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暑假，回老家呆了幾日。閑來無事，隨手拿起報刊翻翻。結果翻到了和北大有關的兩則新聞：一是北大的一位教授與美國一所大學合作，由這位教授負責采集一萬名中國高齡老人的血樣，提供給美方做研究中國人的遺傳基因和中國長壽人口的長壽秘訣用。美方每年付給這位教授十萬美金的報酬。一是小品演員黃宏應邀到北大演講，一上臺說了句“北大真大”，而且表示秋季開學要來北大讀研究生，結果全場掌聲雷動，感謝黃宏對北大的高度肯定，歡迎黃宏成為北大的一員。讀罷這兩則新聞，覺得心里堵得慌，以為這些不是北大、北大人應該做、應該興奮的事情，于是提筆寫了一篇題為《北大真大？》的豆腐干式的東西，無非是表達點北大昔不至今的感慨。

　　后來，一家報社文藝副刊的編輯來約稿，順手將這篇東西給了出去。幾天后，這位編輯來電話道歉，說是文章編好送審時，被總編卡住了，因為總編認為文章的觀點太偏激。沒辦法，他只得把稿子撤下，轉交給了本埠另一家一向以膽子大、敢發(fā)別人不敢發(fā)的東西著稱的的報紙的編輯，估計他們那兒能發(fā)。聽了這位編輯的話，我覺得很納悶，一是說我的觀點偏激，簡直有些抬舉我了，我自認為我在文章中只是說了一點自己的看法，何來偏激。二是覺得有些小題大做，發(fā)表這樣一篇稀松平常的東西，還要什么膽量。沒想到，很快那家“膽子比較大”的報紙的編輯也回了話，文章又被報紙總編拿掉了，理由是他們不愿意因為批評北大而給自己惹麻煩，因為此前已有幾家報紙因為發(fā)了批評北大的文章而招致有關部門的嚴厲指責。這下我才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原來北大早已變得碰不得了，而自己居然糊里糊涂地犯了忌。

　　讓人費解的是，僅僅是說了一點對一所大學的看法，竟會得到類似老虎屁股摸不得的警告？但仔細想想，這實際上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因為:

　　其一，五十年前的北大實在是太輝煌了：她曾經是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中心，最早喊出了反封建、反專制和民主、科學的口號，并將其熔鑄于自己的日常行動中，成為自己的�；旰托８瘢�
她曾經擁有過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革命家、學術大師，培養(yǎng)出一大批優(yōu)秀的思想者、學問家，自覺地擔當起了維護人類基本精神價值任務，以自己的思想、言論和行動，維護著社會的正義和良知······正是由于有了這許多的輝煌，北大成為學人心儀的學術圣殿，成為國人追隨的思想旗幟。今日的北大盡管沒能繼承老北大的優(yōu)秀傳統，但還是時時處處以老北大的傳人自居，把自己描畫成民主、科學的化身，包裝成具有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圣地,在自己的頭上罩上一層神圣的光環(huán),使世人產生了一種錯覺：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誤把今日的北大認作昔日的北大，以至于時至今日，還像敬仰、愛戴昔日的北大那樣敬仰、愛戴今日的北大。以至于在他們的意識里把批評今日的北大等同于否定昔日的北大，從感情上來說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因此，他們自己不愿意批評北大，也不容許別人對北大說三道四。從這個意義上講，正是這些熱愛北大的善良而糊涂的人們，自覺不自覺地充當了北大的保護神，有意無意地阻擋、遏制了人們對北大的正常而理性的批評。

　　其二，今日的北大所津津樂道的，是五十年來北大的學生中出了許許多多的政府官員、企業(yè)白領，有權的、有錢的，應有盡有。北大的弟子們像愛護自己的眼珠一樣愛護著自己的母校，像保護自己的花衣裳一樣保護著學校的名譽。作為一名學生，這樣做無可厚非，甚至是天經地義的。問題是在為數不少的北大人看來，無論是誰，對北大只能歌頌，不能暴露，更不能公開批評。所以，一個人如果說幾句給北大歌功頌德的話，他們會甘之如飴地接受，并因此而平添幾分驕傲和自豪。但倘若有人不識時務，寫幾句對北大有看法的話，那就無異于將天捅了個窟窿，于是一路圍追堵截，將你的文章扼殺掉，讓其無緣面世；
一旦堵截不成，“不幸”而讓文章面了世，則會動員各種力量，或則追究有關媒體的責任，或則圍剿文章的作者，絕不善罷甘休。不知他們是否知道，昔日的北大之所以能在世人心中享有崇高的聲譽，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老北大人所表現出的兼容并包、大度寬容的精神。他們今天的所作所為正說明，昔日的北大精神不僅沒有被今日的北大傳承下來，反而被今日的北大人有意無意地背叛、拋棄了。面對如此陣勢，誰還敢去作文指摘北大；
即使有人不知深淺地寫了，又有誰敢于冒北大人之大不韙給你發(fā)表呢。

　　其三、今日的北大已不是昔日那個有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現代大學的北大，而是一個馴服的工具。這種變化與北大自身的“努力”有著很大的關系：

　　早在1949年4月23日新生政權建立前夕，北大便急火火地置起碼的歷史事實于不顧，將自己的校慶日改為五月四日，來顯示自己的新生。個中緣由僅僅是因為當時的領袖一直將“五四”認定為一場愛國主義、反封建、反專制的革命運動，給予“五四”以很高的評價。1951年10月27日，時任北大校長的馬寅初更是上書“請毛主席、劉副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董必武委員、陳云主任、彭真委員、錢俊瑞副部長、陸定一副主任和胡喬木先生為教師“，幫助北大提高思想認識。

　　自此以后，便一發(fā)而不可收拾。無論是1957年的“反右”運動，還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以及“批林批孔”、“反擊右傾反翻案風”，北大都亦步亦趨，緊隨其后。投桃報李，北大成為寵兒，成了中國第一大學，要人給人，要錢給錢，得到百般呵護、庇佑。漸漸地，就像大了兒子爹心疼一樣，北大當然碰不得了。

　　由北大的碰不得想到這幾年正在討論的大學精神和正在爭論的北大精神，而所謂大學精神，用中山大學學者任劍濤的話來說，就是“具有相對于政治組織體制而言的獨立性，相對于意識形態(tài)而言的自由性，相對于組織化社會自我確認特性而言的批判性，相對于重視功利的社會習性而言的創(chuàng)造性與傳授知識的超脫性，相當于與社會分工專門定勢而言的包容性�！埃ā洞髮W的主義與主義的大學》，見《東方文化》1998年第5期）所謂北大精神（準確地說應該是昔日的北大精神），實際上就是蔡元培等人倡導并竭力實踐的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精神。以此來衡量，今日的中國大學、今日的北大，昔不至今，這是中國大學的不幸與悲哀，是北大的不幸與悲哀，更是中國的不幸與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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