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無為而治"是道家的政治主張。"無為"主要有兩層意思：

　　一是順從天地自然之道，尊重歷史規(guī)律，不妄為，不恣意行事，不用過多的法令條規(guī)強制約束，否則會適得其反。即"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之難治，以其上有為"[人民難以統(tǒng)治，是因為統(tǒng)治者太胡作非為]，因而，"治大國若烹小鮮"[治理大國像煎小魚，意謂煎小魚時不可亂翻，否則會把魚弄碎。治理大國也一樣，如果玩弄權術，頻繁擾民，會造成國家混亂]。統(tǒng)治者要像天地那樣無私，"生而不有，為而不恃，成功不居"[使萬物生長不占有，對萬物有所推動而不自恃有恩，有所作為不居功自喜]。

　　二是"無不為"，即在尊從自然規(guī)律的前提下更高境界的無所不為、大為，用哲學的話說，就是進入自由的境界。同時，"愛國治民，能無為乎？" 給老百姓一個寬松自由的環(huán)境，無苛政之苦，無重稅之憂，人民安居樂業(yè)，自然達到"無為而治"、"無為而無不為"、"為無為，則無不治"。

　　"無為"既有不恣意妄為之意，又有"無不為"之意，為其所當為，止其所當止。

　　概而言之，所謂"無為而治"，并不是無所作為，而是強調統(tǒng)治者的行為要順應自然和人性，不強作干預，讓下屬和老百姓各得其所，各盡所能，相安無事。最好的政策應該是"清靜無為"，不要好大喜功，勞民傷財，徭役賦稅，接連不斷，搞得民眾怨聲載道，無所適從。要使一個國家安定大治，就要像對待井水一樣，盡量不要攪動它，否則會淤泥殘渣泛起。因而，"無為"不但不會有什么疏失，而且還能補救"有為"之弊端，"抑制違反自然的行動。"

　　二

　　話說劉邦當了皇帝以后，對于秦的"二世而亡"是很警惕的，他要士人陸賈總結一下包括秦朝在內(nèi)歷代興亡的經(jīng)驗教訓，為他提供借鑒。陸賈根據(jù)儒家和黃老學說，結合當時國家殘破、經(jīng)濟凋敝的狀況，寫成論文12篇，主要觀點有："事逾煩，天下逾亂；
法逾滋，而奸逾熾；
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故也。"他主張不要"極武"，不要"用刑太極"，而要"文武并用"，說這是"長久之術"。劉邦很賞識陸賈的意見，采取"清靜無為"與民休養(yǎng)生息的政策，經(jīng)過輕徭役，減賦稅，開關梁，弛山澤之禁等一系列措施，到文、景兩帝時，社會經(jīng)濟獲得了大發(fā)展，一片富足景象，"無為而治"收到明顯的效果："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庚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 即歷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這與漢朝剛建立時連皇帝都坐不上四匹馬拉的車子，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這里還有一個"無為而治"的有趣故事，說的是曹參做了相國之后，整天在家飲酒。漢惠帝就去拜訪他，說國家這樣大，你相國不管事，我皇帝怎么辦？曹參說你看我跟蕭相國[蕭何]比怎么樣？惠帝說不如蕭相國。那么陛下和先帝比呢？不如先帝。先帝和蕭相國制定下來的政策擺在那兒，我們不如他們，那什么東西都是現(xiàn)成的了。你就在家里喝酒吧。胡適對這一段歷史特別推崇，他有一段話是這么說的：我們看漢初，國家的官員特別的少，軍隊的人數(shù)特別的少，沒有警察，稅收也少，整個上下和睦。

　　三　

　　那么，政府對國民、對社會到底應該起什么作用？是管得多了好呢，還是管得 少了好？

　　這不僅是專家學者們研究的理論問題，而且是與我們休戚相關的實際問題。

　　有人說，政府是一種信托，其目的是保護公民人身和財產(chǎn)的安全。

　　有人說，政府的固有職能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在不同的社會狀態(tài)下而有所不同，在落后的社會狀態(tài)比在先進的社會狀態(tài)要廣泛得多。

　　有人說，政府存在的合法目的是為人民去做他們所需要做的事，去做人民根本做不到的或者是以各自的能力不能做得很好的事，而對于人民自己能夠做得很好的事，政府不應當干涉。

　　有人說，一個好的政府應當做到兩點：一是信守政府的宗旨，亦即人民的幸福；
二是了解實現(xiàn)其宗旨之最佳途徑。

　　人類早期是沒有國家及政府的，自然狀態(tài)下的自由自在 。隨著人類的進化， 要征服自然，改善人的生存和生活，要把人的力量組織起來以應付種種挑戰(zhàn)， 慢慢地國家及政府產(chǎn)生了。由此可以看出，國家及政府的產(chǎn)生，是由于生產(chǎn)力比較低下。而且生產(chǎn)力愈低下，政府的職能就愈多。同樣，社會愈發(fā)展， 生產(chǎn)力愈發(fā)達， 政府的職能就愈少。如組織生產(chǎn)一項，在市場經(jīng)濟比較發(fā)達的情況下， 基本上有市場及價值規(guī)律對生產(chǎn)者、經(jīng)營者和消費者起導向作用，政府則不必違背這個規(guī)律對經(jīng)濟管得那樣多那樣細。從這個意義上講,管得較少的政府是較好的政府,這是社會進步的歷史趨勢。

　　進而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政府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歸根到底，是為了人民的幸福和社會的進步。這應該是檢驗一個政府是好的、壞的或蹩腳的政府最根本的標準。舍此標準任何其他標準都是不足取的甚至是騙人的、有害的。

　　在政府與人的關系的歷史實踐中,有兩種傾向顯然是錯誤的和有害的:一種認為政府是全能的,什么都可以管,人的衣食住行言談舉止,乃至私生活,政府都能管。而且可以隨時隨地無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會每一個階層、每一角落、每一個人。就是說,一個社會中不存在政府不可進入的領域,個人和群團的自由與權利沒有保障。他們活動范圍的大小、內(nèi)容是由政府決定的,人民無絲毫權利、自由、尊嚴可言,甚至動轍得咎。特別是當政教合一時,人的肉體和精神都受到禁錮與摧殘,如歐洲的中世紀。也許是深受這樣蹩腳、惡劣的政府管制與折磨之痛苦而難以忍受,于是有些人要實行無政府主義,認為國家與政府是產(chǎn)生一切剝削和壓迫的根源,一切權力與權威是屠殺人類靈魂及智慧的罪惡之源。國家、政府及權力既無益于社會經(jīng)濟,又無益于個人,主張廢除國家和政府,反對一切管理與領導。

　　四

　　我國在政府與人的關系問題上有著沉痛的教訓。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及其政府是對個人天性和智慧的摧殘,社會進步的反動,也是近代中國落后挨打的一個根本原因。專制政府對個人是仇視和排斥的,這就造成了人與政府的分離與對立,對國事的冷漠。盡管君臣們以政治欺騙的手段和宗法觀念標榜自己為民之父母,儒士文官以自己的參政號召人民的參與,但反映仍是冷淡的。事實是那樣明白地告訴他們,官是官，民是民,哪朝哪代老百姓都要完稅完糧，官吏們照樣作威作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實行社會主義,政府與人的關系問題并沒有得到很好解決: 一、政府職責不明,什么都管。認為社會主義就是一大二公,一切靠國家計劃安排,國民要統(tǒng)一管理,統(tǒng)一步調,統(tǒng)一思想,甚至統(tǒng)一服裝統(tǒng)一發(fā)式,城市的國有化和農(nóng)村的公社化是其典型反映。這不僅嚴重違背經(jīng)濟規(guī)律,管了許多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情,同時扼殺了個人的主動性、創(chuàng)造性和企業(yè)的活力,使個人和企業(yè)處于一種被動服從的地位,滋長了惰性和依賴思想,國家喪失了生機。文化大革命發(fā)展到極端就是早請示晚匯報。二、決策錯誤,勞民傷財。一次次政治運動,一次次瞎折騰,不僅沒有把國民經(jīng)濟搞上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反而把國民經(jīng)濟搞到崩潰的邊緣。政府在決策方面的盲目性和隨意性,給國家造成的創(chuàng)傷,給國民帶來的不幸,其教訓足夠我們深刻反思并長期記取。何以致此?是由于左傾 思想作怪,是由于決策者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嚴重,又好大喜功,喜歡興師動眾,創(chuàng)造轟轟烈烈的場面與"政績",而且決策錯了個人可以不承擔任何責任。三、腐敗造成權力的變異。政府及公職人員本來是為社會服務、為人民謀幸福的,但由于對政府及其官員缺乏監(jiān)督制約,一些官員私欲膨脹,以權謀私,假公濟私,中飽私囊,政府成了他們謀取個人利益的場所和合法外衣,權力成為換取金錢與好處的工具。敗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脫離了人民群眾,甚至形成隔閡與對立。

　　這里,關鍵的問題是要對政府的職能有一個明確的界定:哪些該管-要一定管好;哪些不該管-要堅決不管,不擾民,不與民爭利。該管的也要有規(guī)范的程序,避免長官意志隨意性。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錯位。這些,在憲法和法律里要有明確的規(guī)定。

　　中國入世，經(jīng)濟融入全球一體化，按市場經(jīng)濟規(guī)律和世貿(mào)規(guī)則辦事，這就要求政府盡快轉變職能，減少對經(jīng)濟的管制，實行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府要退出市場，當好裁判員-提供信息，搞好服務，維護市場秩序；
同時要退出社會，一些事由中介組織、行業(yè)協(xié)會來做。

　　政府的權力不是無限的，同樣，黨的權力也不是無限的，無所不在的。黨政要分開-黨做哪些事，政府做哪些事，要有一個清晰、適當?shù)膭澐�。歷史告訴我們，過去的許多問題都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造成的。進入新世紀，不應該讓這種狀況再延續(xù)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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