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f偉 譯）

　　南朝鮮克隆丑聞的細節(jié)現(xiàn)在已經(jīng)大白于天下了。世界唯一向科學界證實他們克隆了人類胚胎而且培育出胚胎干細胞（ESCs）的黃禹錫(Hwang Woo Suk)博士和他的同事現(xiàn)在被看作玩弄了一個巨大的騙局。和過去的免責聲明書相反，國立漢城大學等進行的調(diào)查報告說該小組招攬了超過100名女性（往往用現(xiàn)金獎勵）甚至給女性研究人員施加壓力提供卵子進行克隆實驗，讓女性健康面臨嚴重威脅。調(diào)查還說盡管進行了數(shù)百次克隆嘗試，從超過兩千個卵子中研究人員沒有能生產(chǎn)出一個干細胞系（stem cell line）。他們通過在聲名赫赫的美國《科學》雜志上偽造了兩篇主要文章掩蓋其失敗。

　　美國對這個丑聞的反應各種各樣。有些克隆鼓吹者聲稱這個事件除了說明韓國一些科學家胡作非為外沒有別的意義。醫(yī)學研究協(xié)進會（Coali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Medical Research）主席丹尼爾•佩里（Daniel Perry）說“盡管這是個明顯的挫折，胚胎干細胞研究領域和治療用克隆領域仍然具有讓人驚嘆的前景，正如我們國家一些杰出科學家表現(xiàn)出來的那樣�！逼渌�人，包括漢城調(diào)查小組成員則相信這個事件已經(jīng)“破壞了科學的基礎”。真實的情況顯然界于這兩個極端之間：該丑聞牽連的決非幾個韓國科學家，但是它并沒有破壞整個科學，除非有人愚蠢地把人類克隆等同于科學的全部。更籠統(tǒng)的說，這個不幸的事件給予我們?nèi)齻�教訓：科學的，政治的，道德的，如果不吸取，我們?nèi)祟惥兔媾R危險的境地。

　　科學的神話和現(xiàn)實

　　正如華盛頓郵報說的，第一個明顯的結論是“大肆宣揚的胚胎干細胞研究比科學家預料的落后幾年的時間。”全世界經(jīng)過8年的克隆人體胚胎的努力后，沒有一個人成功地做到這點。經(jīng)過了多年的宣揚所謂的“治療用克隆”---從克隆的胚泡提取干細胞的主意將為病人提供他自己的“生物學上的修復元件”---沒有人達到哪怕是讓這個醫(yī)療夢想成為現(xiàn)實的第一步。

　　發(fā)現(xiàn)一個科研人員作假并不能說明這個科學界都是不可靠的，該觀點顯然是正確的，但是在這個事件中，黃博士的研究是曾經(jīng)被看作科研目用人體克隆的成功領域。如果他的研究是虛假的，至少現(xiàn)在該領域已沒有剩下別的東西了。正如紐約時報指出的，“好像早在2004年3月就獲得的克隆人類細胞的技術現(xiàn)在發(fā)現(xiàn)根本就不存在，迫使克隆研究者返回第一階段。”

　　在過去的8年中這是至少第三次我們聽說克隆人類胚胎以獲取干細胞成功的消息了，結果發(fā)現(xiàn)這個消息根本沒有事實根據(jù)。為了避免我們相信韓國是該領域發(fā)布虛假信息的壟斷者，我們有必要指出此前的兩次虛假消息是由美國公司高級細胞技術（Advanced Cell Technology (ACT)宣布的。雖然ACT的研究者只是成功地把一個克隆胚胎進展到六個細胞的階段---他們是否創(chuàng)造了胚胎仍然是不確定的---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根本沒有得到干細胞。但是公司宣布它的研究者是“說明重新編組人類細胞能夠提供移植的組織的第一個證據(jù)�！�

　　多數(shù)美國人，立法者可能認為至少有已經(jīng)成功的從“治療用克隆”取得胚胎干細胞的動物模型的例子。但是科學文獻里很少有支持這些說法的證據(jù)。ACT等發(fā)表的研究報告一直被兜售說顯示了從克隆的動物胚胎獲得的干細胞的好處，但是在每個報告里，要達到治療的目標都要通過移植胚胎到動物的子宮并在那里長大到胎兒階段，然后殺死胎兒以便得到更發(fā)達的胚胎干細胞。這樣的“胎兒農(nóng)場”顯然被有些研究者看作人類“治療用克隆”的新范式。有些擬定了關于克隆的法律，（比如新澤西州）允許在人類身上進行這樣怪異的實踐。或許“治療用克隆”根本無法使用如果不進行“生產(chǎn)性克隆”（這是人人都譴責的行為）把胚胎放在女性的子宮里，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后來打掉胎兒以便獲得更發(fā)達的組織。這當然是克隆對女性的剝削，把女性當作卵子工廠，利用女性作為克隆的人類胎兒的孵化器。

　　還有的人指出從克隆中得到胚胎干細胞的進展已經(jīng)證明是“上鉤掉包”的陷阱，也就是說虛假的報道來自克隆胚胎的進展，但實際上根本就沒有克隆。比如在2005年夏天，《新英格蘭醫(yī)學雜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NEJM)報道說“人體細胞核轉移胚胎干細胞（human nuclear-transfer embryonic stem cells）已經(jīng)被顯示出來在一個腦部受傷的動物體內(nèi)生產(chǎn)出新的神經(jīng)組織。但是這個說法引用的兩篇文章清楚報道采用了從受精卵提取的現(xiàn)存胚胎干細胞系（ESC lines）---這種細胞系在當前布什政府的政策下有資格得到聯(lián)邦資金支持。研究實際上得到NIH基金支持，所以讓文章“盡管美國繼續(xù)在隔代遺傳方面根深蒂固，黃博士和他的同事已經(jīng)顯示亞洲已經(jīng)沖到前面去了”的說法更加可笑。幾年前，2003年7月，NEJM已經(jīng)傷害了它在該領域的可靠性，因為宣布新的出于政治動機的稿件選擇政策，尤其是“挑選”宣揚胚胎干細胞的來稿�！拔覀兿肟隙�立法上的短視并不能模糊科學的眼光”編輯目光短淺地寫到。

　　籠統(tǒng)上說，克隆人類胚胎干細胞的騙局的意義仍然是不確定的。2001年，生物技術工業(yè)組織（Biotechnology Industry Organization (BIO)在國會作證時說克隆基本上是為了得到ESCs的臨床應用，因為只有通過克隆我們才能控制干細胞的基因組，當那些細胞有一天被用來實現(xiàn)再生目的時，避免免疫拒絕問題。如果BIO在2001年是對的，那么ESCs作為治療的途徑已經(jīng)被證明是不可靠的，至少在當時是這樣。因為從克隆的人類胚胎中獲得ESCs仍然沒有辦法實現(xiàn)。如果BIO是錯誤的，克�。ㄓ米罱�的一個評論的話說）是“華而不實的科學，是個干細胞生物學迅速擴張的世界的邊緣�！睘槭裁床滑F(xiàn)在就禁止人類克隆的離奇的濫用，分別辯論涉及胚胎干細胞研究的其他問題呢？

　　顯然，科學家自己在克隆研究的重要性問題上意見不一。比如，最近一期NEJM評論反駁因為黃禹錫丑聞“干細胞生物學已經(jīng)臭名昭著的印象”，指出通過體細胞核轉移（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克隆“在干細胞生物學這個廣大的領域中只是一個次要的角色”。該雜志的編輯在2003年說過正好相反的話，聲稱通過贊同對人類克隆的禁止，眾議院已經(jīng)投票“禁止從胚胎干細胞的研究，使用和醫(yī)藥治療等”。但是即使在黃博士研究欺騙案暴露出來以前，許多干細胞專家表達了對大規(guī)模“治療用克隆”可行性的深刻的疑慮。下面就是一些例子：

　　從細胞核轉移（克�。┲瞥傻呐咛ブ兄谱鞲杉毎�系的效率是難以覺察地小，你得一個一個處理，單個治療的故事一再出現(xiàn)，代價高昂。也就是說讓這種治療國際上都可行，廣泛的核轉移程序根本無法讓我們達到目標。”（進行克隆研究的著名高科技公司Geron的總裁馬斯.歐卡馬（Thomas Okarma）在《技術評論》（Technology Review）2003年6月號上說）

　　“盡管科學家絕望無奈，你可能認為治療用克隆正處在即將治愈一兩種疾病的時刻，但事實并非如此。雖然有關于治療疾病的樂觀看法，幾乎所有的研究者在被詢問的時候都是承認這些成就是夢想而非現(xiàn)實�！保�紐約時報2003年元月5號科學作家基納•科拉塔（Gina Kolata）說。

　　雖然克�。ㄍㄟ^體細胞核轉移SCNT）在理論上或許解決排斥，也就是生物學上接近問題（biological access problem），它一次只能解決一個人的問題。創(chuàng)造這些獨特的克隆的解決辦法所花費的時間和金錢將使得SCNT根本不可能提供切實可行的，廣泛使用的解決生物學上接近問題。（2003年11月12月的哈斯汀斯中心報告（Hastings Center Report）中路斯•福登（Ruth Faden）, 約翰•戈哈特（John Gearhart）以及18位贊同胚胎干細胞研究的倫理學家和科學家）

　　“我的觀點是至少有三個到四個其他的方案已經(jīng)更加具有吸引力。從長期觀點來看，我不明白為什么你會贊同治療用克隆。因為得到卵子非常困難，而且還得面對毀掉胚胎的問題”。（2002年7月29日澳大利亞干細胞研究者阿蘭托森（Alan Trounson）在《年代》（The Age）說

　　除了克隆外，從胚胎干細胞獲得基因上相容的組織液為了人類治療的其他途徑產(chǎn)生不僅是倫理上，而且是實際操作上難以克服的問題。當然，沒有科學家真正相信現(xiàn)在生殖中心提供的冷凍的“多余”胚胎對于醫(yī)療研究已經(jīng)足夠使用了。一個引用廣泛的研究發(fā)表在2003年的《生殖與不育》（Fertility and Sterility）作者估計在2002年4月，生殖中心儲存的冷凍胚胎有400，000個。但是該研究還發(fā)現(xiàn)只有2.8%（也就是11000）是可能作為研究用途的。摧毀所有這些胚胎只是為了得到干細胞（作者認為這根本不可能出現(xiàn)的情況）將最多生產(chǎn)出200或者300個細胞系。

　　有人建議通過人工受精成立遺傳多樣性的胚胎銀行，目的是提供可以和多數(shù)病人吻合的密切基因對子。兩個杰出的研究者說只要決定“研究的最佳選擇”（更不要提治療）就需要“或許1000”個干細胞系，這是我們?nèi)珖鴵碛械臄?shù)量的四倍之多。還有人說要表現(xiàn)美國人口的基因和種族多樣性，企圖治療任何重大疾病的胚胎干細胞銀行就必須包括從許多生產(chǎn)出來僅僅就是為了毀滅的胚胎中取得的細胞線，包括不成比例的數(shù)量的來自非洲裔美國夫婦和其他少數(shù)民族夫婦的胚胎，他們在生殖中心客戶中比例偏低。羅伯特•蘭查（Robert Lanza）和納底亞•羅森塔爾（Nadia Rosenthal）在《科學美國人》2004年說如果要創(chuàng)造足夠基因多樣性的細胞線需要來自生殖中心的數(shù)百萬胚胎。國會中有哪個議員真正愿意要這樣大規(guī)模的創(chuàng)造并毀滅人類胚胎嗎？

　　總而言之，支持擴大聯(lián)邦政府對人類胚胎干細胞研究的資助或許有個沒有撤退策略的議題。當然，科學家可能從有限數(shù)量的胚胎干細胞系中了解很多關于疾病的東西，但是這不是這樣的研究典型地兜售給大眾以獲得政治和經(jīng)濟支持的方式。干細胞被出售是作為身體機能障礙的人的替代組織液，作為超過一億生病的美國人生物學上的救星。但是如果從人類克隆中大規(guī)模獲得胚胎干細胞將產(chǎn)生巨大的實際操作和倫理問題。同樣的，努力讓胚胎干細胞“治療用”而不克隆也是如此。沒有人會認為胚胎干細胞是再生藥物的神圣目標。至于人類克隆研究本身，當然有人解決這個好像難以解決的技術問題成功地讓這個程序工作的可能性仍然是有的。但是讓它“有效”同時避免對女性的剝削的前景，在我們有生之年從中提取成本低廉的治療方法的前景非常渺茫。

　　不再有政治順風車

　　雖然多數(shù)研究者開始相信人類克隆為了醫(yī)療目的可能是個失敗，政治界的看法是另外一個問題。克隆的政治問題長期以來都和事實相脫離，這個問題現(xiàn)在變得更糟糕。在韓國丑聞之后，在人類克隆研究領域過去兩年的“進展”都是騙局以后，猶他州參議員奧林.哈奇（Orrin Hatch）說“就我所知，在人類歷史上這恐怕是最具前景的醫(yī)療健康方面的科學研究了，”為了得到公眾支持和政府資金援助，人類克隆和胚胎干細胞研究的鼓吹者長期以來編造宣傳和夸張的諾言向議員和公眾宣傳。有些科學家和科技組織的行為簡直就是蛇油推銷員，到全世界推銷“神奇療效”的夢想，人們（不是政客）已經(jīng)開始注意了。

　　2004年加州見證了特別玩世不恭的和無恥的宣傳活動，研究者和風險投資家讓該州為資助這個研究欠下60億美元的債務。到了現(xiàn)在投票者才開始認識到真相，正如《舊金山記事》（San Francisco Chronicle）報道的：

　　去年多數(shù)加州選民被宣傳接受人類胚胎干細胞可以用來治療難以克服的疾病的驚人方法的觀念，促使71號提案在2004年11月選舉中輕易獲得勝利�，F(xiàn)在越來越清楚的是干細胞移植來治療糖尿病，帕金森神經(jīng)麻痹和早老性癡呆等還遠得很呢，也許還需要幾十年時間。

　　帶頭的支持者擔心政治上的強烈抵制，已經(jīng)發(fā)表了免責聲明書來減少人們認為這個研究很快就找到治療方法的不切實際的期待。在有些情況下，他們還把造成這樣期待的責任推倒別人身上。

　　英國干細胞研究專家溫斯頓爵士（Lord Winston）就警告他的同事說政治上對胚胎干細胞和克隆的支持和高漲熱情需要得到遏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中一個問題是為了說服公眾我們必須做這個工作，我們往往說了大話而實際上根本無法完成。這對科學家來說詩歌真正的問題。我不大相信胚胎干細胞在我的有生之年，甚至任何人的有生之年能夠實現(xiàn)我們迫切希望達到的目標。

　　作為回應，溫斯頓爵士的科學界同行抗議說這不是科學家的錯。倫敦國王學院的斯蒂芬•明格（Dr. Stephen Minger）說“確實阿爾茨海默（Alzheimer）不是干細胞治療的最佳人選，但是科學家沒有說他是，這都是南茜•里根（Nancy Reagan）推動的美國政治的結果�！钡�是在美國，里根夫人得到形形色色的科學和病人游說團體的支持，他們希望公眾資金支持胚胎干細胞研究。包括亞伯達糖尿病研究基金會（Juvenile Diabetes Research Foundation）,美國生殖醫(yī)藥協(xié)會（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和阿爾茨海默協(xié)會（Alzheimer’s Association）。這些團體肯定清楚科學界反對ESC治療癡呆病的共識，但是他們就是視而不見。NIH的干細胞科學家羅納德•麥基（Dr. Ronald McKay）解釋說政治信息和科學事實之間的差異體現(xiàn)在“要開始，人們首先需要一個神話。”

　　有些克隆支持者已經(jīng)指出布什政府應該為韓國騙局承擔責任。因為美國政府“沒有資助和管理”此類胚胎干細胞研究，聲稱杰出的生物倫理學家亞瑟•卡普蘭（Arthur Caplan）和格林•麥其（Glenn McGee）和里程碑意義的研究在沒有安全保證的情況下在其他國家進行。

　　但是有關這個爭論的每個方面都是明顯虛假的。不僅布什總統(tǒng)，克林頓總統(tǒng)和過去10年中國會里的幾乎全體一致的同意反對提供資金支持為了研究目的進行特別的人類胚胎克隆。1994年12月2日克林頓總統(tǒng)用行政命令否決這個支持，后來每年國會都通過附議禁止提供資金支持進行可能危害或者摧毀人類胚胎的研究，唯一一次認真的企圖削弱這個限制的努力發(fā)生在1996年，本來可能對純粹為了研究目的克隆或者其他制作胚胎的研究將被限制在合適的地方。即使主要的法案企圖推翻布什關于胚胎干細胞政策的，也只是處理“備用的”通過人工受精制成的胚胎，有些法案明確說明“相關研究不應該最后生產(chǎn)出人類胚胎。”

　　而且，美國應該吸取克隆丑聞的經(jīng)驗教訓，制訂規(guī)范管理克隆研究的那些說法忽視了這個事實，韓國確實有法律和規(guī)章制度防止最糟糕的濫用，有允許比克隆支持者寫進加州71號提案更獨立的監(jiān)督的法律。但是這些規(guī)定對于醉心于自己目標的科學家來說根本不起任何作用。沒有證據(jù)表明美國科學家對于倫理指導原則就更加關注或更謹慎。即使在韓國和美國支持克隆研究的倫理學家表達對黃博士做法的擔心后，美國研究者繼續(xù)充滿熱情地和他合作一直到最近的研究報告從而完成整個騙局。比如，就在刊登黃博士2005年研究論文的《科學》雜志上還刊登了斯坦福大學大衛(wèi)•馬格奴斯（David Magnus）和米爾德里德•趙（Mildred K. Cho）倫理分析的論文，提出告知后同意的問題，不能直接從研究中得益的卵子捐獻者的風險，甚至“治療用克隆”這個說法來描述幾十年后才有可能治療的使用等。韓國倫理學家具榮謨（Koo Young-mo）在接受《韓國時報》采訪時甚至提出了更加具體的問題�！白屛姨岢鲆粋�最糟糕的情景。如果有些捐獻者患了卵巢過度興奮癥，她們把黃博士告上法庭，提出告知同意的可疑性，黃博士就麻煩了�！钡�是當黃博士提出和美國研究者合作，為他們提供克隆來的胚胎干細胞時，哈佛大學的喬治•達雷（Dr. George Daley）等研究者熱情答復說“考慮到韓國人明顯有自愿的卵子捐獻者的優(yōu)勢，他們比任何別人更有優(yōu)勢生產(chǎn)出胚胎干細胞�！表n國丑聞以及美國丟人的行為的更廣泛政治教訓是政治領袖，病人利益團體，和所有公民必須停止一相情愿的接受所謂的“治療奇跡”的宣傳。我們應該明白該項目現(xiàn)時當下的人類成本，而不光是未來可能的誘人前景。不管我們對于克隆研究或者摧毀胚胎方面道德觀點如何，如果科學家和政客繼續(xù)發(fā)表沒有事實根據(jù)的花哨的冠冕堂皇的言論，我們不能進行嚴肅的辯論。

　　“新倫理”的麻煩

　　除了政治以外，克隆丑聞最重要的教訓是道德方面。

　　努力增加人類知識和改善人類環(huán)境的科學家長期以來被誘惑在倫理方面“抄近路走捷徑”包括保護人類研究對象的道德，為了達到他們普遍承認的重要目標�，F(xiàn)代科學藥品的創(chuàng)始人克老德•伯納德（Dr. Claude Bernard）在1865年曾經(jīng)警告說：

　　醫(yī)療手術道德的原則包括從來不在人身上進行有可能在任何方面對人家產(chǎn)生危害的實驗，盡管這個結果可能對科學帶來巨大利益，比如其他人的健康。

　　同樣的，就在1940年代德國開始進行各種實驗的時候，紐倫堡條約（Nuremberg Code）堅持“不準進行任何實驗，如果有先驗的理由相信可能產(chǎn)生死亡或者難以克服的傷害�！泵绹�的科學家并不總是嚴格遵守這個道德規(guī)范。只要我們想想塔斯基大學（Tuskegee）梅毒實驗，故意給位于威路布魯克（Willowbrook）孤兒院的智力障礙孩子注射肝炎病毒，1950年代對于不提防的美國人進行冷戰(zhàn)輻射的實驗。

　　最近的新情況是從理論上將此類濫用合法化的“新倫理”的主導作用，也就是說以旨在造福全人類的研究的名義把個人生命的價值相對化，貶損降低的功利主義算法。正如《加州醫(yī)療》（California Medicine）1970年的社論“醫(yī)療和社會的新倫理”中指出的：

　　傳統(tǒng)的西方倫理總是強調(diào)每個人的生命的內(nèi)在價值和平等價值，根本不考慮年齡或者條件。這個倫理得到猶太教基督教傳統(tǒng)的支持，而且成為我們的法律和社會規(guī)范的基礎。這個傳統(tǒng)的倫理學仍然明確的占統(tǒng)治地位，但是有許多地方說明其核心觀點正在受到腐蝕，或許最終被拋棄。未來有必要，或可以接受的是對于比如人的生命采取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價值。

　　不幸的是，這個新的功利主義觀點事實上成為那些企圖合法化人類胚胎研究和克隆研究，不管是公共領域還是私人領域的人正式的倫理原則。

　　普林斯頓大學的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被某些人吹捧為世界上最有影響的倫理學家，最近預測說崇尚生命神圣的老的倫理觀到2040年將徹底死亡。如果回顧一下，“2005年可能被看作這個立場守不住的年份，”因為人們認識到生命神圣的倫理讓我們無法得到來自韓國的克隆技術新突破帶來的益處。當然，辛格是非常有名的，因為他的邏輯一致性在認識到如果生命在出生前不是神圣的，出生后也不可能是神圣的。

　　多數(shù)胚胎研究鼓吹者并不是這么極端的前后一致，但是他們的倫理推理的隱含意義確實是非常激進的。甚至連認可胚胎研究的政府顧問會議美國國立衛(wèi)生研究所（NIH）人體胚胎研究中心和國家生命倫理咨詢委員會（National Bioethics Advisory Commission）(NBAC)也被迫在證據(jù)面前承認早期的人類胚胎是個“生命”，因為來自胚胎學的證據(jù)越來越有說服力，《自然》雜志發(fā)表的對最近發(fā)現(xiàn)進行總結的文章指出“非常清楚的是發(fā)展生物學家將不再把早期的哺乳動物胚胎看作沒有特征的沒有邊界的細胞。”這些顧問團體甚至承認早期人類生命應該得到我們的尊重。但是得出的結論是實驗中對未成熟的生命的破壞是沒有限制的，他們采用成本收益分析來辯護，這種對生命的尊重在出生后的生命出現(xiàn)重大疾病的健康需要面前就不那么重要了。

　　1994年當美國國立衛(wèi)生研究所（NIH）人體胚胎研究中心的一個成員問這個機構是否應該根據(jù)“只要目的正當，可以不擇手段”的原則決定聯(lián)邦基金支持胚胎研究推薦意見，該機構的主要倫理學家達特茅斯的羅納德•格林（Ronald Green）教授，引用情景倫理學的教父約瑟夫•弗萊徹（Joseph Fletcher）說“如果目的不能把手段合法化，什么呢？”作為對倫理途徑的指南，NIH panel引用格林的文章認為在要求我們對任何人作為人來尊重的“那里”沒有現(xiàn)實。他寫到是社會中受過教育的有說法能力的成員的任務來決定別人的什么品質(zhì)是道德上相關的，根據(jù)他們自己的開明的自我利益。如果我們否認“人性”或者太多人的道德價值，我們可能冒風險否認我們自己或我們親人的價值。如果我們把它給予太多的人，我們可能剝奪了自己和別人在這些人身上進行危害性的實驗帶來的好處。

　　按照這個推理，如果尊重某個活人實驗對象將阻礙我們進行特別有前景的研究，這就是足夠的理由拒絕尊重這個對象作為人的價值。那么這個途徑就徹底推翻了紐倫堡規(guī)則。接受實驗的人的尊嚴從來不能阻止研究者進行他們認為非常有前景的研究，因為研究的前景合法化地把那些對象限定在人類社會之外，我們可以隨意使用。一再發(fā)生的事實是研究結果的驅動力，或者諾貝爾獎或者治療奇跡，很可能吞沒所有的批評意見和價值，破壞所有的限制，就像韓國丑聞中表現(xiàn)出來的一樣。甚至國家生命倫理咨詢委員會（NBAC）在1999年都承認“從人工受精的胚胎中提取干細胞只有在沒有任何道德問題更少的其他選擇來進行這個研究的情況下才是正當?shù)�。”但是NBAC和它的同盟者無視這些其他選擇存在的現(xiàn)有的證據(jù)，因為來自成人組織液和臍帶血液的干細胞已經(jīng)挽救了數(shù)千人的生命，開始對付幾十種不同的條件，但是他們就是對這些進展沒有應當?shù)闹匾暫完P注。

　　簡而言之，一旦人們使用某個途徑特別的醫(yī)療承諾來合理化每個人都認為缺乏道德的行為，他們就有了既得利益抗拒可能揭露獨特諾言虛假的證據(jù)。甚至韓國科學家故意偽造結果欺騙公眾在新倫理的原則看來也是正當?shù)�，功利主義原則不僅把生命相對化了，而且將真理相對化了。1970年社論中歡呼新倫理的同一本《加州醫(yī)療》注意到因為把人的生命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舊倫理”并沒有被徹底替換掉，因此有必要（因此，當然也是可以接受的）重新恢復“借口”：

　　因為舊倫理并沒有本完全取代，有必要區(qū)分墮胎和謀殺，謀殺繼續(xù)被社會看作不可饒恕的罪過。結果是個讓人奇怪的對人人都知道的科學事實---人類的生命開始于懷孕，然后不管是在子宮內(nèi)還是在子宮外繼續(xù)存在直到死亡的回避。證明墮胎不是謀殺生命所需要的相當程度的語義體操將是荒唐可笑的，如果它們不是經(jīng)常在社會不容質(zhì)疑的預兆情況下提出的話�？梢越ㄗh的是這個相互矛盾的托辭是必要的，因為新倫理已經(jīng)被人們接受，而舊倫理仍然還沒有被拋棄。

　　克隆鼓吹者已經(jīng)把人們對于人類生命的關心拋到一邊，無視創(chuàng)造新生命僅僅為了摧毀它的不光彩行徑。就算人類胚胎在生物學意義上是生命，他們告訴我們這些東西沒有人的價值，它們必須被犧牲以便幫助真正重要的活在世上的病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活在世上的病人（被剝削提供卵子的成年女性）參與胚胎研究卻成為這個項目的受害者。不管怎樣，我們不應該感到驚訝當一個倫理為了追求治療手段無視“你不應該殺人”使用同樣的理論來對付“你不應該做假見證”。如果胚胎的“只是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命為了更加寶貴的生命可以被踐踏，“只是實際上”的事實真相也可以為了更高的進步的真理而犧牲。

　　盡管黃博士丑聞本身并沒有破壞科學的根基，這個倫理---這個誘惑科學家包括美國在內(nèi)---確實威脅到動搖科學賴以存在的基礎。因為科學如果沒有對真理的絕對忠誠就什么也不是了。

　　通過貶損生命的價值，我們學會了貶損真理，把科學本身變成沒有意義的東西了。如果美國的胚胎干細胞科學家沒有吸取這個重要的教訓，那么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倫理反應就必須來自更寬泛的社會和國家的政策制訂者。這個反應應該首先徹底禁止人類克隆，制訂法律禁止把女性當作科學研究的卵子工廠，或者提取器官用的非出生孩子的代理孵化器。只有通過尊重不同年齡和條件的人類同胞，通過拒絕把他們當作達到我們研究目標的工具，我們才能夠推動名符其實的人類進步的事業(yè)。

　　譯自：“The Many Casualties of Cloning” Richard M. Doerflinger

　　http://www.thenewatlantis.com/archive/12/doerfling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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