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文藝與復興
發(fā)布時間:2020-06-04 來源: 感恩親情 點擊:
、倜褡鍙团d與文藝復興
近來關于“文藝復興”的系列文章,我都讀。放下報紙,出門打車,一路琢磨幾位學者的意思,似乎大有道理,又難欣然同意;
有點想不下去,又很愿意想下去。中國“需要”一場“文藝復興”?多么令人神旺的話題!如今,全世界都會同意:中華民族正在復興,可是,“復興,為何是‘文藝’?”劉軍寧先生這一問,問得好———要來說圓,卻是費周章。
話說這“文藝復興”,實在是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大夢。當年胡適曾將五四運動定義為“中國的文藝復興”,那豪情,距今遠了;
建國初胡風高呼“時間開始了”,更有開天辟地之慨,那豪興,也距今遠了;
1979年“文革”收束未久,《光明日報》整版報道北京機場壁畫,我記得通欄大標題就是:“中國的文藝復興即將來臨!”當下看得我心驚肉跳,這一驚,也竟倏忽過去快要30個春秋。前年聽說機場主事者嫌舊壁畫礙事,曾動議撤除,雖未實行,那繪有沐浴女子的著名壁畫旁早經(jīng)堆滿餐廳的零亂雜具,不成樣子了。
所以當劉軍寧先生忽然莊嚴宣稱:“事實上,中國已經(jīng)悄然處于一場新人文運動的前夜,中國的文藝復興甚至正在悄然來臨,中國從未如此接近過一場即將到來的真正的文藝復興!蔽疫是忍不住亢奮了好幾秒鐘,遠遠望見一幅耀眼的圖景———看哪!中國千百所藝術學院的教授與博士群,燦然誕生了波提切里、多那泰羅,中國作家協(xié)會無數(shù)寫手中,凜然走出一位但丁或薄迦丘,中國社科院或國家智囊團悄然藏著一位馬基雅維里,中國財富排行榜大腕堆里傲然穩(wěn)坐著一位———也許一大群———傾囊襄助文藝的美第奇,而全中國千萬座大興土木煙塵陡亂的城市中,可別小看哪!有那么幾座甚至會變成佛羅倫薩或威尼斯……打住。我知道這比附何等淺薄可笑,我也知道以上幾位學者其實不是這個意思,但還是管不住自己的生搬硬套,這一搬套,遂由亢奮轉而平靜。
“中國”與“文藝復興”,確是大可借題發(fā)揮的話題,但也是歧義叢生而極難把握的話題。
、诿~與形容詞
我們若是談論意大利半島500年前那場真的文藝復興,便是以“Renaissance”作“名詞”解,而西方的有關專著與確論,實在太多了,好歹比我們談得詳實而透辟;
若是以“文藝復興”作“形容詞”發(fā)揮,則近于瞻望中國“文藝盛世”的可能性,大可不必理睬古希臘、拜占廷和意大利種種文化淵源和歷史背景。去年,我因文藝復興展首次來華接受訪談,其中一問是:“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一個類似‘文藝復興’的文藝爆發(fā)時代?”以下請容我摘錄自己粗略的應答:
中國文藝史跨朝代的復古與振興,多有史跡。論性質、形態(tài)、因果關系、影響的幅度,很難找出哪一階段能夠與意大利文藝復興相對應——這不是說我們不如人家,正相反,借金觀濤先生關于中國歷史“超穩(wěn)定結構”論,中國文藝的生發(fā)衍變相當早熟、平順而自然。鑒于現(xiàn)代中國的政經(jīng)滯后,“超穩(wěn)定結構”論在1980 年代帶有負面評價與反思的性質,但于中國古典文藝史,我以為此論可以是正面的、肯定的——在世界范圍各大文明中,恐怕找不出這樣恒長穩(wěn)定而延綿不息的生命體。
以公元年表推算,歐洲文藝復興全程約略相當于中國的明初、明中期、明晚期,此前的秦漢魏晉、隋唐宋元,早已逝去。所以歐洲人念及文藝復興,仿佛很古,其實很年輕,猶如俊朗的少年;
中國的明季雖然很近,其實歲數(shù)很老,已是中國文化的晚境。譬如以明四家———沈周、唐寅、文征明、董其昌 ———與文藝復興三杰橫向映照,不論在工具、美學、精神、境界諸方面,均難尋獲對應點:文藝復興人信奉耶穌教,畫圣經(jīng)故事,明四家讀老莊,玩禪宗,一律畫山水,你說怎么比?再說文學。意大利是要到13世紀但丁手里,這才由古拉丁語轉型為意大利語,出現(xiàn)像樣的文學。歐洲中世紀大約始于公元四五世紀之間,華夏時在魏晉,魏晉詩文,前有兩漢上至春秋的大統(tǒng),之后一路潤澤隋唐,論文字語言的超邁成熟,中國比意大利不知早多少百年。至于魏晉的書法更是無可超越,西方根本沒有。
倒是北魏及隋唐的佛像與中世紀雕刻彼此有一拼,兩皆樸厚而魂靈出竅……回看繪畫,13世紀的喬多是文藝復興藝術公認的太師爺,可是喬多要是親見早他將近900年的顧愷之畫藝(4世紀左右),或走進敦煌(4世紀至12世紀左右)洞中瞧一眼,不免心手見絀,豈不羞煞。顧愷之之后,我們每世紀僅選一人,不及其余,則6世紀的展子虔,7世紀的吳道子,8世紀的李思訓,10世紀的董源,11世紀的趙佶,12世紀的李唐,13世紀的錢選……在所謂“漫漫長夜”中世紀,中國最富于傳奇性的畫家早就出現(xiàn)過了。
我猜,以上說法立刻會招致詰問:我中華文藝固然偉大,但可曾催生“人的覺醒”、確立“人的尊嚴”?又可曾光照世界,為人類貢獻新的價值觀、鋪展新文明?嗚呼!話要是這么說,我便無詞以對——“覺醒”、“尊嚴”、“人”,這些詞語和價值觀全部來自西方,而古老中國為了換取民族復興,早已朝向全盤西化與現(xiàn)代化轉型。華夏文明的光榮,只是記憶,很難是活潑的價值。近來不是有位法國人傲慢否認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么,理由很簡單:“中國并不輸出價值觀!奔偃邕@話惹我們大怒、不服,那就另說,倘若冷靜而同意,那么,“民族復興”確實不等同 “文藝復興”。換句話說:除了經(jīng)濟奇跡與龐大的人口,要論“價值觀”,新世紀未見得怎樣在乎我們。
而我們非常非常在乎新世紀。從甲午戰(zhàn)敗到坐擁核武器,從庚子賠款到外匯儲備逾萬億,中國人咬牙回應了被西方逼出來的大部分命題。這些命題之所以是西方攤牌,可以說,確實肇因于500年前那場“真的”意大利文藝復興——現(xiàn)如今,中國國力強盛而蓄勢“崛起”,倘若現(xiàn)代化還剩一道命題有待交卷,那就是文藝復興揭示的價值觀:“人的覺醒”、“人的尊嚴”,以及,取西方說法:“徹底解放的人”。
假如我不曾誤會,劉軍寧先生的破題是否即這樣一層意思?
③因果錯置與問題錯位
但迄今七八篇文章,三四個回合,幾位學者說法各異:一路是高度認同文藝復興之于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救贖意義,另一路,則力主“道德重建”與“社會再造”。好在二者的焦點都落在“人”的問題,正與近年的社會話題相呼應———從教育領域聒噪多年的“人的素質問題”到煞有介事的“國學熱”;
從腐敗案例令人驚怵的 “人心問題”到司法改革呼之欲出的“人的絕對價值問題”———例如取消戶籍制與“死刑”的審慎核準及存廢之議———當然,還包括民間日漸警醒的“維權意識”和施政綱要中“以人為本”的頻頻提起……總之,在改革開放種種話語資源中,我們從“制度”、“文化”之類大字眼,到“經(jīng)濟發(fā)展”、“和平崛起”等等大方針,兜了好幾圈,說了數(shù)十年,終于輪到“人”這個“關鍵詞”。
然而作為藥方,別的“關鍵詞”也就圍上來:有說“啟蒙”大課總得補上,有說“道德”才是切迫的正題……此刻放下其他意見,單是來順一順秋風先生的說法。
譬如他耿耿于“社會再造”,很可尊敬。其實呢,我們全都活在早經(jīng)“再造”的社會中,其初端,即五四那場“新人文運動”,如今再來新他一新,繞不出 1919年前后那些老命題,也對不起1949年大功告成的革命。又譬如“道德重建”說,尤為可敬,但是別忘了,要論“重建”的力度與規(guī)模,莫過于上世紀 50年代新政權成功鏟除黑社會,禁賭禁娼整整三十余年:我們,就是傳統(tǒng)“道德”被劇烈“重建”后的幾代人。此下的故事耳熟能詳:1960年代“學雷鋒”與 “破四舊”,1970年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1980年代“反污染”、“五講四美三熱愛”,直到今天的“八榮”與“八恥”……秋風先生既是主張“再造”與“重建”,可有更猛的藥劑么?
我知道這樣問法不“道德”:政府“運動”非屬民間自發(fā),民間的道德風氣還靠教育、法制、習俗、禮儀等等大框架與大功夫,其間,缺不得文藝來浸潤。然而秋風先生主張“大可不必有太多的文藝情懷”,指的是什么文藝?看看咱官辦作協(xié)的會員人數(shù),世界第一;
美術院校的數(shù)量與生源,絕對世界第一;
全國的聯(lián)歡會歌舞會音像娛樂卡拉OK廳加上超女超男大比賽,即便攆不上世界第一,也將是全球最大的娛樂業(yè)市場,至于時尚雜志學術期刊,多得數(shù)也數(shù)不清,而近年一部部國產(chǎn)大片再怎樣招非議,票房也持續(xù)攀升,動輒數(shù)億……無怪乎秋風先生痛感“中國的文藝復興已經(jīng)過!,證據(jù)是“個人早就從傳統(tǒng)習俗中釋放出來”,性觀念開放得“無以復加”,遠甚當年意大利,于是他慨乎其言:“既然我們已經(jīng)有了近乎放縱的個性解放,那在我看來,當代中國所需要的,就不是意大利式的文藝復興或者法國式的啟蒙運動。相反,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場對這些運動的反動!
這是何其正義的昏話,又是何等乖謬的書生氣:原來遍中國人欲橫流、全社會道德失范,不因世代的匱乏與壓抑——且不說至今還有多少億人仍在異樣的匱乏壓抑中——也非信仰崩解,人心無可依憑而無所顧忌,總之,當今社會目所能及的種種失落與畸變,竟是“個性解放”惹的禍,還居然起因于“過!钡摹拔乃噺团d”?!
但我同情秋風先生的逆論,為什么呢?就為這類“因果倒置”難脫書生論世的大尷尬,好比我才聽說文藝復興“悄然來臨”,即刻懸想中國將出達·芬奇,真是骨子里的鄉(xiāng)愿與自欺。
為什么中國西化一路到現(xiàn)在,我們總是輪番地“空歡喜”或“瞎著急”?只為各國文化受制于歷史淵源,不然不成其為文化;
歷史邏輯一旦切換空間與時差,便不成其為邏輯。西方的“因”未必在中國成正“果”,中國的“果”,也難一五一十核對種種西方的“因”。至于秋風先生有關歐陸歷史縱橫談,倒是沒說錯,譬如中世紀并非那么“黑暗”,啟蒙運動太過剛愎自用,英荷的憲政實驗更具理性,北歐宗教改革不讓于南歐的文藝復興……可是取這類書本常識振振有詞論中國,稍不留神,可就問題錯位,倒果為因。
、軉栴}與主義
今次劉軍寧先生拈來“文藝復興”一詞談中國,其實是1980 年代迄今國中“文化批判”添一新說法,其中牽扯東西方文化的是非與得失,大致還是五四以來申辯再三的老問題。有道是“多談問題,少談主義”,但此番各位論者的“主義”仍從字面紙背透出來,有涉“自由主義”和“新左翼”、“個人主義”和“國家主義”、“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
早聽說國中知識界有那么三兩種無傷大局的“主義”。我不是學者,讀書少,樂意對各種主義偏聽偏信,同時將信將疑。當我對有些事物喋喋批評,即被劃歸“自由主義”或“個人主義”;
當我沉緬于文化記憶或美學偏愛,自知偏向保守的文化“民族主義”,偶爾痛陳社會不公,我涉嫌輕率的道義感略約近似“新左翼”……這回圍繞“文藝復興”書生談,我愿向劉軍寧、崔衛(wèi)平與李靜諸位的題中之義和弦外之音,起立致敬!長久置身千千萬萬接受過現(xiàn)代洗禮的西方人群,我持續(xù)目擊什么是遠自佛羅倫薩開啟的偉大價值;
同時,真奇怪:當薛涌先生主張“走回中世紀”,我暗自心儀這美麗的夢話,因數(shù)度造訪意大利,文化驚艷多在前文藝復興時期——至今,地中海沿岸隨處是中世紀教堂、深巷、鐘聲、Plaza,恬靜如昔,民風淳厚,我這才悟到現(xiàn)代詩祖師爺葉芝先生的夢魂牽繞,何以是晚歲的詩作:“航向拜占廷”—— 而聽得薛先生叫囂“向歷史要回孔夫子”,還主張以中世紀為參照,重新“解釋并發(fā)揮”我們“上古的先王之制”,說實話,這反動透頂?shù)膰艺Z正合我的私意……至于秋風先生三篇大作的理論絮叨也頗有典有據(jù),不消說,他和每位中國書生一樣,柜子里塞滿譯自歐美諸家的高論和主義。
我肯定錯置并誤解了以上種種說法。是我無知,但也恐怕是“主義”的問題。即便在西方,所有“主義”統(tǒng)統(tǒng)遭遇始料不及的大問題:文藝復興人何曾夢見兩百多年后法國人會接續(xù)“人文主義”命題,鬧一場啟蒙運動;
啟蒙先賢又怎會預知“唯理主義”與“科學主義”悍然招致兩百年后的世界大戰(zhàn);
而戰(zhàn)后“資本主義世界”與“共產(chǎn)主義陣營”再怎樣神機妙算苦心孤詣,豈料新世紀的新災源,是“極端民族主義”和跨國“恐怖主義”。
或為禍,或造福,禍福相生,險夷莫辯,反正時空切換,“主義”隨即出問題。我曾請意大利畫展的中國觀眾留心:正是達·芬奇精美素描中的各種兵器,后來變成列強轟開大清國口岸的洋槍洋炮,現(xiàn)如今,則小小溫州數(shù)萬旅歐移民的區(qū)區(qū)皮鞋生意,足使地中海國家商務部官員大傷腦筋;
馬可·波羅曾攜元朝的錢票請12世紀意大利某公國君臣過目,滿座嘖嘖稱奇,到了21世紀,不知源出哪位西方經(jīng)濟學家的哪種“主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據(jù)說我人民幣幣值的稍許浮動迅即牽連世界經(jīng)濟大問題……這一幕幕歷史劇情該怎樣核對所有已知的“主義”?平心而論,但丁、布魯諾、伏爾泰、孟德斯鳩從未懸想日后中華帝國的百年命運,而中國人硬是將西化命題反過來做——先器物,再制度,最后學文化——也照樣衛(wèi)星上天、富國強兵。煩是煩在一步一步玩到今,我們眼看什么洋玩意兒都快辦齊了,恐怕到底繞不過現(xiàn)代化游戲規(guī)則,即西洋人該死的“價值觀”,價值所指,不是GDP、不是股市、不是汽車工業(yè)或房地產(chǎn),而是“人”的問題。
這是全然陌生的歷史。500年來西方文化肇事者均無法演算他們的命題怎會走成這步棋:論文明形態(tài),中國早已跨越“后文藝復興”時代,論人的狀況與價值觀,則劉軍寧先生的要義似在提醒:我們可能仍處于“前文藝復興”時期?今日中國早已不容閉目塞聽的“民族主義”,也難成全貨真價實的“世界主義”:當我們越是逼近現(xiàn)代化主題的核心,“人的問題”越是無可回避。查閱歐洲歷史大劇本,書生們于是想起了遠哉遙遙的“文藝復興”。
⑤文藝與復興
是的。“復興,為何是‘文藝’?”此刻回頭聊文藝,同樣為“主義”糾纏而充滿“問題”。頭一道話語陷阱:什么是文藝?
《哈姆雷特》與《紅樓夢》,是文藝,云岡大佛與米開朗琪羅的《大衛(wèi)》,也是文藝;
披頭士和好萊塢當然是文藝,咱春晚趙本山和“我愛你,就像老鼠愛大米”,誰敢說不是文藝……老子諄諄警告: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在文藝復興人瞻望的希臘時代,柏拉圖主張將詩人攆出理想國。藝術與國家怎樣相處?文藝與人類什么關系?先哲談文藝而起慍色,其心也苦,兩千多年后,紐約現(xiàn)代美術館曾請畢加索致電聲援“藝術自由”,被這位老頑童斷然拒絕,理由是:“沒有扼殺個人的國家,便沒有真知灼見的人。”我們明白畢加索的意思么?這句話,適可置文藝于另一種定義。
而中國現(xiàn)在并非沒文藝。諸位稍微想想看:我們的文藝與良民其實很般配。托馬斯·卡萊爾的公式是“有什么人民,就有什么政府”,依我看,有什么文藝,就有什么人民。
“上古的先王之制”,灰飛煙滅了。絡繹于敦煌道中的禮佛者,日夕吟誦的唐人與宋人,歷代文藝莫不照見彼時的人心。華夏經(jīng)典不提也罷,須知文藝復興匠師和中世紀同行一樣,無非圖解舊約與新約,虔敬專注,逾千年,畫著畫著忽然活畫出自己的面目與身心。音樂是要晚一點這才容光煥發(fā),當亨德爾大彌撒唱到“哈里路亞”,皇帝當場起立,全場起立。到了柏林墻倒塌那一年,西方萬眾聆聽貝多芬的《四海之內皆兄弟》。
中國眼下的大部分文藝和絕大多數(shù)人,兩相狎戲,仿佛催眠,并不意在喚醒彼此的價值與性靈!叭恕睆倪@樣的文藝中能夠辨認自己、實現(xiàn)自己么?倒也不是不能夠,無奈人的精神存有不同的等級。要能創(chuàng)造為 “人”——而不是“為人民”——的文藝,還看怎樣的天才、怎樣的人,只是人與文藝遭遇周旋無可測:莫扎特并不預知自己的下一部作品,而作品,永在期待尋找它的“人”。
說來真是不可思議。各大文明,似乎僅止被我們翻譯成“文藝復興”的那股清風與洪流,居然兜底重塑全世界,各國的初民與帝君豈料人類因此弄成今天這般難收拾。不論“Renaissance”一詞的所指究竟是什么,我們是否確鑿領會什么是文藝?我無條件信奉“文藝復興”的大啟示:若是先秦以來思想資源果然凝成文藝的毒光照來世,那該多好啊,雖然我確信人類進程不可逆,復興、盛世,過去了就過去了,不會照樣來一次,除非天啟全新的價值觀,天縱全新的人?赡軉幔恐划斒亲鲆皦,我祈愿華夏復興文藝、文藝復興:何止中國,如今全世界唯利是圖而涉嫌迷失,連西方也該幡然有悟,策動新的文藝復興。
我知道,這同樣是書生的妄念,而真的文藝果然制造不安、攪動人心。秋風先生不是鄙薄文藝而力倡“道德重建”么?是啊,文藝自古擅闖禍,撕破多少道德網(wǎng)絡與假面,真的道德,則無不借文藝賦予溫熱、血脈與神經(jīng)。我的意思是:倘若永逝的文藝復興仍具神效,不在龐大的民族與國家,僅在個體的“人” ——華夏再也要不回“我們的”孔夫子,歐洲人休想重返中世紀,但哪位俗世凡胎存心被拯救而有所超越么?世道荒荒,惟文藝可能使若干單一的生命悄然醒覺、兀自“復興”。
好一次艱難的書寫。以這話題的全部復雜性,下筆已屬冒失。不過我謝謝劉軍寧先生好興致,不會有什么結果的,但人總得說點夢話而免于日漸彌漫的大無聊。文藝復興時代沒報紙,我們有。話題會帶出話題,歧義將衍生歧義,此下還有人樂意接續(xù)這場空談么?
2007年2月28日寫在紐約(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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