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歷史和現(xiàn)實原因，西方人對西藏和西藏文明有一種獨特的“西藏情結”和“香格里拉情結”，這不僅對西方人的西藏觀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也是西方人誤讀西藏的重要原因。西方人的西藏觀不僅為流亡藏人的“藏獨”運動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學理依據(jù)，也推動了“西藏問題”的國際化和西化。鑒此，有必要像美國學者賽義德批判和挑戰(zhàn)西方的東方學那樣，以批判意識和抗爭意識分析和研究西方人的西藏觀，澄清其對西藏的誤讀，從而廓清迷霧，國正視聽。
　　
　　西方對西藏的誤讀
　　
　　一、對西藏概念的誤讀。在西方出版物中，西藏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對藏文古籍中早就清晰并沿襲至今的三大藏區(qū)――上部阿里三圍、中部衛(wèi)藏四茹、下部朵康六崗，以及按三大方言區(qū)劃分的衛(wèi)藏(法區(qū))、安多(馬區(qū))、康巴(人區(qū))不加區(qū)分，也不顧及傳統(tǒng)的行政區(qū)劃和藏族聚居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肅、云南五省區(qū)的現(xiàn)實，在論及安多和康區(qū)時，幾乎都以“東藏”相稱，似乎康區(qū)和安多并不存在。這種并不存在的“大西藏”概念，造成許多誤解，僅漢文翻譯就成問題，究竟是將“Tibet”和“Tibetan”譯成西藏、藏族還是藏區(qū)?這不僅忽視了藏區(qū)傳統(tǒng)的區(qū)域劃分和中國傳統(tǒng)的行政區(qū)劃，也抹殺了藏族和藏區(qū)的方言差異和地域特征。
　　二、對藏民族的誤讀。西方的中國形象經(jīng)歷了由褒到貶的過程，與之相反，西方的西藏形象則經(jīng)歷了由貶到褒的演變。用“東方主義”的視角看待西藏的西方人，貶低西藏和藏族；用“后現(xiàn)代主義”的眼光看待西藏的西方人，美化和神化西藏，過分將西藏理想化、浪漫化、神圣化。賽義德在《東方學》一書中指出：“歐洲人的想象被作為與任何非歐民族和文化進行比較時的權威標準。此外，還有一種歐洲人對東方想象的霸權，他們自己反復申明先進的歐洲人對落后的亞洲人具有無比的優(yōu)越性�！�
　　對藏民族的貶低和丑化。19世紀末至20世紀上半葉，當西方工業(yè)化尚未完成、現(xiàn)代化正在迅猛發(fā)展時，一些西方人帶著“西方中心論”和俯視的心態(tài)觀察西藏、藏族和西藏文明，進入西藏的西方人表現(xiàn)出赤裸裸的種族優(yōu)越感，其言辭充斥著對西藏和藏族的貶低甚至誣蔑。瓦德爾的《西藏的佛教和喇嘛教》和《拉薩及其神秘》、榮赫鵬的《印度與西藏――自哈斯汀斯時代至1910年兩個國家間業(yè)已存在的關系史》、大衛(wèi)?妮爾的《西藏的神秘與巫師》就是明證。瓦德爾認為，西藏的宗教是“佛教的一種墮落的形式，一種剝削的牧師特性和一種迷信的粗野無知”。榮赫鵬在《印度與西藏》(漢譯《英國侵略西藏史》)中批評藏人是“狡詐的、不道德的、過分依賴宗教的、骯臟的和懶惰的”，他認為“英國人的角色是向普通的藏人提供文明的指導”。法國女藏學家大衛(wèi)?妮爾在《西藏的神秘與巫師》論及她在拉薩哲蚌寺見到的僧兵時，說他們看上去就像“真正的黑鬼”。
　　對西藏和西藏文明的美化和神化。20世紀中葉以來，進入“后工業(yè)化”和“后現(xiàn)代化”的西方在反思現(xiàn)代化時，才認識到了理性、科學技術和物質(zhì)主義乃至西方宗教并不是萬能的，難以應對他們遇到的許多現(xiàn)實問題，于是一些西方人將目光投向了東方文明和宗教，尤其是對注重精神的西藏文明和藏傳佛教情有獨鐘。這時，他們帶著朝圣心態(tài)看待西藏，將西藏、西藏文明和藏傳佛教神化，出于“自助”的心靈需要，制造了一個充滿神秘色彩的“香格里拉神話”。例如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伯特?瑟曼將藏傳佛教稱為“內(nèi)心的革命”，好萊塢影星理查?基爾聲稱在物質(zhì)主義至上的世界幸虧還有藏傳佛教。
　　三、對藏傳佛教誤讀。東方主義最基本的特征是創(chuàng)造作為西方的“自我”與東方的“他者”之間的對立和差異、一種鮮明的二元獨立性。用賽義德的話來說，那是“一個絕對不容侵犯的禁忌”。一些西方人在觀察西藏同中國內(nèi)地、藏族和漢族時，有一種探求差異、忽視共性的嗜好。起源于印度的佛教，經(jīng)過數(shù)個世紀的發(fā)展和傳播，形成了兩大傳播體系，即上座部(俗稱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在東方佛教界和佛學界，將傳播到中國(包括藏區(qū))和日本等國的北傳佛教稱為大乘佛教，將傳播到斯里蘭卡、東南亞國家和中國云南傣族地區(qū)的南傳佛教稱為小乘佛教。而西方人卻將與漢傳佛教同屬大乘的藏傳佛教分離出來，單列為與小乘、大乘并列的“金剛乘”，西文關于藏傳佛教的論著幾乎都是如此，紐約還有一種佛教刊物《三乘：佛教評論》。
　　四、對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和現(xiàn)代化的誤讀。與美化和神化傳統(tǒng)西藏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些西方人對現(xiàn)代西藏進行丑化和歪曲。表現(xiàn)為美化甚至神化西藏封建農(nóng)奴制社會，將舊西藏描繪成“香格里拉”和“最后一片凈土”；丑化新西藏，歪曲西藏地方與中國中央政府的歷史關系。當代世界，文化的多樣性與文化的現(xiàn)代化是人類文化發(fā)展的潮流。怎樣在保持文化多樣性的同時適應現(xiàn)代化和全球化，是每個族群和每個國家都不得不面對的矛盾和挑戰(zhàn)。一些西方人在看待西藏文化時，只要求保持其多樣性，不愿看到西藏文化的發(fā)展和適應現(xiàn)代化。其實對現(xiàn)代化有些膩味的西方要明白一個淺顯的道理：地球上的任何族群都有權利分享人類社會發(fā)展、科技進步和現(xiàn)代化帶來的成果，這是“天賦人權”!
　　五、對西藏政治和中國西藏政策的誤讀。雖然迄今為止所有西方的官方文件都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但一些西方議員和官員卻喜歡打“西藏牌”，圖謀利用“西藏問題”遏制中國，甚至將其作為分化和肢解中國的突破口。因而認同和支持西藏獨立，將西藏與中國中央政府的關系視為國家關系。他們不顧歷史事實、中國國情和西藏的現(xiàn)實，自我否定，主觀認為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獨立國家，認為1951年進軍西藏和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共對西藏的占領和侵略，現(xiàn)在西藏仍然是一個被占領的國家，達賴喇嘛是西藏國的國家元首，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的合法代表。一些不了解西藏的西方非政府組織和普通民眾，受西方一些傳媒和政界的影響，也認為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一些西方人對藏族及其與漢族的關系也存在誤讀，他們忽視自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和唐朝以來藏漢民族之間團結友好的關系，有意無意地夸大了藏漢民族的對立和沖突。
　　事實上，自古迄今，團結友好一直是藏漢民族關系的主流。一些西方人不了解中國的西藏政策，假如他們真正把握了中國在西藏以及其他民族聚居區(qū)如新疆、內(nèi)蒙古、寧夏、廣西等地實行的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是民族自治和區(qū)域自治的統(tǒng)一，也許就不會提出西藏的民族自治，困擾接觸商談的“大西藏”問題也就不會成為難以解開的結了。還有不少西方人不了解中國這個世界人口大國的國情，他們把與中國其他省區(qū)一樣的西藏的正常人口流動說成是國家有計劃的人口遷徙和漢化西藏。西方人對中國共產(chǎn)黨在西藏實行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文化政策、發(fā)展政策等也存在誤讀。
　　西方人誤讀西藏必然會產(chǎn)生負面影響。無論是貶低還是神化，都是歪曲或虛幻了的西藏印象。結果不但歪曲了西藏和中國的西藏政策，也誤導了流亡藏人和西方民眾， 對“西藏問題”的國際化和西化都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西方誤讀西藏的原因
　　
　　許多西方人之所以誤讀西藏，既有歷史和現(xiàn)實的根源、東西方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差異，也有主觀和客觀原因。西方人的“西藏情結”和“香格里拉情結”以及他們了解和認識西藏的途徑，必然會導致其對西藏的誤讀。
　　一是信息源的缺陷。西方了解和認識西藏的主要途徑幾乎都是間接渠道，而沒有通過中國這條直接途徑。對于包括藏族學者在內(nèi)的中國學者關于西藏的論著和中國傳媒關于西藏的報道，西方人知之甚少。很多西方人武斷地將中國傳媒對西藏的介紹和中國學者對西藏的研究都視為宣傳。其原因是：大多數(shù)西方人都不懂藏語文和漢語文，而相關研究成果和報道又以藏文和漢文為主；關于西藏的材料、知識、信息和看法主要是由西方傳媒和學者提供的，許多西方人是通過間接途徑了解和認識西藏的，到西藏實地考察和親身體驗的西方人并不多。以電影為例，據(jù)統(tǒng)計，國外有關西藏的影視片262部，其中達賴方面占133部，關于達賴的有39部，大部分拍攝于20世紀80年代，中國拍攝的只有9部，占3.2％，因而西方人所看的有關西藏的電影大多數(shù)都是西方人在中國藏區(qū)以外拍攝的，這就決定了西方傳媒所反映或表現(xiàn)的是“西方的西藏”。
　　二是流亡藏人的影響。西方人的西藏觀深受流亡藏人影響，其主要渠道和方式是：第一，“現(xiàn)身說法”，如達賴喇嘛，每年都要到歐美國家發(fā)表“公開演講”；第二，通過機構和組織進行游說公關，如華盛頓的“國際聲援西藏運動”，其最主要任務就是公關和游說，主要游說對象是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第三，通過報紙、廣播、影視、音像、刊物、互聯(lián)網(wǎng)等媒體進行宣傳和灌輸，如美國之音藏語部、自由亞洲電臺藏語部、《西藏評論》、雪獅出版社，“西藏之頁”，“即時新聞”以及互聯(lián)網(wǎng)等；第四，著書立說，如達賴的《我的故鄉(xiāng)和人民》，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達瓦諾布的《紅星照耀西藏》；第五，“走出去，請進來”，流亡藏人到西方，邀請西方政要和傳媒到達蘭薩拉�？傊�，為了迎合西方，流亡藏人美化、神化舊西藏，丑化、歪曲新西藏和中國的西藏政策，將西藏包裝成“西方的西藏”。正如美籍華人學者劉康所說：“達賴關于西藏的言論已經(jīng)成為西方媒體話語的重要部分，他的觀點基本上就是西方傳媒的觀點�！绷魍霾厝说摹拔鞣角榻Y”與西方的“西藏情結”形成互動，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流亡藏人在西方的游說和公關，在向西方人傳播藏傳佛教和西藏文明的同時，也灌輸“藏獨”意識，導致許多對西藏一無所知的西方人對西藏的誤讀。
　　三是認識和價值觀因素。西方人的西藏觀受到“東方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的深刻影響。賽義德說：“有理由認為，每一個歐洲人，無論他就東方說些什么，最終不過還是一個種族主義者、帝國主義者、徹頭徹尾的種族中心論者。東方學歸根到底是一種強加于東方之上的政治學說，因為與西方相比東方總是處于弱勢，于是人們就用其弱代替其異�！薄皷|方主義”虛構了一個“東方”，使東方與西方具有本體論上的差異，并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帶有偏見的眼光看待東方，從而創(chuàng)造了一種與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本質(zhì)，使自己終于能夠把握“他者”。無論是東方主義的丑化或貶低，還是后現(xiàn)代主義的美化和神化，都是對西藏的歪曲。過分將西藏理想化、浪漫化、神圣化。無論是貶低還是神化，都是歪曲或虛幻了的西藏印象。西藏只存在于西方的想象之中，西方為自己的需要而塑造了一個虛假的西藏。
　　20世紀后半葉至今的西方學術和理論領域，特別是人文理論的書寫已經(jīng)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其中心內(nèi)容就是對“現(xiàn)代性”的重寫。一位美國學者說：“在鄙視非西方人同時又對這個低劣的‘他者’表現(xiàn)出審美崇拜，進而導致一種無法根除的自我欺騙�！币恍┪鞣饺丝浯蠛涂粗夭刈�、西藏和西藏文化的特殊性及其與漢族、中原和漢族文化的差異和對立，不僅忽視西藏和內(nèi)地其他省區(qū)、藏族與中國其他55個民族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社會等方面共同發(fā)展和繁榮的內(nèi)在一體性和趨同性，而且縮小甚至忽視藏漢民族的共性、友好和相互認同。同時，一些西方人用靜態(tài)的眼光看待動態(tài)的西藏，他們的西藏觀幾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沒有多大的變化，而西藏卻在緊跟時代的腳步飛速行進，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西藏觀顯然難以準確地反映真實的西藏。
　　四是意識形態(tài)和“冷戰(zhàn)思維”。與西方普通民眾對西藏誤讀不同的是，少數(shù)西方人戴著意識形態(tài)的眼鏡和“冷戰(zhàn)思維”觀察社會主義中國，他們感興趣的不是西藏而是關注“西藏問題”，他們只看到西藏的離心力和趨異性，看不到或不愿看到西藏的向心力和趨同性；他們只希望西藏緩慢發(fā)展甚至保持原樣，不是真誠地希望作為56個民族和31個省區(qū)市之一的西藏與中國其他地區(qū)一道和睦共處，共同走向繁榮。
　　五是語言障礙。由于大多數(shù)西方人不懂藏文和漢文，自然難以了解中國歷史、中國國情和中國人的西藏觀。美國藏學家史伯林認識到了這一局限，他認為，美國的政界和學術界對中國關于西藏的研究成果了解不夠甚至輕視，不但導致美國對中國西藏政策的誤讀，也導致美國西藏政策的失誤。他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學者除了對人權問題進行更廣泛的思考，還不斷深化對西藏人權問題的懷疑和評論�！薄皯�當通過研究漢文文獻來看中國處理西藏人權的方式�！薄懊绹�政府確實是在關注西藏問題，但是也暴露出它對中國在包括人權問題在內(nèi)的西藏問題上的復雜立場不夠熟悉和了解�！薄袄斫庵袊�人發(fā)表的觀點的實質(zhì)對于我們是十分有益的。因為中國人的觀點并沒有受到中國之外參與討論這些觀點的學者的重視。西藏流亡政府定期出版一些我們在這篇文章中所討論的這類英文文獻，但是并沒有涉及漢文文獻中關于西藏人權問題的觀點�！�
　　六是精神的需要。一些西方人將雪域西藏視為人間“最后一片凈土”，在現(xiàn)代化和全球化的時代，他們出于“自助”的需要――穆倫《美國占領藏傳佛教》一書對此有專論――仍然幻想從自然和人文方面保持西藏的純潔性，實際上是要滿足其身心的需求：信仰、探險、旅游、休閑、健身，以緩解競爭壓力，慰藉空虛的心靈。
　　一些西方學者和流亡藏人學者也認識到了西方對西藏的誤讀，并指出了誤讀西藏和神化西藏對藏民族的負面影響。印度裔英國學者阿南在《地緣政治的異國情調(diào)――西方想象中的西藏》一書中，運用國際關系、后殖民理論和藏學對西方人的西藏觀進行跨學科研究，剖析了西方對西藏的表述策略，并總結和歸納了西方人對西藏的自相矛盾的表述方式：對他者進行提煉和定型、區(qū)分和歸類、貶低和理想化、色情化和道德化、幼兒化和老年化、自我肯定和自我批評，從而揭示了西方人對西藏的誤讀，指出西方人將西藏奇異化和異國情調(diào)化的實事和基本根源。
　　流亡藏人學者降央諾布在《與牦牛共舞一電影、小說中的西藏與西方的幻想》一文中說，考察有關西藏的游記及關于西藏宗教和文化的大量“新時代”風格的作品， 給人們留下不舒服的感覺，自從詹姆斯?希爾頓的《消失的地平線》和洛桑然巴的《第三只眼睛》這類書籍提供了關于西藏的有益文學主體以來，西方人的西藏觀并沒有發(fā)生實質(zhì)性的變化。在影片中出現(xiàn)的西藏，要么是一種最終的精神庇護所，如像《千禧年》、《危險邊緣》和《幺點冒險――當自然呼叫時》中所表現(xiàn)的，要么是一種魔幻力量的儲藏室，如像《通往香港之路》和《陰影》中所展示的。
　　但無論是西方人的矯正和澄清，還是流亡藏人的揭示，都還是西方或西化了的西藏，仍然是西方人的西藏觀。西方人，無論其有怎樣的過失，都是真實的；西藏，無論多么精彩奇妙，都是一個夢幻――不是一個消失已久的黃金時代，就是太平盛世的幻想，仍然只是一場夢。
　　
　　西方人的西藏觀并非“鐵板一塊”
　　
　　一、西方有一些正讀西藏的有識之士。在西方普遍誤讀西藏的格局中，還是有一些正讀西藏的西方人。20世紀中葉以來，西方人當中還是有一些對中國西藏較為友好的有識之士，如早年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西藏農(nóng)奴站起來》和《西藏見聞》)、韓素音(《拉薩――開放的城市》)、愛潑斯坦(《西藏的巨變》)，以及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奧克森伯格、譚?戈倫夫(《現(xiàn)代西藏的誕生》)、戈爾斯坦(《西藏現(xiàn)代史――喇嘛王國的覆滅》和《西藏西部牧民》)、傅立民(《中國解密文件――美國外交官與中美關系(1945―1996年)》)、沙伯力(《兩餐之間的素食者――達賴喇嘛、戰(zhàn)爭與暴力》)、龍安志(《尋找香格里拉――中國西部之行》、《香巴拉之路――一次穿越西藏西部的沉思之旅》)等。他們或是揭露了舊西藏封建農(nóng)奴社會的黑暗、腐朽和對社會發(fā)展的阻礙，或是對新西藏的發(fā)展和進步以及中國共產(chǎn)黨的西藏政策給予了較為客觀的論述，向世人展示了一個較為真實的西藏。
　　而且西方人在“西藏問題”上“一邊倒”的局面也在發(fā)生變化。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國際形象的改善、國際威望的提高和中國西藏社會經(jīng)濟的巨大變化，隨著“西藏問題”的發(fā)展演變和國際形勢的跌宕起伏，一些西方人認識到了客觀公正地認識西藏和“西藏問題”的重要性，也符合西方人及其國家利益，意識到了對西藏的誤讀，并在加以矯正。西方人的西藏觀也在發(fā)生變化，對“西藏問題”和中國的西藏政策的視角，從理想主義轉變?yōu)楝F(xiàn)實主義，從“冷戰(zhàn)思維”轉變?yōu)檩^為客觀公正。
　　二、一些西方人對其西藏觀加以研究和矯正。西方人對他們的西藏觀研究取得了顯著成果，如《香格里拉的神話》、《權力之夢》、《香格里拉的囚徒》、《虛擬的西藏》、《想象的西藏：觀念、映象與幻想》、《夢幻世界的西藏――西方的幻覺》等，對于人們認識西方人的西藏觀大有裨益，一些論著對虛幻、神化甚至歪曲了的西方的西藏印象正本清源，進行了澄清和糾正。但這些西方人的論著仍然反映的是西方人的西藏觀，因而并沒有也不可能對西方對西藏的誤讀進行全面的反思和清理。
　　三、“百聞不如一見”。西方人對西藏的誤讀是各種原因造成的。對西藏的神秘感，導致西方人對西藏文明諱莫如深；由于情感上的距離和政治上的偏見，造成東西方的對立，使西方人難以客觀全面地認識西藏；東西方思維方式的差異，東方人重辯證思維，思考問題強調(diào)對立的交叉與和諧，西方人思考問題重對立的矛盾和斗爭，致使西方人和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形成不同的“西藏觀”。正是由于這種誤讀，導致西方人給自己設計了一個陷阱和牢籠――西方媒體將傳統(tǒng)西藏描繪成“香格里拉”，西方的電影、書籍、報紙等共同塑造了“香格里拉的神話”，西方主流媒體既受到這些神話的影響，又繼續(xù)延續(xù)著這些神話，從“香格里拉神話”發(fā)展到被“香格里拉”神化，最終淪為“香格里拉的囚徒”。而誤導的西藏形象之所以在西方人心目中成立，是因為西方人只按照自己的現(xiàn)實來理解西藏。將西藏西化。西方人喜愛的西藏是“西方的”西藏，他們能夠從這種“幻象”中將自己理想化。西方人只有去西藏親眼看一看，才能了解和認識真實的西藏。西方人也只有“移情”和“換位”，摒棄“西方中心論”，以中國西藏為中心，才能真正“理解與體驗”西藏，從而糾正對西藏的誤讀，澄清對于西藏的模糊乃至虛幻和神化了的印象。
　　
　　(責任編輯：王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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