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身體出奇的棒。當時他年已古稀，雖然鶴發(fā)稀疏，卻有紅潤的童顏。他仍常常在假日到西山去爬山。還常年堅持洗冷水澡，在北京冬天那寒風刺骨的河岸上，老人家光著身子往冷水里跳。

　　馬老給我的第二個印象是說話挺怪。不管是請什么政治權(quán)威人物作報告，他的開場白都是自稱“兄弟”。有一次在國務(wù)院副總理李富春的報告會上，開始之前，他先不是按常例稱贊李富春，而是先說：“今天高教部請客，兄弟我吃了幾杯老酒。”當時，自稱“兄弟”的，在電影中、話劇里，大抵是黑社會分子，或者是國民黨反動軍官。他對于李富春既不尊稱為李副總理，也不更平等地稱他為同志，而是稱他為“李先生”。李富春開始講話以后，他忽然搬了一張椅子，在靠近講臺的地方泰然自若地坐了下來。聽旁邊的同學說，他的耳朵不大好。我覺得他個性鮮明而且好玩。

　　報告結(jié)束的時候，輪到他講話，他本想改稱李富春為“李副總理”，但是不知為什么，說成了“李副總統(tǒng)”，第一次說，大家笑了，沒想到，第二次還是“李副總統(tǒng)”。想來在高教部的酒會上，他真是喝多了。

　　1957年5月，大飯廳面前出現(xiàn)了“民主墻”，中文系的幾個學生要出版一個同人刊物，名字叫作《廣場》，在大飯廳與小飯廳之間豎起橫幅：“救救孩子”。他在人群中出現(xiàn)了，不久就看到墻上有了馬老為《廣場》捐助人民幣500元的消息。很可惜的是，幾天以后，他的助理，宣布馬老撤消了他的捐款，原因似乎是對這個刊物“不大了解”。以我當時的想象力，完全可以推測出一定是有人對他施加了影響。

　　1956年，馬老在《人民日報》上撰文坦率地批評了當時流行的在大學課堂上念講稿的風氣。他說一個教授在課堂花一個小時念的講稿，學生在課堂外，只要20分鐘就可以讀完了。這種念講稿的作風，實在是貽誤青年的生命。一個人一堂課給你浪費40分鐘，幾十個人乃至上百個青年一堂課下來，浪費的生命該有多少？他的這篇文章，在同學之中引起強烈的震動，一時間奔走相告。

　　他關(guān)于人口論的文章在《新建設(shè)》上發(fā)表出來的時候，我并沒有覺得有多么震動。但是，我清清楚楚地感覺到他與嚴厲批判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毛澤東唱反調(diào)。因為毛澤東說過：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勁大。世界上最寶貴的財富就是人，只要有了人，什么困難都可以克服。在這種政治權(quán)威理論的籠罩之下，一些學者(包括一些我所尊敬的學者)對他進行圍攻，其中有王亞南先生。但是令我奇怪的是馬老并不買賬。他在答辯文章中不點名地提到的南方一所大學校長，就是指的王亞南先生。后來，壓力究竟有多大，我在當時是很難痛切地感覺到的。1990年我在德國看到一本著作，說他此時最大的壓力是周恩來找他談話，要他做一個檢討過關(guān)，他痛苦地拒絕了。其實，這在他當年發(fā)表的文章中，就有過暗示，我記得是這樣說的：我年近八十，現(xiàn)在孤軍作戰(zhàn)，雖然有我敬愛的領(lǐng)導的勸告，我也不能放棄真理。

　　后來，弄到學校里要開會批判他了。由于他的地位和聲望，起初，只在哲學樓的一個教研室里開了一個小會，通過擴音器把會場內(nèi)的發(fā)言和他的答辯向全校廣播。馬老仍然平靜地堅持他的觀念。后來，批判發(fā)展到開大會大轟大嗡的程度。記得是由黨委副書記馮定主持，會議開始了很久，馬老不來。派人去“請”來了。他仍然是拿著一張椅子坐在臺前泰然處之。底下就有些年輕人喊口號了。馬寅初很鎮(zhèn)靜地說：我這個人每天洗冷水澡，不管多冷的天都不怕�，F(xiàn)在天氣并不冷，給我洗熱水澡，我就更不在乎了。

　　現(xiàn)在，他的遠見卓識已經(jīng)得到舉國一致的稱頌。但他面對高呼口號的群眾仍然能夠硬著頭皮頂住，甚至還能幽默一番，這是當時的知識分子都絕對不可想象的。像我們這樣一遇到壓力就檢討過頭的茍活的蕓蕓眾生，每憶及此，都不能不感到汗顏。

　　最可惜的是，歷史給他的平反來得太晚了。當平反的通知到達時，他已經(jīng)是百歲老人，坐在輪椅上，對于崇高的贊揚除了木然的表情，臉上已經(jīng)沒有什么鮮明的生命的痕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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