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維:跨越世紀的精神薪火——憶先師陳翰笙
發(fā)布時間:2020-05-27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85歲的人當老師,還是李大釗和蔡元培的同事?
1982年春末,我21歲,考上北大國際政治系的碩士生。管教務的老師通知我:派給你的導師是本系外聘的教授陳翰笙。
“誰是陳翰笙?是寫戲的陽翰笙吧?”那老師說肯定不是,可也說不清陳翰笙是干什么的。只告我,聽說陳翰笙曾與李大釗和蔡元培共過事,85歲了,脾氣倔,要學生去他家面試,面試后才決定收不收。天哪,85歲的人當老師,還是李大釗和蔡元培的同事?
我第一次見到陳翰笙是在他東華門附近的家。他問我為什么要跟他念書?我說那是系里分配的,不過我很樂意來,因為他是蔡元培和李大釗的同事。我們北大77級和78級學生已經(jīng)捐了款,給這兩位在校園立銅像。他問我為什么要念國際政治的研究生?我說,我忒想上研究生,本科學的就是這個,所以只能考這個。隨即我就狡猾地轉(zhuǎn)守為攻,“面試”他,“審查”這個無錫老頭的“個人歷史”。以后的很多年里,我為面試的“成功”納悶。他喜我“勤學好問”?換了我,大概會立即攆走這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后來經(jīng)歷豐富了,我才知道,那是“緣分”,緣起不滅。
開學了,正式去陳翰笙家上課,他已遷居復興門外24號樓——那時俗稱“部長樓”,今天稱為“高層板樓”。那“部長樓”并排有兩棟,像堵大灰墻立在長安街邊,卻是80年代起始時京城著名的所在,今天稱為“高尚社區(qū)”的那種。他要我每次來之前打電話預約,電話號碼是“邀爾樂臨”(1260)。我記數(shù)字的本領在那時就臭名昭著,今天更成為學生們的笑話。虧翰老想出這種怪詞,這號碼我至今還牢牢記得。從此,陳翰笙成為我的啟蒙恩師。兩年里,我每周去他“106室”的家中上一次課。每次兩小時,單兵教練。
自1984年夏畢業(yè),至恩師過世,時間飛過了20年。不過20年,卻天翻地覆,世事全非。當年追隨恩師習學國際政治,中國的死敵是蘇聯(lián)。蘇聯(lián)誕生前,恩師就去美國留學。蘇聯(lián)沒了,恩師還活著。他的生命跨越了三個世紀!
“106室”的主人于2004年3月13日仙逝,享高壽107歲有余。去他家吊唁,我所熟悉的“106室”全然與20年前一模一樣,從未“裝修”過,一件新家具沒有,均為舊物,連書桌擺放的位置都沒變。當年,他坐桌這邊,我坐桌那邊,學英文,談歷史,一杯清茶,漫議國事,打賭開心。正是“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106室低聲迴蕩著先師喜歡的絲竹曲。先師去也,師情猶濃,遺像如生,教誨不敢忘。睹舊物,思故人,滿心的惆悵,更有滿懷的感動。
其他國家的語言你不懂,只好研究菲律賓了
每周去“部長樓”上課,常有意外的驚喜,能見到原只在電影里見過的“高干”名人。因為是固定時間,便能在地鐵站見到文革時的農(nóng)民副總理陳永貴。他那時好像固定每周半天,乘地鐵去四季青公社上班,而且還戴著那頂標志性的草帽,不過不再有政治含義,只為避免讓公眾認出來。還能見到的其他名人也不少,比如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先師無子女,夫人在“文革”時去世,起居由其九妹照看。先師父母生9子,僅存首末2子,長子先師,另一即九妹。先生的小妹慈眉善目,迄今健在,高壽91歲了。每次去上課,到家落座,她便端來一杯清茶。談歷史時,她有時取椅坐于先生身旁,偶爾取笑先生眼疾,拍著他的手,說他瞎眼不辨人。她給師生關系帶來一份輕松,帶來了家一般的氣氛和愛意。到了80年代中,她年事已高,自己都需人照顧了,返滬養(yǎng)老。她女兒童大夫一家照看先生,直至為先生送終。
與現(xiàn)時不同,陳翰笙對指導研究生是非常認真的。師生就是師生,每周必定要上課的,但“課堂氣氛”輕松愉快。而今許多文科研究生隔周上課,還忙著為導師寫書,學生寫書給學生念。陳翰笙上課按部就班,1小時教授英文(中譯英),1小時談歷史、社會、時政、和碩士論文。先生有高朋來訪,亦不得逃課,命我移座去聽他們的高論。
先生指導論文非常有辦法,是緊逼盯人式。
第二次去他家,就把我的論文方向定下來了。他問,你研究外國政治研究哪里?我說研究第三世界。他說,研究拉美你不懂西班牙文。研究非洲你不懂祖魯語或者斯瓦西里語,也不懂法文。研究中東你不懂阿拉伯文。所以你只能研究亞洲。研究亞洲的南亞,取得資料太難,研究的人也不少了。研究東北亞你不懂朝鮮文,不懂蒙古文,所以只剩下東南亞了。新加坡最反共,與中國沒有外交關系,沒有資料。其他國家的語言你也不懂,只好研究當時與中國關系不錯的菲律賓了,菲律賓的官話是英文。我只好說,菲律賓就菲律賓吧。他說,下個禮拜,你把北大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所有關于菲律賓的資料拉個清單,拿來給我看。原來,研究方向是這樣定的!后來我把此法略加改進,用于自己帶的研究生,屢試不爽。
上課“自由來去”,是老北大的自由傳統(tǒng)之重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里,我瘋狂地往返于北大和北海(當時國家圖書館還在北海旁邊)之間。翰老極為重視“資料”,重視到近乎癡迷的地步。他80多歲了還在主編《華工史料》,以及《外國歷史小叢書》。他還是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圖書館的創(chuàng)始人,那是世界上幾個頂尖的專業(yè)圖書館之一,至今使用陳翰笙獨創(chuàng)的編目法。好在當時國內(nèi)有關菲律賓的資料稀少,自麥哲倫登陸后的數(shù)百年也沒多少中文著述,進口外文書就更少,抄錄圖書館卡片就夠了。到第三次見面,我拿著手抄的清單去見老師。翰老很滿意,很高興。后來開始教書,就懂得他為什么滿意我了:我并不因他近乎失明而偷懶,比今天的多數(shù)研究生勤奮、聽話。他問,資料大多是關于什么的?我說是關于歷史的。他說那就對了,要我認真讀菲律賓的歷史,找個細點的研究領域,下周來告訴他。
我又廢寢忘食地讀了一個星期,摸清了菲律賓歷史的大線索。菲律賓史大體是民族主義發(fā)展史,是民族形成史。到第四次見面,論文題目就定下來了,研究菲律賓民族主義的發(fā)展歷程。這篇論文說明,帝國主義導致殖民地,殖民地導致民族形成,民族形成導致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導致獨立,宗主國讓殖民地獨立時留下民主制,民主制在新帝國主義的面前的脆弱導致民族主義的專制,專制的墮落導致民族主義的民主化浪潮。我完成這篇幼稚的論文只用了兩年,是當時北大文科惟一提前一年畢業(yè)的研究生,還是經(jīng)“校務委員會”討論同意的。當時的理工科有否此例,我不知道。為了追求做碩士論文的效率,我“逃”了不少北大的課;叵肫饋,逃課很“值”。后來在北大執(zhí)教,我從不點名,學生愛來不來,可遲到,亦可早退。翰老曾告訴我,上課“自由來去”,是老北大的自由傳統(tǒng)之重。
翰老居然為研究生寫論文收集資料。從第三次見面起,翰老就開始剪報,讓家人和秘書給他讀報后把有關菲律賓的報道全剪下來,每周都會給我一些豆腐塊剪報,兩年下來,竟是一大堆。如此,我有了認真讀報的習慣,讀每條消息,就會想想這條消息說明了什么,能支持什么樣的論點。對照今天,老師讓研究生為自己寫書,方知翰老為學生收集資料之不同。老師的心血,當時看似平常。自己做了老師后,方知那是極為不易的。自己做了父母,才知父母對子女的一片心。
比起本科時代,碩士論文讓我的學術本領“上了一個臺階”,成為我學術生涯的起點。我把那篇論文譯成英文,寄給加州伯克利大學政治系,改變了他們因沒有GRE成績而不錄取我的決定,掙來了當那個系博士生的資格。菲律賓是亞洲惟一的“拉美國家”,與拉美情況非常相似。這項研究使我后來很容易理解拉美學者發(fā)明的“依附論”,決定了我以“比較政治學”為生,也奠定了我在右派時代對左派的同情。有時我甚至自嘲:如果那時知道科學在于精致地證明出色的因果關系,“依附論”的發(fā)明權可能就歸我們爺兒倆了。
什么是structure,我不懂英文!
翰老還教我寫文章。要點大多忘記了,但有一條是一輩子不會忘的,就是通俗易懂,寫短句,不用生澀的詞。他告訴我:沒學問的人,才用怪詞。凡使用老百姓不懂的詞,要么是想嚇唬讀者,要么就是沒讀懂外文原文。因為他當時沒講出什么道理來,我一直不服氣。有一次,我提到“社會結構”,他馬上嚴厲地質(zhì)問,什么叫“社會結構”?我當時并不知“系統(tǒng)論”的道理,只是人云亦云而已,一下子把我問倒了。就說,結構就是structure。他更惡狠狠地問,什么是structure,我不懂英文!我解釋不出來,憋了半天,才臉紅脖子粗地爭辯說,我指的是“階級力量對比”。他嘲笑我,那你就直說“階級力量對比”就好了,干嗎要用什么“社會結構”啊?還structure呢!我還是不服氣,認為他強詞奪理,但這件“強詞奪理”的事給我印象太深了。多年以后,我在美國寫博士論文,導師認為我的英文句子太長,讓我去讀韓丁寫的《翻身》,說那是最好的英文。老師解釋說,社會科學作品與自然科學不同,是要給大眾讀的。大眾讀得懂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大眾讀著明白順暢的文章,是最好的文章。老師告訴我:博士論文,應當讓你沒念過政治學的老媽也能流利地閱讀。我這才恍然大悟,沃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沒有一個長句,沒用一個“大詞”,所以是文筆最好的書。該書的中文版是學生翻譯的,學生沒能領會其語言的通俗,自以為是地翻譯成很“學術”很“洋氣”的味道。社科論文的“學術氣”,其實就是“學生氣”。
翰老早就對我講了這話,是學生愚鈍,遲遲未能領會。
踢著顧維鈞的椅子,警告他不許賣國
看上去,先師是無所不通的雜家,卻是學歷史出身。他要我認真讀歷史,什么歷史都讀,古今中外的政治史、經(jīng)濟史、社會史、思想史。非常幸運,老師的傳奇經(jīng)歷本身就是部豐富的歷史書。他的歷史感如此之強,經(jīng)歷如此有趣,那時的我雖無法理解,卻留下深刻印象。
翰老講他當年在美國做學生,當過激進學生的代表。顧維鈞去美國談判,陳翰笙代表學生闖入會議室鬧事,踢著顧維鈞坐的椅子,警告他不許賣國。先師告我,顧雖西學出身,老婆卻一大堆。我那時在讀《顧維鈞回憶錄》,津津有味,正在做外交家的夢。翰老三言兩語,把我對顧的向往和對外交的神秘感一掃而空。
先師寫過關于巴黎和會的博士論文,我與他談論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的歐洲政治經(jīng)濟史,他不講,卻講了去德國的緣由。從芝加哥大學拿到碩士學位后,先師去哈佛讀博士,一年多以后就沒錢繼續(xù)了,于是帶著僅余的一點錢同夫人顧淑行去了德國。戰(zhàn)后的德國經(jīng)濟已經(jīng)徹底崩潰,那點美國錢值了許多,夠坐火車的豪華包廂,還夠雇個德國傭人。我在美國也學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的歐洲史,學到什么,全然忘記了。若干年后,蘇聯(lián)垮臺,中國人那點可憐的工資卻能在俄國過上神仙日子。這就讓我想起了翰老去德國的故事,對什么是“經(jīng)濟崩潰”理解得非常鮮活。當國內(nèi)的“民主派”們說,不管怎么樣,俄國到底是民主了。每到此,我就會想起翰老講魏瑪共和國的民主是怎么垮臺的,蔣介石的統(tǒng)治是怎么垮臺的。經(jīng)濟崩潰,不是民主的福音,是民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溫床。
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帶到棺材里去的
當時北大有一美國來的華裔訪問學生,請我?guī)兔Σ樗隣敔數(shù)臍v史。說她父母從不談論其在法國得到博士學位的爺爺?伤隣敔敽孟窈艹錾,做過中國的大官。我查不到,就去問陳翰笙。翰老不僅知道,還與那人有過交往。那人做過司法部長,不過是汪偽政權的司法部長,病死于監(jiān)獄,先是國民黨的監(jiān)獄,后是共產(chǎn)黨的監(jiān)獄。我當時在學日文,翰老提示我去查日本出的中國名人錄。我果然在那里查到了該漢奸的生平。華裔女孩得知我的“研究結果”后,一臉的落寞,讓我很不忍心。
查那本名人錄時,我順便也查了“陳翰笙”,記載居然更詳細。讓我震驚的是,書里寫到:根據(jù)日本的情報,1944年蔣介石命令在昆明抓捕陳翰笙,昆明突然飛來一架英國軍用飛機,把陳翰笙接到印度去了。我就這件事問過翰老,他只告訴我,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帶到棺材里去的。把共產(chǎn)黨的地下工作與學術生涯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陳翰笙是中國第一人。在日本被處死的世紀著名間諜左爾格,獲得了“蘇聯(lián)英雄”稱號,卻是翰老介紹去日本的。翰老在印度的研究工作卓有成效。他那時寫的英文書,今天還在美國不少大學南亞課程的必讀書單上。不僅如此,陳翰笙還是我們國家追隨共產(chǎn)黨鬧革命的第一個洋博士。
提出推翻“三座大山”,成了共產(chǎn)黨的綱領
翰老講中國經(jīng)濟史,特別是農(nóng)村經(jīng)濟史。他講的英美煙草公司(BAT)歷史特別有趣。公司被中國本地官僚介紹給農(nóng)民,先給中國農(nóng)民發(fā)放優(yōu)惠的小額貸款,(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讓他們從糧食作物改種煙草。而收獲的時候卻以壟斷性的低價收購煙葉。種過煙草的地不適合種莊稼了,農(nóng)民命運只能由外國資本家左右。當煙草市場崩盤,農(nóng)民還得向地主照交地租。由此,他在三十年代初就得出結論:中國農(nóng)民不僅受地主的盤剝,還受外國資本的壓榨,也受本地官僚買辦的壓榨。除了造反,沒有出路。這個項目是為共產(chǎn)國際和中國共產(chǎn)黨做的情報研究。依賴貧苦農(nóng)民鬧革命,推翻“三座大山”,是這樣被翰老提出,在學界傳播開來,而且變成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綱領。
翰老是現(xiàn)代中國農(nóng)村調(diào)查的創(chuàng)始人,在農(nóng)村研究上的成績聞名海內(nèi)外。提到陳翰笙的中國農(nóng)村研究,我在美國的博士導師也欽羨不已。這位今天哈佛大學政府系的教授、費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當初也熱情支持我繼承陳翰笙的衣缽,繼續(xù)研究中國農(nóng)村問題。這便是我那本《農(nóng)民與市場》的來源。陳翰笙研究20世紀中國農(nóng)村的上半期,說明資本主義讓中國小農(nóng)破產(chǎn)和造反;
我做20世紀的下半期,說明因為有25年的社會主義集體傳統(tǒng),所以市場經(jīng)濟沒能讓中國的小農(nóng)破產(chǎn)和造反。在做陳翰笙的學生時,我就有個心愿,要做一點農(nóng)村研究,要“青出于藍”!扒喑鲇谒{”的后半句,當然是由不得自己說的。
畢業(yè)數(shù)年后,我要去美國讀博士,翰老為我寫推薦信。到了那里才知道,他在美國的名氣比在中國大,他的推薦信是關鍵性的。又過了好多年,我才懂得,有這樣一位出色的學者領著入學術之門,是多么幸運?上М敃r年幼無知,修課時偶得的先生遺墨,均已蕩然無存。
拒絕做外交部副部長,也不當北大副校長
如所有其他人,我稱老師為“翰老”。今人可能會覺得學生這樣稱呼老師有點怪,卻頗有道理。1996年,翰老99歲,政府在人民大會堂為他慶百歲華誕,國內(nèi)社科界左中右派的名人幾乎到齊了。其間,季羨林先生自述成為“翰老學生”的經(jīng)歷,讓我暗中吃驚。在北大教書,對季先生高山仰止,既為翰老門徒,豈非季先生“師弟”?解放后,中國著名經(jīng)濟學家中有一聲名顯赫的“無錫幫”,均是得翰老師惠的弟子。各代弟子都尊稱“翰老”,就不會有輩份上的尷尬。先師“文革”中賦閑在家,義務教授英文,業(yè)余弟子在美國能編一個營。
“翰老”是我們大家的,因為他學問好,正直率真。
先師是學問家,也是政治和社會活動家。他一輩子講原則,對自己心中的原則不妥協(xié)。因為他在莫斯科工作的經(jīng)歷,不愿與蘇聯(lián)人共事。歸國后他拒絕做外交部副部長,也拒絕當北大副校長,號稱“不會用刀叉,只會使筷子”。他疾惡如仇、直言直語,建國后不知得罪了多少人,自然也是仕途從不長進。我去讀書時,常為他對時政的嚴厲評論所震驚。我曾說,你這么講話,不怕進監(jiān)獄?他說,為什么怕進監(jiān)獄?我說,那你若準備進共產(chǎn)黨的監(jiān)獄,當初還入共產(chǎn)黨干什么?他說,“你怎么連這個都不知道。繛榱舜虻管婇y啊,打倒舊軍閥、新軍閥!
先師是大學問家,卻一點架子都沒有,我在他家讀書,絲毫不感到壓力。惟一有壓力的是,課業(yè)結束離去時,他必定起身送至電梯口,作揖而別,讓我覺得不敢消受。后來方知道,他是無論老幼親疏、地位高低,盡皆如此。
老師平易,學生也就張狂。今日想來,依然趣味昂然。有一天,談到蘇聯(lián)發(fā)動世界戰(zhàn)爭的危險——那個時候的大課題,他預測5年里世界大戰(zhàn)必然爆發(fā)。理由是,蘇美兩國瘋狂地生產(chǎn)和儲存了那么多武器,不打仗,兩國的軍工聯(lián)合體有什么道理生存?我和他起勁兒地爭論,也說不服他。心生一計,就要求打賭,他居然同意了,問我賭什么?我說,5年后的這一天,如果世界大戰(zhàn)沒打起來,他那個月的工資歸我,打起來了,我那個月的工資歸他。他想了想,說他太虧了,不平等。那時候他的工資將近400元,我是40元,工作5年大概也就70-80元。他自己提了個賭注:輸了就把手邊那件大衣給我。不到半分鐘,他又變了,聲稱那大衣是與斯諾穿錯了的,不能給我。歷史博物館要,他不給,怕給弄丟了。我對此解釋一聲不吭,最后他自己不好意思了,改了說法:若5年后的這一天,世界大戰(zhàn)打不起來,他要拿根桿子把這件舊衣服杵出窗外,就當作掛了投降旗。他不提我輸了怎么辦,就是認輸,承認世界大戰(zhàn)打不起來。
與北大同齡,與北大同在
1997年,北大百年校慶。筆者帶著學生去看他。時有電視臺記者在場,請他說幾句祝福北大的話。當時先師已過百歲,兩眼完全看不見了,精力也很不濟,談話很難持續(xù)兩分鐘以上。但在那天,他好像頭腦異常清楚,掰著手指頭說,“我給北大老師講三句話:第一,要好好幫助年輕學生;
第二,不要當官;
第三,要多寫書”。電視臺記者堅持要他給北大說句祝福的話。老先生居然出口成章,“祝北大今后辦得像老北大一樣好”。狠幽了北大一默。記者和家人都不干了,就教他說:你說“祝北大今后越辦越好”。老先生連說三遍,次次都與原先說的一樣,不肯照別人吩咐的說。他認定北大今不如昔,絕不改口。他自己眼鏡都要旁人幫他戴,腦子也不走了,可這些話,他一直放在心里,直到生命的盡頭。這就是陳翰笙!“老兵不死,只會逐漸凋零”。
先師與北大同齡,北大百歲,先師亦百歲。陳翰笙20多歲回國之際,蔡元培校長聘他為北大正教授,是當年北大最年輕的教授。而先生過世時,已是北大最年長的教授。生命跨越三個世紀,真神人也。
先師活了107歲有余。1940年代與宋慶齡辦“工合”,過手的錢千千萬萬,大部暗中偷運延安,自己卻一生廉潔簡樸。他從無額外收入,存款多用于補貼出書。離去時,竟僅余不到6萬元存款。大概是舉喪之資不累旁人吧,先師書面遺囑:身后不開追悼會,不舉行遺體告別,并隨其早逝之愛妻,骨灰撒入富春江。正所謂“赤條條來去無牽掛”。
北京大學圖書館專辟一室,建“陳翰笙紀念研究中心”,由北大副校長、黨委副書記吳志攀親任主任。先師工作之廳堂已原樣搬入這里。翰老的親友學生們,可在此重溫那些溫馨的往日。
先師為中華民族的進步事業(yè)奮斗了漫長的一生,其輝煌業(yè)績并非其晚年一弟子所能記錄。但我深知,陳翰笙屬于學生,他熱愛學生,百歲之后甚至還“哀求”北大校方送學生給他。在他那已凝固的大腦里,最后的一縷余光是青年,是學生。我們在北大圖書館219室開設“陳翰笙紀念研究中心”,那里每天都有數(shù)以千計的學生經(jīng)過。希望他們在中心門前的銅牌前停一停腳,像我當年那樣,問一聲,“誰是陳翰笙?” 進來在他的書桌前坐一坐吧,那里有翰老的銅像和遺墨與北大學子們同在。
。ㄔd《鳳凰周刊》總第208期,2006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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