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1940），教育家。早年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參與革命活動，為光復會會長。后留學德國。民國成立，為教育總長。后為北京大學校長，使該校成為中國文化界的重鎮(zhèn)。著作有《中國倫理學史》等多種。

　　我們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我在譯學館的時候，就知道北京學生的習慣。他們平日對于學問上并沒有什么興會，只要年限滿后，可以得到一張畢業(yè)文憑。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
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yè)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拚命的連夜閱讀講義，只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范圍；
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面起見，往往把題目或范圍告知他們了。于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了一種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jiān)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他們的目的，不但在畢業(yè)，而尤注重在畢業(yè)以后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shù)的教員，他們不見得歡迎；
要是點名時認真一點，考試時嚴格一點，他們就借個話頭反對他，雖罷課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來兼課，雖時時請假，他們還是歡迎得很；
因為畢業(yè)后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性根，是于求學上很有防礙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學術(shù)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fā)財之階梯�！谷欢�要打破這些習慣，止有從聘請積學而熱心的教員著手。

　　改革

　　那時候因《新青年》上文學革命的鼓吹，而我得認識留美的胡適之君。他回國后，即請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舊學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個人，所以，一方面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nóng)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紹而請到的好教員，頗不少�！�

　　我那時候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兩科，是農(nóng)、工、醫(yī)、藥、法、商等應(yīng)用科學的基礎(chǔ)，而這些應(yīng)用科學的研究時期，仍然要歸到文理兩科來。所以文理兩科，必須設(shè)各種的研究所；
而此兩科的教員與畢業(yè)生必有若干人是終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員，而不愿往別種機關(guān)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學，當然各科并設(shè)，有互相關(guān)聯(lián)的便利。若無此能力，則不妨有一大學專辦文理兩科，名為本科，而其他應(yīng)用各科，可辦�？频母叩葘W校，如德、法等國的成例，以表示學與術(shù)的區(qū)別。因為北大的校舍與經(jīng)費，決沒有兼辦各種應(yīng)用科學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編為本科大學，然沒有達到目的。

　　那時候我又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學，必植基于自然科學；
而理科學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從前心理學附入哲學，而現(xiàn)在用實驗法，應(yīng)列入理科；
教育學與美學，也漸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地理學的人文方面，應(yīng)屬文科，而地質(zhì)地文等方面屬理科，歷史學自有史以來，屬文科，而推原于地質(zhì)學的冰期與宇宙生成論，則屬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為十四系，廢學長，設(shè)系主任。

　　辭職

　　我對于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里面，應(yīng)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yīng)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于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冶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所以民國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jié)隊游行，向總統(tǒng)府請愿。當北大學生出發(fā)時，我曾力阻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jīng)慰留而罷。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于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jié)隊游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他們因憤激的緣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攢毆章宗祥的事。學生被警廳逮捕者數(shù)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學生居多數(shù)。我與各專門學校的校長向警廳力保，始釋放。但被拘的雖已保釋，而學生尚抱再接再厲的決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態(tài)度，都中喧傳政府將明令免我職而以馬其昶君任北大校長，我恐若因此增加學生對于政府的糾紛，我個人且將有運動學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辭職，一面秘密出京，時為五月九日。

　　復職

　　那時候?qū)W生仍每日分隊出去演講，政府逐隊逮捕，因人數(shù)太多，就把學生都監(jiān)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學生受了這樣大的壓迫，于是引起全國學生的罷課，而且引起各大都會工商界的同情與公憤，將以罷工罷市為同樣之要求，政府知勢不可侮，乃釋放被逮諸生，決定不簽和約，罷免曹、陸、章，于是五四運動之目的完全達到了。

　　五四運動之目的既達，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復。獨北大因校長辭職問題，又起了多少糾紛。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繼任，而為學生所反對，不能到校；
各方面都要我復職。我離校時本預(yù)定決不回去，不但為校務(wù)的困難，實因校務(wù)以外，常常有許多不相干的纏繞，度一種勞而無功的生活，所以啟事上有「殺君馬者道旁兒；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
我欲小休矣」等語。但是隔了幾個月，校中的糾紛，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決的狀態(tài)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發(fā)表一文，告北京大學學生及全國學生聯(lián)合會，告以學生救國，重在專研學術(shù)，不可常為救國運動而犧牲。到校后，在全體學歡迎會演說，說明德國大學學長、校長均每年一換，由教授會公學；
校長且由神學、醫(yī)學、法學、哲學四科之教授輪值；
從未生過糾紛，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績。北大此后亦當組成健全的教授會，使學校決不因校長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十年有半；
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一經(jīng)回憶，不勝慚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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