地位。
　　綜合學校與文法學校之爭，核心之一在于教學方法上。前者強調(diào)普及教學，不偏科，但教得淺；后者偏重因材施教，根據(jù)學生不同能力，進行分科教育，類似于中國的文理分科，這種觀念為傳統(tǒng)的英國人，特別是保守派人士所接受。其次，綜合學校采取就近入學和標準化考試，學校領導不能對學生的背景進行挑剔。這使得一批并不聰明的中產(chǎn)階級孩子失去了家庭背景的蔭庇，失去了接受優(yōu)秀教育的機會。
　　上世紀60~70年代，工黨主政時期，政府甚至發(fā)起了一場近乎強迫性的文法學校改制運動。1964年工黨上臺，教育大臣克洛斯蘭最有名的一句話是，“我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在英格蘭、威爾士、北愛的那些操他媽的文法學校都給毀了�！彪S著1980年代撒切爾夫人上臺，改制受到批評，但是保守黨政府也無力制止這個潮流。時至今日，當年一些老牌的文法學校，淪為表現(xiàn)一般的公立學校，成為一批保守人士心頭永遠的痛。
　　
　　新工黨教改，改革了自己
　　
　　1997年，伴隨著“第三條道路”、“知識經(jīng)濟”、“全球化”等現(xiàn)在大家耳熟能詳?shù)脑~語，布萊爾和他領導的工黨重新獲得了英國的合法執(zhí)政地位�！敖逃�、教育、教育”，這個布萊爾式的口號，向人們展示了英國工黨政府將教育視為重中之重，當成是本黨咸魚翻身的利器。
　　計算機、生物科學、通訊技術、微電子、金融等高尖端領域的出現(xiàn)，使傳統(tǒng)意義上的工業(yè)經(jīng)濟失去了引領世界潮流的資本。1997年后的英國政府意識到，英國要保持在世界經(jīng)濟中的話語權，就必須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人。換句話說，只有通過教育。才能達到這一目標。2007年接替布萊爾上臺的布朗，雖飽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困擾，卻仍加大了對于公共服務的投入，其中當然包括深受工黨政府重視的教育領域。
　　英國政府在教育改革中運用了“新自由主義”的理念，強調(diào)“個人主義”，“選擇性和自由性”，“平等的機會，而非平等的結果”，以及“社會辦學和公民自治的重要性”。而1997年前的英國工黨所持有的傳統(tǒng)“社會民主主義”理念，強調(diào)國家提供所有的教育服務，教育全免費，不準私有機構進入教育領域，資金投入也由政府全部埋單。新工黨的教育理念對于過去是一個自我革新。
　　在具體的政策措施方面，1997年后的英國政府推進教育改革的具體特點為：第一，接受1979～1997年保守黨政府所推出的全國統(tǒng)一課程改革，在此基礎上，更加強調(diào)提高中學生的“語言能力”和“數(shù)學能力”，此外，用于教師培訓的全國統(tǒng)一課程基本維持不變；第二，通過市場化和“專業(yè)學�！钡臋C制，使得對于學校的選擇更加多樣化；第三，把學校更多地交給私有化機構經(jīng)營，特別是“表現(xiàn)差”的學校，將由政府主持，由私有機構接替管理；第四，強調(diào)學校的質量考核，并建立一系列的考核與監(jiān)督機制；第五，注重實用的職業(yè)教育。
　　雖然工黨政府一直強調(diào)要給予教育更多的財政傾斜，然而英國北安普頓大學的大衛(wèi)?赫爾博士在一項研究報告中指出，工黨政府對于教育并沒有更多的財政投入，而只是流于政策言論。另外，工黨政府教育改革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方式，使教育由傳統(tǒng)的國家主導轉變?yōu)樯鐣�積極參與。工黨政府更為強調(diào)了私有部門、第三方機構、志愿性團體以及公民共同經(jīng)營學校。例如，在工黨政府2001年推出的“教育行動區(qū)域”中，地方政府不再提供主要的教育服務，而轉由上述部門、機構及公民共同參與。
　　有趣的是，工黨政府雖然一方面不斷強調(diào)利用市場和社會力量辦學，但另一方面卻給這些機構強加了許多來自中央政府的控制，例如，設置出一系列的以目標和績效為考核標準的監(jiān)督機制。工黨政府主要是通過由財政部創(chuàng)立的“公共服務協(xié)議”來對各個非政府機構進行監(jiān)督。
　　
　　教育改革，不會朝秦暮楚
　　
　　經(jīng)歷了13年的新工黨教育改革，“第三條道路”上的教育改革引入了社會力量，卻又加大了國家監(jiān)管。關鍵的教育質量問題，引發(fā)了社會擔憂。2010年大選后，新首相卡梅倫指責工黨政府是一個“控制欲極強的怪物”，扼殺了社會力量與公民的積極性，并立誓要重建一個以非政府機構為主導的“大社會”治理機制。
　　那么“大社會”理念下的教育改革，是不是要推倒一切重來，或者說，提出一套與新工黨完全不同的理念和政策來呢?這引發(fā)了一個問題：在政府由民選產(chǎn)生的國家里，政策如何保持延續(xù)性，權力交接會不會導致社會發(fā)展的朝秦暮楚?
　　在英國選舉中，這個問題一般是這樣操作的：第一，政府部門長官由黨派的議員出任，但是具體的執(zhí)行交給獨立的公務員階層，后者至少需要吃透兩大黨的政策方案，以備大選結果的變化；第二，作為政策方案的提供者，不同政黨可能在意識形態(tài)、價值觀方面有著不同的取向，但是也不能夠否認，它們對于社會問題能夠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尤其是在執(zhí)政之后，議會公開的辯論制度，看似造成了決策的分裂、效率低下，實際上給問題的認知和解決，提供了充分透明的空間。英國議會的辯論，很快會在媒體、社會、專業(yè)團體中出現(xiàn)。而多重討論的結果，常常使最終方案上出現(xiàn)互相妥協(xié)和吸納的折中。
　　撒切爾夫人時代開始的中小學教育改革，提供了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從布萊爾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思路，到卡梅倫政府的“大社會”思路，英國政府對于教育的改革有其連續(xù)性和一致性。當然，這從學術的角度上看，是一種歷史制度主義的作用結果。1979-1997年撒切爾夫人對于英國政治、經(jīng)濟、福利體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其也直接影響到了對教育的改革。1997年工黨政府執(zhí)政后。傳統(tǒng)的左右意識形態(tài)的分歧已經(jīng)不再那么明顯，保守黨和工黨都在往中間路線靠近，國家和市場的分界線也越來越模糊。
　　1997年的工黨政府，已經(jīng)在一定程度上，非常重視非政府成員，包括私有機構、第三方成員、志愿性團體以及公民在教育改革中的重要性。工黨政府認為，只有給予非政府成員更多的權力才能實現(xiàn)教育的多樣化與可選擇性，才能更適應全球經(jīng)濟的發(fā)展。
　　2010年卡梅倫政府又一次提出了“大社會”理念下的教育改革，老調(diào)重談地提到了繼續(xù)發(fā)揮非政府成員的作用，讓家長進入學校的自治管理機構，決定每個學校的課程設置、班級學生數(shù)量等議題。也許保守黨的“大社會”理念，又將會是另一個“新自由主義”，改革只不過是不同黨派在玩耍政治時所拋出的不同“政治語言”。這場看似朝秦暮楚的大手術，也許僅僅是一次換湯不換藥的小調(diào)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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