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人的平均、共產(chǎn)（有）情結(jié)，有著幾千年的文化積累。思想家們面對社會的貧富差別和由此引發(fā)的矛盾，直觀地看，以為就是一個私有制問題，所以，就在那里不停制造社會應當平均、共有的空想，以為這就抓住了問題的癥結(jié)；
農(nóng)民起義則不斷地用他們的反抗、暴力企圖去把這種空想變?yōu)楝F(xiàn)實。幾千年的中國社會發(fā)展幾乎就是在這一過程中循環(huán)反復的（關于這個題目我想另做一篇文章）；
近代以來西方烏托邦社會思想的傳入，正好與中國人的想法不謀而合。契合了中國人的需要，故篤信不疑，就將其堅決付諸于實踐行動，這不僅是歷史的巧合，也是歷史的必然。但遺憾的是，今天世界的發(fā)展已給我們提供了充分的思考和比較材料，按說可以得出一個正確的結(jié)論了，這就是公有制社會的道路行不通，可國人的絕大部分還迷而不悟。究其原因，既有既得利益問題，也有理論問題，對絕大多數(shù)人來說，還是理論認識問題。他們至今想不通，為什么明明造成社會災難的就是私有制，可私有制被人類消滅了幾千年就是消滅不掉，而人們鐘情、向往的公有制社會也就是建立不起來。為什么？

　　從人類歷史看，琢磨出一個公有、共產(chǎn)社會的藍圖并不難，中國從《詩經(jīng)》時代，西方從古希臘柏拉圖時代就有了共產(chǎn)的夢想[1]，可證明其不能實現(xiàn)卻很難，三千多年了也沒有找到明確的答案，直到現(xiàn)在我們還在公有這個陷阱中左沖右突，尋找出路。

　　因為缺乏原理式的理論說明，當我們今天雖然才剛剛恢復了某種程度的私有，但大家已難于接受。原因是社會上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驚人的兩極分化。人們把改革中出現(xiàn)的兩極分化的責任直接歸罪于私有化，而不是歸咎于政府管理。好像私有制必定導致兩極分化，而只有公有制才能防止兩極分化似的。于是當前我們就面臨著這樣的一種抉擇：是把原有的平均、共產(chǎn)的理論繼續(xù)堅持下去呢，還是應當告訴大家另外的一種理論和實踐？按傳統(tǒng)的理論，“共同富�！�，那就是讓大家等待著新的一場或幾場均貧富運動，滿足大家對均貧富的要求，但這樣做就有可能使中國再次陷入從前的歷史循環(huán)之中；
按另一種理論和認識，就是必須全面恢復私有制，把國家奠定在私有產(chǎn)權(quán)的基礎之上，用政府的力量有效地去維護社會的公平和公正。這是世界上大多數(shù)發(fā)達國家的做法，同時也是最簡單、有效和唯一可行的辦法。

　　我這不是危言聳聽。我記得可能是天津作家馮驥才說過的一個故事。他就“如果你的鄰居發(fā)了財，你將怎么辦”這樣的一個問題分別問了美國人、日本人和中國人。美國人說要好好地去研究鄰居是怎么樣發(fā)財?shù)�，然后把他的�?jīng)驗和方法用之于別處，通過自己的努力去超過他；
日本人說，可以學習他，模仿他，最后也要超過他；
而中國人是怎么說的呢？說，他憑什么發(fā)財？我白天沒空，晚上也要放一把火，把他家給燒掉！

　　二

　　不甘心公有制實驗的失敗，就要想方設法對其進行補救。我在小報上看到了一篇完善公有制分配的寓言，當看到作者和編者還沉浸在他們的對未來公平社會的美滿構(gòu)想中的時候，我感到了一種悲哀。悲哀的是，在這個問題上國人的執(zhí)著，執(zhí)著到了非要把永動機制造出來的地步！“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接下來就讓我們先來欣賞和分析一下這篇奇文吧。

　　有人設想了一個沒有私有財產(chǎn)的公有制小團體。他們之中人與人都是平等的，但同時又都是追求個人利益的人，而不是沒有任何欲望的神仙。大家每天面對著的也并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食物，而是經(jīng)常不夠分配的一鍋粥，于是就需要有人按照公平的法則，把粥分配到每個人的碗里，以免有人被俄死。

　　為了把粥分得更公平，他們試行了如下的一些辦法。

　　1、固定一位專職的分粥者。結(jié)果大家發(fā)現(xiàn)，這個人每次給自己分的粥最多。大家起先覺得這個人的品質(zhì)不好，于是換了一個人。新?lián)Q的這個人，開始時把粥分得還算公平，可是時間一長，就與前者沒有了區(qū)別。連換數(shù)人，依然如故。最后終于有人提出了要改變辦法。

　　2、針對第一種制度方案的弊病——缺少監(jiān)督，于是他們又設計了第二種方案。指定一位分粥者和一位監(jiān)督分粥者。起初也還有效，分粥者在有人監(jiān)督的條件下，不敢再給自己多分了。但過一段時間人們又發(fā)現(xiàn)，分粥者與監(jiān)督分粥者碗里的粥比其他人的要多，原來兩人串通一氣，把權(quán)力制約變成了權(quán)力合作。

　　3、這樣就設想了第三種制度：輪流掌勺，每人一天。這樣一來，問題就更嚴重了。這實際等于明白告訴每一個人，在你掌勺的那一天可以公開為自己撈取好處，而在其余的日子里只能聽任別人施舍和擺布了。如果這個團體有15人，就意味著每人有14天要挨餓，只有一天可以吃飽且可以多吃。

　　4、終于有人想出了最佳的分配制度，這就是：輪流分粥，但分粥者最后領粥，于是奇跡發(fā)生了：每次粥都被分配得非常公平，所有的人都感到滿意。當然這種分粥制度也就被確定了下來，被認為是最公平最有效率的制度。

　　看得出，談論公平，中國人一下子就把眼睛盯在了毫無根據(jù)的結(jié)果的公平上，并沒有想到創(chuàng)造的公平和倫理道德的公平（請看我的《揭開公平與效率悖論之謎》），所以這種公平是毫無意義、毫無價值的。但我們確實就是從追求這種公平過程中走過來的，所以作者的一些比喻也還符合實際。

　　最早我們把粥的分配者都當成了“圣人”，好像他們天生就是公平的化身，他們來到世界上就是為了給世界帶來公平的；
后來當發(fā)現(xiàn)他們是人而不是神，他們也有七情六欲，也會謀私，就產(chǎn)生了各種監(jiān)督機構(gòu)，隨后監(jiān)督機構(gòu)也都成了擺設，監(jiān)督者與被監(jiān)督者同流合污了；
遺憾的是原社會主義世界還沒有一個國家去實驗一下輪流上臺掌勺這一設想。其實這不用實驗，在傳統(tǒng)社會中，分粥的權(quán)力是奮斗得來的，“用武力獲得的權(quán)力，就得用武力來捍衛(wèi)”，所以人們不可能希望去輪流掌勺。既然連輪流掌勺都無法實現(xiàn)，那么更高級的幻想“分粥的人最后得粥”，簡直就是在癡人說夢了。

　　制造分粥夢想的人，他們沒有看到，人們之所以爭著搶著去掌勺，無非是想著給自己多分點，因此掌勺這件事才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如果把掌勺與得粥變成一種反比例關系，那么人們立刻就會逃避掌勺了。這時的掌勺就會變成一種懲罰，人們就會把掌勺盡可能地推給別人，而自己坐享其“粥”。說到底就是，傳統(tǒng)社會不可能設計出一套輪流掌勺的制度，先不論其分粥的成本如何，即使設計出來了，很快就會因為無人競爭掌勺，而使得分粥無法進行。到那時，社會就不得不又會同意給掌勺者多分粥的待遇，于是事情又回到了我們討論的初始點。

　　社會之所以能夠正常運轉(zhuǎn)，是因為有一個社會機制。在這個機制中首領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首領就是社會的掌勺者。傳統(tǒng)社會中的掌勺者當然也是社會利益的最大獲取者。如果沒有利益的驅(qū)動，誰也不會去爭奪掌勺的地位了。社會的進步不是表現(xiàn)在為社會掌勺（服務）而不取報酬或大公無私上，而是表現(xiàn)在獲取的利益是正當?shù)�、明確的、被社會公允的，并處于社會的監(jiān)督之下。歷史上不存在、現(xiàn)在也沒有一個社會讓掌握分配大權(quán)的人是社會付出最多而獲取最少的人。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們，不停地編造堯舜禹禪讓和為民吃苦的故事，只不過是寄托了他們的一種政治理想罷了，并不是歷史的真實。當然這樣說也并不否認社會中確實存在著的人類所具有的本性之一——利他精神。利他精神之所以不可缺少，是因為這是出于人的“種間競爭”的需要。但在一個社團內(nèi)，人首先是利己的，這是“種內(nèi)競爭”使然。人類社會的所有道德法律、規(guī)章制度，無非就是為了規(guī)范、限制人的利己行為，而強化利他行為，使之更有利于“種間競爭”。社會不可能建筑在希望所有的人都利他而不利己的基礎之上；
更不能想象讓社會的掌勺者成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這種想象是不了解生物的進化史，特別是人類的進化史造成的。人是從“獸”進化而來的。所謂進化就是人性的增長和獸性的減少。人類社會越往遠古追溯，人就更接近于“獸”。在生存競爭更接近于獸的身上尋找當今或未來社會的人性，是多么的異想天開呀！

　　另外需要特別提醒國人的是，平均分配，特別是絕對的平均分配，絕對不是社會最公平的分配。因為任何分配的前提都是必須有可分配之物，而可分配之物必須要有人生產(chǎn)出來。沒有人去生產(chǎn)出來，分配都是一句空話。所以如果人們把眼睛都緊緊地盯在對生產(chǎn)結(jié)果的如何均勻地分配上，而不把分配與個人的勞動、創(chuàng)造聯(lián)系起來，任何所謂的均勻分配到頭來都是不均勻的。如果創(chuàng)造財富的人看到自己生產(chǎn)的財富被他人平均分配掉了，那么他生產(chǎn)、創(chuàng)造的積極性就會喪失。在一個集體中，所有的人都害怕自己的勞動成果被他人平均分配，同時又希望通過平均分配盡可能地多占有他人的勞動成果（有時這表現(xiàn)為一種本能，并不一定要刻意去做），那么該集體可分配的東西就會越來越少。可分配的東西越少，就越需要平均，一旦不平均就有人會被餓死、凍死。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越窮困越需要平均，而越平均越窮困的道理。財富的產(chǎn)生是社會私有制產(chǎn)生的根源，私有從一開始就是不平均的。

　　三

　　這樣，我實際上已經(jīng)把分粥的故事拓展開了。既然如此，不妨讓我把分粥的故事繼續(xù)發(fā)揮下去。

　　我們假設分粥的故事就發(fā)生在一座深山寺院里。寺院里生活著一群沒有個人私產(chǎn)的出家人。其實這完全符合空想社會主義者們想象中的公社組織，甚至于比存在有家庭的社會組織還要單純。他們依靠耕種寺院周圍的土地和接受善男信女們的施舍——近似于天上掉下的餡餅——為生。

　　為了使寺院的社會生活平安、有序地進行下去，首先在他們中要有分工——我們姑且不問這種分工是如何開始的，分工的開始其實就是階級分化的開始。有分工，就是說要有人做寺院主持（掌勺分粥者），有人要誦經(jīng)，有人要接收香火錢和管理收支賬目，有人要做倉庫保管，有人要外出采購日用品，有人要去種地，有人要去打掃衛(wèi)生，有人要去挑水、燒火做飯，還有人要負責寺院安全保衛(wèi)，等等。

　　請讀者千萬不要以為這種分工是按照每個人的自愿原則形成的，在寺院是按照主持即長老的意志形成的，擴大到一個社會則是按照首領（領導）的意志形成的；
另外，千萬不要以為所有的分工地位都是平等的。分工是人類追求效率的產(chǎn)物，是進化的功利主義原則表現(xiàn)。社會分工首先是以社會的“頭腦”和“肢體”的分化開始的，即有人要執(zhí)行社會“頭腦”的職能，有人要執(zhí)行社會“肢體”的功能�！邦^腦”指揮“肢體”，支配（權(quán)力）和服從的關系也就由此產(chǎn)生出來了。隨著社會組織結(jié)構(gòu)的日益復雜化，階級、階層也就形成了。就是說，在一個簡單到像寺院那樣的社會結(jié)構(gòu)中，也沒有人認為，寺院主持會與耕田的、打掃衛(wèi)生的、挑水做飯的的地位是平等的。

　　為了維護這個分工的存在，就需要訂立各種成文或不成文的規(guī)章制度。不能想象這些已經(jīng)“絕了塵緣”的人就永遠不會犯凡人所犯的錯誤，所以必要的獎懲制度還要建立，這就是寺規(guī)和出家人必須遵守的戒律也就誕生了。

　　有了寺規(guī)和戒律，主持自然也就成了這些東西的執(zhí)行者。當然監(jiān)督機構(gòu)和監(jiān)督者并不是任何時候都需要的，要視主持的偏好來定。這樣，一個以長老為核心的、有社會分工的、沒有個人私有財產(chǎn)的所謂公有制社會就建立起來了。

　　讓我們看看這個公有“社會”在分配問題上必須怎樣做才能使這個“社會”維持下去。當寺院規(guī)模尚小，各種收入不多，勉強度日的時候，長老就和大家一樣共同分粥吃，分衣穿；
但隨著寺院名氣的擴大，州縣和富人捐贈給寺院的土地數(shù)量增加了，香火錢也日益增多。為了適應這種擴張，寺院的管理機構(gòu)也開始復雜化起來，管理人員也在增多，分工也越來越細。機構(gòu)的復雜化就意味著等級制的不斷加深。這時長老與僧眾平均分粥的可能性也就消失了。因為寺院所有這一切的變化首先是與長老的“法力”（也可以理解為經(jīng)營管理）緊密聯(lián)系著的。沒有長老，也就沒有寺院的發(fā)達。所以長老的地位必須予以特殊化，或稱之為神化。這是寺院發(fā)展的需要，而不是個人的需要。在寺院中特殊化只能表現(xiàn)在吃飯、穿衣、住房方面。所以這時必須為長老建最好的房子，吃專為他預備的小灶，穿只有他才能穿的袈裟，并且他手里還要拿著象征寺院最高指揮權(quán)力的禪杖。這樣長老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便從一般僧眾中被分化了出來。緊接著各級和各方面的主事人也都依據(jù)其地位的重要性，被分化了出來，他們的待遇也會隨著地位的改變而被優(yōu)化。寺院的不同分工變成了人的不同身份的標志。平等的概念在權(quán)力和物質(zhì)待遇的意義上都已經(jīng)不存在了。但這并不妨礙一般的僧眾每一天必須去分粥喝。公平的分粥制度只是對一般僧眾而言的。在平均分配之前，不平均分配早已開始進行了。

　　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單位——寺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要想有粥可分配，大家就得去工作，就得去勞動生產(chǎn)。所以“粥”是大家貢獻出來的。但是在這樣的一種體制下，是否能夠調(diào)動起大家的貢獻的積極性，使生產(chǎn)的粥越來越多呢？不能。由于在這里不容許有可以使人獨立生存的私有財產(chǎn)，從而使得激勵生產(chǎn)、創(chuàng)造財富的手段極其有限，而懲罰手段并不缺乏，它們有：關禁閉、餓飯、罰作苦役、杖責和驅(qū)逐出寺院。與懲罰相比，有效的激勵手段似乎只剩下了一個：這就是按照等級制度實現(xiàn)地位升遷。在這樣的一個環(huán)境里，個人的物質(zhì)利益和榮譽只與等級地位相關，地位或稱之為官職成為了人生價值的唯一體現(xiàn)。所以所有的人把對地位的爭奪看成是人生道路的唯一選擇，而生產(chǎn)如何，是很少有人去認真考慮的問題。歷史已經(jīng)證明，在這種條件下，是不會有新的生產(chǎn)力誕生出來的。

　　如果你是一名燒火做飯的小和尚，且有管理才能，想改變自己的物質(zhì)待遇（不是野心家，實乃人之常情即本性也），唯一的途徑就是改變自己的地位。改變地位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勤奮工作，不斷討得主管的喜歡，并證明你的能力。如果寺院處于上升階段，主管們碰巧是正派人，就會從大局出發(fā)，逐步將你提拔起來，使你最終脫離開體力勞動（由于等級制的存在，體力勞動已被看成最低賤的事，或被人當成懲罰人的手段），實現(xiàn)你的奮斗目標；
另一種辦法，就是用投機取巧和欺騙來騙取上級的信任。當你的上級是一位貪財或喜歡別人對他阿諛奉承的人，那么你想通過勤奮工作來獲得提拔的可能性就不大了，這時可使用的手段就是阿諛奉承和賄賂。當然這作為一種人格，可能被社會輿論所唾棄，但作為生存技巧并能達到一定目的的手段幾乎可以屢試不爽。謊話和賄賂盛行，是寺院開始沒落的標志，也是沒落的原因。

　　因為寺院沒有所謂的私有財產(chǎn)，致使對人的鼓勵、激勵的手段缺乏，人失去了其他謀求自身利益的途徑，只有職位升遷才能改變自身的生存狀況。眾所周知，職位畢竟是有限的。所有的人都來爭奪幾個有限的職位，生存競爭就會變得異常殘酷，陰謀層出不窮，手段不斷花樣翻新，即使是自稱斷絕了七情六欲的出家人也不能例外，這只要看一看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簡編》第三編第二冊關于中國古代佛教的那幾節(jié)內(nèi)容就清楚了。[2]佛教徒們?yōu)闋帄Z地位而展開的生存競爭與“凡人”其實是一樣的。這就清楚地解釋了為什么非民主社會政治永遠都是那樣的殘酷、血腥，充滿了陰謀和欺詐。卷入斗爭的漩渦，幾乎很少有全身而退的。

　　當社會財富被集中起來，按等級地位這一單一的標準去分配的時候，因為每個人的勞動貢獻與他的所得失去了直接聯(lián)系，人的創(chuàng)造財富的積極性和主動精神就喪失了；
相反爭奪地位的積極性卻被無限地調(diào)動了起來。因為誰都知道，不傾全力去爭奪，不把所有的對手從肉體上消滅掉，自己就不是勝利者，即使勝利了，地位仍然難保。

　　當每個人處在小和尚的地位時，都希望對粥實行平均分配，越平均越好；
當每個人處在長老或部門主管的地位時，就希望維護等級差別，說這是出于工作需要的差別，并不是對公平、平均宗旨的違反，但事實是眾人一起分粥的時代至此已經(jīng)結(jié)束了。這就是財產(chǎn)共有，平均分配是一個永遠也實現(xiàn)不了的人類社會夢想的真正原因。

　　四

　　最后，我再重復一遍，當前中國社會出現(xiàn)的嚴重的財富分配不公和兩極分化，不是由于市場化經(jīng)濟改革復活了私有制造成的�；謴退接兄坪瓦M行市場化改革都沒有錯。錯誤的是我們的理論滯后，讓公有情結(jié)捆住了手腳，政府對市場化改革不堅決也不徹底，對市場化社會財富的再分配缺少明晰的意識和強有力的手段，致使在轉(zhuǎn)軌的過程中出現(xiàn)了思想混亂和管理混亂，讓一部分人鉆了公有制解體的空子，暴發(fā)了起來。所以問題不是出在私有化和市場經(jīng)濟方面，而是出在政府的管理方面。政府以為堅持了公有制（其主要象征就是國有企業(yè)）就可以實現(xiàn)社會分配的公平，就萬事大吉了；
恰恰相反，明眼人都看得出，當今社會的一切問題的根源最終幾乎都可以追索到公有制上面來。

　　公有制的理想社會就像是一條地平線，當人們越想走近它的時候，它就越遠離你而去，因為它事實上并不存在。

　　注釋：

　　[1]見《詩經(jīng)》《魏風•伐檀》、《魏風•碩鼠》，作者訴說了社會分配不公，希望有一個能夠公平對待自己勞動的國家；
見柏拉圖《理想國》第201頁（商務印書館，1997年）。柏認為，一個管理好的國家應該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不應該有私人的房屋、土地和其他私人財產(chǎn)，甚至妻子、女兒也應視為公共財產(chǎn)。

　　[2]見該書第七章《唐五代的文化概況》第1——4節(jié)（人民出版社，1965年）。

　　200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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