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山：我有一個小問題，過兩天我就要到瀏陽去參與舉行紀念譚嗣同的活動，包括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那很自然，我要反復學習你在《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有關譚嗣同的文章。我要問你，自那篇文章以后，你對譚嗣同的評價還有沒有新的內容？早幾年你那本驚動一時的書（指《告別革命》），人家只允許我看一個晚上就要拿走，我也確實只翻了一個晚上，他就拿走了。所以今天有機會我想請教你。

　　李澤厚：謝謝成院長講話，謝謝成院長叫我到這里跟大家見面。那本書早知你那么愿意看的話，應該帶一本給你，在北京我還有一兩本。那本書受到的議論、批評、批判是這幾年的熱門，在座的也許有些知道，有些可能不太清楚。

　　對譚嗣同，我至今還是很敬佩，那是絕無問題的，對他的評價也基本上跟史論那本書沒什么變化。譚嗣同無疑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一個轉折點，所以我始終不同意把他算作改良主義。他實際上是開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先河的先驅者，是中國近代激進主義思想的源頭，這里就牽涉到激進主義的問題了。這些年，我受到的非難不少，因為我認為辛亥革命不一定必要，不一定必然，這遭到很多議論。其實，歷史本來沒有什么"如果"可講，沒有"如果不發(fā)生辛亥革命"的問題。歷史是一次性的，它不可能重復。因此我所要強調的，就是不完全同意黑格爾"凡是現(xiàn)實的就是合理的"講法。因為其中飲含一種"必然性"的思路。凡是現(xiàn)實發(fā)生的一切事情，好像就一定會發(fā)生，然而就是合理的，我以為那不一定。辛亥革命是發(fā)生過了，但那場革命是否一定必然呢？我覺得并不一定。歷史是人所創(chuàng)造的，人就有各種選擇的可能。剛才講了，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文化大革命。人并不是被歷史必然性所決定的，有很多事情，人的主觀因素起了很大作用。每個人都在創(chuàng)造歷史，不僅創(chuàng)造自己的歷史，也在創(chuàng)造整個社會的歷史。當然這里面，領導人的責任大得很。慈禧太后，大家罵她是壞蛋，我以前想慈禧太后早死10年就好了，早死10年，光緒親政，戊戍變法就成功了；
現(xiàn)在我想慈禧太后晚死10年就好了，晚死10年，中國也會情況不同。大家罵慈禧太后是"偽立憲"等等，現(xiàn)在看來，她還是在干些事，她所允許擬的那些條例，今天看來還相當不錯。假使慈禧晚死10年，情況就會不一樣。為什么呢？因為辛亥革命的發(fā)生是有兩個具體原因的，一個是皇族內閣，把漢人排除在外，更加激化了人們倒向革命的決心，慈禧就決不會干這些蠢事；
一個是鐵路國有，為平息四川鐵路風潮，端方領兵入川，武漢空虛，起義就發(fā)生了。孫中山那時正在美國，早晨起來看報紙才知道辛亥革命起義成功了，于是趕快在美國籌錢。第二年才回國。當時因為黃花崗之后，同盟會的主要力量已喪失殆盡，革命早已走入低潮，孫中山根本沒想到馬上就會有成功的起義。辛亥革命的成功，還有袁世凱的原因，袁世凱已經打到武漢，三鎮(zhèn)已經取了二鎮(zhèn)，但他故意按兵不動，以實現(xiàn)他自己個人的野心。假若慈禧在世，也許不會派袁世凱。袁世凱也不會有那個膽量，因為慈禧太后是蠻厲害的角色，以前就能夠駕馭比袁權勢更大的曾國藩、李鴻章。辛亥革命不一定必然，并不是我的創(chuàng)見，國外有書，國內也有些文章提及，只是沒有講得我這么明確，也還有文章引述大量材料證明辛亥革命阻礙了現(xiàn)代化的實現(xiàn)。所以我講現(xiàn)實的不一定就是必然要發(fā)生的，歷史充滿著偶然性。"如果"的意義就在于：應該總結過去的經驗，要注意歷史機遇的多種可能性。這幾十年，在歷史學上，好像我們都大講必然性，好像發(fā)生過的一切都是必然的，我主要就是要反對這個觀點。如果大家不滿足的話，還可舉別的一些例子，我也還可以作一些說明�，F(xiàn)實的并不一定就是必然的，而真正意義上的必然性，也并不見得就很快能取得現(xiàn)實性。中國走向現(xiàn)代化的道路，是必然的，但并非一定是現(xiàn)實的，前幾十年就是證明，一再受挫折，有各種阻礙，走了很多彎路，并不現(xiàn)實。這里面有很多的偶然性，個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像毛澤東就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國這20年相當了不起，鄧小平功勞很大，他個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換了別的領導人，不一定如此，可能還會折騰多少年。這里個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現(xiàn)實的不一定是必然的、合理的，必然的、合理的也不一定是現(xiàn)實的。都要靠人的選擇和努力。對于像譚嗣同這樣的第一代革命者，我始終是敬佩的，包括對歷代的革命黨人，像同盟會，共產黨人，也都是如此。在當時那種情況之下，他們的選擇是無可厚非的。我現(xiàn)在再舉個例子來說吧，這是我自己的例子，我這次是回來跟老同學聚會，當時我們畢業(yè)時（1948年）有個小冊子，每個人寫幾句話，這個小冊子我至今還保留了。有個同學說他居然記得我那句話，我當時寫的是："不是血淋淋的斗爭，就是死亡──敬錄KM語贈別本班同學。"KM就是Karl Marx，那時我是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但是當時不敢講馬克思，那是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的統(tǒng)治下，1948年5月份，只能寫KM。"血淋淋的斗爭"，在當時是一種非常激烈的革命情緒，跟譚嗣同在《仁學》里面講的"只有使新舊兩黨流血遍地，中國方有復興希望"是同樣的主張。那個時候，年青的時候，確實是有這樣一種犧牲自己的精神。我當時干過很多冒險的事，如秘密將毛澤東的文告《將革命進行到底》夾在鞋子的底層里面，送給一些人，等等。當時有這么一種激進的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尊敬的。但是人不能一輩子老年輕，如果你六十歲的時候，還像二十幾歲時一樣就不對了。六十幾歲，過了這么多年，走了這么多路，應該回顧一下自己走過的路，到底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要做一個非常冷靜的分析，然后才知道以后是什么方向。包括今天性急的年輕人也應吸取歷史的教訓。對譚嗣同的激進主義這方面也是這樣看，作為第一代激進思想，當時有它的合理性，作為思想來說，也有它的一定的必然性，但是，我們今天應該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不能一味地盲目地崇拜、鼓吹，我覺得這種情況一直存在著。現(xiàn)在還有人主張革命或盼望革命。還要革命，我就不贊成了。我講不管是左的革命也好，右的革命也好，我都不贊成。我主張還是要發(fā)展經濟，還是要慢慢來，一切事情急不得。我在海外被一些"民運人士"批判得很厲害，把我罵得一塌糊涂，所以我是兩面挨罵，兩面都罵得很厲害，但是我還是相信自己的看法。

　　* 1998年9月23日，應湖南大學岳麓書院的邀請，李澤厚先生來岳麓書院文廟講學。座談中，李先生同窗故友、湖南大學原校長、湖南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譚嗣同研究會會長成文山教授曾問及李先生對譚嗣同的評價等問題，李先生就此作了回答。本文即當時對話的錄音整理稿。

　�。ㄔ�道 第七輯）

相關熱詞搜索：說起 譚嗣同 李澤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