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最高法院在《紐約時報》案（1964年）中確定了誹謗訴訟的 “確實惡意”原則。在后來的名譽權(quán)官司中，美國最高法院又把這一原則的適用范圍從官員擴大到“公眾人物”。由于何謂“公眾人物”缺乏明確的定義，由此引發(fā)了媒體濫用新聞自由權(quán)的傾向。為此，最高法院在1974年又做出了縮小《紐約時報》原則適用范圍的裁決。新聞自由權(quán)和個人名譽權(quán)是現(xiàn)代社會中最重要的兩種公權(quán)和私權(quán)，美國最高法院不得不艱難地在這兩者之間維持某種動態(tài)的平衡。

　　在討論新聞自由和名譽權(quán)案件時，國內(nèi)法律學者們經(jīng)常提及的一個參考案件是1964年發(fā)生在美國的《紐約時報》公司訴薩利文案（以下簡稱《時報》案）1。但是，這一當時只涉及政府官員公職行為的原則，何以會逐漸擴大到“公眾人物”？如何確定公眾人物？是否在所有涉及公眾人物的誹謗案中，大眾媒體都可以免責？如何能夠在保證新聞自由的前提下，保護個人的名譽權(quán)？對這些問題，國內(nèi)學者較少論及。本文試圖描述《紐約時報》案原則的確定、發(fā)展和收縮的過程，探討其中的原因。這或許對目前國內(nèi)因民法典的起草而出現(xiàn)的有關(guān)公眾人物名譽權(quán)的討論有所啟示。

　　（一）

　　《時報》案是美國憲政史上一個里程碑式的判決，其源起與當時美國國內(nèi)風起云涌的民權(quán)運動密切相關(guān)。為了擴大黑人民權(quán)運動的影響，爭取社會支持，1960年3月29日，64位著名民權(quán)人士購買了《紐約時報》一個整版的篇幅，刊登了題為《請傾聽他們的吶喊》(Heed Their Rising Voices)的政治宣傳廣告，為民權(quán)運動募捐基金。這幅廣告猛烈地抨擊了美國南方各級政府鎮(zhèn)壓民權(quán)示威的行徑，其中特別譴責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警方以“恐怖浪潮”對待非暴力示威群眾的行為。廣告還稱，這些“南方的違憲者”正在一意孤行，鎮(zhèn)壓和消滅黑人民權(quán)運動及其領(lǐng)袖馬丁·路德·金。后來，這個廣告中有個別細節(jié)被發(fā)現(xiàn)不夠真實。于是，蒙哥馬利市負責警察局的民選市政專員(elected commissioner)薩利文（L.B.Sullivan），寫信給《紐約時報》和部分簽名人士，有求撤回廣告。2在遭到拒絕后，便控告阿伯納斯（Ralph D. Abernathy）等4名在廣告署名的黑人牧師3和《紐約時報》嚴重損害了他作為警方首腦的名譽，犯有誹謗罪，要求50萬美元的名譽賠償。薩利文起訴所依據(jù)的是阿拉巴馬州法：官員可以告指責其職務行為的言論誹謗，但不得請求賠償，除非事先書面要求對方收回言論并遭到拒絕。在他的帶頭下，其他一些被批評的官員也紛紛效法，控告北方自由派的新聞媒體，要求巨額賠償。一時間，《紐約時報》總計被要求索賠達五百萬美元之巨。

　　根據(jù)美國聯(lián)邦法律，只有原告和被告雙方完全屬于不同的州，才可以由聯(lián)邦法院審理�，F(xiàn)在，除了《紐約時報》作為附帶被告外，原告薩利文和四名被告都是本州人，所以，此案遂由當?shù)胤ㄍ�審理。而根�?jù)阿拉巴馬的州法，只要證明出版物的文字是“誹謗”，即使原告沒有提供任何證據(jù)證明自己金錢上的損失，原告也可以提出民事賠償要求，據(jù)此，由清一色白人組成的地方法院陪審團判決被告《紐約時報》應付原告50萬美元名譽損失費�！都~約時報》不服，作為自由派的大本營，它決心把官司鬧大，爭取通過最高法院的直接干預來解決問題。否則，以后類似因報道有誤而產(chǎn)生的官司還會接踵而來。

　　歷時兩年，這場官司才打到阿拉巴馬州最高法院�！稌r報》的立場很明確，裁定報紙誹謗罪違反了美國憲法保護新聞自由的第1條修正案。1962年8月，州最高法院維持原判，并給誹謗罪下了一個很寬的定義：“任何刊出的文字只要有損被誹謗者的聲譽、職業(yè)、貿(mào)易或生意，或是指責其犯有可被起訴的罪行，或是使其受到公眾的蔑視，這些文字便構(gòu)成了誹謗......”�！都~約時報》還是不服，遂聘請哥倫比亞大學著名憲法權(quán)威維克斯勒教授（Herbert Wechsler）和聯(lián)邦前司法部長布朗尼爾（Herbert Brownell）為律師，上訴到聯(lián)邦最高法院。聯(lián)邦最高法院認為這一官司事關(guān)重大，涉及到對公職人員的輿論監(jiān)督，更涉及到美國憲法第1修正案中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這樣最根本的公眾自由問題，遂接下了這一案子，并在1964年3月以9比0一致推翻了州法院的判決。

　　最高法院的判決書，是著名的開明派大法官威廉· 布倫南(William J. Brennan，Jr.) 的杰作。在判決書中，布倫南首先指出了問題的重要性：如果阿拉巴馬的作法“適用于公職人員起訴哪些評判其執(zhí)行公務行為的批評者的話，那么，由第1和第14條修正案保護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是否會因此受到損害”？回答是肯定的。因為在大法官們看來，美國憲政史上沒有任何判決“贊成以誹謗罪壓制對公職人員執(zhí)行公務行為的批評”。4他們裁定，讓新聞媒體保證每一條新聞報導都真實無錯，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美國上下普遍認同的一項原則是，對于公眾事務的辯論，應當是毫無拘束、富有活力和廣泛公開的。它可以是針對政府和公職官員的一些言詞激烈、語調(diào)尖刻，有時甚至令人極不愉快的尖銳抨擊”。判決還進一步引用以前的有關(guān)判例，指出“本案涉及的政治廣告，就是對當今一個重大的公共問題表示不滿和抗議，它顯然有權(quán)得到憲法保護”。即使它的各別細節(jié)失實，有損當事官員名譽，也不能成為壓制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理由，仍然應該得到憲法第1條修正案的保護，只有這樣，“言論自由才有存在所需的‘呼吸的空間’”。5

　　雖然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高高在上，但在1950－60年代，他們對平頭百姓的憲法權(quán)利卻極為敏感，能夠設(shè)身處地地了解他們批評政府官員時的難處。很顯然，民眾無權(quán)又無勢，在揭發(fā)批評政府官員濫用權(quán)力時怎么可能百分之百的準確呢？“如果以法規(guī)強迫官方行為的批評者保證其所述全部情況屬實，否則動輒即判有誹謗罪、處以不限量的賠償，則可能導致‘新聞自我檢查’(self-censorship)。如果要求由被告負責舉證，證明其所述情況屬實，被禁錮的則將不僅僅是不實之詞......，更令官方行為的潛在批評者噤若寒蟬。即便他們相信自己的批判無不實之詞，也會因為他們無法確定自己在法庭上能否證明所述情況屬實，或是擔心付不起訟訴費用，而在發(fā)表言論時多半會 ‘遠離非法禁區(qū)’。這種法規(guī)阻礙公共辯論的力度，限制公共辯論的廣度” 。67

　　為此，針對公職官員對新聞媒體提出的誹謗案，布倫南第一次申明了一條非常重要的原則：當公職官員（public officials）因處理公眾事務遭受批評和指責，致使其個人名譽受到可能的損害時，不能動輒以誹謗罪起訴和要求金錢賠償，除非公職官員能拿出證據(jù)，證明這種指責是出于“確實惡意”（actual malice ）。什么是“確實惡意”呢？最高法院解釋說，那就是“明知其言虛假，或貿(mào)然不顧（reckless disregard）它是否虛假”。8

　　雖然9位大位大法官一致同意判《紐約時報》勝訴，但理由卻不盡相同。9布萊克(Hugo L. Black)大法官特別提出了他的補充意見，因為他是美國憲法第１條修正案最堅定的支持者，主張盡可能寬泛地解釋第１條修正案所保證的各項公眾自由，倡導并實踐了“第１修正案絕對論”。10他的意見得到了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和戈德堡(Arthur J. Goldberg)兩位大法官的贊同。在補充意見中，布萊克再次表達了他出對言論自由的堅定信念，指出即使按最高法院的定義，“惡意也是一個難以確定、抽象的概念，證明其有，證明其無也難”。他認為有必要對新聞界進行絕對的保護，誹謗罪成立的前提是言論者有‘惡意’，但這一要求對言論自由所提供的保護太弱�！耙虼�，我投票推翻原判的唯一理由是幾位被告有絕對和無條件的憲法權(quán)利在《紐約時報》的廣告中批評蒙哥馬利市各級政府機構(gòu)及其官員”。

“我認為，一項隨心所欲言說公共事務的無條件權(quán)利，是第一項修正案的最低保證。”11言下之意，即便能夠舉證批評者有“惡意”，其言論自由也應當?shù)玫奖Ｗo。

　　盡管有這種不同意見，布萊克仍高度贊揚布倫南大法官的工作，他在庭辯期間給布倫南寫了一個如下的便條：“你當然知道，盡管我的立場和我寫的意見〖與你不同〗，但是，我認為你在時報案上的工作實在出色。這一刻終于來到了，它注定是通向保護思想交流權(quán)利的一大步”。12就在判決公布后幾個小時，《紐約時報》發(fā)表聲明，稱“法庭的意見使得新聞自由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有保證”。13應該說，最高法院的判決反映了美國主流精英的兩項基本的價值判斷：一是相信真理是在辯論中獲得和發(fā)展，所以不能壓制公共辯論；
二是認定政府乃“必要之惡”，“自由之天敵”，故必須防備、限制官員干涉和操縱輿論。

　　最高法院的這一判決，以美國憲法第1條修正案對新聞和言論自由的保障為由，不但免除了被告舉證其言論真實性的負擔，取消了懲罰性賠償，而且反過來要求原告去承擔證明被告“確實惡意”的責任，而這一舉證是如此困難，幾乎使美國各地誹謗法中對執(zhí)行公務而招致批評官員的保護難以執(zhí)行。同樣重要的是，這一判決使第1條修正案的涵蓋范圍發(fā)生了革命性的變革，將原屬于侵權(quán)法范疇的誹謗責任也納入到它的保護范圍。這不能不歸功于《紐約時報》律師維克斯勒教授的遠見卓識。在上訴過程中，這位憲法權(quán)威放棄了處理這類案件的傳統(tǒng)作法，跳出侵權(quán)法的范疇，不再糾纏于誹謗是“受保護的”還是“不受保護”的言論，轉(zhuǎn)而牢牢抓住憲法第1條修正案保護言論自由這一點，強調(diào)誹謗罪成立的巨大危險，即它可能會妨礙美國人最為珍視的言論自由的表達權(quán)。由于突出了限制言論自由的可怕后果，他促使最高法院對言論自由保護條款采取了更敏感、更少程式化的理解和解釋，這一全新的解釋方式成為憲法第1條修正案司法管轄的里程碑。因為最高法院不僅僅是重申了第一修正案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它實際上是把傳統(tǒng)上由各州用普通法管轄的誹謗罪也納入到了憲法的保護范圍，“確實惡意”幾乎成為以后衡量所有類似誹謗案的惟一標準。

　�。ǘ�）

　　《紐約時報》案確立的這一原則最初只適用于擔任公職的政府官員，但后來，最高法院又通過其他幾個判決，將“確實惡意”原則的適用范圍從執(zhí)行公務的政府官員，擴大到為公眾所知的人物，即公眾人物（public figure）。公眾人物這個概念非常模糊，沒有明確、具體的定義，基本上是根據(jù)不同的案子的具體情況，由法官酌情掌握。這樣一來，在涉及公眾人物的誹謗案中，最高法院不再是全體一致，而是產(chǎn)生了廣泛的分歧。

在1967年科蒂斯出版社訴巴茨案14中，最高法院駁斥了紐約時報案原則只適用于“煽動性誹謗”（seditious libel）的說法，強調(diào)時報案所確立的原則，是基于全國上下普遍認同的一項看法，即對公眾事務的辯論應該是“毫無拘束、富有活力和廣泛公開的”。因此，它的結(jié)論是，凡就公眾事務而涉及公眾人物的誹謗性言辭，同樣適用于“確實惡意”標準，這就大大擴展了新聞自由的保護范圍。在1971年另外一個誹謗案子（羅森布魯姆訴都市媒體公司案）中，最高法院雖然認可了下級法院的裁定，但卻無法達成一個多數(shù)意見，形成了“各說各的”多元意見。布倫南大法官提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只要誹謗陳述涉及到“公眾或普遍注意的問題（mater of public or general interest），任何個人都可以受到時報案原則的保護”。15這意味著所謂公眾人物完全由所涉及問題的性質(zhì)來界定，如此一來，不僅娛樂界的大腕，體育界的明星，而且工商界的大亨，學術(shù)界的精英，甚至是某一社區(qū)的頭頭腦腦，只要涉及到公眾問題，對他們不實之詞的攻擊都可以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庇護。因此，這些人在拋頭露面、出盡風頭的同時，就不得不犧牲自己的一些權(quán)利，忍受著被新聞界曝光揭短的尷尬。這就是所謂作名人的難處。

　　由于聯(lián)邦最高法院從來沒有給“公眾人物”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完全由下級法院根據(jù)案件的具體情況，酌情處理，因此難免出現(xiàn)一些問題。一些缺少自律的新聞媒體開始濫用時報案原則及其推論，出于狹隘的商業(yè)或集團利益考慮，對它們所討厭的各種人物，曝光揭短，甚至是漫罵攻擊，嚴重損害了被戴上“公眾人物”帽子的普通人物，而一些下級法院對公眾人物的寬泛解釋，讓一些實際上的平頭百姓受到誹謗、名譽受損時，告狀無門，痛苦不堪。在這樣的背景下，最高法院開始不得不注意這一問題, 重新考慮“確實惡意”原則的適用范圍和具體標準。但是，由于這一問題這涉及到美國人最珍視的兩種權(quán)利――新聞自由權(quán)和個人名譽權(quán)――之間微妙的平衡，處理起來極為棘手。直到1974年，最高法院才最終有機會在格茨訴韋爾奇公司案16中，對自己的立場進行微調(diào)。

　�。ㄈ�）

　　格茨案發(fā)生在1969年。當時，一名芝加哥警察亂殺無辜，被法院判處謀殺罪。同時，受害人家屬聘請的律師格茨（Elmer Gertz）還向該警察提出損害賠償?shù)拿袷略V訟。由韋爾奇公司出版的、美國極右組織伯奇協(xié)會17的月刊《美國輿論》（American Opinion）雜志，對格茨恨之入骨，在沒有任何證據(jù)的情況下，發(fā)表文章攻擊格茨，誣蔑他有犯罪記錄，并指責他是一名“列寧主義分子”，一個“共產(chǎn)黨的頭面人物”，在刑事審判中有意陷害被控的警察，其目的是為了摧毀當?shù)氐乃痉�機關(guān)。這篇文章嚴重損害了格茨的名譽，致使其律師業(yè)務大受影響。為此，格茨提起誹謗（defamation）訴訟，要求韋爾奇公司賠償損失。但聯(lián)邦地方和上訴兩級法院都以格茨無法證明被告“確實惡意”為由，根據(jù)《時報》案的先例，判其敗訴。18

　　幾經(jīng)周折，格茨在五年之后（1974年）終于把案子上訴到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以5比4的投票結(jié)果，推翻了上訴法院的裁決，將案子打回到一審法院重審。這一判決對《紐約時報》案原則作了的重大限制，裁定它不適用非官員和非公眾人物尋求賠償?shù)恼u謗案，即使被指控為誹謗的陳述涉及到“公共關(guān)注”事情。

　　小鮑威爾（Lewis Powell）代表最高法院發(fā)表了多數(shù)意見。19他首先承認，處理這類案件的困難性：為了在誹謗法與憲法第一條修正案之間“確定適當?shù)膮f(xié)調(diào)關(guān)系”，司法部門“作了將近十年的努力”。他指出，格茨案涉及的問題的確是“公眾關(guān)注”（public concern）問題，但是，這不足以構(gòu)成被告就理所當然地獲得憲法的保護�！稌r報案》原則及后來的延伸是正確的，但“在僅涉及出版和廣播媒體利益時〖即非公眾利益――本文作者按〗，它們并不能成為免除責任的理由。而且，我們相信《紐約時報》案原則表明，即使在公眾人物提出的誹謗案中，也存在一個〖第一修正案〗保護與各州有限權(quán)益之間的協(xié)調(diào)(accommodation)問題。”20雖然最高法院死不認錯，但它實際上是修正了布倫南在上述1971年誹謗案中的極端立場。實際上，這里的利害關(guān)系很容易理解，試想一下，如果小人物起訴媒體的誹謗罪成立，新聞媒體就將付出巨額賠償。這樣情況下，媒體最佳的選擇便是“假公濟私”，從保護自己私利出發(fā)，打著公益和公眾的旗號，拉大旗作虎皮，要求憲法的保護，免除普通法中誹謗之責。

　　接著，最高法院還認定，格茨算不上不是公眾人物。雖然他是一位出色的律師，在民權(quán)領(lǐng)域和法學界有些聲望，但并沒有到達眾所周知的地步，“我們不能輕易就認定，一位公民參加社區(qū)和專業(yè)領(lǐng)域的事務就可以隨便說他公眾人物”。21法院進一步解釋說，和公共人物不同，私人不愿主動在媒體上曝光，也沒有什么渠道接觸媒體，因此很難有效地反駁誹謗，更容易受到誹謗言論的傷害，因此，他們比官員和公眾人物更有權(quán)利要求補償。只要出示出版商和廣播公司偶然散布的誹謗材料，而不一定要滿足“確實惡意”的標準，他們就可以根據(jù)各州的普通法，要求法院來為自己恢復名譽，并對其實際遭受的傷害給予補償。法院表示，這類案件基本是各州普通法的管轄問題：“在執(zhí)行對私人名譽傷害的賠償方面”，各州擁有“令人信服和合法的權(quán)益”。22

　　但是，為了保證各州的這一權(quán)益和《時報》案原則的平衡，最高法院也裁定，對傷害人的賠償“不能超過實際的傷害”。雖然法院認定“精神損失”（mental anguish）構(gòu)成了實際傷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如果私人原告還要求法院對誹謗者處以懲罰性賠償（punitive damages），則必須提出“確實惡意”的證據(jù)。23不過，格茨案有個明顯的弱點，就是它沒有說明，為什么讓憲法來代替普通法中的誹謗原則，適用到所有涉及私人原告的案子。1985年，最高法院又開始縮小格茨案的適用范圍，它在一個相關(guān)的案件中裁定，適合于格茨案所確定標準的案件，需要同時滿足兩個條件，即盡管當事人是私人，但所涉及卻是“公眾關(guān)注”（public concern）的事情。24

　�。ㄋ模�

　　美國最高法院對《紐約時報》案的判決及其有關(guān)延伸是否有失均衡和明智，美國學術(shù)界的相關(guān)評論褒貶不一、見仁見智。但對美國新聞界而言，《紐約時報》案是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判決。其原因在于，盡管憲法第１條修正案對新聞出版和言論自由提供了憲法保護，但是，由于制憲者的意圖和聯(lián)邦制的特點，包括第１條修正案在內(nèi)的前十條修正案（也稱《權(quán)利法案》長期以來一直被法院認定只約束聯(lián)邦政府。直到1930年代，最高法院才以憲法第14條修正案中的公民“平等法律保護”原則為由，一步步地把《權(quán)利法案》的適用范圍推廣到對州的約束。但這一過程相當緩慢，一直到時報案判決作出，各州在涉及名譽權(quán)官司時，都是沿用來自英國普通法傳統(tǒng)的誹謗法。

　　為了保護個人利益，傳統(tǒng)的誹謗法更多地偏向原告的利益。通常，被告要洗去誹謗之名，必須要承擔舉證之責，證明其所公布內(nèi)容符合事實；
而原告要贏得官司，卻不一定要舉證說明有關(guān)材料不實。而且，被告無意出錯或疏忽大意，也同樣要承擔全部責任。毫無疑問，傳統(tǒng)的誹謗法的確遏制了一些個人、社團和媒體不負責任的做法，避免了所謂“流言殺人”的悲劇。但同時，誹謗法嚴苛的責任制也可能會限制民眾的言論自由，特別是批評政府官員的權(quán)利。因此，在英美的司法實踐中，對于出于公共利益而批評政府的言論，法庭有時還是網(wǎng)開一面。被新聞界認為新聞史上“新聞自由第一案”的曾格案就是典型。1734年，英屬北美殖民地的出版家約翰·曾格因為公開發(fā)表批評殖民地總督的言論而被控誹謗罪入獄，但陪審團卻宣布他無罪。由此，確立一項行業(yè)（但還不是法律）的原則：對政府的批評是新聞自由的基石。25

　　在個人名譽權(quán)和言論自由權(quán)相互博弈的進程中，現(xiàn)代的誹謗法逐漸成型了，其基本思想就是平衡現(xiàn)代社會中兩種最重要的權(quán)利（新聞自由和個人名譽）之間的沖突：它既允許民眾為公共利益而自由發(fā)言，又對不負責任的言論所產(chǎn)生的損失規(guī)定了刑事或民事處罰。但是，直到《時報》案“確實惡意”原則確立，美國憲法一直沒有直接介入誹謗案的訴訟。

　　由于有了“確實惡意”原則托底，新聞界進行調(diào)查性報道的膽子也就越來越大。從1970年代的水門丑聞和五角大樓文件泄密案，到1980年代里根時期的“伊朗門”事件，再到1990年代克林頓的性丑聞和今天的美軍虐俘事件，新聞界不斷地拋出一個有一個的影響巨大的調(diào)查性報道。雖然媒體也不時地受到誹謗的指控，但其在法庭內(nèi)外的勝訴率卻高達90%。

　　但是，1980年代初的兩個誹謗訴訟案也讓美國新聞界嘗到了苦頭。第一個案件威斯特摩蘭訴哥倫比亞廣布公司（Westmoreland v. CBS）。該案起因是1982年1月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播出的一部電視文獻紀錄片《無數(shù)的敵人》。它透露，當年任侵越美軍總司令的威斯特摩蘭有意向美國總統(tǒng)和國防部謊報軍情，夸大北越軍隊的實力，致使美國在越戰(zhàn)泥潭中愈陷愈深。威斯特摩蘭大怒，以故意誹謗軍方高級將領(lǐng)和美軍部隊名譽為由，將CBS告上法庭，索賠高達1. 2億美元。雖然四年后威斯特摩蘭自行撤回了起訴，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已破費了總數(shù)高達300萬美元以上的律師費，并發(fā)布一個聲明：表示它無意指控威斯特摩蘭不愛國。26

　　第二個案件是沙龍訴《時代周刊》（Sharon v. Time）。此案源自《時代》周刊1983年2月的一篇封面文章。該文揭露說，時任以色列國防部長的沙龍，參與了黎巴嫩長槍黨對巴勒斯坦難民營屠殺的策劃。沙龍一怒之下，在紐約聯(lián)邦地方法院起訴《時代》周刊。陪審團最后裁定，有關(guān)沙龍的報道失實，但是，因為《時代》周刊并不知道報道不真實，故不符合“確實惡意”標準，沙龍無權(quán)得到賠償。

　　在這兩個著名案件中，新聞界盡管沒有敗訴，但其可信度卻大打折扣。人們認識到，媒體在承擔起其監(jiān)督政府責任、扮演民眾的“看家狗”角色的同時，作為為一個行業(yè)，它也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追求自身的商業(yè)利益。這兩種角色有時難免存在矛盾，公益與私利常�；煸谝黄�。重大題材的報道既是媒體社會責任的表現(xiàn)，同樣也是其擴大受眾、增加盈利的途徑。與其他行業(yè)一樣，媒體也以追逐盈利、回報股東為目的，但與其他行業(yè)不同的是，媒體是美國唯一一家其產(chǎn)品受到憲法保護的行業(yè)。它雖然享有這一特權(quán)，但并沒有特別的責任，也無更高的道德追求。而在自我監(jiān)督方面更是差強人意，否則像《紐約時報》這樣最有影響的大報、《今日美國報》這樣發(fā)行量最大的報紙，也不會接二連三曝出造假的丑聞。

　　因此，隨著媒體間競爭越來越激烈以及媒體對民眾的影響越來越大，一些美國人開始抱怨媒體缺少應有的社會責任感，報道的質(zhì)量也越來越“快餐化”，最明顯的例證便是媒體對戴安娜之死和克林頓性丑聞鋪天蓋地般的報道。但堅信新聞自由的人卻認為，強大的媒體、狂轟濫炸般的集中報道是民眾希望媒體發(fā)揮正面作用、監(jiān)督更為強大的官府的必然代價。著名自由派憲法學者德沃金就認為，“如果說新聞界在權(quán)力、資源及影響方面的發(fā)展大大超過了它在18世紀的情形的話，那么，政府在這些方面的發(fā)展則更大，而且政府有能力掩蓋政府本身的犯罪及瀆職行為“”。“新聞具有極大影響力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很多人有理由相信，一個健康而自由的新聞界是對官方掩飾和虛假報道的一個聰明的限制”。27

因此，為了監(jiān)督和制約強大的政府，必須有一個獨立強大的新聞界。但是，為了限制新聞界為了自身的商業(yè)利益而“貿(mào)然不顧”，損害個人的名譽和隱私權(quán)，新聞自由又必須受到誹謗法的限制。為此，美國的司法界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維持這兩者之間微妙的平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格茨案就是這一努力的結(jié)果。但是，越來越多的案件表明，要區(qū)分普通小民和公眾人物絕非易事，特別是在媒體影響空前加強的時代，小人物往往一夜暴名而成為公眾人物。為此，美國的一些州出臺了一些折衷性的法律：如果媒體被控憑空詆毀某人或社團法人，媒體應及時印發(fā)撤回聲明，此聲明要與原報道同樣顯著和引人注目，那么，這個撤回聲明將可以作為以后訴訟中免除懲罰性賠償?shù)囊粋�有力根據(jù)。

　　這樣的做法既可以避免一部分耗費巨大的誹謗訴訟，節(jié)約大量的資源，又可以維持新聞報道的自由，以及報道的及時性。因為對一部分原告來說，他已經(jīng)獲得了一個澄清事實的機會，而無需再花大力氣去證明“確實惡意”；
對媒體來說，雖然丟了點面子，但是，可以節(jié)省一大筆訴訟的資源，即使最后惹上了官司、被判誹謗，也無需支付巨額賠償。更重要的是，媒體能夠在保證最低限度準確性的前提下，最快地向公眾提供它當時認為是可靠的信息，而無需擔心，萬一以后有新證據(jù)表明報道失實而受到當事人的巨額索賠。

　　盡管有這樣的州法和憲法一起為新聞自由保駕護航，但負責任的媒體在涉及個人名譽的報道時，依然是謹小慎微，畢竟，作為基本人權(quán)，名譽權(quán)在現(xiàn)代社會中極為重要，正如格茨案的主人公所云：“傷害一個人的聲譽和傷害一個人的手足同樣重要”。28因此，為了保證高質(zhì)量的報道，也是為了避免曠日持久、耗費巨資的誹謗訴訟，《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全美著名大報先后成立了律師事務部。律師事務部的責任是與編輯和記者合作，確保那些批評政府和官員的重頭文章能在法律上站住腳。對那些可能使當事人的名譽遭受損害的新聞報導，必須反復核定事實的細節(jié)，由律師確認沒有法律方面的麻煩后，才能發(fā)稿。其它一些規(guī)模較小的新聞報刊，大多采取了向保險公司投�！罢u謗保險”的辦法來避險。

　　〖感謝作者遠在美國的老友陳偉先生為本文提供了極有價值的文獻和至關(guān)重要的評論。

　　本文以發(fā)表在《南京大學學報》2004年第3期

　　注釋：

　　1 該案的判決書原文見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S. 254 (1964), http://laws.findlaw.com/US/376/254.html

　　2 當時阿拉巴馬州州長（John Patterson）也步薩利文后塵，對《紐約時報》提出抗議�！稌r報》不得不在1960年5月16日以“時報撤回廣告中的聲明”為題刊登對帕特森州長的道歉。這個“聲明”是指政治廣告的右上方，以時報編輯部名義發(fā)表的一段導言：“由黑人掀起的不斷增長的群眾和平示威運動是南方的新事務，可以理解的事務......,讓國會傾聽他們的呼聲，因為它們將被聽到�！保◤V告的全文影印件見376 U.S. 254附錄），并表示：“刊登一份廣告并不構(gòu)成本報報道的事實新聞，也不反映本報編輯部的意見或判斷。”，轉(zhuǎn)引自Hunter R. Clark, Justice Brennan: The Great Conciliator, NY: A Birch Lane Press Book, 1995, p.216.

　　3 國內(nèi)很多材料上都說金牧師等4人，不確。至少薩利文控告的四人中沒有金牧師的名字。

Hunter R. Clark, p.216.

　　4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 S. 254, 268 （1964）

　　5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 S. 254, 270-272 (1964)

　　6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 S. 254, 279 (1964)

　　7 美國最高法院判決書的最重要的內(nèi)容不是裁決結(jié)果，而是裁決的憲法根據(jù)和推理過程，因為它將成為以后各級法院審理相關(guān)案件的根據(jù)和先例。因此，大法官們非常重視判決書的起草。如果首席大法官(Chief Justice)在多數(shù)一方，他就自己親自或指定一位法官起草判決書；
如果他在少數(shù)一邊，就由多數(shù)派中最資深的大法官自己起草或指定其他法官起草判決書。審理本案時的首席大法官是厄爾·沃倫（Earl Warren, 1953－1969年任職），當時他臨時出任調(diào)查肯尼迪總統(tǒng)遇刺事件特別委員會的主席，無暇起草，便委托其密友布倫南起草。判決書少則數(shù)頁，多則數(shù)十頁，最多的可以長達數(shù)百頁。很多判決書寫得高屋建瓴，旁征博引，蔚為大觀，頗像法學教授的學術(shù)論文。

　　8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 S. 254，280 (1964)

　　9最高法院的判決書無論是全體法官一致同意、還是多數(shù)法官同意，都被稱為法庭意見（ opinion of the court）。有些法官盡管同意判決結(jié)果，但可能不同意斷案的根據(jù)和邏輯，便會另外提出補充意見( concurring opinions，也可稱附加意見)。那些根本不同意判決決定的法官也發(fā)表自己的意見，通稱為少數(shù)意見( minority opinions)，一般是各自撰寫自己的異議（dissenting opinion），所有這些意見都一一記錄在案。在個別案例中，最高法院雖然作出了裁定，但對裁決的理由卻無法形成一個統(tǒng)一的多數(shù)意見，就會形成“各說各的”的多元意見（Plurality Opinion）。在1970年代以后的兩屆最高法院中，這種多元意見時常出現(xiàn)，這說明隨著美國社會的日益多樣化和多元化，憲政和司法問題也日趨復雜，連大法官們有時也無所適從，難以達成一致意見。

　　10 First Amendment Absolutism。針對一些大法官和學者所強調(diào)的，必須在第一修正案所保證的公眾自由和社會權(quán)利之間保持一定平衡的看法，這一理論認為，第一修正案的文本并不允許在個人和社會權(quán)利之間保持平衡，它所列舉的各項權(quán)利是絕對的，不允許任何可能損害這些權(quán)利行使的政府行為。

　　11 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 S. 254, 293， 297 (1946)(concurring).

　　12 Hunter R. Clark, Justice Brennan: The Great Conciliator, NY: A Birch Lane Press Book, 1995, p.231.

　　13 Hunter Clark, p.232.

　　14 Curtis Publishing C. v. Butts, 388 U.S. 130 (1967)

　　15 Rosenbloom v. Metromedia, Inc., 403 U. S. 29, 44 (1971) (opinion of Brennan)

　　16 Gertz v. Robert Welch, Inc., 418 U. S. 323 (1974)

　　17　John Birch Society：美國一家極右的反共政治組織，為紀念伯奇而成立。而伯奇這個人還與我們中國有點關(guān)系。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美國戰(zhàn)略情報局（OSS，中央情報局前身之一）特工，1945年秋，在日本投降后不久，擅自闖入中共蘇北解放區(qū)，因與當?shù)夭筷牥l(fā)生口角而被誤殺。美國國內(nèi)反共反華勢力借機大做文章，成立了這個極右組織。該組織在1960年代因不滿沃倫法院的一系列開明判決，曾經(jīng)在全國范圍內(nèi)發(fā)起過一場“彈劾沃倫”的運動。

　　18 美國激進派憲政學者彼得·伊龍斯把這一冤案作為美國典型民權(quán)案例收錄到《為權(quán)益而戰(zhàn)》（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一書中。見該書第375－387頁。

　　19 除了這個多數(shù)意見外，還有一個補償意見和四個不同意見，說明對這一問題大法官們有著不盡相同的看法。

　　20 Gertz v. Robert Welch, Inc., 418 U. S. 323 , 343 (1974)

　　21 Gertz v. Robert Welch, Inc., 418 U. S. 323 ，351-352 (1974)

　　22 Gertz v. Robert Welch, Inc., 418 U. S. 323 ，348-349 (1974)

　　23Gertz v. Robert Welch, Inc., 418 U. S. 323 ，349 (1974) 在普通法的民事侵權(quán)案子中，勝訴的一方除獲得相應的賠償（compensatory damages）外，為了解恨或公眾目的，還可以要求法院對對方處以罰款，以懲罰對方的錯誤言行。因為罰款可能比賠償要大得多，因此，可能會對潛在的侵權(quán)者構(gòu)成一定的威懾，它可以看作是“懲罰性賠償”（exemplary damages）。這就是為什么最高法院對罰款的要求規(guī)定了比賠償更嚴格的標準。參見 Leonard W. Levy & Karst L. Kenneth L., ed., Encyclopedia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2000, vol. 4, pp.2081-2082.在前述格茨案中，格茨終于在1981年成功地在聯(lián)邦地方法院打贏官司，并證明了伯奇協(xié)會的“確實惡意”，獲得10萬美元賠償和30萬美元的懲罰性賠償。面對這一巨額賠償，伯奇協(xié)會不得不出售辦公樓來償還。

　　24 Dun & Bradstreet v. Greenmoss Builders, 472 U. S. 749 (1985)

　　25 埃德溫·埃默里和邁克爾·埃默里著、蘇金虎等譯：《美國新聞史—報業(yè)與政治、經(jīng)濟和社會潮流的關(guān)系》，北京：新華出版社，1982，第56-63頁

　　26 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yè)的著名記者埃德勒（Renata Adler），以《冒然不顧》（ Reckless Disregard: Westmoreland V. CBS: Sharon V. Time, NY: Alfred A. Knopf, 1986）為題，詳細討論了沙龍訴《時報周刊》和威斯特摩蘭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兩案所涉及的新聞自由與法律限制的復雜問題，批評了新聞界濫用憲法第一修正案賦予的自由。美國自由派憲法學者德沃金對埃德勒的書及相關(guān)的法律問題有深入的分析，補充和反駁了埃德勒的看法。參見德沃金著、劉麗君譯：《自由的法：對美國憲法的道德解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6－375頁。

　　27德沃金著、劉麗君譯：《自由的法：對美國憲法的道德解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4頁。

　　28 彼得·伊龍斯著、上海市政協(xié)編譯組譯：《為權(quán)益而戰(zhàn)》，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第4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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