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的關鍵年代。

　　中國共產黨在這一年指揮解放軍攻占了幾乎整個中國大陸，并于10月1 日在北京宣布建立新的中央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南京國民政府及其軍隊退據(jù)臺灣。從此開始了長達五十年隔臺灣海峽對峙的局面。

　　歷史證明，形成1949年戰(zhàn)果并奠定以后五十年中國軍政局面的最重要因素，是在這一年國共兩黨最高層不同的軍事戰(zhàn)略決策及其成敗得失。這最重要的表現(xiàn)就是這年年底發(fā)生的成都戰(zhàn)役與金門、登步之戰(zhàn)，以及中國準備1950 年攻占臺灣計劃的擱淺。這戰(zhàn)果影響了此后數(shù)十年的中國歷史。

　　一

　　國共兩黨經過1946-48 年約三年的內戰(zhàn)，至1949年年初，勝負大局已定。解放軍在經過遼沈、平津、淮海等戰(zhàn)役消滅國民黨軍主力后，于1949年4 月乘勝渡過長江，以不可阻擋之勢迅速南下，先后占領南京、上海、杭州、武漢、長沙、福州以及太原、西安、蘭州等地，至1949年10月直逼兩廣。在這時，國民黨實際統(tǒng)治區(qū)只剩下西南川、康、滇、黔地區(qū)與東南的臺灣等島。當此之時，國共兩黨最高層都面臨著一個共同問題：怎樣確定今后的軍事戰(zhàn)略？無疑，這是關系到國共兩黨的前途與中國政局走向的頭等大事。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最高層，面對著一片大好形勢，在規(guī)劃著徹底消滅國民黨剩余力量，實現(xiàn)\" 統(tǒng)一中國\" 的大業(yè)——這是中國數(shù)千年大一統(tǒng)思想的必然延伸與新政權的必然之舉。在這時，中國最高層把戰(zhàn)略重點與軍事進攻矛頭集中指向大西南地區(qū)，尤其注重于消滅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后重要軍事力量——胡宗南軍事集團，而把進攻臺灣放在次要地位。

　　早在1949年5 月23日，中國軍隊渡過長江占領南京、杭州并即將攻占上海之際，毛澤東就在致各戰(zhàn)略區(qū)軍政負責人的電報中，籌劃與部署此后解放軍各部向全國各地進軍的路線、地區(qū)與任務。他除確定彭德懷的第一野戰(zhàn)軍（以下簡稱“一野”）進軍大西北，林彪的第四野戰(zhàn)軍（“四野”）從兩湖地區(qū)“尾白崇禧退路向兩廣前進”外，以粟裕指揮的第三野戰(zhàn)軍（“三野”）“應當迅速準備提早入閩，爭取于6 、7 月兩月內占領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點，并相機奪取廈門”，但未提及金門、臺灣；
而由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第二野戰(zhàn)軍（“二野”）的任務則是在協(xié)同“三野”渡過長江、攻略皖南、江西，并對付可能發(fā)生的美國軍事干涉，然后，“應準備于兩個月后以主力或以全軍向西進軍，經營川、黔、康”，并明確要求“二野應爭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領貴陽、重慶及長江上游一帶，并打通長江水路�！泵珴蓶|尤其強調，要消滅西南地區(qū)國民黨各軍，特別是胡宗南部，應采取大迂回、大包圍、斷其退路的軍事戰(zhàn)略，他說：“胡宗南全軍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蔣介石、何應欽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慶、割據(jù)西南的夢，而欲消滅胡軍及川、康諸敵，非從南面進軍斷其退路不可。”（毛澤東為中國中央軍委起草致總前委，劉伯承、粟裕、林彪等電，1949年5 月23日。轉引自《毛澤東年譜》（1893-1949 ），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頁506-507.以下所引毛澤東電文均見此書。）從此電文中可以看出，毛澤東這時對福建的主要考慮是占領福州、泉州、漳州等要點及廈門，尚未提及金門，更未提及澎湖與臺灣；
而對西南，則十分重視與防范國民黨可能“建都重慶、割據(jù)西南”局面的出現(xiàn)，因而要求劉伯承、鄧小平的“二野”在兩個月后離開東南戰(zhàn)場，“全軍向西進軍”，并開始部署各部對西南的胡宗南等“川康諸敵”實行大迂回、大包圍，“從南面進軍斷其退路”。在毛澤東當時的軍事戰(zhàn)略計劃中，臺灣與西南孰輕孰重，是十分顯然的。

　　此后，中國的軍事戰(zhàn)略完全按照毛澤東上述電文的內容制訂與實施。

　　首先，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最高層把實施大迂回、大包圍的軍事手段，圍殲兩廣與西南地區(qū)的國民黨各軍，進而占領這一廣大地區(qū)，作為1949年最重要的軍事目標與戰(zhàn)略重點，為此制訂了極周密的計劃，采取了一系列的軍事、政治、經濟與情報、策反等措施。

　　一方面，毛澤東指示在1949年5 月下旬占領西安與關中地區(qū)的彭德懷“一野”部隊，暫時不去進攻退守陜南漢中的胡宗南部。1949年6 月27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說：“國民黨中央政府正準備從廣州遷往重慶，為使偽府放心遷往重慶，而不遷往臺灣，以及使胡（宗南）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見，你們暫時似不宜去占漢中，讓漢中留在胡匪手里幾個月似較有利�！保�毛澤東1949年6 月27日致彭德懷電，轉引自《毛澤東傳》（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9250）1949 年10月，即劉伯承、鄧小平率“二野”大軍從華東向西南進軍時，毛澤東又指示劉、鄧故作疑兵之態(tài)；
劉、鄧于10月20日率指揮機關從南京出發(fā)，沿津浦線北上，經徐州轉往隴海線，于10月23日到達鄭州，故意讓劉伯承在公開集會上講話，然后就隱秘行蹤，使國民黨軍事當局誤判劉、鄧“二野”將開赴西安一線，與賀龍的第十八兵團會師后，從北向南進攻秦嶺、大巴山防線，進而入川，從而將國民黨軍的注意力引向川北，使胡宗南部滯留秦巴防線。在這同時，中國方面還通過地下情報系統(tǒng)，部署當時潛伏在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擔負作戰(zhàn)之責的副參謀長劉宗寬，在1949年8 月29日蔣介石在重慶主持的西南軍事會議上，巧妙地通過胡宗南的副參謀長沈策提出一份“情況判斷”文件與“情況判斷”圖，使蔣介石相信中國軍隊將首先從北面攻川，而作出了“拒共軍于川境以外，以隴南、陜南為決戰(zhàn)戰(zhàn)場”的部署，下令將羅廣文的兩個軍從川東北調往川西北，增強胡宗南部的防線。

　　另一方面，毛澤東則精心指揮“四野”、“二野”等部隊用大迂回、大包圍的戰(zhàn)略，對廣西與西南的國民黨軍部署了兩層大包圍圈。首先他指示林彪的“四野”與陳賡的第四兵團占領廣州后，即從兩廣最南端向滇南進軍，斷敵退往海南島與國外之路，全面包抄與圍殲廣西和西南地區(qū)國民黨各軍。1949年7 月16日毛澤東致電“四野”林彪、“二野”劉伯承等人，指示作戰(zhàn)戰(zhàn)略與方法，說：無論在何處作戰(zhàn)，“均不要采取近距離包圍迂回方法，而應采取遠距離包圍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動，即完全不理白（崇禧）部的臨時部署，而遠遠地超過他，占領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戰(zhàn)”。這是第一層大包圍圈。在這封電報中，毛又具體部署劉伯承、鄧小平的“二野”迅即從華東戰(zhàn)場調往湘、鄂西，準備從東、南面攻入四川，與川北的賀龍部第十八兵團配合，形成對四川國民黨軍的第二重包圍：“劉、鄧共50萬人，除陳賡現(xiàn)率的4 個軍外，其主力決于9 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可占重慶一帶。另由賀龍率10萬人左右入成都。由劉伯承、鄧小平、賀龍等……經營川、滇、黔、康四省。”（毛澤東1949年7 月16日致林彪并告劉伯承等電，轉引自《賀龍傳》（北京；
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頁417）1949 年9 月12日，毛澤東在致林彪、鄧小平的電報中，再次對圍殲廣西與西南地區(qū)國民黨軍各部隊作部署，其原則仍然是大迂回、大包圍，斷敵退路，包抄圍殲，“總之，我對白崇禧及西南各敵均取大迂回動作，插至敵后，先完成包圍，然后再回打之方針”（毛澤東1949年9 月12日為中國中央軍委起草復鄧小平等并告林彪等電。）。

　　毛澤東與中國最高層在1949年把戰(zhàn)略重點與進攻矛頭放在廣西與大西南地區(qū)，尤其著重消滅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后一支軍事力量——胡宗南軍事集團時，也在籌劃渡海攻占臺灣，以實現(xiàn)共產黨“統(tǒng)一中國”的大業(yè)。為此，毛澤東與中國最高層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軍事、政治、經濟、情報、策反等工作。不過，當年并未把攻略臺灣作為戰(zhàn)略重點與主要軍事進攻方向，而只是把它作為包抄攻占西南地區(qū)，消滅西南地區(qū)國民黨軍各部以后，即在1950 年夏季或1950年下半年才準備實施的戰(zhàn)略任務。在1949年，毛澤東與中國最高層對攻略臺灣并未給予足夠的重視與緊急、周密的規(guī)劃，即尚未提上議事日程。

　　據(jù)有關史料表明，早在1948年年底國共兩軍在徐州、蚌埠間進行淮海會戰(zhàn)時，中國最高層就籌組了未來接管臺灣的省、市、縣與部、廳、局等各級的主管與領導人選。據(jù)當時在中國華東局任要職的王力（此人后來上調中國中央，成為毛澤東身邊的重要理論家，當毛澤東發(fā)動“文革”時，他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后來回憶說：“許多人還不知道，1948年準備解放臺灣時，舒同是中央和華東局內定的臺灣省委第一任書記。舒同為書記，劉格平為副書記，省委、省政府各部、廳、各地委、各縣委的班子都已經組建和培訓得很好�！保ㄍ趿Γ骸绰�談舒同〉，《傳記文學》（北京），1995年第12期，頁61）

　　在情報和策反上，中國中央與華東局也早就作了布置。早在抗戰(zhàn)勝利后，中國情報部門就派遣曾參加紅軍長征的臺灣籍高級干部蔡孝干及張志忠（化名楊存霖）等人潛入臺灣，組織“中國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積極開展發(fā)展組織與情報活動。1949年年初，中國情報機關與“民革”組織又先后派遣在國民黨軍中任要職的吳石、陳寶倉等隨軍撤往臺灣，吳石官至中將參謀次長，陳寶倉任國防部中將高級參謀，開展情報與策反工作。1949年10月金門戰(zhàn)役后，中國華東局派女情報人員朱楓（朱湛之）利用關系進入臺灣，與中國臺灣工委及吳石等人聯(lián)系，為中國向臺澎進兵作準備（參閱〈陳修良回憶錄〉（大陸出版）與《傳記文學》（臺北）1994年第11期、1995年第1 期有關文章。）。

　　在軍事上，毛澤東與中國最高層在1949年4 月解放軍渡過長江，攻占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并向福建進軍時，也開始部署攻臺的準備工作。1949年6 月21日，毛澤東為中國中央軍委起草的致華東局與華東野戰(zhàn)軍領導人粟裕、張震等人的電報中，明確指出華東野戰(zhàn)軍（即“三野”）在“目前幾個月內有四件大工作”，其中第四件大工作就是“準備占領臺灣”（毛澤東1949年6 月21日為中國中央起草的的致華東局與粟裕等電，頁519）。毛澤東這時主要寄望于“三野”陸軍部隊，因為中國這時剛剛籌建的海、空軍，力量尚很薄弱。就在6月21日這天，中國另一重要領導人劉少奇奉毛澤東指示，率王稼祥離開北京，到沈陽與高崗會合后，秘密訪問蘇聯(lián)。劉少奇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請求蘇聯(lián)幫助中國培訓海、空軍人員和提供作戰(zhàn)飛機、艦艇以及技術設備等，甚至試著請求蘇聯(lián)直接出動海、空軍，支援中國準備在1950年發(fā)動的攻臺行動。1949年7 月25日，毛澤東致電在莫斯科的劉少奇，指示劉與斯大林協(xié)商，請求蘇方“在莫斯科于半年或一年內訓練一千名空軍人員，三百名地上機械人員，并賣給我們一百至二百架戰(zhàn)斗機、四十架轟炸機作為明年（按：指1950年）下半年我軍進攻臺灣之用”（毛澤東1949年7 月25日致劉少奇電，轉引自《劉少奇?zhèn)鳌罚ㄏ拢�（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651）。斯大林爽快地答應了中國的請求，但是因為擔心引起美國干涉，未肯答應直接派出海、空軍支援中國攻臺。

　　但不管怎樣，在1949年，毛澤東與中國最高層對攻略臺灣，只是在進行準備，并不打算在當年實施。這首先是因為毛澤東急于統(tǒng)一中國，對西南地區(qū)的重視超過了臺灣，把1949年的戰(zhàn)略重點放在了西南戰(zhàn)線，甚至把在華東戰(zhàn)場的\" 二野\" 全部調往西南，這樣就必然無足夠的力量同時攻略臺灣；
其次是毛澤東寄希望于得到蘇聯(lián)的軍事援助，等待中國海、空軍的建立與發(fā)展，因而把攻臺行動推遲至1950年夏天或1950年下半年。但他只看到在1949年攻略臺灣有著渡海作戰(zhàn)的一些困難，卻沒有看到1949年臺灣的脆弱、混亂及其他有利條件，正是攻取臺灣的最好時機；
他也沒有想到世事難測，世界形勢瞬息萬變，1949年放棄的機會到1950年就再難重覓；
他注重西南地區(qū)的軍事價值，卻忽視了臺灣地區(qū)對中國統(tǒng)一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
他更沒有想到，即使西南地區(qū)讓國民黨軍再固守一段時間，一年兩年甚至三年，也不會持久，中國軍隊隨時都會攻克這一地區(qū)，而臺灣如不及時攻取，則將“后患”無窮。

　　二

　　面對中國軍隊占領了大陸大部分地區(qū)，國民黨實際控制區(qū)只剩下臺灣、海南等島嶼和西南地區(qū)的情勢，國民黨最高層與蔣介石的軍事戰(zhàn)略計劃與措施恰恰同中國最高層與毛澤東相反。他們注重臺灣，而忽略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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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48年底1949年初，國民黨上層眼看大陸東南即將不保、兩廣也難以堅守，曾就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黨、政、軍、財、文中心撤往何方，進行過一場討論與爭論。許多高層人士憑抗戰(zhàn)時西撤的經驗，主張撤往大西南、大西北，利用中國西高東低的地理特點，取居高臨下防守之勢，負隅頑抗。這樣雖說防備中國方面進攻的難度較大，可卻有偷襲中原、重占東南之便。但反對西撤的人認為，今日的形勢與抗戰(zhàn)初絕不相同，解放軍兵力充足，攻勢正盛，而且熟悉地形，與民眾聯(lián)系較緊密，遠非當年兵力不足、地形民情不熟的日本侵略軍所能相比。因而國民黨軍若再重施故技撤往大西南，則將不能阻擋共軍的凌厲攻勢。這時的國民黨軍兵敗如山倒，首要之舉是先躲避解放軍的進攻，保存實力，靜待時機，以圖再舉；
若退往西南，不僅不能躲避解放軍的進攻，而且將陷于全軍覆沒的絕境。

　　蔣介石畢竟有多年的軍政經驗，因此很快就否決了西撤論。雖然他在1949年表示要堅守西南，甚至同意在1949 年10月廣州失守后，將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行政院暫先遷往重慶與成都，還令胡宗南大軍在川西平原與解放軍決戰(zhàn)，但實際上蔣介石在1949年的軍事戰(zhàn)略中，充其量只是將西南戰(zhàn)線作為一個“偏師”。

　　蔣介石在1948年底、1949年初就作出決策：將國民黨的黨、政、軍、財、文的中心東撤臺灣。他接受了歷史地理學家張其昀的建策。張其昀等東撤論者向蔣介石指出西撤川康的不妥，然后說明東撤臺灣的種種優(yōu)勢：首先是臺灣海峽海闊浪高，只有它才能暫時阻止沒有海、空軍優(yōu)勢的共軍乘勝追擊。其次，臺灣作為“反共救國的復興基地”，有著大陸其他地區(qū)無法比擬的優(yōu)越之處：其一，臺灣地處中國東南部，北回歸線從臺島穿過，熱帶和亞熱帶的氣候適合動植物的生長，物產豐富，全島土地利用率高，植被茂密，糧食等農產品基本可滿足軍民所需；
其二，臺島內部交通便利，工業(yè)有日據(jù)時代留下的基礎，若善于經營，經濟可望起飛；
其三，在軍事上，臺島有海峽與大陸相隔，易于防守；
且位于大西洋西緣，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與美國的遠東防線銜接，戰(zhàn)略地位極為重要，美國不會棄之不顧，若得美援，臺灣防守將萬無一失；
其四，臺灣居民在日本殖民統(tǒng)治下生活了五十年，回到祖國懷抱后對中央政權有一種回歸感，這種心理正可利用來穩(wěn)定社會秩序；
尤其是臺島受紅色“污染”不多，中國組織與人員活動較少，又經1947年“二二八” 事件整肅，干擾更少，未來即使社會稍有動蕩，臺島四面環(huán)海，呈封閉形，境內鐵路、公路四通八達，農村都已開發(fā)，政府極易鎮(zhèn)壓不穩(wěn)定因素與穩(wěn)定社會。因此國民黨若將黨、政、軍、財、文中心遷臺，再帶來較多的資金和人才，必將建成穩(wěn)固、強盛的臺灣基地，適當時就可反攻大陸（吳相湘：〈張其昀治學興學〉，《民國百人傳》，第4 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有關張其昀的文章）。

　　歷史證明，張其昀的建議是頗有見地的。1949年國民黨最高層在戰(zhàn)略決策中將臺灣作為避難所與“復興基地”，對兵敗垂危的國民黨來說，確為上策。

　　蔣介石與國民黨最高層為實施上述戰(zhàn)略決策，把國民黨政府遷往臺灣，進行了一系列頗有成效的工作：早在1948 年12月24日，蔣介石就命最忠誠、干練的陳誠出任臺灣省政府主席，不久又任命他兼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
12月29 日任命蔣經國為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協(xié)助陳誠總攬臺灣黨、政、軍大權，這是國民黨最高層為退守臺灣所作的重要人事安排。1949年1 月10日，蔣介石命蔣經國赴上海會見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著俞將庫存共值3.7 億多美元的黃金、白銀與外匯秘密運往臺灣（程思遠：《李宗仁先生晚年》（中國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頁32）。接著又從北平、南京運出文物5，000 多箱，分三批運往臺灣。1949年 3 月12日，《中央日報》也遷至臺北出版。1949年4 月底中國軍隊渡過長江后，蔣介石于5月遷居臺灣，6月在臺北設立總裁辦公室，下設八組及一個設計委員會，成為實際上的國民黨最高領導核心。7 月16日，蔣介石在廣州主持國民黨中常會與中政會聯(lián)席會議，決定設立“中央非常委員會”，蔣任主席，統(tǒng)一指揮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各項事務與工作。在此前后，蔣介石對臺灣本土及外圍各海島乃至福建省重要地域的軍事防？？作了重要部署。1949年 8月16日，陳誠宣布就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統(tǒng)一指揮臺灣、福建等東南地區(qū)的軍事。同時，在臺灣實施一系列整頓與改革政治、經濟、軍事、治安、黨務等方面的措施，大力破獲與懲處中國地下組織與反叛人員等。到 1950年中，臺灣各方面的形勢已基本穩(wěn)定下來，軍事防衛(wèi)也得到了加強。

　　然而，蔣介石與國民黨最高層在重點經營臺灣地區(qū)的同時，仍十分重視西南地區(qū)。在1949年4、5月間解放軍渡過長江后，蔣介石一方面大力經營臺灣，一方面仆仆風塵奔波于廣州、重慶、成都間。8月4日長沙程潛起義后，蔣介石于8 月22日再次親臨廣州，部署廣州保衛(wèi)戰(zhàn)；
又于8月29日到重慶主持召開西南軍事會議，提出與制訂了確保大西南的方針與計劃，其主要內容是：以四川為西南防御重點，西起岷山，經秦嶺、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南至五嶺山西部，構成所謂\" 西南防線\".蔣介石命胡宗南軍事集團共13個軍約20萬人，在從岷山至秦嶺、大巴山一線構筑防線，防止解放軍從北面由陜入川；
命羅廣文第15兵團3個軍4萬人部署在川東北與重慶四周；
命孫元良的第 16兵團3 萬人控制巫山、萬縣、忠縣一線，扼守川東門戶；
命宋希濂部8 個軍10萬人防守巴東、恩施、咸豐一線，防堵解放軍從鄂西、湘西入川；
再往南，與白崇禧等部防守的貴州、廣西聯(lián)成一氣。

　　同時，蔣介石在1949年10月中旬廣州失守前后，部署國民黨的中央黨部、行政院等中央黨政機構遷往重慶辦公，新任行政院長閻錫山等黨國要人也隨之駐節(jié)重慶，并在報刊與社會上大造\" 防守大西南\" 的輿論，給世人以“遷都重慶，割據(jù)西南”的印象，藉此將中國的注意力與戰(zhàn)略重心引向西南。

　　但實際上，蔣介石部署“西南防線”，既信心不足，投入力量更不夠，充其量僅僅把此戰(zhàn)線作為國民黨軍的一個偏師。這從1949年8 月底蔣介石的態(tài)度就可看出，當時胡宗南、宋希濂等西南地區(qū)的國民黨將領在重慶晉見蔣介石，陳述意見并要求蔣介石常駐重慶或成都指揮西南軍事，蔣托辭婉拒，“以情勢有所不便，只好婉言勸慰，告以不能久居”（蔣經國1949年8 月29日日記。參見蔣經國：《危急存亡之秋》（臺北：中正書局，1976），頁118）。可見蔣并不把他的“基地”與戰(zhàn)略重點放在西南。

　　蔣介石與國民黨最高層在1949年戰(zhàn)略決策中對西南戰(zhàn)線作出如此的處置，則西南戰(zhàn)局的命運是可想而知了。

　　三

　　在國共雙方最高層制訂的軍事戰(zhàn)略方針指導下，在1949年底，國共內戰(zhàn)在東、西兩條戰(zhàn)線出現(xiàn)了不同的戰(zhàn)果。

　　在兩廣與西南戰(zhàn)線，中國的大迂回、大包圍戰(zhàn)略取得了重大勝利。1949年12月的成都戰(zhàn)役就是西南戰(zhàn)線最后一次重大戰(zhàn)役。

　　先是解放軍“四野”林彪部在1949年7 月起對退入湖南的白崇禧部發(fā)動猛烈攻勢，迫使白部退往湖南。接著長沙的程潛、陳明仁部起義。9、10月間，“四野”在衡（陽）寶（慶）戰(zhàn)役中消滅白部主力一部。10月14日“二野”四兵團陳賡部與“四野”十五兵團鄧華部自贛粵邊南下，于10月14日占領廣州，10月26日在陽江、陽春地區(qū)殲滅了企圖逃往雷州半島的余漢謀集團。11月初，“四野”和四兵團分三路向廣西進軍，將白崇禧部圍殲于廣西。接著，陳賡部從桂南百色迅速插入滇南，斷絕西南國民黨軍撤往國外的退路，形成了對西南地區(qū)的第一層大包圍。

　　1949年10月下旬，劉伯承、鄧小平率領“二野”主力——第三兵團陳錫聯(lián)部與第五兵團楊勇部——秘密進駐湘、鄂西地區(qū)，1949年11月1 日，乘四川國民黨軍將防守重心置于川北一線時，突然從湘西、鄂西向黔東、川東發(fā)動猛烈進攻，迅速擊潰宋希濂部，攔腰截斷了國民黨軍的西南防線。其中“二野”五兵團楊勇部由湖南芷江出貴州，于 11月中旬占領貴陽、遵義后，即分路向川南突擊，到12月20日，先后占領瀘州、宜賓、樂山、邛崍、大邑等城，從南面、西面包圍了以成都為中心的川西平原；
“二野”三兵團陳錫聯(lián)部從湘、鄂、川邊突入，于11月16日占領彭水，直逼重慶。正在重慶的蔣介石在明白到解放軍進攻重點與當前局勢后，知胡宗南部重兵防守的川北秦嶺、大巴山防線已失去意義，乃急令胡部南撤入川，進駐成都地區(qū)，并以其最精銳的第一軍增援重慶。但解放軍勢不可阻擋，于 11月30日消滅第一軍一部并占領重慶，蔣介石于最后關頭離開重慶到達成都，與率軍南下的胡宗南在成都會合。

　　在這時，當中國“二野”第五、三兵團分別從南、西、東三面進逼成都時，在北面的賀龍部第十八兵團也越過秦嶺、大巴山一線，尾隨胡宗南部跟進南追，自12月7 日起分三路猛撲成都，這樣，就對在成都地區(qū)的胡宗南軍事集團及其他國民黨部隊實現(xiàn)了戰(zhàn)略包圍。這可以說是“四野”林彪部與四兵團陳賡部自廣西、滇南對西南地區(qū)實行的大包圍圈后，又對成都地區(qū)進行的一個小包圍圈——成都戰(zhàn)役就在這樣的形勢下展開了。

　　身陷兩重包圍圈中的胡宗南部，其處境之艱難危險是可想而知。胡宗南久歷戰(zhàn)陣，深知成都平原地區(qū)非戰(zhàn)守之地，故多次向蔣介石要求迅速率軍退向康、滇地區(qū)，憑險抵抗共軍的進攻，等待時局變化，若戰(zhàn)不勝，難以支持下去，則可以從滇南撤往國外，再轉臺灣，這樣可以保住這支久經戰(zhàn)陣的國軍主力。但蔣介石不允許。蔣希望以胡宗南部為骨干，聯(lián)合西南地方實力派劉文輝、盧漢等部，在西南堅守，與東南的臺灣呼應。這不僅在軍事上有重要意義，而且在政治、外交上更有重要的意義。為此，蔣介石通過行政院，于1949年12月8 日宣布改組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由參謀總長顧祝同取代張群，兼任西南軍政長官，任命胡宗南任西南軍政副長官代行長官職務，統(tǒng)攬西南軍政，指揮聚集于成都與川西地區(qū)的所有國民黨軍各部隊。蔣介石要胡宗南率領這些部隊與解放軍在成都地區(qū)決戰(zhàn)。

　　胡宗南陷于進退兩難之中。

　　形勢的發(fā)展卻迅速打破了蔣介石的設想。成都地區(qū)的二十多萬國民黨軍隊，除胡宗南直轄的三個兵團尚較有戰(zhàn)斗力外，其余各部多殘破不堪，且有許多部隊已秘密和中國方面接洽起義或投降，呈不穩(wěn)狀態(tài)。就在蔣介石撤退到成都、部署成都戰(zhàn)役后僅數(shù)日，1949年12月8 日、9 日，西南地方實力派，四川的劉文輝、潘文華、鄧錫侯與云南的盧漢以及瀘州的郭汝瑰等部，幾乎同時宣布起義，投向中國，并與快速推進的解放軍配合，包圍成都地區(qū)。

　　在這種情況下，閻錫山、蔣介石等于1949年12月10日前后飛離成都前往臺灣。留下的二十多萬國民黨軍，在胡宗南的指揮下，既未能及時、果斷地西撤康、滇，又未能認真部署成都防守，北未能扼守劍門天險，南未能控制樂山通道，東不能阻止解放軍攻勢，西又不能擊破劉文輝等叛軍，猶豫彷徨，很快陷入解放軍與反叛部隊的東西夾擊與四面合圍之中。1949年12月21日，蔣介石終于由臺灣致電胡宗南，同意他率軍從成都地區(qū)向康、滇突圍，但胡部各軍早已喪失戰(zhàn)機，陷于絕境中。僅經數(shù)日戰(zhàn)斗，就全軍覆沒。

　　胡宗南部在成都戰(zhàn)役中慘敗，究其原因，除政治、經濟等方面因素外，在軍事戰(zhàn)略指揮上，中國的大迂回、大包圍戰(zhàn)略決策及其成功實施，無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在國民黨方面，蔣介石主觀錯誤的戰(zhàn)略指揮則要承擔主要的責任；
而作為成都地區(qū)最高軍政長官的胡宗南在軍事指揮上軟弱無能，缺乏膽略、氣魄與才智，也是敗因之一。至于整個國民黨部隊在當時從上到下缺乏強有力的政治工作與組織工作，喪失理想與斗志，戰(zhàn)斗力急劇下降，既不能阻擋解放軍的軍事進攻，又不能挫敗中國的政治滲透，則是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四

　　成都戰(zhàn)役與西南戰(zhàn)線諸戰(zhàn)役的結果與影響很重大，它使國民黨軍在西南戰(zhàn)線徹底失敗、全軍覆沒，也使國民黨政府喪失在大陸的最后一塊控制地區(qū)。這次戰(zhàn)役對國民黨造成的負面影響，是顯而易見、有目共睹的。但是，許多史學家卻忽視了成都戰(zhàn)役以及西南戰(zhàn)線諸戰(zhàn)役對國民黨還有著正面的影響與作用，即它吸引了中國最高層把1949年戰(zhàn)略決策的重點放到了西南地區(qū)，(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而吸引了中國“二野”全軍與“四野”、“一野”一部投入到西南戰(zhàn)場與成都等戰(zhàn)役中，由此削弱了中國在華東戰(zhàn)場的兵力，減輕了其對臺灣與沿海諸島的軍事壓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解放軍在1949年10月底金門戰(zhàn)役、11月初登步戰(zhàn)役失敗與1950年攻臺計劃擱淺，造成了此后數(shù)十年國共雙方隔臺灣海峽對峙的局面。

　　眾所周知，在1949年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潰敗、退向臺灣時，臺灣的形勢是極其嚴峻與不穩(wěn)定的。經濟方面，破敗衰退，設備破損，資金不足，技術人員缺乏，物資匱乏，人口激增，日用消費品奇缺，物價飛漲；
政治方面，黨政派系林立，矛盾尖銳，“事權難以統(tǒng)一”，“謠諑紛傳，人心惶惑”；
軍事方面，從大陸敗退到臺灣的國民黨軍隊雖號稱60萬，但“虛張聲勢有余，英勇拒敵不足”，多為敗兵殘卒，編制混亂，士氣低落；
空軍8.5 萬人，各型飛機400 架，但缺乏維修零件，真正能作戰(zhàn)的僅有半數(shù)，汽油儲存量約兩個月；
海軍官兵3.5 萬人，艦艇約為59艘，和空軍面臨相同的困難，設備零件不繼。《新聞周刊》的軍事評論指出：“實際發(fā)揮戰(zhàn)力的海軍攻擊艦艇，不及半數(shù)。如果雙方膠？？，長期消耗，連這最后的本錢，亦將輸光�！保ń�南：〈蔣經國傳〉，《美國論壇報》，1984 年11月，頁178）外交上，一向支持國民黨的美國政府這時對國民黨政府采取了疏遠與觀望的政策，反而希望與中國接觸，直到1950年1 月5 日，美國總統(tǒng)杜魯門（Harry S. Truman）發(fā)表關于臺灣的聲明，再次確認《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關于臺灣歸還中國的條款，并宣布“美國無意在臺灣獲取特別權利或特權或建立軍事基地。美國亦不擬使用武裝部隊干預其現(xiàn)在的局勢。美國政府不擬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卷入中國內爭中的途徑�！�…美國政府也不擬對在臺灣的中國軍隊供給軍事援助或提供意見”（《總統(tǒng)文件，哈里。杜魯門》（1954年版），頁11）。在這期間，美國中止了對臺的軍事援助。美國政府很長時間沒有向臺灣派駐正式外交機構與代表。用旅美作家江南的話來說，在這時期的臺灣，“用‘山雨欲來風滿樓’，來形容1950年的臺灣6 月，其真實性無可非議。很多過來人，甚至三十年以后，回首前塵，生不寒而栗的感覺。臺灣前途，一片漆黑，除了向神祈禱，或許會出現(xiàn)扭轉命運的奇跡”（江南：〈蔣經國傳〉，《美國論壇報》， 1984年11月，頁196）。

　　這就是1949年直至1950年上半年臺灣的形勢。更致命的是，在1948年到1949年，中國方面已派遣蔡孝干為首的地下工作者潛入臺灣，建立臺灣工委，發(fā)展組織，積極活動；
擔任參謀次長要職的吳石等人秘密投向中國，作為中國武力攻臺時的內應。顯然，這是中國進攻臺灣的最有利時機。

　　可想而知，如果中國最高層在1949年作戰(zhàn)略決策時，不把注意力與戰(zhàn)略重點放到西南，只派“四野”、“一野”的部隊對西南采取監(jiān)視，既可牽制國民黨的許多軍力、財力，使其心存幻想，又不妨礙在不久的將來揮師西進、聚而殲之，而將戰(zhàn)略重點放在東南，放在攻取臺灣與沿海諸島上，雖然這時中國還沒有建立起強大的海、空軍，但畢竟已經有一些從國民黨軍繳獲與起義的海軍艦艇與飛機，有了剛剛建立的一些海軍與空軍，再加上中國軍隊慣用的、曾在渡江與渡海攻占海南島中獲得成功的木帆船，集中絕對優(yōu)勢的兵力，利用天時地利，選擇戰(zhàn)機。逐島進攻，則可能最終登陸臺島。而只要中國軍隊不管用何種方式在臺島登陸成功，則臺島勢將不保。

　　然而，雄才大略的毛澤東與中國最高層，在1949年作戰(zhàn)略決策時，卻急于統(tǒng)一中國大陸，被國民黨的“建都重慶，割據(jù)西南”所迷惑，把主要注意力與戰(zhàn)略重點放到西南戰(zhàn)線，煞費苦心地實施大迂回、大包圍的軍事戰(zhàn)略與組織成都等戰(zhàn)役。但是，當他們取得西南戰(zhàn)線的重大勝利時，卻在東南戰(zhàn)線、在攻略臺灣上蒙受挫折，喪失難得的戰(zhàn)機，并遺下無窮后患。

　　中國最高層與毛澤東為了注重西南戰(zhàn)線，在1949年9、10月間，把華東戰(zhàn)場上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二野”大軍全部調向西南，從而使華東戰(zhàn)場上兵力劇減。留駐華東戰(zhàn)場廣大地區(qū)的只有陳毅、粟裕指揮的“三野”部隊，其中第八兵團四個軍鎮(zhèn)守南京、鎮(zhèn)江和蘇南、皖南一線；
第七兵團四個軍守備浙江，備攻舟山；
第九兵團四個軍守備上海一線；
只有第十兵團的三個軍：第二十八軍、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一軍，由十兵團司令員葉飛率領進入福建，在攻略與駐守福建城鄉(xiāng)各地后，能承擔攻略沿海島嶼的部隊已為數(shù)很少。中國“三野”的軍事指揮員粟裕等與軍事指揮機關都未進入福建。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入閩中國部隊在1949年10月25日僅派四個團約一萬人的兵力就發(fā)起進攻金門之役，且葉飛與軍、師級長官多未親臨指揮，對渡海船只等多方面準備不足，因而迅速遭致失敗。數(shù)日后， 1949年11月6 日，中國駐浙江部隊又輕率發(fā)起對登步島的進攻，也迅速失敗。

　　金門、登步之戰(zhàn)鼓舞了國民黨軍衰敗、低沉的士氣，也穩(wěn)定了國民黨在臺灣與沿海諸島的形勢。而中國最高層在遭受這兩次失敗后，對渡海作戰(zhàn)攻略臺灣更為謹慎。毛澤東與中國最高層為實施1950年夏“解放臺灣”的戰(zhàn)略計劃，在1949年年底由毛澤東親自率團訪問蘇聯(lián)莫斯科，向斯大林尋求進攻臺灣的軍事援助，特別是海軍、空軍援助。但為時已晚，攻臺的最好時機已經過去。臺灣本土的政治、經濟、軍事、治安等形勢到1950年開始穩(wěn)定與好轉；
中國在臺的地下組織在1950年初被徹底破壞；
吳石等被捕殺；
而朝鮮半島的形勢日益緊張，1950年6 月25日朝鮮戰(zhàn)爭終于爆發(fā)；
6月27日美國政府在宣布出兵干預朝鮮局勢的同時，又發(fā)表聲明稱：“共產黨軍隊的占領臺灣，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qū)的安全，并威脅到在該地區(qū)履行合法而必要之行動的美國部隊。”美國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阻止對臺灣的任何進攻”（《中美關系（文件和資料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頁235）。中國最高層清醒的認識到，當時的中國軍隊沒有與美國強大的現(xiàn)代化海軍進行海上較量的可能。中國當時在一份內部指示中說：“形勢的變化給我們打臺灣添了麻煩，因為有美國在臺灣海峽擋？？”，因此中國只能把“打臺灣的時間往后推延”。由于朝鮮戰(zhàn)爭升級，中國把戰(zhàn)略重點移向東北地區(qū)，遂下令解除再攻金門的任務。至于攻略臺灣則再沒有提上中國議事的日程。

　　1949年國共兩黨最高層的不同軍事戰(zhàn)略決策及其實施，形成了不同的軍政后果；
國民黨最高層審時度勢，在1949 年將黨、政、軍中心移往臺灣，而以西南戰(zhàn)線為偏師，結果失去了西南，而穩(wěn)定了臺灣；
中國最高層急于統(tǒng)一中國，將1949年戰(zhàn)略重點放在西南，調遣重兵用大迂回、大包圍的軍事戰(zhàn)略，取得了成都戰(zhàn)役全殲西南地區(qū)國民黨軍的勝利，卻將攻略臺灣推遲到1950年下半年，結果失去了戰(zhàn)機——從而形成了國共隔臺灣海峽對峙數(shù)十年的歷史。1949 年這一歷史關鍵年代的影響延續(xù)至今。毛澤東生前曾對1949年中國的軍事戰(zhàn)略決策及其成敗得失，作過一番總結與檢討。據(jù)曾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中國理論家王力在1995年回憶說：臺灣為甚么沒能解放？毛澤東同我講過，這是我黨“七大”后所犯的第一個大的歷史錯誤。當時，蔣介石在臺灣立足未隱，美國人也從臺灣撤走了第七艦隊，本來是解放臺灣的最好時機，但是我們喪失了時機。我們只看到胡宗南在西南還有大軍，于是二野分兵去了西南，三野又要守備大城市和掃清殘敵，所以沒有把二野、三野集中起來解放臺灣，而是以劣勢兵力在金門打了敗仗。這樣蔣介石在臺灣的棋下活了。在大陸，蔣介石輸了，我們贏了；
在臺灣，我們輸了，蔣介石贏了。這是一個大的歷史錯誤，是不能挽回的錯誤。

　　毛澤東的這番總結，是耶非耶？發(fā)人深思。

　　原載于《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0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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