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立導演并主演的《親兄熱弟》、《濟公新傳》那邊正在各地電視臺熱播，這邊已經(jīng)忙著為即將開拍的電視劇《想愛都難》女主角陳小藝試裝。提起張國立，熟悉他的人只一個字，忙。跟他有過合作的演員蔣雯麗說：張國立幾乎把所有時間都用來工作�？此�的資料，嗜好一欄里填的是“不斷工作”。
　　第一次見到張國立是在2005年末，蘇州昆山，當時他正在拍一部時裝戲，一身筆挺西服，雖然瘦些，氣色不錯。
　　眼前的張國立，黑衣，黑褲，黑鞋，頭上一頂黑棒球帽，比一年多前黑瘦了一圈。一米八幾的個子，也許因為太累，走路時不足很挺拔。王剛說張國立經(jīng)常累得走路時“腳后跟不離地，鞋在地上踢啦踢啦的”。采訪時，張國立一臉倦意，不時靠抽煙提神。后面還排著三撥人等著他談工作呢。
　　曾經(jīng)有一個寺廟的住持送給張同立一幅字，“吃飯，睡覺”。這四個字，難住了張國立，按時做到這兩點，對他來說，足最不易的。 2006年，拍《第601個電話》時，因為趕檔期連續(xù)拍戲，整整一天沒去廁所，竟憋出尿毒癥來，這也算得上一樁奇事。
　　“我眼里恨活，性子急，看著這個活，我今天非得做完�！睆垏�立自己也很困惑，“我不工作的時候不知道該怎么安排時間，3天不工作就得生病，去年堅持4個月沒工作，進了3回醫(yī)院，都不是小病啊。工作的時候，我才覺得我自己是在活著�！�
　　
　　張國立的名字后而綴著一大串社會角色：中國電影家協(xié)會青年電影工作者委員會會長，重慶大學美視電影學院院長，等等。每一個角色他都很賣力�！拔乙恢睂儆谀欠N做事要做得非常好，讓人覺得稱職的人�！�
　　畢竟精力有限，把時間給了工作，就無法兼顧家庭�！班囨几�我說，你一年給我們20天就夠了。這我都做不到�，F(xiàn)在家里是鄧婕打^一切，我一點忙都幫不上，基本上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睆垏�立嘆了口氣，“丈夫、父親、兒子的角色我做得都不及格，沒有時間。就這，還有人說我‘潛規(guī)則’呢，哪有那時間!”他挺了挺腰板，伸手抹了把臉，使勁睜了睜眼睛，苦笑著。
　　
　　花1000萬挨罵，便宜
　　
　　人物周刊：你導演的《第601個電話》已經(jīng)公映了，市場回報理想嗎?
　　張國立：不是特別理想。但我的票房是過了千萬的，沒有一點水份的數(shù)字是1090萬。投入和產(chǎn)出持平。去年，不包括港片的純同產(chǎn)片，過千萬的也就10部左右。當時大家對我抨擊最多的，就是說這電影像一個廣告，贊助商是中國移動和索愛手機，還有奧迪汽車，他們給了我很多贊助。當時我并不想接這個戲，韓三平和任仲倫一個是中影公司總經(jīng)理，一個是上影集團董事長，從他們的角度來看，這一年的暑期檔是非常好的一個檔期，但是我們沒有一部純國產(chǎn)電影，一個暑期檔沒有一部國產(chǎn)片，這個現(xiàn)象他們看不下去。當時我問他們，干嗎找我來完成這個事，他們說起碼我們知道你是負責任的，告訴你8月15日交片子，你會交給我們。就這句話，弄得我一直拼著命地拍，按期交了。當時我就知道這是件費力不討好的事，但是我在4個月之內把它完成了。
　　人物周刊：受到抨擊，心里有沒有不平衡?
　　張國立：這幾年，幾乎沒有什么好話給這些拍電影的人。我拍完電影后，馮小剛跟我說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話，他說：“拍電影的人幾乎沒有不挨罵的，但我們都是花了上億的資金才挨了這么多的罵，你才花了1000多萬，你不覺得你占了很大便宜嗎?”一些導演只能用這種方式來調侃、平衡自己，自我安慰。
　　人物周刊：接拍這種片子相當于頂了一個“雷”?
　　張國立：我不覺得這是個“雷”，我覺得我的收益很大。票房和收視率現(xiàn)在對中國電影和電視劇來說，基本上成為一個衡量標準，也是一副毒藥，每個導演都知道，你拍這個電影，你拍這個電視劇的時候，其實你就是端起了一碗毒藥，因為你將要面對的，是以成敗論英雄，以票房論英雄的(輿論)。
　　人物周刊：批評和質疑會困擾你嗎?
　　張國立：對于我來說不會。在我沒有被人們關注的時候，也沒什么批評和質疑，當我被人關注的時候，我已經(jīng)拜了師、信了佛，成了一個居上。前一段時間說我“潛規(guī)則”的時候，我也被困擾了一天的時間，非常難過，突然覺得自己做人找不著目標了。在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應該做個好人還是應該做個壞人的時候，我拿起師傅給我的書看，師傅說：你不是一個菩薩，你有的時候可能會被世間的俗事惹怒，你生氣了，你氣炸了自己可沒必要，在你最困難的時候，你一定特別想罵人，那你就罵上一句“阿彌陀佛”吧。這句話讓我一下就明白了許多事情。后來我就想：你在這個位置上，可以承受掌聲、鮮花，為什么不可以承受一盆污水呢?
　　
　　拍戲憋出尿毒癥
　　
　　人物周刊：最初大家認識你是通過電影，這幾年是通過電視劇。很多人認為只有電影才是高雅藝術，你怎么看?
　　張國立：我是從戲劇舞臺起家的，演話劇的。過去我拍電影比較多，但是我不認為電影就是一個高雅藝術。這是一個很難界定的事，能把電影拍好的人是天才，能把電視劇拍好的人也是天才�，F(xiàn)在很多從業(yè)人員穿梭于電影、電視劇之間，很多演員覺得拍一部電影，自己就得到提升了。但是能非常自如地游走于話劇、電視劇、電影之間的演員并不多。
　　人物周刊：現(xiàn)在話劇對你來說已經(jīng)很遠了吧?
　　張國立：我演過很多話劇，得過第四屆梅花獎。我現(xiàn)在離話劇舞臺比較遠，其實并不是沒有人邀請我去演話劇，北京人藝也曾經(jīng)幾次邀請我，林兆華導演、李六乙導演，都邀請我去演他們的話劇，但是我考慮我是一個有單位的人，我不在自己單位(鐵路文工團話劇團)演話劇，跑別人那兒，好像說不過去。
　　人物周刊：你拍了很多古裝戲，是緣于對古裝戲的熱愛?
　　張國立：那時候古裝戲特別好賣，還有海外市場，給了投資人另外一個收益空間。所謂的海外市場，最大的就是臺灣地區(qū)，還有“新馬泰”，越南的華人、美國和加拿大的華人，以及香港，香港收大陸的戲，我的戲幾乎都收了。我們做古裝戲，其實是在做一個大華語圈，但是我們的時裝劇就很難到大陸以外的地區(qū)去，他不理解，因為我們的思想、教育和生活方式是不一樣的，有很多東西，他們是接受不了的，做時裝劇是很難走出去的。
　　人物周刊：現(xiàn)在改拍時裝劇，是因為什么?
　　張國立：因為我們最大的收益點還是在國內，古裝劇現(xiàn)在做得越來越講究，服裝啊，道具啊，場景啊，都要花錢去租賃或購置，還有壓資金的問題，因為國內電視臺不是馬上就付錢給你的，基本上要10到12個月才能把錢付給你，再加上現(xiàn)在DVD和VCD市場基本上已經(jīng)沒有了，原來一集戲可以賣到十幾萬，現(xiàn)在一部都賣不到十幾萬。國內黃金時段限制古裝戲，再加上前段時間古裝戲播得太多，觀眾對古裝戲也有些厭煩，我們再頂風做這種戲 的話，基本上投資人沒什么收益，所以人家也不愿意投。
　　人物周刊：在你的演藝生涯中，最艱難的一次拍攝是哪次?
　　張國立：拍《第601個電話》時我病倒了。那天在搶拍，郭德綱來串場戲，他只有半天時間。那天早上一起來就開始拍，這段時間我們一直在市區(qū)，沒找到廁所我就一直沒解手，可他們還一直給我喝水，我一直憋著，就憋昏過去了，一檢查，憋出尿毒癥來了。當天就住院了，發(fā)燒39.7度，高燒3天不退。高燒3天，昏迷3天，我在腦子里拍了3部電影，都是打仗的戲。我覺得我在罵人啊，喊啊，我說這坦克為什么不給我開過來呀，這個炮打出去這個落點和弧度為什么沒有交織呀。我一生中第一次病得這么厲害。
　　
　　兒子
　　
　　人物周刊：張默現(xiàn)在和你的工作室簽約?
　　張國立：對，基本上他也快要跟我解約了，因為他不愿意和我一起演戲。我們最近聊得比較多，他的狀況和我不一樣，張默是在成長道路上心靈受過傷害的一個人，我從來不回避這個問題。
　　人物周刊：你指的心靈傷害是什么呢?
　　張國立：我們中國人講師徒如父子，一個長輩把他的女朋友給弄成那個樣子以后，他面對著這樣一個事實，卻被學校開除了。當然他打了人，他應該受到一定的懲罰，但是這個懲罰他覺得有點過了。我調查這件事情后，知道了很多惡劣的情況。他也知道了一些學�；蛘呃蠋煹恼鎸嵡闆r，很多事情他都知道了，這讓他看到了太多黑暗的東西，這個東西對他心靈上傷害挺大。他那么喜愛那個學校，那么喜愛那個環(huán)境，結果讓他……他覺得原來這個世界不是他以前看到的樣子。
　　后來我跟他談過一次，我說，其實世界上的事情很復雜，有時我們看到一個花壇，上面長滿鮮花，一個人不經(jīng)意把這個花壇給撞爛了，我們才發(fā)現(xiàn)花壇底下全是大糞，可是沒有人說“原來它是大糞，你終于讓我們知道了它是大糞，謝謝你”，不是，人們會說“你他媽有病啊，你把這花壇撞爛了，本來挺好看的花讓我們看著，你現(xiàn)在把它撞爛了，底下足大糞，讓我們聞的都是臭味”。
　　我不可能像別人的父親那樣去做。比如說換一個人，他父親覺得這件事情沒辦法解決的時候，他可以去告狀，可以嗚冤叫屈。我什么都不能做，因為我不希望把太多骯臟的東西給更多的人看，我希望人們的心里頭存一絲絲的溫暖，你應該讓那件事情盡快過去。開始他也是這樣想的，后來因為人們總提這件事情，就容易引起他的反感。人們總是用一個打人的人來看待他，他就說，好吧，既然這個樣子，那我就給你看。再加上每個人在問他的時候，永遠都是你父親，你父親，他覺得沒有自我了。其實上學的時候他都沒有簽我的名字，他一直希望人們不要把他父親的名字加在他身上。他現(xiàn)在老是跟我講，“其實我做再多，再好，也沒有用，別人總是認為這一切都和你有關系。好也罷，壞也罷，我都希望那是我自己的。我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成人了，我必須去面對這些事情�？墒聦崊s是，我現(xiàn)在哪怕是接戲，別人永遠都要問我，你爸同意你演這個戲沒有?你說我怎么回答?我只能反問他，你吃一頓飯，還要跟你爸說嗎?”后來我就慢慢理解他的想法，我想那好，你愿意單飛就單飛吧。但我總是擔心，因為這個世界不全都是和善的，也有很多不和善或者不和諧之音，他容易掉到陷阱里去，而我就不容易，因為每邁出一步，我都會判斷這步對不對，他是不會的，他是按照性情來的。我很希望他能像我這樣，他說我看到的世界和他看到的世界不一樣。
　　
　　生死南極
　　
　　人物周刊：有什么事情，影響過你對人生的看法嗎?
　　張國立：去南極建立科考站，那段經(jīng)歷改變了我的人生觀。確切地說，兩件事情讓我非常震動。第一就是而對生死的時候。那是1989年，去南極圈建立科考站，中山站。當時這個科考隊里還有一個新聞組，去拍紀錄片，我就是新聞組的。那一次遇到了冰崩。冰山的崩塌使我們的船困在那個地方，當時說已經(jīng)出不來了，船上有107人。當時冰崩讓撤離船隊的時候，我親眼看到了非戰(zhàn)爭年代的悲壯場面――當時需要人到最危險的地方去做堵漏的準備，我看到一個一個共產(chǎn)黨員用不同的口音，說，“我是共產(chǎn)黨員，我是共產(chǎn)黨員!”一排人就站了出來。那時我正舉著攝像機拍攝，我的眼淚都流出來了。這是我們經(jīng)常在戲里頭看到的情節(jié)，現(xiàn)在在生活中發(fā)生了。(沉默)那一刻我突然覺得，人的精神真是特別偉大。當時我是應該離開的，但我卻提出來，“我不是共產(chǎn)黨員，但我要求留在船上，堅守到最后一刻!”我被批準以后，每天扛著攝像機與同事輪番在那兒拍冰崩的狀況，拍船周圍冰山的變化。當時指揮長跟我們講，如果發(fā)生什么意外，你們一定要把磁帶、攝像機扔到直升機上，讓我有一個資料好向全國人民做一個交待。那意思是你們就死了。
　　在南極對我影響很大的第二件事，就是我們回來的路上，攝制組的一位老師去世了。每天都在一起拍戲、生活，突然就離開你了。悲哀籠罩著整個科學考察隊。我到現(xiàn)在都不愿意想這件事情，生死之間就是一口氣的事。從那以后，我對榮譽呀、名利呀，看得很淡。
　　人物周刊：在南極，身體方面承受的是一種極限考驗嗎?
　　張國立：我們這些人在冰崩20多天后，在搶工期的時候，幾乎是沒有休息的。我們新聞組除了要拍紀錄片，還要幫其他工作人員搭建南極中山站，把這20多天的時間給搶了回來。南極是極晝和極夜，我們必須在極夜到來之前把所有事情完成，到了冬天我們所有的事情就都不能做了，而且冰封之前我們必須撤出去，就跟打仗一樣。我已經(jīng)弄不清該什么時候睡覺了，有時看著企鵝們打瞌睡了，自己就連忙去睡一會兒。人家休息時我拍戲，人家干活時我要攪拌石料，一次要往攪拌機里倒800方石料，一天重復30次，也就是24000方石料要人工倒入攪拌機，就是鐵打的人也會吃不消。那段經(jīng)歷對我來說太重要了，真是吃盡了人間的苦，后來再遇上什么事覺得特苦的，想想南極，都不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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