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０年３月３日中午，我第二次來到大辛莊。

　　大辛莊是個很大的村子，根據(jù)當年成立的生產(chǎn)合作社，劃分成四個大隊，分別是黎明、紅升、昕生、中心，名稱也是延續(xù)合作社的名稱。四個大隊的村民住房已經(jīng)連成一片，沒有明顯的界限。

　　我要采訪的人叫李福榮，住在紅升大隊，緊挨著黎明大隊。老李今年７０歲，４９年以后就當隊干部，四清時罷掉了他大隊書記職務，７３年才給予恢復，８０年辭去書記職務。

　　這天是個混沌天氣，可吸入顆粒物的污染指數(shù)是５００，空氣質(zhì)量５級，污染程度非常嚴重。

　　走進大辛莊的主要街道，儼然一個繁華的小鎮(zhèn)——鄉(xiāng)政府、醫(yī)院、學校的大樓十分醒目，幾個商店花花綠綠，路兩旁一個挨一個的攤商。盡管類似的小街經(jīng)常遇到，但是我走在這里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假如現(xiàn)在是３３年前的那天，這該是一條多么恐怖的街道，人們還會是現(xiàn)在的這種表情嗎？

　　老李雖然７０歲了，卻很健談，思路也十分清楚。他告訴我，在８月３１日那天，僅僅大辛莊這四個大隊，就被殺了１０６口人，最老的八十多歲，最小的是不會走路的嬰兒。

　　四個大隊之中，黎明殺了六十余人，人數(shù)最多；
中心、昕生各二十余人；
紅升行動慢一些，只殺死兩個人，其余尚未來得及屠殺。

　�。乖拢比丈衔纾�大興縣付縣長劉英武、付華忠來到大辛莊制止屠殺，這四個大隊的屠殺活動停止了。但是力主屠殺的公社主任高福興、公社團委書記胡德福二人不向各大隊傳達縣委的指示，附近的楊各莊、東黃垡兩個大隊在９月１日還在殺，這兩個大隊共殺了二十多人。

　　從大興縣十幾個公社幾乎同時進行了屠殺活動來看，這是一場有人組織的行動，組織者是縣或縣以上的領(lǐng)導人物；
從縣委派人制止殺人來看，起碼組織者不是縣委或縣政府。按“文革”初期的形勢來看，說話比縣委更硬氣的是“公安”和剛剛奪了權(quán)的“文革領(lǐng)導小組”（或叫別的名字）。從高、胡二人接受指示的地點（天堂河勞教農(nóng)場）來看，屠殺指示從公安系統(tǒng)發(fā)出來的可能性最大，這與謝富治的講話也正好吻合。

　　縣委出面制止屠殺，并不是縣委有多大權(quán)力，當時各級黨委已經(jīng)處于“接受批判”的境地，自顧尚且不暇，誰有那么大的膽子敢去阻礙過左的“革命行動”？據(jù)傳聞，此事驚動了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fā)了話，命令停止屠殺。作為執(zhí)政者來說，自己的“太子”、“衙內(nèi)”們殺些人，他們是容忍的，農(nóng)村的平頭百姓們也肆無忌憚地殺人，他們還不好接受——萬一引起動亂怎么辦？起碼國際影響也不好吧，尤其事情發(fā)生在北京。９月５日，兩報一刊發(fā)表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論。

　　這篇社論對于制止濫殺無辜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因為執(zhí)掌生殺大權(quán)的人物，是毛澤東、林彪贊揚的紅衛(wèi)兵；
受害的一方，是毛澤東劃定的階級敵人及其后代。況且這種壓迫、敵視行為，從４９年以來就建立了，５９、６１年又兩次得以提升，以至喊出“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口號，社會上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低人一等的“賤民”階級�！袄霞t衛(wèi)兵”從小受到的教育、耳濡目染的客觀事實，都是“一個‘階級’應該壓迫另一個‘階級’”這一套，他們認為迫害以至處死“階級敵人”及其后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所以，９月１日以后，雖然大興縣的集體屠殺活動停止了，但各種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暴行仍在繼續(xù)之中。

　　就在大興屠殺之后，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５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三次接見紅衛(wèi)兵，林彪在大會上還宣布：“紅衛(wèi)兵戰(zhàn)士們，……你們斗爭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支持你們！”“你們的革命行動，震動了整個社會，震動了舊世界遺留下來的殘渣余孽。你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zhàn)斗中取得了光輝的戰(zhàn)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quán)派，那些資產(chǎn)階級反動‘權(quán)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你們搞得狼狽不堪。你們做得對，做得好！”在這種情況下，大興屠殺根本不可能被制止。

　　像北京城里的“老紅衛(wèi)兵”一樣，大辛莊的打手們殺人的手段也非常殘忍。

　　從殺人最多的黎明大隊，可略知殺人的過程。他們先把年輕的“黑五類”殺掉，做得盡量隱秘，防止引起暴動。然后是無反抗能力

　　的老人，最后是不懂事的小孩兒。嬰兒往往是被劈成兩半。有些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里，打手們到各家搜，見到小孩就扔到門口的馬車上，多數(shù)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邊的葦塘里，后來人們管那里叫“萬人坑”。有的小孩沒被摔死，從“萬人坑”里還想往外爬，打手們上去就是一鐵鍬，再把他打回去。見了女人，還要扒光了衣服。

　　殺人的借口也與欄桿市相似——策劃人煞有介事地說，馬村的“階級敵人”舉行了暴動，殺了貧下中農(nóng)，所以“我們”也要把“他

　　們”殺光。五、六十里外的馬村到底什么情況誰也不知道，全是聽高、胡二人的傳達和煽動。

　　馬村是北臧公社的一個大隊，從８月２４日就開始殺人，到９月１日已經(jīng)殺了３４人，還關(guān)押著１０８人準備逐漸殺掉。

　　高、胡二人召開完“動員會”，已是深夜，會上決定各大隊當夜必須動手，拒絕執(zhí)行或把消息透露給“階級敵人”的，按“反革命”論處。

　　高、胡在公社大院坐鎮(zhèn)，派出干部到各大隊查看執(zhí)行情況。對于參加會議的各大隊干部來說，盡管氣氛恐怖、壓力極大，但是多數(shù)人還是不敢輕易殺人。老李告訴我，公社南面８里遠，有個西梁各莊大隊，那里的隊干部在散會以后，認為這種命令有些離奇，竟連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訪，詢問此舉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該大隊幾十口“黑五類”的性命。因為當年上訪的大隊書記王世榮還活著，我決定去采訪他。

　　臨走，我提出想看看中心大隊埋人的水井和黎明大隊的“萬人坑”，老李說，現(xiàn)在什么也看不到了——井口都被鏟平了，已經(jīng)圈進了人家的宅院；
當年的葦塘是低洼地，現(xiàn)在已經(jīng)被推土機填成了平地，看不出葦塘的痕跡了。

　　我感慨地說，看見街上熱鬧的樣子，想不出來當年是什么樣。

　　老李說：“打人以后的好幾年，街上都是冷冷清清，一過傍晚，沒人敢在街上走。后來才恢復了熱鬧�！睆睦侠钅抢镏�道，極少數(shù)兇手在苦主努力追究下，行兇幾年后受到如下處理：

　　高福興、胡德福分別被判８年徒刑（另一種說法是判１４年，在“干�！钡模赌甑中唐冢�而且還得到了提前釋放，至今還享受著退休待遇）；
黎明大隊書記楊萬杰被判８年徒刑，服刑時在獄中自殺；
黎明大隊貧協(xié)主席楊景云被判８年徒刑，出獄后兩、三年病死；
東黃垡大隊“文革主任”被判監(jiān)外執(zhí)行（時間不詳）。

　　我所采訪的人，沒有不說對他們的處理真是太輕了。

　　但是，他們沒有“老紅衛(wèi)兵”那樣的好運，因為他們沒有那樣的出身——血統(tǒng)論主宰著一切！

　　趁天色還不晚，我又到了西梁各莊王世榮家。７７歲的王老漢患了腦血栓，已經(jīng)很難用語言表達了。提起當年的事，他立刻含糊不清地說了起來，還說到東梁各莊活埋了一個人，正想再往下說，語言障礙更加明顯，急得他煩躁不安，談話只好中斷。

　　從他和老伴兒那里得知，當年去公社開會、去市里上訪的有三個人，如今兩個已經(jīng)去世，唯一存活的他又是這種狀況——珍貴的史料就是這樣遺失了。

　　幸虧經(jīng)村里一位老人的建議，我找到了當年也是村干部的劉尚彬家，他雖然沒參加公社的動員會，但是主張并參加了到北京市里的上訪。

　　老劉今年６１歲，“文革”那年他２７，在大隊干部里，還算比較年輕的。

　　據(jù)他說，６６年８月３０日，他們大隊組織貧下中農(nóng)到北京大學參觀，下午回到公社，剛一下車，有人就通知大隊干部留下開會。王世榮等三人留在公社，老劉帶著社員回家。

　　這個會，就是要各大隊屠殺“五類分子”的動員會。會議整整開了一宿，天快亮的時候，干部們才回到各隊。會上說，北邊有股潮流——“階級敵人”要殺貧下中農(nóng)，所以貧下中農(nóng)要先下手，從８月３１日開始，殺光“五類分子”。

　　西梁各莊大隊的干部們研究，知道自己并沒有處死他人的權(quán)力，認為公社的這種決定有點反常。他們采取的辦法是，到市里咨詢一下，看看更高的上級是不是也號召殺死“階級敵人”。

　　他們先到了國務院，沒有人來接見。又到國務院設(shè)在府右街北口的接待站，那里的工作人員告訴他們，起碼七天以后問題才可能解決。他們再到北京市委接待站，受到了李（女）、王二人的接待，而且表揚了他們的舉動；
這兩個人還說，他們只知道馬村正在殺人，還不知道大辛莊也開始殺人了。他們表示這么殺人不對，一定會向大興縣過問此事。

　　老劉說，他們從北京回來，認為得到了明確的指示，肯定自己做對了，于是召集“黑五類”們開會，傳達“十六條”精神（其中有一條是“要文斗，不要武斗”），讓他們安心。這些“黑五類”們，頭發(fā)都被剪得亂七八糟，又受到了幾天的驚嚇，一個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得知自己和家人不會被無緣無故地殺害了，感動得不得了，一個勁地表示，今后一定好好干活，領(lǐng)導讓干什么就干什么。

　　９月１日以后，縣長付華忠和軍代表劉英武，到大辛莊公社給大隊以上干部開會，傳達上級禁止屠殺的指示，幾個殺了人的大隊還很不服氣，堅持認為他們做得對。他們甚至對沒執(zhí)行殺人命令的大隊干部懷有敵意，指責不殺人的干部向“階級敵人”妥協(xié)，而且還強調(diào)，即使錯了也是執(zhí)行公社的命令。

　�。叮钢粒叮鼓觊g，老劉在大興縣的鵝房干校，見到高福興、胡德福在那里下放勞動。７０至７１年，要求處理他們的呼聲太大，才給他倆和幾個大隊干部判了刑。據(jù)說在判刑前，高福興被安排在禮賢公社當干部。８６年，對他倆又進行了重新處理，這次似乎減輕了他們的個人責任，強調(diào)了當時的環(huán)境因素。

　　四、北臧公社北臧公社位于大興縣西部，那里的屠殺行動要早于大辛莊，從６６年８月２７日就開始了。有三個大隊殺人，分別是：新立村死５３人，馬村死３４人，六合莊死１１人，共計９８人。

　�。梗改瓿霭娴摹赌莻�年代中的我們》（遠方出版社）一書，有一篇張連和先生的文章《五進馬村勸停殺》，描寫了他親眼見到的殺人現(xiàn)場：

　　“刑場設(shè)在大街西頭路北的一家院子里，有正房５間東廂房三間。我們排隊進院時，看見活人被捆綁跪著，死人橫躺豎臥，鮮血染地，慘不忍睹。有兩輛小推車往院外運尸體（據(jù)說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審問者個個橫眉冷對，耀武揚威，個個手持木棒、鐵棍和釘著釘子的三角皮帶，他們高聲逼迫被審者交出‘槍支’、‘地契’、‘變天帳’；
只要說沒有或者不吱聲，兇器就會伴隨著呵斥聲雨點般打下去。被打死的，等車外運，沒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見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男孩兒，長得非常漂亮，被反綁雙手跪在７０多歲的奶奶身邊兒，非常害怕地看著持棍者，生怕災難落在自己身上。只見一個持鐵棍的年輕男子來到小孩兒身邊厲聲問：‘快說，你們家的變天帳藏在哪兒了？’小孩兒哆里哆嗦地說：‘不……知道！’‘我叫你不知道！’那人說著揚起鐵棍向小孩兒砸去，正砸在背后的手上，只聽‘撲’的一聲，小孩兒左手的無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斷裂，鮮血如同水壺往外斟水一樣，嘩嘩地往地上流……接著又逼他奶奶交代……一個民兵似的人物把一名中年婦女拉進刑場院內(nèi)，一腳把她踢跪在地上，這時，來了一個手持剪子的年輕婦女，把這位中年婦女的頭發(fā)剪掉，接著審，她不言語，被兩皮帶打躺在地……

　　兩個人抬起一個被打死的人裝在小推車上，還沒推出院門又活了，一掙扎掉在地上，一個人上去狠拍兩鐵鍬，又裝在車上運走了……他們要一位３０多歲的小伙子交出‘準備反攻倒算’的槍支，因受刑不過說在家中東屋頂棚內(nèi)。于是，派出兩個人隨他回家抄取。到家后一找，頂棚里沒有，又指挖房山、影壁、院墻，均未找到。小伙子又被打，他又說在自家墳地內(nèi)。于是，又帶他去墳地，當他們走到街上一個水井旁時，小伙子冷不防一竄跳入井內(nèi)。他們說小伙子是自絕于人民，也不管他死活，用繩子拴牢大四齒續(xù)到井里往外撈……

　　“……他們在村內(nèi)東、南、西、北四方設(shè)四個監(jiān)獄，分男老、男壯、婦女、兒童四監(jiān)，另設(shè)一個刑場，隨捉隨人，隨提隨審，隨殺隨埋，真乃一條龍行事。他們從８月２７日夜陸續(xù)將‘壞人’入獄至９月３日，長達一周的時間，雖然每天都送點兒吃的，但也食不飽肚。在放人的這天，我們來到監(jiān)禁兒童的地方，有人將生秋茄包子放在孩子們的面前時，個個爭搶食之，狼吞虎咽，那情景令人落淚。”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０日，我見到了張連和先生，表達了我對他當年冒死救出馬村１０８人的敬意。１９６６年９月１日，縣委書記王振元帶領(lǐng)張連和等十余人，到馬村勸阻殺人。殺紅了眼的民兵們“手持木棒、鐵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有的還手持鐵鍬、刀子”對來人“如臨大敵，不準前進一步，否則后果自負。原來，馬村的殺人干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設(shè)立三道防線，不準出入。”王振元他們硬沖了三次，才被允許排隊進入殺人現(xiàn)場。又與大隊書記李恩元談判，從下午直到半夜，才說服了他們停止殺人。李恩元們反復強調(diào)的就是：“不叫殺了，他們反過手來殺我們貧下中農(nóng)怎么辦？”、“要求殺絕，不留后患”。

　　事隔三十多年，張先生想起當年的行動還有些后怕。那個年代，想給誰扣個“帽子”非常容易，向著“階級敵人”說話，起碼算得上“階級立場”有問題。這種不明不白就送了命的有的是。和他一起去勸停殺的人中，有的被嚇得幾乎堅持不住，可見當時的恐怖場面。

　　我很關(guān)心他在文章中寫的那個漂亮的小孩和跳井的青年的命運，他難過地說：

　　“都死了。小孩失血過多，不久就死了。那個青年被從井里勾出來，身上扎得亂七八糟，弄到地面，又挨了一陣鐵鍬、棍棒的毒打，不被淹死也被打死了�！彼�形容李恩和的外貌，正是我在獄中所見到的“屠戶”，據(jù)他說關(guān)押不長時間就被釋放回家。

　　我又問到縣委書記王振元的下落，據(jù)他說，６７年王被揪回浙江省樂清縣被批斗，從此再也沒有消息。張連和曾三次用公函找當?shù)亟M織部查問，均未得到回音。

　　為了了解北臧公社的情況，我又拜訪了“文革”時在大興縣文化館工作的王哲仁先生，他曾經(jīng)對北臧公社的屠殺事件做過細致地調(diào)查，他本人就是北臧村人。

　　王先生在４９年以前就為共產(chǎn)黨做事，解放后是北臧村第一屆團支部書記、副村長，王夫人是第一屆村婦聯(lián)主任。４９至６３年間，給老王定為中農(nóng)，到了６３年以后，由于強調(diào)了階級斗爭，把他的成分改為地主，為此險些要了他一家人的命——幸好北臧村沒有殺人，否則他家絕對逃脫不了。

　　提起那段痛心的日子，老王馬上想到了５４年和他一起學舞蹈的學員，當時都是風華正茂的青年，一個家在大辛莊的東安村叫方俊杰，一個家在大辛莊的昕生叫譚潤方，死得都非常慘，據(jù)說譚潤方的女兒也被鍘死了。老王至今都十分惋惜。

　　同樣讓他們夫婦傷心的是，王夫人表姐一家有四口人住在北臧公社的新立村，也都死于非命。王夫人的表姐夫在“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中被處死，從此這一家人就成了異類。幸好兩個成年的兒女進城參加了工作，村里的人去工作單位要他們回來，單位沒放，總算躲過了這次劫難，可是家里的寡母和弟弟妹妹卻沒有躲過去。他們上中學的妹妹，就是在放學的路上被活活打死的。

　　直到今天，王夫人那位幸存的外甥女，還沒有從當年的陰影里擺脫出來—５５歲了，還過著單身的生活——她想起親人的遭遇，就失去了生活的熱情，自然對家庭也沒有了興趣。

　　老王的大兒子，親眼見到了新立村的殺人。６６年８月２７日那天，他們一幫學生游斗北臧中學校長馬澤林，走到了新立村。村干部把村里的“黑五類”們也押來陪斗，讓“黑五類”們跪在玻璃碴上，直到碎玻璃都扎進了膝蓋。一群打手覺得還不解氣，又用棍棒沒死沒活地朝“黑五類”的頭上、臉上亂打。

　　學生們看出來打手露出的殺氣，嚇得急忙把校長團團圍住保護起來——他們雖然游斗校長，并沒有想要他的命。

　　“黑五類”們滿頭滿臉的鮮血，更激起了打手們的獸性，他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黑五類”們連大人帶小孩兒全都活活打死了。

　　行兇的動機，不少都出于個人的恩怨，甚至是為了一點兒私利。有一戶姓陳的戶主當過偽軍，論成分，他家還應該算是貧農(nóng)，殺不殺這一家，村干部很有爭論。

　　陳家的兩個兒子跪下央求說：“別殺我們，我們不為父親報仇。”一個姓田的不由分說，用殺豬的通條扎死了這一家人，原來他欠了這家的錢。也有的人借過“五類分子”的東西，急于殺人賴帳。更有甚者，霸占“黑五類”婦女，美其名“給你換換成分”。

　　行兇的人心態(tài)也各不相同。在新立村，有個趕車的把勢，在裝運尸首的時候，發(fā)現(xiàn)一個三歲的女孩兒還有一口氣，他看她可憐，為了救她，把她藏在車轅底下。

　　不料在車子的顛簸中，女孩兒蘇醒過來，被別的打手發(fā)現(xiàn)，過去就把她劈成了兩半兒。車把勢終于忍無可忍，扔下鞭子不再干了。

　　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些甚至是打手們精心的策劃。比如一幫打手守在被還人的屋門口，把被害人叫出來，被害人剛一出屋，他們就用事先準備好的鐵絲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兩邊使勁勒，讓他出不了聲音就被勒死，然后好接著叫他家的別人。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門口拉好了電線，人一出來上去就電，為的也是不讓他出聲，好順利地殺害他的全家……。

　　最殘酷的莫過于對待老人和小孩兒，因為他們沒有任何反抗能力，兇手毫無顧慮，可以為所欲為。受難者只能眼睜睜地走向死亡。在馬村，有一對被活埋的祖孫二人，當兇手們向他們身上揚土時，懷中的小孩兒說：“奶奶，迷眼。”老人說：“一會兒就不迷了”……。

　　五、結(jié)束語事情雖然過去三十多年了，每當回憶起這些曾經(jīng)發(fā)生在身邊的丑聞，總是難以克制憤恨、悲涼的心情。所以憤恨，是因為兇手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他們給全體民族帶來恥辱；
而且，至今他們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所以悲涼，是因為人的生命竟會這樣輕易地被剝奪，誰能保證，下一個不會是自己？而且，至今沒有一個當年的兇手出來道歉或者懺悔。

　　不能懲惡，談不上社會的穩(wěn)定；
不會懺悔，就沒有進步的可能。

　　一個疑問永遠在纏繞我：我們就是這樣一個丑陋的民族嗎？

　　在采訪的時候，大辛莊方圓幾十里的農(nóng)民都說，大辛莊可是個好地方——周圍都是沙包地，惟獨那里是膠泥地，產(chǎn)糧多；
那里還是個“文化村”，出過許多“文化人”。

　　這么一個生活富足、文明程度較高的村落，怎么就變成了殺人魔窟？那里的人怎么了？

　　中國人怎么了？

　　我想，通過一個一個地區(qū)的調(diào)查，我們會解開這個迷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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