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海峽兩岸都喊立正、都沒有爭議的歷史人物大約只有兩個：一個是孫中山，一個是蔡元培。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時，國共兩黨一致給予高度評價。國民黨的《中央日報》推他為“萬流景仰，高年碩學”；
共產黨的《新華日報》稱他是“學界泰斗，人世楷�！�。

提起蔡元培，世人都會想起他扮演過的一個重要角色：北京大學校長。北大之所以成為國人心目中向往的大學，實始于蔡元培——是他一手塑造了北大精神，稱他為“北大之父”并不為過。

　　蔡元培為什么受到朝野各方的一致尊崇？當然是因為他的道德學問：一是中、西學兼修，學問背景特殊；
二是對革命、對教育有特殊貢獻；
三是個人品德高尚，無可挑剔。

　　第一代真正“學貫中西”的知識分子

　　先說他的學問。蔡元培出生在紹興城里，早年的科舉道路可以說一帆風順：17歲中秀才，23歲中舉人，26歲中進士，28歲成為翰林院編修，用中國過去的一首詩來講，可說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他讀書刻苦，樓上讀書，樓下起火渾然不知。夏天讀書蚊子多，就找個空壇子，把腳伸進里面。從17歲到28歲的11年間，他走完了科舉考試的整個過程，功名富貴已是囊中之物。按理說他完全可以在仕途上非常順利地走下去，可他不是一個庸庸碌碌的讀書人，他生的那個年代也不容許他按部就班地一直走下去。他點翰林的那一年即1894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戰(zhàn)爭那年，泱泱大國被一個小小的島國日本擊敗了，蔡元培的內心產生了非常大的震撼。幾年之后，發(fā)生了影響深遠的戊戌變法，這次變法很快被以慈禧太后為代表的頑固勢力扼殺了。蔡元培本人雖然沒有遭到什么處置，但面對這樣的刺激，他難以忍受，便掛職南下，毅然告別官場，告別朝廷，回到南方，致力于辦教育。

　　蔡元培的人生也就完全改變了，這一年他32歲。以后他曾長期在德國柏林、萊比錫等地學習、研究。他既有科舉考試的完整經歷、深厚的舊學根基（比如他八股文寫得一流，毛筆字也寫得很好），又有長期在德、法等歐洲國家學習研究的經歷。要說學貫中西，蔡元培這一代知識分子是第一代真正算得上“學貫中西”的人。他吸收了西方包括大學精神、現代化的精神，而不僅僅是西方的語言、技術，所以他最終沒有回到舊的中國傳統的懷抱，而是保有完全開放的、向世界看齊的眼光。他在德國多年，最佩服的人是德國柏林大學的創(chuàng)始人威廉·洪堡。洪堡在十八九世紀之間創(chuàng)辦柏林大學，奠定學術自由、教學自由、學習自由的原則，并使這些原則成為全世界大學的基本價值準則。蔡元培后來辦北大深受洪堡教育思想的影響。

　　把“革命黨”請來做北大校長

　　再說他的貢獻。36歲以后，蔡元培看到清朝已不可救藥，決意參加革命，他在上海一邊辦學、辦報、辦刊物，一邊以翰林的身份學習造炸彈、參加暗殺團，這是今天的人們無法想象的。我們現在能想象一個中科院院士親手去制造炸彈、搞暗殺、搞革命嗎？由于蔡元培在革命黨人中的威望，他先后被推為第一任光復會會長、同盟會上海主盟人。辛亥革命之后，他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部長——那個時候叫教育總長。新的教育體制，就是在他手里奠定的。但由于他跟袁世凱、北洋軍閥之間的矛盾，沒做多久就辭職了。

　　當時的教育次長是湖南人范源濂，一個很出色的教育家，他們兩人偏重不同。范認為小學沒有辦好，怎么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么能有好大學？所以第一步就要先辦好小學。蔡元培的意見是，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從哪里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從哪里來？所以第一步是要把大學辦好。把兩個人的意見合在一起，從小學到大學都要用力整頓。只是他們二人一個興趣側重于普通教育，一個興趣在于高等教育。

　　1916年底，也就是袁世凱嗚呼哀哉之后，蔡元培應邀回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拉開了他人生最輝煌的序幕。這一幕比他的革命生涯——比如造炸彈——都要輝煌。正是他把北大辦成了學術自由的搖籃、百花齊放的園地�，F在還可以看到當時的任命書是總統黎元洪簽署的。

　　誰都知道，蔡元培是個革命黨，黎元洪和北洋軍閥政府竟然敢請他來做北大校長。當時的北大烏煙瘴氣，很腐敗，被外界叫做“官吏的養(yǎng)成所”，是一個培養(yǎng)官僚的學校，不是研究學問更不是傳播真理的地方。很多朋友勸他不要去接這個爛攤子，他還是去了。孫中山是支持他去的， 并把他看作北方文化教育界極為重要的革命棋子。他自己怎么想呢？他的主要想法是要把北大辦成一所真正的大學，真正的大學就是以學術為中心，上大學不是升官發(fā)財的階梯。

　　他進入北大提出了自己的辦學方針，就是有名的八個字：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從文科入手：整頓北大三步棋

　　蔡元培對北大的整頓是從文科入手的。第一步是請人，他聘請了像陳獨秀、李大釗、劉半農、胡適、周作人、王世杰等一大批新學方面的要角（在自然科學方面也請了李四光、翁文灝等科學家）；
同時又保留或聘請了一批在學術上有很高造詣，但在政治上非常保守，甚至主張君主制的學者，像辜鴻銘、劉師培、黃侃、錢玄同這些人。辜鴻銘在清朝垮臺之后，依然拖著一條長辮在北大的講臺上教英文，上課時還有一個仆人在邊上伺候泡茶、抽煙。有人很不理解，為什么蔡元培又是請新學的，又是請舊學的。但在蔡元培看來，什么叫大學？他給大學下的定義是：“囊括大典，網羅眾家”的學府。大學應該是廣攬人才，讓各種不同的學術思想自由發(fā)展。針對有人批評他任用辜鴻銘、劉師培，他這樣反駁：辜鴻銘、劉師培，他們的學問可以做你的老師，我們尊重的是講學的自由和學術的自由，劉師培在北大不是來講他的復辟思想，他是來教國學的，而辜鴻銘教的是英國詩歌。所以，希望你們學生學的是辜先生的英文和劉先生的國學，而不是要你們和他們一樣去擁護復辟或者君主立憲。

　　為了請到陳獨秀，他還曾經“三顧茅廬”。當時正好陳獨秀到了北京，住在一個旅館里，蔡元培登門拜訪，正式邀請陳獨秀做北大文科學長，要這位沒有學位頭銜的《新青年》主編來主持中國最高學府的文科。之后蔡元培差不多天天都要拜訪陳，有時來得早，陳獨秀還沒有起床，他就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給他個凳子，坐在房門口等候就行了。蔡比陳年紀大，他這樣誠意拳拳，陳獨秀當然只能答應了。和陳獨秀住在一起的安徽同鄉(xiāng)、出版家汪孟鄒回上海，將這些事講給侄兒汪原放等人聽，他們說：“這很像‘三顧茅廬’哩！”

　　為了應付北洋政府教育部，蔡元培在上報陳獨秀的學歷和經歷時，略做了一些手腳，比如說他畢業(yè)于東京日本大學，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等。教育部很快就批復同意了。其實，獨秀雖然多次東渡日本，只是在東京高等師范學校、早稻田大學等短期學習過，但沒有在日本任何一所高等學校畢業(yè)。他是蕪湖安徽公學、安徽高等學校的倡辦人之一，不過并沒有當過校長，僅僅在安徽高等學校當過短期的教務長。蔡元培聘人有自己的原則，他可以請當時只有24歲的梁漱溟到北大教印度哲學，梁沒有學歷而且有投靠北大沒被錄取的記錄。梁不敢來，他還予以鼓勵，你就當作來研究來學習好了。

　　第二步，是在大學的領導體制上創(chuàng)新，蔡元培在北大開始推行教授治校，由教授自己來管理學校，這在北大包括中國都是史無前例的。當時蔡元培在北大設立了一個評議會作為學校最高的立法機構，決定學校的大政方針。這個評議會的成員就是學校的教授，是由教授自己選舉產生的，任期為一年，年滿可以連選連任，而各個系里面的教授會也是這樣的情況，選舉產生，教授之間互選產生一名主任。學校的教學、教務工作，都是由教授會、評議會來決定的，不是校長說了算。校長其實是起后勤保障作用的，是給教授們服務的。

　　第三步是北大在他手里有了學生自治，這個傳統也是開創(chuàng)性的。蔡元培鼓勵學生組建自己的社團，比如傅斯年和羅家倫組織了新潮社、許德珩和其他學生組織了國民社，這兩個社團當時都非常有影響。還有其他許多社團，比如毛澤東在北大參加過的新聞研究會。這些社團除開展一些活動之外，還辦刊物、舉行其他一些文化活動，比如出書等，都得到了蔡元培的支持。舉個例子，當時北大的經費并不充裕，一個月全部的經費預算是四萬塊錢，但他光是給新潮社辦雜志就要拿出2000塊錢，可見他對學生刊物的重視。北大在五四時代培養(yǎng)了那么多精英，各個領域中許多的第一流人物，都是北大學生出身，這與蔡元培有非常大的關系。蔡元培不在校期間代理校務、后來接任北大校長，領導北大17年的蔣夢麟說自己只是按照蔡校長的既定方針辦校。

　　私德無可挑剔：三條戒律和三任妻子

　　再來看看蔡元培的個人品德。舉幾個例子，1912年他和李石曾、張繼、汪精衛(wèi)發(fā)起一個“進德會”，定下三條基本戒條：不賭、不嫖、不娶妾；
五條可以選認的戒條：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不飲酒、不食肉、不吸煙。

　　他到北大做校長后，也提倡進德會的這些戒條，有不少老師、學生參加，他自己也以身作則、身體力行。他把進德會會員分幾個等級，把自己列名為乙種：除了做到不賭、不嫖、不娶妾，還做到不作官、不作議員兩條。戒酒、戒肉、戒煙他不能完全做到。全部8條都能做到的是甲種。

　　他一生先后有過三個妻子，但他嚴格遵守一夫一妻制，從來沒有納妾，也從來沒有停妻再娶過，更沒有嫖娼的惡習，在讀書人中有口皆碑。第一位妻子叫王昭，是舊式婚姻，我在蔡元培故居看到過她戴鳳冠的照片。1900年王夫人病故時蔡元培只有33歲，身為翰林，媒人紛至沓來。他在書房墻上掛了親手書寫的5條擇偶標準：

　　第一、須不纏足的；
第二、須識字的；
第三、能接受男不娶妾的自我約束；
第四、丈夫死后可以改嫁；
第五，夫婦如不相合可以離婚。

　　不纏足、可以再嫁、可以離婚這三條在當時都是驚世駭俗的，消息傳開來，街頭巷尾的議論沸沸揚揚，給他提親的人望而卻步，甚至還有老夫子坐了轎子來找他辯論。

　　兩年后，蔡元培在杭州結婚，對象是不纏足、讀過書、能書善畫的新女性黃仲玉，書香門第出身。有一天他偶然在朋友家里看到一幅很纖秀的工筆畫，字也寫得很好，得知是一位未婚女性的作品后，他就請朋友撮合——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舉辦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禮，并以演說會的形式代替鬧洞房。

　　不幸第二位有才華的黃夫人在1921年去世。這時蔡元培已經53歲了。第三次娶妻，他提出了三個條件：第一、原有相當認識；
第二、年齡略大；
第三、懂英文能幫助他的人。

　　原來他心目中已經有人選，這個標準就是量身定做的，對象是他當年在上海辦愛國女學時的學生周峻，一直獨身未嫁。1923年他們在蘇州結婚，以師生而夫妻。這年周夫人33歲，他已經55歲。

　　在同時代的大人物中，蔡元培在私德上是無可挑剔的。他被看作是道德上的完人，受到了所有人的敬重。他晚年在國民黨執(zhí)政時代，位高望重，擔任的各種兼職達23項，結果八行書到處飛，要為求上門來的人介紹工作，還要天天應付題字、約稿、寫序等。1935年，他終于感到難以應付，決定辭去所有兼職，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他在報上登了一個“三不啟事”：一不兼職、二不寫稿、三不介紹職業(yè)。

　　“知進知退”：七辭北大校長職務

　　蔡元培是真正的學界泰斗，受到舉世景仰是名至實歸，魯迅始終尊敬這位同鄉(xiāng)前輩。從51歲出任北大校長到61歲最后卸任，蔡元培在任一共10年，但實際上在校時間不足5年，期間他曾七辭北大校長而不準，。我們先看看這張辭職表：

　　蔡元培第一次辭北大校長職 1917年7月3日；
蔡元培第二次辭北大校長職 1918年5月21日；

　　蔡元培第三次辭北大校長職 1919年5月8日；
蔡元培第四次辭北大校長職 1919年12月31日；

　　蔡元培第五次辭北大校長職 1922年10月19日；
蔡元培第六次辭北大校長職 1923年1月17日；

　　蔡元培第七次辭北大校長職 1926年7月8日。

　　七次辭職，各有原因。第一次辭職是因為張勛擁宣統廢帝復辟，他離京到了天津，提出辭去北大校長一職。不過復辟鬧劇只玩了12天就完蛋了。他于當月23日回北大。

　　第二次辭職是因為北大學生要到北洋政府請愿，反對中日一個軍事協定，他勸說不成，當天請求辭職。

　　第三次辭職是在五四運動期間，學生游行到天安門，北洋政府抓了許多北大學生。他奔走要求釋放，等5月7日學生一放出來，他就公開通電，引咎辭職，實際上他也是以辭職表示和北洋政府的不合作。結果因為政府一再挽留，包括總統徐世昌在內，他辭職不成。

　　第四次辭職是在1919年12月31日，北京教職員因為不信任教育部，全體停止職務，他作為校長當然要辭職。

　　第五次辭職原因有點例外，因為北大學生發(fā)生講義風潮，對講義收費不滿而鬧事。他憤怒了，甚至對學生說：“我是從手槍炸彈中歷煉出來的，你們如有槍炸彈，盡不妨拿出來對付我”。蔣夢麟記得他還說“我和你們決斗”。這次風潮由胡適調停解決。

　　第六次辭職是因為曾經在北大任教、當時擔任財政總長的羅文干被冤枉逮捕，本來司法機關查無證據將羅放了。不料教育總長彭允彝竟然在國務院會議上提案將羅再抓起來。他了解羅的人格和清白，為了抗議行政干預司法，不與違背法治、腐敗無恥的北洋政府同流合污，他向總統和教育部提出辭職，并公開在《北京大學日刊》發(fā)表辭職聲明。還寫了一篇《關于不合作宣言》的文章，發(fā)表在上�！渡陥蟆�。直到這年6月23日，在杭州西湖邊“平湖秋月”的大楊樹下，他還要和胡適商定三個稿子，分別是給北京各校教職員聯席會議、北大教職員和北大學生會的公開信，繼續(xù)他和軍閥政府的不合作。他的這次辭職社會反響很大，輿論強烈，彭允彝也因此下臺�？偨y黎元洪出面挽留，他辭職不成，但不再到校，由蔣夢麟代理。奇怪的是北洋政府始終沒有免他的職。

　　1926年6月28日，也就是三年半以后，他從歐洲回國，第七次提出辭職，仍沒有獲準，但他沒有再回到北大。加上北大師生和北京九個學校的懇切挽留，又沒有辭成。一直到了1927年7月軍閥張作霖取消北大改為京師大學校，他的校長名義才取消。

　　從1916年12月以來，10年間，北洋政府的總統就換了5次、還有臨時執(zhí)政1人、攝政2人，內閣總理換了30次，而蔡元培一直是北大校長。

　　他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辭去北大校長的職務？除了上面說到的具體原因，還有一個答案就在他自己寫的《關于不合作宣言》這篇文章里。他開篇引用了《易經》的話，“小人知進而不知退”。他不是小人，是君子，所以他知“退”。他想起1919年春天華北歐美同學會在清華開會，有人發(fā)言說，現在政府哪個部門能離得開留學生，如果留學生都辭職，政府當得起嗎？他提出在黑暗惡劣的時局面前知識分子要懂得進退，退有時候比不進重要，所以提出“不合作”三個字。為了表示自己的不合作，他一次次辭職，一方面是以告退的形式維護自己的人格自尊，一方面是抗議和示范。

　　已經走上另外一條道路的前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對蔡先生的不合作主義不以為然，認為是消極的表示，胡適的看法則相反，認為不合作也是積極的。

　　(原載《同舟共進》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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