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余英時先生今年獲美國“克魯格人文獎”，奠定“西方學界繼胡適之后不作第二人想的中國知識精英大師”地位（中國時報評語）。

　　據(jù)說這一由電視大亨克魯格資助，由美國國會圖書館設立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其目的在于“彌補諾貝爾獎之不足”（諾獎沒有人文獎）。該獎自2003年創(chuàng)設，除去年無人獲獎外，余英時先生是獲獎的前五人之一。這一殊榮可以反證華人有能力站在世界知識的高端，而服務于全球化時代的個人和社會。

　　但事實上，在世界知識或人類文明的前沿光照下，華人在功德、思辨、學識、道義、現(xiàn)代人格等諸多方面有著余英時先生所說的“嫉羨”心理，這一并不自信的狀態(tài)延續(xù)百年，至今不絕。

　　令人傷感遺憾的是，一百多年來，數(shù)代華人前赴后繼，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多難如愿，反而多小康小成即墮，每一代人的青春激蕩不久，就永遠地消溶于華人世界的“死水”之中，華人歷史的進展永遠有待新一代人的上場。今天，歷史正矚目于風華正茂的二三十歲的青年，大體上說，是1976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

　　按照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們的模糊分類，我國近現(xiàn)代史有著十年一變的現(xiàn)象，十年一代人。我國上個世紀下半葉在言行事功上有著消失的四九一代（華人世界應是余英時、李敖們?yōu)榇�表，他們青年時期的心理世界面對了海峽分治的家國天下興亡格局；
在大陸則是略長、成名也早的儲安平們?yōu)榇�表），五七一代，六六一代（大陸以聶元梓們�(yōu)榇�表）。改革開放時期，在社會上起作用的則是“四·五”一代（以陳子明、秦暉為代表），八九一代，即六十年代生人（一般以為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1966至1975年出生的一代人）。

　　但后來的事實證明，無論“四·五”一代還是八九一代都過早地進入歷史、融于中國。八十年代曾有流行歌曲寄望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輩”，今天的社會如仍寄望于更有效的歷史轉型，我們就不得不面對九十年代上場的一代人，即七十年代出生的新人類們。

　　二

　　1976年前后出生的人有什么特征？他們跟上幾代人有什么異同？他們會把中國帶入到一個什么境地中去？到目前為止，這些問題尚未有一個較為明晰、準確或統(tǒng)一的答案。人們見仁見智，或者說他們自私、冷漠，或者說他們天才、純真，或者對他們抱有天大的希望，或者對他們不抱任何指望。

　　但事實上，這一代人在其出生不久，就聽聞了社會變革。盡管他們童年、少年時期的政治色彩日趨淡化，但他們在名分上仍是“祖國的花朵”、“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的接班人”。革命雖然不再是他們的旗幟，但改革卻在他們心里有著不可置疑的權威。革命運動雖然少了，但改革運動卻伴隨了他們的成長。

　　“四·五”一代的紅衛(wèi)兵角色、八九一代的紅小兵角色，他們雖然沒有體驗過，但“四個現(xiàn)代化”、“社會主義強國”的藍圖仍在他們幼小的心里留下了印象，他們耳濡目染過“五講四美三熱愛”，聽說過“精神污染”，“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雖然他們喜歡“貓和老鼠”、“迪斯尼樂園”、，羨慕比爾·蓋茨、施瓦辛格，但他們同樣知道毛澤東、鄧小平、胡耀邦。今天的他們也許不再乖了，而是冷漠了、變酷了，但他們跟政治仍然難解難分。

　　盡管如此，這一代人確是一種“新的人類”。祖輩父輩那種單位制或集體制生存方式的解體，使他們也深受影響。他們組織起來，也不再是一個集體，甚至連群眾隊員都算不上，他們基本上被裹挾又不得不旁觀。社會運動走馬燈似的從眼前晃過，江山代有，人才輩出，但無他們置喙的份兒。因此，他們既談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理想體驗，如上一代人身上的終生痛苦：“我年輕時體驗過一種高尚的情操，我至今不能忘掉，這是我的煩惱�！彼麄円舱劜簧嫌惺裁淳唧w的生存目的，那種人活著一定要有個規(guī)矩方圓的東東在他們那里是不存在的。他們作為一代人，至少今天尚未顯出代的意識來。

　　更重要的是，這一代人生于龍年前后，他們基本上是獨生子女的一代。在他們上面，有幾代人的寵愛；
在他們身上，寄予了幾代人的希望。所以，他們在以“窮”為革命標志的幾代人面前，是最早享有物質豐富的一代人。他們雖然不是含著金鑰匙長大的，但他們很少體驗“一窮二白”的家庭和中國社會含義。尤其是在城市里長大的獨生子女們，更是生來享受了父母長輩們過量的關愛。八九一代人曾被稱為“天之驕子”，獨生子女一代則一度被稱為中國的“小皇帝”。

　　三

　　正是在家中作威享福的成長中，這一代人雖跟政治難解難分，卻跟政治離心離德。如同真正的小皇帝也被綁到政治事務或運動中去，卻天然本能地耽于孩童的快樂享受。尤其是在幾代窮得沒有文化教養(yǎng)的長輩寵愛中，這一代人放肆地認命，很少能意識到時世氣運和人格努力的關系。

　　他們是沒有家教的一代。上幾代人，無論如何“斗私批修”、“大義滅親”，在成份論、血統(tǒng)論、憶苦思甜等“革命”運動中，血緣親情的傳承仍不絕如縷，家族、家庭、親人的感覺是他們生存的背景和心理支撐。在革命年代，富貴人的家族有著不同的規(guī)矩，窮人的家庭也有著千差萬別的交流方式。無論革命如何革，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大陸主體上仍屬于農(nóng)耕文化，每一個人的親屬七縱八橫，給予了他們各自獨有的成長記憶、家庭生活和教養(yǎng)。

　　但這一代人不然。公社解體、國企改制，雖然讓工農(nóng)大眾重回到個人生計中來，人們再也沒有回到小農(nóng)式的文化氛圍里，反而產(chǎn)業(yè)化、公司化日益深入人心。在新人類們成長的年代，他們的家庭關系已經(jīng)相當簡化了。三代同堂，上兩代人卻無自信自立（有家教的感覺是一回事，能否以身作則并自立地給予孩子又是一回事），從而無多少人格教化示范或教育他們，反而多教唆聽憑他們緊跟時代、社會，放任他們由學校教育或社會教育來管制、異化。

　　他們當然不自卑，但他們也很難說得上自信。他們一旦直接與國際接軌，他們就把世界知識的前沿地帶當作可以覆蓋其他知識的權威，橫空出世，目空一切；
好命確實沒有讓他們去對他人進行“同情地理解”。因為確實，他們擁有的學校教育或社會教育，使他們先天地在生活知識方面勝過上幾代人，開放帶來的生活方式的劇烈變遷，只有他們永遠立于潮頭，可以對上幾代人進行指點。在幾代人都忙于追逐生活的步伐時，他們可以告訴老師們，新的學問熱點在哪里；
他們可以告訴父母們，新的生活用品牌子有哪些功效；
他們可以告訴商人們，新的賺錢方式在哪里；
他們可以告訴老外，什么是當下中國人真實的身心狀態(tài)。

　　這種奇特的命運，使得他們樂此不疲地跟文明的創(chuàng)造力賽跑，不斷地征用技術文明帶來的方便。他們也有收獲、創(chuàng)造，只是他們的創(chuàng)獲如此專業(yè)、趣味，而缺乏社會的普適效用。

　　這樣可憐可憫的命運使他們至今仍在做生活的讀書筆記，而未能命名、參與社會，未能爆發(fā)出生命力健旺的大創(chuàng)造來。——他們中不少人居然以為那些筆記就代表思想、學問和真理，他們還未用自己的青春、生命來審斷時代和社會，他們還沒有跟社會對話，他們還沒有給我們提供關于人生社會的總體性解釋。

　　四

　　但是，只要給予他們機會，這一代人仍表現(xiàn)出足夠的智慧、才情和正義感。那些浮出水面的年輕朋友，如姚明、韓寒、丁俊暉、浩風、林江仙、曾金燕、姚遙、楚望臺等人，都表現(xiàn)出可觀的才華。

　　以韓寒舉例，同樣“口吐真言”，他就比同樣說“皇帝沒穿什么衣服”的余杰更為堅韌。余杰的戰(zhàn)斗堂堂正正，韓寒卻多了游戲、刻薄、個性、世俗。陸川說：“韓寒就是車夫素質�！钡�這個“車夫”不僅賽車玩得好，就是評論各類社會現(xiàn)象，都比大人君子、精英暴發(fā)們要地道，一針見血，韓寒說出了大眾們的心里話，那是一種完全站在自己個體本位上所說的話。

　　正是立足于個人本位，而非糾纏于血緣、地緣、民族、國家等名利場或人情場中，韓寒們的言論都可圈可點。李敖曾痛恨專制社會的御用作家，認為他們都不夠作家之格。韓寒說：“什么壇到最后也都是祭壇，什么圈到最后也都是花圈�！�

　　我們說，任何轉型社會都需要對既有權威、知識的懷疑批判，才可能完成民族社會的歷史任務。但在轉型途中，各種力量總是想建立并標榜他們的主流標準、市場準入制度、知識正統(tǒng)譜系、德性榮辱條目。正是有了韓寒這樣的一代人，轉型社會的懷疑批判工作才不是由一場運動或幾個人來完成的，而是一代人開始從無家教、無權威中起步。\

　　在社會空間日益擴大的今天，這一代人在對宏大敘事的放棄中，關注了身邊具體而微的事務。他們關注公益、慈善，關心環(huán)境保護、動物保護、弱勢保護，從不掩飾自己的聲音。像楚望臺、姚遙那樣二十出頭即投身于社會公益的人數(shù)不勝數(shù)。2006德國之聲國際博客大賽，中國被推薦的有“了了園”、“花花世界”、“韓寒的博客”、“柴靜的博客”等等（幾乎全是這一代人）。

　　我們知道，這幾年社會開始承受多年改革帶來的反動，由幾代人向自然、社會、人心秩序“要債”的心理，那種對自然、社會、人心環(huán)境“分光吃凈”的做法，已經(jīng)有了報復性的反作用。

　　我們生存環(huán)境的總體性報復從空氣、土壤、水質開始，到我們身邊的動物、同胞，這種斗爭至今沒有有效的解決之道。非典、禽流感，從雞瘟到狂犬病，到最近的“狗患”，甚至不久前，近千名以年輕女性為主的獨生子女一代還集會表明對禁犬活動表示抗議。換句話說，他們并沒有“見小利而忘義，臨大事而犧牲”。

　　因此，我們有理由對這一代人懷抱期望。他們無目的地合目的性行為，比起我們主題先行式的人生投入來，于人于己也許更有成效。他們可能沒有理想，沒有堅實長遠的目標，但他們的生活方式，因為合于個體本位而更有益于國家社會的發(fā)展。也許像胡適之曾盼望的：“爭個人的自由，即是爭社會的自由�！边@樣的一種爭，只有在這一代人身上才顯示出效果。

　　五

　　按我國執(zhí)政黨的論述，改革開放的歷史是我國上下同心拋棄極左路線的歷史。歷史學家們都以為這一歷史是重新接回鴉片戰(zhàn)爭以來現(xiàn)代轉型的歷史，是回歸世界和人類文明主流的歷史。

　　李慎之先生、余英時先生等大家都論述過“總體性社會”的發(fā)條松動之后的歷史進程，將是完成現(xiàn)代轉型的歷史。這一代人出生之際，正是神一樣的毛澤東去世前后，是“總體性社會”的發(fā)條松動、“全權社會”解體之際，因此，并不理性地猜測這一代人的歷史使命在于終結“總體性社會”、徹底告別極左路線、完成現(xiàn)代轉型，也許仍是有道理的。

　　但要全面地描述這一代人是困難的，概括他們的代際特征和中國意義更是一件冒險的事。何況，任何一代人，在社會進化的歷史里，如果不能主動地創(chuàng)造或幸運地遭遇歷史性事件，那么，他們的代際意識、代際效用、代際使命很難現(xiàn)身。

　　對我國這樣一個發(fā)展中國家來說，如果遲遲不能完成轉型，那么，無論這一代人個人成就如何突出，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可以讓我們驚喜，卻不能長久地給文明以安慰和保證。因為他們言行事功雖然獨立，卻難能上升到國家社會層面，服務于中國社會，進而為世界文化服務。

　　如果他們的漢語寫作不能服務于社會層面的文明人格養(yǎng)成，那么，雖然他們比胡適、余英時們更易進入國際社會，但他們的成就難以望胡、余之項背。胡、余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他們之所以有此光芒，因為他們有文明的自覺、有我國文化的身份認同、有推進同胞個性福祉的圣賢用心。

　　我國人常有生逢盛世一說，這一代人是否有此感慨還不得而知。至少，我國是驚魂未定，我國史大事未央，對這一代人來說，在他們的一生中，肯定有事。（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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