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案”于2002年9月4日在臺灣獲得平反。這時距雷震先生遭至政治構(gòu)陷而入冤獄正好四十二年，距他去世也有二十三年了。臺灣媒體包括海外的一些報刊對此事極為關(guān)注，曾引用于右任先生的著名詩句“不容青史盡成灰”來形容“雷震案”的平反。也就是在這一天，臺灣“國史館”出版了兩冊《雷震案史料匯編》，其中一冊是雷震在獄中十年的手記，可見當時雷震在與臺灣威權(quán)政治統(tǒng)治者抗爭時一種復(fù)雜的心歷路程。之所以說它復(fù)雜，因為雷震不僅與蔣介石有過良好的公私關(guān)系，而且一個二十歲在日本留學時就加入了國民黨、有著三十七年黨齡的人，又是國民黨高層核心人物之一，在自己的晚年毅然決然地為了民主自由理念，不惜與自己的那個黨決裂，通過創(chuàng)辦《自由中國》半月刊與專制進行殊死的抗爭，贏得了當時臺灣社會和民眾的敬意。因此，胡適先生說臺灣的人應(yīng)該給雷先生造一座銅像。

　　1949年對于國民黨來說，是一個風雨飄搖、存亡絕續(xù)的年代。這一段歷史大陸的讀者不會過于陌生，但對于國民黨那邊的情況可能不太了解。本書第十六章“政治上的抉擇”談到了當時國民黨內(nèi)部的一些混亂情景。這一年胡適先生已去了美國，雷震則隨蔣介石去了臺灣，不久被任命為“國策顧問”�！蹲杂芍袊�》是在這一年十一月創(chuàng)辦的，發(fā)起人是胡適、王世杰、杭立武、雷震這幾個人。但不久，國民黨內(nèi)部出現(xiàn)分歧，他們在審視大陸失敗的原因時，一派以蔣經(jīng)國、陳誠等人為主，認為就是民主太多、自由太濫所造成的，而遠在美國的胡適以及在臺的雷震等人則認為恰恰相反，正是自1928年以來國民黨推行“一黨專政”才導(dǎo)致了這一結(jié)局。胡適、雷震等人是少數(shù)派，他們意見不可能得到當局的認可。在這種情況下，雷震以及剛剛創(chuàng)辦不久的《自由中國》將其視野從國際開始向臺灣社會內(nèi)部，發(fā)現(xiàn)了許多問題，開始批評國民黨的一些做法，從1951年始直至1960年因雷震被捕、《自由中國》被迫�？�，一直沒有停止過。蔣介石對雷震大為不滿，認為你雷震是在做我的官，怎么可以像青年黨、民社黨左舜生、張君勱、徐傅霖那些人與我較勁。從此，兩人關(guān)系漸行漸遠，直到雷震被注銷黨籍。

　　《自由中國》在開始時確實得到過臺灣當局的一些津貼，如臺灣的“教育部”、省政府等�？珊髞硪驗楫斁峙c雷震、胡適等人有了矛盾，尤其是在理念上發(fā)生了沖突，這些部門不敢再補貼《自由中國》了，軍隊中原有的訂數(shù)也沒有了。未出二年，《自由中國》變成了一份地道的民營政論刊物，完全靠雷震一個人托朋友四處籌措資金以維持雜志的生存，后來雜志有了廣泛影響，賣得也不錯，情況才好轉(zhuǎn)一點�？蛇@時在印刷問題上又遇到了麻煩，反反復(fù)復(fù)地，不知換了多少家印刷廠，后來胡適回到臺灣居住，從中說了不少好話，幫過不少忙，可見當時國民黨當局對《自由中國》有多么仇視，可這些雷震一個人都扛了下來。所以，我們說《自由中國》之所以能在那樣形勢嚴峻的狀態(tài)下生存十年之久，雷震功莫大焉。當然，胡適先生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他是《自由中國》最初幾年的發(fā)行人，也是編委之一。胡適對雷震的影響最大，雷震這一生對胡適先生都十分尊敬，在牢里還不斷地給他寫信。在雷震六十五歲生日時，胡適借用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為獄中的雷震祝壽。在我看來，這不僅是他們兩人有著共同的理念，同時也惺惺相惜，更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的一種互動,所以歷史學家唐德剛稱雷震是胡適在推行民主自由理念時最好的一個傳人。

　　對于臺灣民主憲政來說，雷震是一位承前啟后的人物。臺灣著名學者錢永祥在接受臺灣《聯(lián)合報》記者采訪時就說過：直至上世紀80年代，臺灣所有重要的政治議題都是根據(jù)《自由中國》的言論來闡述或界定的，《自由中國》對臺灣政治體制和社會關(guān)系所引起的問題，在出刊十年期間幾乎都曾論及......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臺灣新一代不見得都讀過《自由中國》這份刊物，但所使用的語文、基本概念和陳述方式，都是從這份刊物出來的......在臺灣，像柏楊、李敖這樣的人都曾受到過《自由中國》的影響。雷震入獄期間，李敖去探望他；
雷震出獄時，又去迎接他，盡管撲了一個空。作家聶華苓是《自由中國》編委之一，當時負責刊物的文藝版面，她后來回憶起《自由中國》及其同仁時這樣說：“包括雷先生在內(nèi)的一些人，都是大陸以外最好的中國頭腦，他們那種不畏強權(quán)敢作敢為的風骨，對我的影響很大。我覺得作為中國人，或者說，作為一個人都應(yīng)當是這樣的……”李敖也說過，《自由中國》是一個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刊物，他替《自由中國》寫過稿件，當時才是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

　　雷震是一個具有民主憲政理念的人物，他后來之所以成為蔣介石在政治上最強大的敵手，并非空穴來風，而是一個必然結(jié)果。雷震早年留學日本學的就是政治和憲法，與國民黨元老人物戴季陶、張繼有一定過從，也見過孫中山，后來主要是與王世杰關(guān)系密切。王世杰原為武漢大學校長，早年留英留法，學的也是憲政，王世杰當時是法制局局長，后來是教育部長，再后來是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由于王世杰對雷震的賞識，為雷震在當時的中國政壇嶄露頭角奠定了一定的基礎(chǔ)。當然，雷震本人在政治上的突出才干也是原因之一，尤其是他在國民參政會和舊政協(xié)中，從議事組組長，到副秘書長，進而秘書長，特別是與在野黨及民主人士的廣泛接觸中，使他對中國的政治有了更進一步了解；
在國家制憲工作中，雷震也是關(guān)鍵人物之一。雷震的民主憲政觀是漸進式的，反映出當時具著民主理念的一些知識分子在現(xiàn)實政治中的真實處境。雷震不像胡適等人受到過英美憲政的影響，他是留日的，面對國民黨“訓政”時，作為國民黨的高官，很容易站在黨派的立場上給予認同或支持。后來雷震終于明白了“訓政”是有問題的，容易導(dǎo)致專制思想的進一步萌生并影響中國民主化的進程。上世紀四十年代末，雷震與胡適有了更進一步接觸，從此兩人在思想上不可分離。我的一位朋友認為在某種意義上“雷震比胡適更重要”，我雖然理解這句話背后的涵義，卻不同意這種說法。雷震是受到胡適的影響才出現(xiàn)轉(zhuǎn)變并主辦《自由中國》的，沒有這個源頭，一切都無從談起。

　　我寫這本書，完全是出于一個偶然的機會。2000年9月，當“雷震案”在臺灣獲得平反時，南京學者邵建教授提醒我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一個月后，我透過臺灣友人提供的一些史料寫出一篇有關(guān)“雷震案真相”的稿件，《南方周末》“往事”版編輯劉小磊先生很快將它發(fā)表，知名讀物《老照片》執(zhí)行主編馮克力先生又約我和邵建兄寫雷震、胡適與《自由中國》的文章，這才開始進入對這一課題的研究中去。我是一名記者，而且干了十多年。實際上，這對我來說是比較困難的，中國新聞記者所采用的表述語式與學術(shù)語境還是兩回事，寫慣了報紙上的官樣文章，很難把握這類對歷史人物進行研究且有點偏向于學術(shù)性的文字。我本人并不認為這本書寫得如何如何，主要是雷震這個人在政治上大起大落的一生太精彩了，他對于中國民主憲政的進程有著重大意義，一個被胡適認為值得造銅像的人并不太多，可見雷震其人的重要性。

　　杭州學者傅國涌先生在評論這本書時認為是以史家的筆法而不是文學家的筆法，這有點過譽了。我畢竟是一名記者而不是歷史學者。我寫這本書首先是因為自身有一種情懷，其次是這件事比較有意義，再其次，大陸與臺灣至今沒有一本關(guān)于雷震的個人傳記。這本書之所以能夠出版，實際上是包括臺灣地區(qū)在內(nèi)的許多專家、學者無私幫助的一個結(jié)果。如中山大學哲學系袁偉時教授，還是他告訴我研究雷震這個人就必須讀《雷震全集》，當時我還不知道臺灣出版過一套四十多冊的《雷震全集》，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導(dǎo)師高華教授也提醒我要注意當時“改造委員會”這一歷史背景，雷震就是與“改造委員會”中的那些人在政治上存在嚴重分歧，后來才走向決裂的。我寫這本書實際上也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對那一段歷史、對那一群人、對一本雜志，包括后來所發(fā)生的許多事情，我必須懷有一種極大的敬意去面對，否則就不可能完成這本書的寫作。

　　雷震生前所寫的文字有數(shù)百萬言之多，不少都被臺灣國民黨當局焚毀掉了。雷震說民主自由是靠爭取來的，他本人就是一個最勇敢、最堅定的實踐者之一。雖然十年牢獄之災(zāi)，輸了自己的后半生，但《自由中國》十年，卻贏得了一個時代，這充分說明雷震與《自由中國》的影響是深遠的，甚至超出了一個時代有限的表述。雷震在本質(zhì)上是一個真正大陸型的知識分子，盡管他一生的事業(yè)是離開大陸之后才開始的——這是傅國涌先生的評價，我很同意他的觀點。這本書的出版，對研究中國民主憲政以及希望了解這一段歷史的人來說，提供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文本，如果能起到這種效果，我的任完就算是完成了。

　�。ㄔ�載2004年9月1日《讀書時報》第35期，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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