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以前，強調(diào)文化藝術(shù)為工農(nóng)兵服務(wù)，在城鎮(zhèn)、農(nóng)村和工廠廣泛開展“掃盲”運動，各種文化夜校和識字班遍布城鄉(xiāng)，在山區(qū)和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還涌現(xiàn)出一批先進模范人物，叫“文化播種人”。
　　在這種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中，報紙的功能除了傳遞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聲音，宣傳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還有一個重要任務(wù)，就是擔(dān)任新文化的宣傳員，當掃除文盲和普及大眾文化知識的排頭兵。因此，要把報紙辦成工農(nóng)群眾“看了明白”、“聽了懂得”，就必須把“通俗化”作為責(zé)無旁貸的政治任務(wù)。在我工作的報社編輯部，就懸掛著一幅大標語：“努力把報紙辦成一張粗識字的人看了明白，不識字的人聽了懂得的群眾報紙�！�
　　為了報紙的“通俗化”，編輯部專門組織采編人員學(xué)習(xí)討論，幫助大家提高認識，統(tǒng)一思想。我們找出了鄭振鐸的中國俗文學(xué)史，在革命老區(qū)流傳很廣的《李有才板話》等作為學(xué)習(xí)材料，探討常常掛在嘴上的通俗化的豐富內(nèi)涵和精神實質(zhì)，并聯(lián)系實際提出了“抬頭看標語，落筆思通俗”的行動口號。
　　那個時候，只有“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兩種提法和對比，而且是很明確的“抑前揚后”。除了通俗化、大眾化、庸俗化這幾個詞語以外，沒有聽到過什么低俗、媚俗的說法，即使偶爾出現(xiàn)一點這類的東西，都被稱為下流、低賤，是舊社會的“沉渣泛起”，必須進行批評，遭到社會的唾棄。
　　當時，我們是怎樣認識和理解通俗的呢?寫在編輯、記者座右銘的鉛印卡片上的是：
　　深入淺出是通俗，淺入深出是庸俗；
　　淺入淺出還將就，深入深出要克服。
　　不能說這種認識完全對，但從今天“三貼近”的要求來看，我覺得還是有一定道理，而且是可行的。
　　對于編輯，還有幾條要求印在卡片上：
　　標題要明快，文字要簡潔；
　　提倡聽得懂，忌諱文夾白；
　　多用群眾話語，少點舞文弄墨。
　　對于這幾條，我們感觸頗多，它促使編輯提高了文字功力，也使報紙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當時的地方黨委第一書記曾說過這樣的話：沒想到，報紙和文工團，因為面向基層，面向群眾，效果好，影響大，竟成了我們工作的兩張“王牌”。
　　辦成一張工農(nóng)群眾喜聞樂見的報紙，并擁有一大批通訊員、讀報員和訂戶，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通俗易懂”無疑是立了大功的。為了通俗，使群眾易讀易懂，編輯費盡心機，花了許多心血。那時的文盲比例大，“秀才”比較少，稿源十分稀缺，編輯處理稿件不像現(xiàn)在十里挑一、百里挑一，利用率只占百分之幾。而是對每篇來稿，都要反復(fù)閱讀，做到“沙里淘金”，刊用率常常是百分之五十、六十以上。提高來稿刊用率是報紙工作的一項重點要求，也是編輯當“抱雞婆”，“為人作嫁衣”的具體尺碼。那時雖沒有獎金，但可以評先進，當模范，受表揚。也是在那個時候，鄉(xiāng)上區(qū)上選拔文書，縣里選拔文秘人員，經(jīng)常在報紙的通訊員隊伍里去物色、選調(diào)，報紙成了一個重要的人才培養(yǎng)和選拔的渠道，而且這個渠道還相對公平，這是那個年代黨報的又一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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