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價失誤不用付出任何代價，這應當是贊詞橫飛而紕漏百出的問題所在。于建嶸在《糧民》的序言中稱贊作者蔚然“用‘個人史’的方式描述出社會的一個斷面，有助于讀者更全面地了解中國社會”、“記錄了當下社會中不為人知的真實，為歷史留下了有價值的影像”。如果讀完了這本書，讀者不難發(fā)現于建嶸在贊詞中的諸多謬誤和對讀者的誤導。
　　比如于建嶸提出的“個人史”這個概念，作者蔚然騎車考察數千戶農民家庭，他是以一個都市人的角度觀察農村，在極為短暫的接觸中記錄了自己的見聞和一時之間發(fā)現的零散故事，如果這種浮光掠影式的觀察能夠拔高到“個人史”的層面，于建嶸先生未免是大詞小用了。至于從書中讀到的“不為人知的真實”，對于任何一個有鄉(xiāng)村生活經驗的讀者而言，他們都能發(fā)現《糧民》所描述的鄉(xiāng)村實際上是一個“眾所周知”的鄉(xiāng)村，比如貧窮的生活、糟糕的醫(yī)療條件、鄉(xiāng)村的老年化等等，蔚然的可貴之處在于其積極的行動（實地走訪了上千個貧困戶，并計劃用25年時間走完中國的所有貧困村），但遺憾的是他的考察還是在以一種獵奇的目光發(fā)現“不為他所知的真實”而已。這一點從該書那些讓人驚訝的標題便知：“老奶奶用露水洗臉”、“孩子吃掉貓啃剩下的面包”，在城市與農村的對照下，貧窮是當今中國農村的基本事實，如果一份調查報告通篇是在渲染貧窮而發(fā)現不了貧窮背后更為復雜的農村現實與矛盾，那這份報告的作用恐怕只能是打動一些對農村一無所知的都市人，而無助于對農村問題的研究。
　　蔚然過于追求數量也使調查流于泛泛，沒有一條明晰的考察方向、線索和重點，這也犯了社會調查的大忌。盡管他在調查中吃盡了苦頭，但調查工作上的隨意和隨機必然使最終的成果不盡如人意。
　　在這本書的宣傳材料上還標注了這么一個賣點：于建嶸讀完《糧民》，深感愧疚。這種情緒式的評價其實暗藏著一種道德判斷，而道德判斷自然容易導致《糧民》一書的被高估。這種對“合適”題材的介入和書寫，鑄就了《糧民》在道德上的勝利，而對于那些要從這本取巧的農村讀本中了解到“不為人知的真實”的讀者，最終怕是要無功而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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