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許多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輕人一樣，那時葉匡政也對詩歌產(chǎn)生了狂熱的興趣而不同的是他把詩歌當成了他持久的關(guān)注并且堅持了下來。199年出版了詩集《城市書》，講述那些城市角角落落里的細微和柔情，一如他那悲憫的詩人性情。然而當今的詩歌現(xiàn)狀卻讓他感到了憂慮。后來他做了一名獨立出版人以另一種方式反哺他所鐘愛的詩歌。 《中國報道》：是一種什么樣的情懷讓您對詩歌產(chǎn)生了興趣?
　　葉匡政：人都有不朽的愿望，而詩歌是最早的文字載體。比如《詩經(jīng)》，就讓兩千多年前的思想與話語流傳下來了。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詩歌是一種可以使人不朽的文化樣式。在那個年代，我們認為詩歌能讓我們的思想讓更多的人認知，它似乎成了一部分年輕人的宗教。新時期后，以詩歌為代表的真實話語最先在公眾生活中復蘇，可以說，詩歌寄托了我們那一代人的理想。
　　《中國報道》：不過最近詩壇有許多現(xiàn)象被公眾批判，而進入公眾視野的也往往是那些極少審美價值的詩，那些真正的詩歌反而被公眾遺忘，您對這些現(xiàn)象怎么看?
　　葉匡政：詩歌是口語時代的經(jīng)典文學樣式。紙質(zhì)媒體時代，它仍然有著一定的文化傳承功能。但隨著電子媒介時代的來臨，電影電視、網(wǎng)絡(luò)游戲等成了公眾生活中的主流文化，詩歌的社會功能在弱化，它確實在逐漸淡出公眾的視野。詩歌現(xiàn)在已成為很專業(yè)化的領(lǐng)域，它不再直接地對大眾的話語構(gòu)成影響。詩歌的社會功能也發(fā)生了變化，它由直接地影響大眾話語，而演變?yōu)樘岣哒麄�社會的語言表達力。它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努力拉近社會的語言表達力與人們的新感受之間的距離。它首先影響的是從事語言工作的人，如作家、中文教授甚至新聞工作者，再由他們把這種對語言的變化的感覺融入到其他語言形式中，由此使公眾語言發(fā)生變化。
　　唐宋時期的經(jīng)典詩歌在當時很多也并不為人所知，反而是大量的打油詩，由于能朗朗上口而廣泛流傳。你說的那些極少審美介值的詩不過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打油詩”，他們并不能代表詩歌的水平和詩歌真實的現(xiàn)狀。
　　今年是中國新詩誕辰90周年包括葉匡政在內(nèi)的14名詩人簽署了《天問詩歌公約》，公約要求每個詩人都應(yīng)該維護詩歌的尊嚴，反對詩歌無節(jié)制的娛樂化，對此詩壇和公眾都褒貶不一，有人認為公約是一些清醒的有良知的詩人對當今詩壇現(xiàn)狀的及時反思，也有人認為寫詩是個人行為，不應(yīng)該用公約來約束。對于這些，葉匡政有著最平和的心態(tài)。
　　《中國報道》：在詩壇這種良莠不齊，聲音嘈雜的情境下，簽署這份“公約”一定遇到了一些難題，而你們簽署“公約”的初衷是什么?
　　葉匡政：14個詩人，有朦朧詩時代的詩人，有第三代詩人，有中間代詩人，每個人對詩歌的理解都不一樣，寫作風格也完全不一樣，因此通過一個民主的方式達成協(xié)議是很困難的，這意味著每個人都要讓步。但是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愿望，我們希望維護詩歌的尊嚴，使真正的好詩能被公眾認知。
　　《中國報道》：“公約”出爐后，引起詩壇新一輪的辯爭，甚至成了一些人炒作的工具，許多言論甚囂塵上，這跟“公約”的初衷顯然是相違悖的，您覺得“公約”實現(xiàn)了它最初的目標嗎?
　　葉匡政：當時我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希望簽署了“公約”的詩人能夠遵守“公約”所要求的。這個“公約”只是自律性質(zhì)的，并沒有任何的強制性，對不同理念的詩人不可能勉強。至于目前的言論，我想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創(chuàng)作觀所引起的。很多人認為這是炒作，其實可以說大多數(shù)詩人對名聲認識得很清楚，名聲應(yīng)該有兩層含義，第一是讓別人知道你，第二是讓別人尊重你�，F(xiàn)在很多優(yōu)秀的詩人不是喜歡介入公共話語，而是期望遠離公共話語，離得越遠越好，我對這種態(tài)度也是不贊賞的。另一部分所謂的詩人，我把他們稱之為“詩壇上的邪惡軸心和恐怖主義”，他們確實會通過罵人的方式被公眾注意到，但同樣會以更快的速度淡出公眾視野。今天的很多所謂詩人已經(jīng)喪失了客觀地討論問題的耐心與知識儲備。有一些很優(yōu)秀的詩人，他們躲在公眾的視野之外寫作，他們才是中國詩歌的真正脊梁。這兩個月，上海、浙江等一些地方的很多詩人加入了“公約”，我認為“公約”的影響雖然目前還主要在詩歌界內(nèi)，但對中國現(xiàn)代詩歌的發(fā)展的意義與價值會在未來得到彰顯。
　　2006年是又壇的多事之秋，葉匡政一篇極端偏激的博客文章宣告“文學死了”引起了網(wǎng)絡(luò)大爭辯他收到的大多是批評和謾罵，一如每個進入公眾視野的博客所收到的一樣，而在此次的采訪中，葉匡政卻全無文章中的激進顯得相當?shù)販睾投�淡雅卻又不失堅定。
　　《中國報道》：可以說您發(fā)表了許多驚世駭俗的言論，像“文學死了”、“孔子哭了”、“當代文學的十四種死狀”，但是說實話我們并不贊同您的很多言論，我們認為文學是一種人學，有人的地方文學就會存在。您對目前文學的現(xiàn)狀怎么理解?
　　葉匡政：我說的“文學死了”，有兩種含義。一個在不久的將來，純文學市場將會逐漸消失。真正的純文學作家，目前中國可能只有二三十位的付出和回報可以成正比，也就是可以靠寫作為生，而更多的作家往往都會有第二職業(yè)。這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純文學的創(chuàng)作。而另一個現(xiàn)象呢，如今已經(jīng)是一個電子媒介時代，很多人記錄自己的心態(tài)和經(jīng)歷都不再是用文字，而是用數(shù)碼相機、DV等，可以說，以后將是一個以圖像為主流文化的時代，而文字將淪為圖像的工具。也許我們的下一代還會讀一些書，但是下下代呢?
　　另一個含義，這個時代已經(jīng)出現(xiàn)大量的文字文本是文學無法歸類的，比如易中天的作品，既不能說是小說，也不能說是歷史。再比如我們今天的短信，我相信也有大量的優(yōu)秀文本誕生，它們在目前的文學世界中肯定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作家要進入文壇，首先就要受到體裁限制，這對作家的話語表達其實是一種損害。如今的文學界對作家身份意識的關(guān)注，也往往超過了對文本本身的關(guān)注。如果文學真的死了，那么每個寫作的人都可以回到一個平等的起跑線上，也許那一天，我們的文學會生長得更為蓬勃。
　　葉匡政除了詩人的身份，還是個獨立出版人。像很多詩人書商一樣，葉匡政致力于經(jīng)典文化藝術(shù)的傳播，使人文精神可以在大眾中傳播開來。對于詩人和書商的雙重身份，葉匡政很坦然地說，“我首先是一個詩人”。 《中國報道》：詩人，或者說一個文化者，涉足商界，您認為會有什么利弊?
　　葉匡政：詩人，甚至大多數(shù)文學寫作者都在從事第二職業(yè)，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現(xiàn)象。只有極少的作家可以靠寫作吃飯，而詩人幾乎沒有一個靠寫詩來吃飯的。比如詩的稿酬，上世紀80年代就是1塊錢一行，而現(xiàn)在也不過2塊錢一行。如果一個文化者涉足商界，他會接觸到他以前所不曾接觸過的很多社會現(xiàn)象，這對于一個有志向的寫作者是有幫助的，可以使他有更豐富的生活閱歷。另外，他了解的很多社會與市場信息，可以給他的寫作提供一些指引。不過對那些價值觀與世界觀不那么穩(wěn)定的作家來說，也可能會使作品市場化和庸俗化，甚至完全被市場控制，而失去自己獨立的文學標準。所以我認為，既然一個寫作者從事第二職業(yè)是難以躲過的，那么就盡量不要涉足太深，要保持自己思想與行為的獨立性。其次可以選擇一些和文化相關(guān)的工作，比如傳媒人、大學教授、文學出版者等，這樣會在文學與職業(yè)中尋找到一種平衡。
　　《中國報道》：您既是一個詩人，也是一個出版人，那么您覺得這兩種身份有沒有形成一種沖突?
　　葉匡政：我以前做廣告的時候會感到很難過，因為商業(yè)氣息太濃厚，而現(xiàn)在我自己編書，每天都會接觸各類樣式的文字作品，感到開心多了。我也因此閱讀了大量國學、史學的書籍，我認為對我的寫作是很有幫助的，讓我對詩歌的理解也更深刻。我骨子里是一個詩人，我現(xiàn)在并沒有把我的工作當作我的事業(yè)，而是一個職業(yè)。我真正的事業(yè)是寫詩歌。如果說有哪個領(lǐng)域取得的成能讓我狂喜的話，那一定是詩歌。
　　我出書并不是依據(jù)市場原則，而是我認為的流傳價值。我認為有市場價值的書，也一定會擁有它的市場�，F(xiàn)在我做的紙生態(tài)書系，包括獨立文學典藏、獨立史料典藏、獨立學術(shù)典藏系列，讀者定位為這個時代的意見領(lǐng)袖、精英知識分子和媒體工作者，這是一些可以說話的讀者，他們能將書中的思想傳播出去，在公眾中形成二次傳播，通過他們的閱讀和思想的改變來影響公眾生活。所以這些書肯定沒有面對市場大眾的書那樣的銷售量，但我看中的是它內(nèi)在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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