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蘇聯(lián)正式開展蘇維埃代表競選活動。競爭性差額選舉與等額選舉完全不同，是將部分政治資源分配的權力下放給群眾，因此，它向蘇共發(fā)出了挑戰(zhàn)：由于參選候選人政治成分多元化，出現(xiàn)了與蘇共面對面的競爭對手；由于所有候選人必須平等地競爭，接受淘汰選拔機制的篩選，蘇共第一次面對著在競選中落選，失去政權機關席位的風險，同時，史無前例地給予平民和在野的政治派別通過競爭進入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機會。
　　
　　競選：從不滿到NO的政治選擇
　　1989年初，蘇聯(lián)開始部署人民代表的競選。首先是提名候選人。蘇聯(lián)的蘇維埃代表一直是等額選舉，因此差額選舉使群眾迸發(fā)出前所未有的高漲政治熱情，群眾提出的候選人往往超過候選人名額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對于普通群眾和在野派來說，雖然差額選舉給了他們上升的機會，但是需要通過與其他候選人競爭使上升的機會變?yōu)楝F(xiàn)實。因此，誰想在競爭中取勝，誰就要認真地宣傳、鼓動，與競爭對手爭奪群眾。
　　在野的激進民主力量深知競爭對手蘇共之強大和政治機會價值之深遠，對競選進行了極為認真、周密的準備。競選演說是使來自各個單位的、并不認識候選人的選民了解競選代表從而爭取選票的最好渠道，一般情況下，激進派人士周圍都自動聚集起強大的競選班子，對競選演說進行了精心的設計。他們分析民眾的心理，挑選民眾最關心、也是對蘇共領導70年來最不滿意的問題，制定競選綱領，闡述改革的主張。譬如，葉利欽針對群眾普遍對蘇共特權嚴重不滿，打出了“反對蘇共特權，實現(xiàn)社會公正”的旗號；列寧格勒大學法學教授，后來的列寧格勒市長阿?亞?索布恰克針對群眾嚴重不滿斯大林破壞法制，提出建立“法制國家”的口號。此外，葉利欽和其他許多民主派候選人針對群眾嚴重不滿改革進展緩慢，希望迅速改善生活的強烈愿望，提出進行激進經(jīng)濟改革，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綱領。民主派也非常注意競選技巧，例如，索布恰克的競選演說排在當天的最后，輪到他發(fā)言時，已近深夜，聽眾疲憊不堪。索布恰克沒有讀現(xiàn)成的講稿，而是借用了馬丁?路德?金1963年在“工作與自由游行”運動中面對25萬多名抗議者，以“我有一個夢想”開始演講的句式，針對群眾最不滿的兩個問題―領導干部特權和違反法制，充滿激情地表達了自己的主張，震撼了在場的每一個聽眾，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從而贏得了群眾的信任，最終成功當選。
　　不幸的是，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主流力量的領導人錯誤估計了競選的形勢，既沒有意識到啟動公開性以后自身合法性資源在急劇衰減，也沒有充分估計民主派候選人的巨大能量，更沒有重視自1987年以來在地方蘇維埃進行差額選舉嘗試以及1988年在各地區(qū)、市、民族區(qū)、州、邊疆區(qū)黨組織進行競選時蘇共領導指揮失靈―“領導干部”候選人大多落選的明顯趨向，而是一廂情愿地認為，通過差額競選吸納社會上支持改革的力量進入政權機關，可以遏制高層領導中的傳統(tǒng)力量；同時，為了塑造黨在競選中的民主形象，采取了放任的競選措施，繼續(xù)推動了在“公開性”、“民主化”方針下對國內(nèi)新聞和出版已大大放寬的控制進程，直至有些電視臺也開辟了專門的欄目，用來進行競選辯論。由此，不僅“一場為爭奪大眾傳播媒介、特別是為爭奪電視節(jié)目播送時間進行的斗爭，顯得特別的殘酷”，甚至還出現(xiàn)了傳媒失控的情況。時任政府總理雷日科夫說，“中央的報紙是在反對中央�！碧K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尤?索洛維約夫說：“不僅某些大眾傳播媒介，甚至連《真理報》、《消息報》都對黨的領導人給予打擊�！�
　　同時，蘇共為了與以前在選舉中由上級領導包攬一切的做法劃清界限，對黨的地區(qū)和基層組織參與競選活動采取了放手的態(tài)度。當時的蘇共中央組織部長格?拉祖莫夫斯基曾多次親自向州委、邊疆區(qū)委電話下達不要干預的指示。競選開始以后，蘇共地區(qū)和基層缺乏統(tǒng)一的步調(diào)，有些黨組織盲目自大，工作懈怠，有些黨組織膽怯萎縮，躲避競選，總之，蘇共多數(shù)地區(qū)基層組織仍然停留在等額選舉的政治“慣性”中，基本上沒有進入政治競爭的狀態(tài)。
　　實際上，1989年春蘇共并沒有準備好競選，民主派大張旗鼓地抨擊蘇共的錯誤，而蘇共對此卻沒有積極應對。群眾的情緒發(fā)生了兩個重要的變化：對蘇共不滿和失望的情緒演化為“厭倦”和“厭惡”蘇共；同時，老百姓對許諾可以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激進民主派人士開始信任和崇拜，憧憬、期望著激進改革給予緩慢推進的經(jīng)濟改革以“有效的補償”。在蘇聯(lián)大中城市的競選中，群眾這兩種情緒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出來，形成了只要候選人是當權者和黨員就投“NO”，而批評、指責、諷刺蘇共和當權者的候選人就投“YES”的引人注目的場面。對此，蘇聯(lián)和西方的政治家在回憶錄中分別從不同的視角提及：當時的政治局委員扎伊科夫回憶道，“誰只要表示支持黨的立場，立即就會輸?shù)簟边x舉。美國駐蘇聯(lián)大使小馬特洛克則在回憶錄中說：“凡是共產(chǎn)黨厭惡的人，無論是誰，都一定是位英雄�！备隊柊蛦谭蚩偨y(tǒng)辦公廳主任瓦?博爾金也在回憶錄中說，競選者中誰“對當權者的批評愈多，諷刺指責愈激烈，成功的保障就愈大”；誰許諾提高生活水平，人們就擁護誰。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皮霍亞說：“一些過去不知名的人進入了代表的行列，他們之所以能夠當選，就是因為他們與黨的機關相抗衡�！�
　　群眾的情緒預示了選舉的結(jié)果。通過競選，80%的新人進入國家政權最高機關，蘇共反對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后來的俄羅斯總統(tǒng)葉利欽，后來的莫斯科市長、經(jīng)濟學家加?波波夫，后來的列寧格勒市長阿?索布恰克，勃列日涅夫時期著名持不同政見者物理學家安?薩哈羅夫，歷史學家羅?麥德維杰夫，還有眾多反政府政策宣言與出版物主要起草人歷史學家謝?斯坦凱維奇，街頭游行示威和公眾活動組織者物理學家阿?穆拉謝夫等，被群眾擁戴選進了蘇聯(lián)人代會。與此同時，國家14個軍區(qū)司令員、25個重要地區(qū)的一批高中級黨和國家領導干部被請出人代會，其中包括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尤?索洛維約夫、列寧格勒市委書記阿?格拉西莫夫以及莫斯科市、基輔市市長、立陶宛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和部長會議主席、烏克蘭5個州委第一書記及全國1/3小型城市的市長都落選；有的地區(qū)黨、政、軍領導人在選舉中“全軍”覆沒，其中包括蘇聯(lián)第二大城市列寧格勒黨、行政系統(tǒng)和軍區(qū)共7名領導人全部落選。當然，當選者中蘇共黨員和候補黨員仍然占絕大多數(shù)―占當選代表的87%，戈爾巴喬夫據(jù)此認為蘇共取得了競選的勝利，但是多數(shù)政治局委員，包括時任政府總理的雷日科夫卻做出了相反的解讀：他說，許多共產(chǎn)黨員之所以當選，是由于“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強調(diào)自己是共產(chǎn)黨員”，表面上，30個重要地區(qū)的黨的領導人落選，“實際上落選的是整個蘇共”。
　　
　　蘇共競選不力的背后
　　后來蘇聯(lián)歷史的發(fā)展證明，以雷日科夫為代表的多數(shù)政治局委員的判斷是正確的―蘇共輸?shù)袅烁傔x。
　　一個強大的蘇共為什么會輸?shù)魧Ρ３謭?zhí)政地位具有關鍵意義的競選？其中的原因錯綜復雜，見仁見智。我們指出重要的幾點：
　　第一，現(xiàn)實原因。如果我們回溯競選的進程首先看到，無限制公開性和民主化政策是推動蘇共競選失敗多米諾骨牌中的頭牌。因為如果沒有實行公開性、民主化的改革方針，就不會有地下出版物公開傳播，知識分子小組、俱樂部迅速出現(xiàn)；如果沒有將公開性、民主化開放到無限制的程度，沒有提出填補一切歷史空白點的口號，就不會出現(xiàn)挖掘歷史問題、涂黑蘇聯(lián)歷史的運動，群眾對蘇共的不滿不會那樣迅速地傳遞、相互影響、強化和升級。從這樣的邏輯分析問題，戈氏提出無限度公開性和民主化，不啻是點燃蘇共競選失敗的導火索，而民主派知識分子的宣傳鼓動，成為群眾對蘇共和社會主義不滿迅速升級的助推器。
　　第二，歷史原因。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矛盾對立的雙方互相依存，共同推動事物前進。因此，在探討無限制公開性民主化對蘇共合法性損害的同時，不得不聚焦于矛盾的另一面：如果長達70年蘇共歷史的信息披露是透明的，歷史中不存在被遮掩的空白點，決策是民主的，還有必要特別出臺公開性、民主化政策嗎？有必要出臺填補歷史空白點方針嗎？如果蘇聯(lián)70年來始終把改善民生置于首位，群眾生活水平高于西方國家；如果1950年代以后蘇聯(lián)知識分子的工資水平?jīng)]有從國民經(jīng)濟10幾個部門的前幾名下降到倒數(shù)前三名，如果除國家調(diào)控的社會上升渠道以外還有其他可供選擇的社會上升渠道，知識分子的才能和積極性沒有被壓抑；如果蘇共領導干部始終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沒有搞腐敗，形成特權階層；如果蘇共執(zhí)政者始終遵守憲法，沒有破壞法制；如果蘇聯(lián)真正踐行馬克思關于一切公職人員通過選舉產(chǎn)生的巴黎公社原則……知識分子為什么要站到民主派立場？民主派知識分子以什么去鼓動群眾？憑什么去博得民心？馬克思主義認為，是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了歷史。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群眾并非沒有分辨是非的能力，無意識地任民主派蠱惑，而是有著自己的利益判斷。從這一視角考察問題，蘇共競選失敗的深層原因，在于斯大林體制的弊端未及時糾正，已經(jīng)損害了群眾的利益，傷害了群眾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和對蘇共的信任。在蘇聯(lián)群眾心目中，黨和當權者離自己已漸行漸遠，因此，知識分子才會選擇民主派立場，群眾才聽得進去民主派的宣傳鼓動，并在選舉時做出對當權者和黨員就投“NO”，而對批評、指責、諷刺蘇共和當權者的人就投“YES”這種令人唏噓的抉擇。
　　第三，蘇共選舉策略失誤及其背后的深層原因。競選之后，蘇共領導人也分析了蘇共選舉失利的原因。蘇共中央選舉委員會書記Ю.И.雷若夫分析了競選策略的失誤，在回答“一系列黨的委員會的書記落選”原因的記者采訪時指出：“不能不看到，黨的選舉委員會仍然襲用老的辦法，沒有同人們進行足夠的活的對話，沒有總是周密思考進行鼓動宣傳的那些地方，黨的書記落選了。終究，選舉的主要教訓是對于黨的工作者，應該為自己的事業(yè)宣傳鼓動�！崩兹舴虻姆治鍪怯械览淼�，如果蘇共采取積極的競選策略，為自己的事業(yè)進行充分的宣傳鼓動，與群眾進行充分的活的對話，也許不會輸?shù)舾傔x，至少不會輸?shù)媚菢討K。問題在于，黨的領導干部為何沒有進行有效的競選運動？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Р.Г.皮霍亞認為，是蘇共沒有思想。他說：“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不可能進行有效的競選運動。盡管它擁有人數(shù)眾多的職業(yè)機構(gòu)，可以深入任何一個居民點、每一個工業(yè)、教學、行政機構(gòu)，掌握著黨的報刊、資金……但是沒有思想�！备隊柊蛦谭騽t從另一個視角進行了分析。他說，在1989年秋蘇聯(lián)憲法修改法案公布后，遭到各方面激烈批評，需要黨的官員回應社會批評的時候，“充分表現(xiàn)了黨的官員在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軟弱無力，與群眾交談、同反對派爭論的無能。在激情洶涌的廣場上，黨的市委會、區(qū)委會的工作者根本不敢露面。他們是在另一種氛圍中成長，在‘保溫箱’中培養(yǎng)起來的，遇到任何公眾辯論和公開的政治沖突他們都害怕得驚慌失措、心驚膽戰(zhàn)”。
　　戈爾巴喬夫所說的“保溫箱”，源自1977年蘇聯(lián)憲法保障共產(chǎn)黨執(zhí)政地位的第六條條款。這一條款，以國家最高法形式保障了蘇共的執(zhí)政地位，賦予蘇共運用一切專政手段擊潰政權反對派的權力。由于有憲法保障蘇共執(zhí)政地位，蘇聯(lián)人代會長期實行等額選舉，候選人由上級授意，蘇共黨員干部不需要競爭，沒有落選的風險，加之實行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使領導干部只需要對上級負責，可以漠視群眾的情緒。這一憲法條款給了領導干部恒溫、恒濕、潔凈的政治環(huán)境，保護了領導干部順利成長，但是，也使蘇共干部成為“保溫箱”中嬌貴的花朵，能力退化：由于缺乏政治挑戰(zhàn)的磨練，因而缺乏應對的能力，一遇公眾辯論和公開的政治沖突風暴襲來，他們便“害怕得驚慌失措、心驚膽戰(zhàn)”，本能地躲避和不知所措。從這一意義上說，蘇聯(lián)憲法保障條款之于蘇共，似乎是一把雙刃劍―盡管它保障了蘇共的執(zhí)政地位，但是也悄然地弱化著蘇共肌體的強健，損害著蘇共的執(zhí)政地位！其結(jié)果，使一個在反對封建專制血與火中誕生的強大的蘇共，在和平的競選中輸給群眾。
　　任何一個民族和國家根據(jù)國情選擇發(fā)展道路，以憲法保障國家基本制度，保障國家核心利益，在國際政治中是正常的和必要的。問題在于，執(zhí)政黨不能因此而高枕無憂！只有居安思危，才能有時時把人民利益置于首位，接受群眾的監(jiān)督，與群眾進行對話，堅持不懈地進行執(zhí)政黨的建設，進行穩(wěn)健、持續(xù)改革的動力，從而立于不敗之地。
　　否則可能如孟子所云：“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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