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走向共和》熱播，一時間竟然引得萬眾矚目：不僅僅成為街頭巷尾老百姓每日的談資，更成為了廟堂之中惶惶大儒們爭論的話頭。在這個大眾文化泛濫的時代，一部歷史劇居然能夠引起如此的轟動，記憶中，似乎只有少年時劉蘭芳女士在電臺中表演評書《岳飛傳》有如此的效果。

　　對“走”劇的爭論之一，就是劇中北洋人物的形象。的確，對中國人來說，北洋時代是一段混亂而又模糊不清的歷史，這一時期的歷史人物，大都被中國人所漫畫化，臉譜化：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袁世凱竊國大盜、段祺瑞馮國璋無恥賣國、張勛復辟妄圖開歷史倒車......這些都深深印在中國人的腦海之中。“走”劇的成功之一，就是打破了這些人在老百姓心目中的漫畫形象。

　　北洋集團產(chǎn)生于庚子事變之后，袁世凱練兵小站，建立新軍，創(chuàng)下了北洋的家底。其名稱的由來，在于袁世凱繼李鴻章之后出任北洋大臣，他所操練的這只新軍也得名“北洋新軍”。1912年袁世凱出任民國大總統(tǒng)后，當年新軍的骨干力量紛紛登上歷史舞臺。從1912年直到1928年張學良東北易幟、國民黨統(tǒng)一全國為止，中國的國政一直為北洋諸多人物所操縱，這一時期，也被稱為“北洋時代”。

　　北洋的歷史是亂世的歷史，這在史家已經(jīng)成為共識。特別從1916年袁世凱死去后，北洋軍閥集團發(fā)生了分裂，各派系為了爭奪政權，相互攻戰(zhàn)不已。政壇更迭頻繁，從1916年至1928年短短的13年中，就有38屆內(nèi)閣，最短的兩屆只有六天。連年的內(nèi)戰(zhàn)，給老百姓帶來了沉重的災難。北洋軍閥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沉重的災難，這一點毫無疑問。

　　然而，如果我們能夠平心靜氣的仔細審查那一段歷史的話，我們將會發(fā)現(xiàn)，北洋時代同時也是中國近代歷史上對外關系處理較為穩(wěn)妥，對內(nèi)政治比較開明的時代，稱得上亂世中的治世。經(jīng)濟上，自袁世凱出任民國大總統(tǒng)始，收繳民間雜亂的貨幣，鑄造銀元，即今日所謂“袁大頭”，穩(wěn)定了市場；
鼓勵私營經(jīng)濟，促進了民族資本家的發(fā)展，創(chuàng)立了中國最早具有現(xiàn)代意義的商會，這些都是為歷史學家公認的經(jīng)濟成就。政治上，雖然現(xiàn)代意義的民主制度沒有完善，加上有袁世凱稱帝與張勛復辟，久為人所詬病，但是，北洋人物多為世家子弟出身，袁世凱本人就出身于河南大家族，為政到也算的上平和——大概花天酒地多少會磨損人的煞氣，——北洋歷史上沒有出現(xiàn)一個像樣的“暴君”，有能無能，都還不失寬厚。段祺瑞查封報社，曹琨賄選，自然為人所不齒，不過比起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卻遜色得多，而為中國引進“民主”、“科學”的五四運動，就產(chǎn)生于北洋時代，無怪乎今日大家袁偉時先生稱北洋時代為“中國近代史上最民主的時代”。

　　北洋人物，第一個自然是袁世凱，可稱得上是“北洋之父”。今日人們提到他，大都會想到那場“洪憲稱帝”的鬧劇，“竊國大盜”四個字，也由此而來。

　　破壞既有的共和制度，解散國會，重新稱帝，這些的確是“竊國大盜”的作為。不過，考察袁世凱一生的作為，卻很難簡單的以“竊國大盜”四個字概括：年僅二十六歲出使朝鮮，先后平定壬午（1882）、甲申（1884）叛亂，護送朝鮮王大院君回國，在朝鮮縱橫闔稗，令西方列強瞠目；
庚子之亂后操練新軍，建“北洋六鎮(zhèn)”，為中國建立了第一支現(xiàn)代化的軍隊；
廢除科舉，興辦新學，從英國人的手中討回開灤煤礦，這些都可以稱得上對中化民族的貢獻。談史當不虛美、不隱惡，功過分開。我們對袁世凱，實在沒有必要以“竊國大盜”草率論之。

　　據(jù)民國野史氏《袁世凱軼事》載，清末民間有\(zhòng)"西山十戾\"的說法，這十戾為：熊（多爾袞）、獾（洪承疇）、鶚（吳三桂）、狼（和珅）、驢（海蘭察）、豬（年羹堯）、蟒（曾國藩）、猴（張之洞）、狐（西太后）、蛙（袁世凱）。能夠與一代天驕多爾袞、雍正朝第一名將年羹堯和曾國藩、張之洞并列，也足以見得袁世凱其人絕不僅僅是“竊國大盜”四個字可以蓋棺定論。

　　這十戾以動物狀人，究其原因多數(shù)是由于每個人像貌相近于某一種動物。如曾國藩為蟒以其患皮膚病，順手一抓就掉下很多有顏色的皮，好像蟒皮一樣。張之洞瘦小，形同猴子。和珅大長臉，有點像狼。袁世凱是個五短身材的矮胖子，走起路來八字腳，外形的確有點像蛙。此外，據(jù)民間傳說，袁世凱每逢陰天下雨都愛張口噓氣——大概是有些哮喘的毛病，在生理特征上也與蛙有幾分像。自然，這些比擬終究是牽強附會，在袁世凱生前無人敢提。其死后既然身為竊國大盜，則一個蛙字也太抬舉，被改成了“蛤蟆”，還要在前面加上一個“癩”字。

　　亂世多有英雄，北洋也算的上“一時多少豪杰”。除袁世凱外，以學問而言，楊度與張其锽為一時翹楚，特別是楊度，出經(jīng)入史，學貫中西，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與康有為、梁啟超同一級別的人物；
以性格而言，徐世昌字玉人，人稱玉面狐貍，在梟雄林立的北洋人物中人格獨創(chuàng)一格；
慷慨激烈莫如徐樹錚，出兵外蒙，力壓外蒙獨立貴族，維護了祖國統(tǒng)一，可惜性情過于剛烈，鎮(zhèn)壓過于嚴酷，引起了外蒙人民的反抗；
張作霖雖然土匪出身，卻不如野史小說中一般兇神惡煞，作惡多端，而是面如書生，有\(zhòng)"義氣如山\"的美譽；
曹琨在今雖被稱為“漢奸”，當時卻人稱“儒將”，善畫，精書法，論人品算的上有情有義的漢子，與西洋人談判常常拍案而起，剛烈不讓后來的陳毅元帥。此外，還有外交名家顧維鈞，北洋名士梁士詒......這些人物，以個人而言，都稱得上是民族的精英。可惜，由于身處那個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他們的本領與魄力，并沒有為中華民族帶來多少好處，而是更多的投入到內(nèi)戰(zhàn)之中，給老百姓帶來了災難。他們的名字，不是被忘卻，就是被丑化了。生于中國歷史上最為混亂，衰敗的時代，是他們個人的不幸，也是國家、民族的不幸。

　　北洋自然也不乏無恥之人，張宗昌的“三不知”故事人人皆知：不知有多少錢、多少兵、多少姨太太，張敬堯名曰“敬堯”，實則殺人如麻，這些民族敗類，也是那個混亂時代的特殊產(chǎn)物。馮玉祥雖然今日為“民族英雄”，在當時民間稱之為“倒戈將軍”，口碑也很不好。

　　北洋之中，相對于人才濟濟的北方派系，南方派系的人物值得大書特書的似乎不多，湘系的譚延闿、程潛，桂系的譚浩明等等，人品作為，都比不上北方派系的人馬。

　　對北洋人物，歷來有不少的劃分方法。最常見的是以袁世凱為第一人，第二級即所謂北洋三杰：龍——王士珍，虎——段祺瑞，狗——馮國璋。徐世昌、梁士詒、黎元洪則介于袁和北洋三杰之間。曹錕、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馮玉祥只算是第三級。本人雖然忝為書生，卻不是很懂得這種分法的理由。黎元洪在段祺瑞之前，尚可說黎元洪為總統(tǒng)而段為總理，張宗昌與曹琨并列，無論怎么也說不過去。馮玉祥比較復雜，一言難盡，王世珍雖為北洋之龍，作為恐怕還比不上為虎的段祺瑞吧。一家之言，聊備存疑。

　　說北洋，還有兩個人不能不說說。一個是唐繼堯，雖然名分屬于北洋，卻是割據(jù)西南；
護國運動由他首創(chuàng)，雖說反了袁世凱，但再造民國，也算北洋的一位豪杰。后來被部下顧品珍趕出云南，到了廣東，投靠在孫國父門下，換了門庭，不再是北洋了。這也沒什么，可惜這個唐繼堯很有些項羽的脾氣，希望“富貴歸鄉(xiāng)里”，不久仍打回云南，做了西南王的土皇上。學者有人將孫中山比作東漢劉秀，如果這一比擬恰當，那么唐繼堯本來有機會成為馬援、鄧禹，結(jié)果自己選擇當了公孫述。

　　還有一個是閻錫山。閻錫山早年曾加入同盟會，后來投靠到段祺瑞手下，做到了山西省長兼督軍，名分上屬于半個北洋。這個閻老西兒似乎不如他的北洋同門一般有包容宇內(nèi)，宰割山河的氣魄，當北洋兄弟們大打出手之時，閻老西兒卻帶兵回了山西，關門當起來土皇上，一心一意搞經(jīng)濟建設。后來與馮玉祥一起反蔣，中原惡戰(zhàn)，失敗后，又跑回了山西，連鐵軌都改成窄軌，己即不出，也不容人入，一副樂天知命，人我兩不犯的架式。

　　北洋的那一段歷史距今日中國并不遙遠，然而，其風流人物，已經(jīng)被中國人淡忘殆盡。一部《走向共和》，又重新喚起中國人那段幾乎忘卻的回憶，僅僅就這一點說，“走”劇就算得上是一部難得的好劇。

　　嗚呼，英雄龍爭，豪杰虎戰(zhàn)，是耶非耶，化為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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