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60年代初，中蘇兩黨實現(xiàn)新的團結的前提都是要求對方向自己認為正確的立場靠攏。毛澤東更表明中共要影響蘇共、幫助赫魯曉夫。由此兩大拿感開始了一系列新的矛盾沖突。通過世界工聯(lián)北京會議，中國率先在國際社會組織中公開了中蘇兩黨 分歧。赫魯曉夫進行報復。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組織了對中共代表團的圍攻，并單方面決定召回全部在華蘇聯(lián)專家，將意識形態(tài)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棉隊大躍進造成的中國國內(nèi)經(jīng)濟的衰退，毛澤東與中共在頂住蘇聯(lián)壓力的同時，不得不對蘇采取讓步政策。雙方關系出現(xiàn)了短暫的緩和。其間，中蘇兩大拿感的對外方針在表象上呈現(xiàn)出相互趨同轉(zhuǎn)化的情況。

　　關鍵詞：中蘇關系；
1960年代；
斗爭與調(diào)和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不久，隨著一批由共產(chǎn)黨執(zhí)政的國家的誕生，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面貌獲得根本改觀，建立在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一黨權威基礎上的共產(chǎn)主義體系，其成員已不僅僅是各個在野或秘密的共產(chǎn)黨和工人黨等政黨組織，還添加了新的具有各自民族利益的主權國家，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但是，共產(chǎn)主義體系以一黨權威為權力基礎的體制、共產(chǎn)國際時代在國際共運中樹立領導中心的傳統(tǒng)觀念繼續(xù)運轉(zhuǎn)和存在，從而造成了社會主義陣營內(nèi)部黨際關系與國家關系相交融，有時甚至取代國家關系的特殊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體現(xiàn)在中蘇兩國身上，就是國家關系所遵循的標準含糊不清，兩國同盟實際建立在所謂“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相統(tǒng)一的原則”[1]之上。這一基礎是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tài)和國家利益相交會的矛盾結合體，其自身有著無法擺脫的弊�。寒敱緡�利益與陣營利益和國際共運的共同利益發(fā)生矛盾時，是前者服從后者，還是后者服從前者？如果服從于后者，以共同利益為重，則無愛國主義可言；
倘若服從于前者，以本國利益為重，則又無國際主義可行。因此，在國際關系上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相統(tǒng)一、既反映各自的利益又反映共同的利益的原則，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同盟基礎的這種先天不足，決定了中蘇伙伴關系的脆弱，其既不富有生命力，也不可能牢不可破。當中蘇兩黨兩國領袖不能成功地抑制各種沖突因素，雙方既無妥協(xié)機制，又不再尋求妥協(xié)余地時，關系反目成仇的走向便勾勒出來了。

　　1960年代中蘇關系演變的大致脈絡就是，兩黨關系由意識形態(tài)分歧公開化到關系破裂，兩國關系由逐漸惡化走向敵對。中蘇關系的內(nèi)核已發(fā)生變化，兩國關系中注入了更多的國家利益沖突的因素，原來以意識形態(tài)為主的斗爭開始逐步向以國家安全利益為主的斗爭轉(zhuǎn)化，并且加入了新的軍事沖突的因素。隨著中蘇邊界沖突的逐步升級，1969年珍寶島事件爆發(fā)，兩國關系緊張，一度瀕臨戰(zhàn)爭邊緣。毛澤東著手調(diào)整中國的對外戰(zhàn)略，到1970年初中美關系解凍，中國開始聯(lián)美抗蘇，中蘇同盟徹底破裂，兩國關系最終由敵對轉(zhuǎn)入軍事對峙和政治對抗。

　　作為中蘇兩黨共同起草的文本，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確認，蘇共二十大“開辟了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新階段”。[2]盡管中國共產(chǎn)黨堅持在和平過渡問題上保留意見——其實只是一些枝節(jié)或提法問題，但最后還是同意在這份國際文件中全面肯定一個黨的代表大會，即蘇共二十大，這即在事實上接受了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對內(nèi)對外綱領政策的核心部分，承認了蘇共二十大的綱領路線是各國共產(chǎn)黨和工人黨應該遵循的共同準則。對于在這次大會上意氣風發(fā)、斡旋調(diào)度、縱橫捭闔的毛澤東來說，會議最終的成果卻是形成了一個以蘇聯(lián)的方針政策，也即以赫魯曉夫的指導思想為基礎的共同綱領。此結果實在讓自認為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和純潔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中國共產(chǎn)黨心有不甘。與此同時，由于蘇共也盡量吸收中共的看法，以致宣言中多處出現(xiàn)“既可以這樣又可以那樣”的文句。莫斯科宣言實質(zhì)上就是一種中蘇互相妥協(xié)的產(chǎn)物，而這種妥協(xié)埋下了日后中蘇兩黨分歧公開，走向分裂的伏筆。[3]

　　隨著1950年代中后期中蘇兩黨意識形態(tài)分歧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誰的理論思想代表馬克思主義正統(tǒng)，誰的方針政策代表國際共運的正確方向，誰能成為這個運動的領袖的問題，愈益突出起來。以1957年莫斯科宣言為起點，中蘇兩黨開始發(fā)生向左與向右的分化。蘇聯(lián)方面從蘇共二十一大以來，宣傳的論點進一步“右”轉(zhuǎn)，更加強調(diào)戰(zhàn)爭的可以避免，強調(diào)和平共處及和平過渡。中共則夾帶著“大躍進”的激情，認識繼續(xù)左轉(zhuǎn)，愈益強調(diào)戰(zhàn)爭的不可避免性，強調(diào)武裝斗爭、非和平過渡及與帝國主義無法和平共處。雙方事實上不過都是在重申并強化宣言中支持自己觀點的那一部分內(nèi)容，分歧逐步擴大。1959年10月兩黨領導人大傷感情的爭吵發(fā)生之后，盡管雙方確定的方針都仍然是以維護兩黨團結和友好關系為目標，但前提卻都是要對方承認錯誤。兩黨都表示要團結在馬列主義原則的基礎之上，而問題在于究竟是蘇共代表馬列主義的原則基礎，還是中共代表這個基礎；
是團結在蘇共確定的條件之內(nèi)，還是團結在中共確定的條件之內(nèi)。由于這關系到社會主義陣營、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以誰的思想理論、路線方針為統(tǒng)一的標準、共同的規(guī)律，以誰為領袖的大勢，意識形態(tài)的分歧已與兩黨的政治命運、兩黨領袖的政治地位密切聯(lián)系到了一起。而當意識形態(tài)問題與政治問題掛鉤時，就預示了兩黨分歧最終公開化的前景。問題只在于何時，以何種方式公開，究竟誰先正式邁出這一步。

　　本文著重考察了1960年代初中蘇兩黨分歧公開化的過程；
雙方對外方針表象上相互趨同的變化；
在內(nèi)政與外交的互動中，中共調(diào)和與蘇矛盾，對蘇讓步政策出臺的背景；
以及中蘇關系短暫緩和的情況。

　　外交與思想上的兩輪較量

　　1959年底1960年初，中蘇兩黨在繼續(xù)把中蘇團結確定為基本政策之時，都提出了實行這一政策的指導方針，即在馬列主義原則的基礎上實現(xiàn)團結，但對于這個原則卻各有說辭。

　　1959年12月，蘇斯洛夫在蘇共中央全會的報告中指出：在對中國共產(chǎn)黨人思想政治方面一切好的東西給予應有評價的同時，我們應該對那些關系到我們共同利益而觀點又有分歧的最重要問題坦誠地說出我們的意見，原則地捍衛(wèi)被我們黨認為是正確的立場。我們必須做出一切努力，在堅持我們原則的條件下克服我們相互關系中出現(xiàn)的困難。我們深信，中國的同志們將堅定地站在統(tǒng)一和與蘇聯(lián)友好的立場上。[4]是月初，劉少奇在杭州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我們在處理中蘇關系問題時，要嚴肅、慎重地對待，一定要有原則上的堅定性和策略上的靈活性。[5]毛澤東則于4-6日在杭州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明確談道，赫魯曉夫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是繼續(xù)向嚴重惡化的方向發(fā)展；
一種可能性是改變，向好的方向發(fā)展。但應該相信他的這種錯誤到后來是會被糾正的，應該有這個信心。[6]翌年1月，他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進一步指出：至于中蘇關系，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團結，估計是可以團結的。關系是相互的，不是單方面的，要向他們做工作。影響是相互的，過去十月革命影響我們，現(xiàn)在我們可能影響他。雖然赫魯曉夫有這些缺點，我們應該幫助他，我們要向赫魯曉夫做工作。[7]

　　中蘇兩黨不約而同地確定的這種方針，顯然是一種有條件的團結方針。兩黨都在強調(diào)自己的立場代表了正確的方向，是原則的基礎，對方應該向自己趨同。毛澤東更表明了中共要影響蘇共，要幫助赫魯曉夫，做他的工作的意圖。在這種思路指導下，進入1960年伊始，中國即以對印外交政策和列寧誕辰紀念為切入點，開始了團結進程中與蘇聯(lián)的兩輪較量。

　　其一，具體外交政策上的較量。

　　1960年1月19日，在赫魯曉夫即將訪問印度之前，周恩來接見蘇聯(lián)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就1959年中印邊界沖突問題，請他轉(zhuǎn)告蘇共中央和赫魯曉夫，事件是印度挑起的，道理在我們方面。希望蘇聯(lián)領導人訪印時不要表示過問此事的意向。蘇共中央的回復卻是，在此問題上，蘇聯(lián)今后將繼續(xù)堅持“嚴守中立”的立場。中方對此表示驚訝，周恩來向契爾沃年科申明，在社會主義陣營里，一個兄弟國家在邊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資產(chǎn)階級領導的國家的欺侮，而另一個兄弟國家卻表示中立，這在國際共產(chǎn)主義關系中是個新的現(xiàn)象，這實質(zhì)上是替印度辯護，是支持了民族主義國家的觀點。蘇聯(lián)不應當公開表明我們兩黨之間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的分歧。表示：為了分清是非，我們不能不對蘇共中央的答復做出全面的分析。盡管契爾沃年科隨后解釋說“中立”一詞是他口頭轉(zhuǎn)達時用詞的錯誤，周恩來仍然堅持認為，取消該詞并不能改變問題的實質(zhì)。[8]在中國看來，塔斯社1959年9月發(fā)表的對中印邊界沖突保持中立態(tài)度的聲明已經(jīng)反映了蘇聯(lián)的這種立場，此做法首次向外界公開了中蘇兩黨的分歧。[9]經(jīng)過10月初兩黨領導人的那場激烈爭吵，蘇聯(lián)方面要想撫平雙方感情傷害的痕跡，維護團結，就應該修正自己的立場。

　　事實上，蘇聯(lián)方面對中印沖突的立場主要還是出于一種策略上的考慮，即不給美國干預沖突以口實、防止把奉行中立立場的尼赫魯政府推向帝國主義集團。莫斯科認為，如果蘇聯(lián)公開宣布在中印爭端中單方面、直接地支持中國，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美國、英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強國加入其中，因為據(jù)蘇方獲得的消息，美國政府正打算積極地站在印度一邊，艾森豪威爾已經(jīng)建議尼赫魯“保持堅定”，問他需要多大援助。[10]另外，印共領導也不只一次地請求中國采取和平解決邊界沖突的方法，以免給印共帶來損失，尤其會影響到由共產(chǎn)黨人執(zhí)政達28個月之久的喀拉拉邦的形勢；
[11]何況即便能推翻尼赫魯，上臺的也決不可能是印共領導人高士，而是更反動的資產(chǎn)階級右派，這對社會主義陣營不利。[12]而中國關于蘇聯(lián)發(fā)表“中立”性聲明就是公開了中蘇分歧的這種指責，有一些強詞奪理的成分�？陀^地講，在國際沖突事件爆發(fā)時，呼吁�；穑瑢で蠛推�，對沖突雙方各打五十大板，并不能說明什么問題。塔斯社9月9日的聲明可以說反映了中蘇兩國方針的不同，但也可以解釋為是雙方在做表面文章。作為一種策略，同盟國之一方采取表面上的中立立場是完全可行的。例如在朝鮮戰(zhàn)爭期間，蘇聯(lián)政府無論在開戰(zhàn)、停戰(zhàn)問題上，還是在整個和平談判進程中，始終扮演了中立者的角色。那時，中蘇兩國在外交上配合得非常默契，毛澤東從來不曾指責斯大林暴露了雙方的分歧。[13]因此，核心的問題并非莫斯科采取了發(fā)表“中立”聲明的方式，而是蘇共領導人不贊成中共對待印度的外交方針。說蘇共因此而首先暴露出中蘇兩黨的意見分歧，根據(jù)不足。但是，事隔數(shù)月的此時，中國要求蘇聯(lián)在外交政策上與自己步調(diào)一致的態(tài)度更為強硬了，開始對蘇聯(lián)的這種中立立場進行挑戰(zhàn)性的回應。

　　1月8日，赫魯曉夫致函毛澤東，通告說蘇聯(lián)準備單方面宣布在最近一年半到兩年內(nèi)從蘇軍人員中裁減一百二十萬人。時隔一日，周恩來即在外交部關于蘇聯(lián)就裁軍問題同中國接洽情況的報告上批示說：擬于赫魯曉夫本月14日在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第四次會議上向各國議會提出裁軍號召的建議后，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決定，一方面贊成裁軍，另方面正式聲明沒有中國自己參加，不承擔任何義務。但是13日毛澤東讓伍修權請?zhí)K聯(lián)駐華大使轉(zhuǎn)告赫魯曉夫中方的意見時，卻只談中共中央支持蘇聯(lián)采取這一步驟，沒有通報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后一個意圖。2月1日，毛澤東在就派代表參加華約國會議一事給赫魯曉夫的復信中，僅表示相信這次會議必將為促進國際緊張局勢的和緩，揭露帝國主義好戰(zhàn)集團的擴軍備戰(zhàn)陰謀，以及鼓舞全世界人民爭取和平的斗爭做出新的貢獻，而對于中方要繼續(xù)聲明自己承擔義務是有條件的這種意思，依然沒有透露半分。[14]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審定了與會中國代表康生的發(fā)言稿。[15]

　　2月4日，華沙條約國政治協(xié)商委員會高級會議在莫斯科召開，中國政府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中共中央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聯(lián)大使劉曉，中共中央委員伍修權，以觀察員身份參加會議。康生在會上的發(fā)言強調(diào)指出：國際局勢出現(xiàn)某些和緩的趨勢“是東風壓倒西風的結果”。“美國統(tǒng)治集團被迫做出某些和平表示，是要以所謂‘和平取勝的戰(zhàn)略’來麻痹世界人民的斗志，破壞世界和平力量的團結，瓦解社會主義陣營，甚至夢想在社會主義國家發(fā)生所謂‘和平演變’”�！暗蹏�主義本性是不會改變的”。發(fā)言并特別重申：“我們希望有關各國就普遍裁軍問題達成協(xié)議。中國政府從來毫不猶豫地承擔它所同意承擔的一切國際義務。但是，以中國人民為敵的美帝國主義，在國際關系中一直對我國采取排斥的態(tài)度，因此，中國政府不能不向全世界聲明，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參加和它的代表的簽字，有關裁軍的國際協(xié)議和其他一切國際協(xié)議，(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當然都不能對中國具有任何約束力�！盵16]再次不指名地警告蘇聯(lián)，不要在裁軍問題和其他問題上代替中國承擔義務。

　　在蘇聯(lián)國內(nèi)繼續(xù)高度評價赫魯曉夫1959年9月訪美成果，說其是“打開蘇美關系的轉(zhuǎn)折點”，“開辟了國際形勢的新時期”，“世界和平發(fā)展的新階段”；
赫魯曉夫熱衷于周游列國，到處宣傳蘇共外交方針的局面下，[17]中國方面這種不合作、不捧場的舉措和態(tài)度，對于莫斯科來說，不啻于是一次新的襲擊，由此引發(fā)蘇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蘇共中央書記波斯佩洛夫在會上代表蘇共中央宣讀了一項口頭聲明，全面批評中國的對內(nèi)對外政策，指責中國反擊印度是“極端民族主義”的反映。赫魯曉夫還在會議閉幕時的宴會上影射攻擊毛澤東，說如果一個老頭子不明智，等于是一雙破套鞋，實際上擺在那個角落里當廢品，沒有用處。[18]

　　蘇聯(lián)方面的這一強烈反應對于中國來說，其嚴重性在于，他們不僅批評了中國的對外政策，而且又臧否了中國的對內(nèi)政策，并且將矛頭指向了毛澤東個人。這就觸及到了毛澤東最敏感的兩根神經(jīng)，促使中國迅速采取最直接的報復行動，由《人民日報》于2月6日以《在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xié)商委員會會議上康生同志談目前國際形勢》為標題全文發(fā)表了這篇講話。蘇聯(lián)方面則沒有公開發(fā)表赫魯曉夫的上述談話和蘇共中央的口頭聲明。[19]

　　如果說康生1959年4月在華約國政治協(xié)商委員會會議發(fā)言中宣布這一立場，還是在社會主義陣營內(nèi)部的表態(tài)，外部世界尚難悉其詳，那么這次在公共媒體，而且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上公開中方的立場，確能引起外界注目。蘇聯(lián)由此認為，中國將社會主義陣營內(nèi)部會議上討論的東西公布出去了，實際上也是將中蘇分歧向西方世界公開了。[20]不過事實上，中國的這一步驟，原則上還不能說就是公開了與蘇聯(lián)在核武器問題上的分歧，道理同上，它也可以是同盟國之間選擇的一種策略，就保護自己陣營的利益而言，中國不具有任何約束力、不承擔義務的說法，畢竟使社會主義陣營在核武器政策方面有了回旋的余地。因此，蘇聯(lián)方面的指責，同樣牽強。

　　中蘇這一輪在具體外交政策上的較量，主要還不是關于國際共運共同綱領的爭執(zhí)，它更多地反映了中國對赫魯曉夫出訪印度時明確蘇聯(lián)袒護尼赫魯?shù)膽B(tài)度的憂慮。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要出一下1959年塔斯社聲明令中國陷于尷尬境地的那口惡氣。中國要求蘇聯(lián)在具體外交政策上與自己保持一致，以及蘇聯(lián)在中國舉措的刺激下再次于陣營內(nèi)部會議上批評中國的對內(nèi)對外政策，實際都是一種干涉他國內(nèi)政的表現(xiàn)。社會主義陣營共同利益與陣營中各國自身利益的矛盾在這場較量中突顯出來了。對于中國來說，這次沖突只是要刺激一下赫魯曉夫，提醒他不要在同資產(chǎn)階級分子尼赫魯示好時，忘記了自己的無產(chǎn)階級戰(zhàn)友和盟友。而要真正達到幫助赫魯曉夫、使他回歸中國認為的正確路線的目的，還是要進行一場思想斗爭，所謂真理不辨不明。由此，即將到來的列寧誕辰日——4月22日，成為中共挽救赫魯曉夫的最佳時機。

　　其二，意識形態(tài)論爭中的較量。

　　1月19日，在周恩來通告蘇方中國在中印邊界沖突中有理的同日，中共中央發(fā)出了列寧誕辰九十周年紀念辦法的通知，規(guī)定：一、黨中央在4月21日在北京主辦紀念會，由中央政治局或中央書記處的同志做報告。各省市自治區(qū)4月22日舉行紀念會，由省市自治區(qū)黨委第一書記或書記處書記做報告。中央的紀念會將邀請?zhí)K聯(lián)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來賓參加，各省市自治區(qū)的紀念會應邀請當?shù)匦值車�家的外交人員和專家參加。二、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發(fā)表社論。中央和省市自治區(qū)黨委的報紙和理論刊物，應在4月22日前后陸續(xù)刊載文章，論述列寧思想。內(nèi)容可包括：列寧關于帝國主義和無產(chǎn)階級革命、中國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過渡時期階級斗爭和無產(chǎn)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建設、共產(chǎn)主義勞動、共產(chǎn)主義兩個階段和不斷革命、群眾運動和人民群眾的首創(chuàng)精神、黨的領導、辯證唯物主義、反對修正主義等方面的理論。通知特別要求：這些文章在聯(lián)系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闡述列寧思想在中國的勝利和發(fā)展時，應以劉少奇同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一文為依據(jù)，并嚴格遵守1959年2月8日“中央關于不得在報刊上批評兄弟國家的理論著作和影片的通知”的規(guī)定。[21]

　　此項通知導向的核心在于，要以劉少奇《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為“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志而作》的文章為范本。此文是劉少奇應《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志[22]之約于1959年9月14日寫成的紀念文章，其全面評說了建國十年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總路線，贊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強調(diào)指出，“非難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就是非難我們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斑@些非難黨的總路線的人”“就是那些右傾機會主義者。他們是資產(chǎn)階級思想在黨內(nèi)的代表”。文章還特別提出：“中國的經(jīng)驗在某種程度上是有國際意義的�！边@篇文章實際是在回應莫斯科、赫魯曉夫?qū)χ泄泊筌S進、人民公社等對內(nèi)政策的批評，透露出一股反駁、辯論的勁頭。該文10月1日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上發(fā)表之前曾送毛澤東審閱，劉少奇在送審信中寫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許多暗刺的，是批駁外國同志的，是否適當？請您核定！”毛澤東則批語說：“看過，很好�！盵23]這里所謂的外國同志雖未具體言明，但文章批駁的對象是蘇聯(lián)已明確無疑。因此，盡管通知規(guī)定不得在報刊上批評兄弟國家的言論，其真正意圖卻還是要在國內(nèi)掀起一波全面批判蘇聯(lián)綱領路線方針的活動。一方面仍然不指名道姓，給自己留有余地；
一方面給赫魯曉夫造成壓力，促使其向中國的觀點靠攏。

　　赫魯曉夫等蘇共領導人在華約國政協(xié)會議上對中國政策和毛澤東進行的臧否，被看作是一次反華動作，直接激揚中共要加快宣傳自己的觀點，抓緊實施拖住赫魯曉夫轉(zhuǎn)向修正主義的步驟。2月22日，毛澤東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確定了對赫魯曉夫的反華行為應準備必要的反擊，并在3月初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決定，要根據(jù)列寧的觀點，加緊撰寫文章，闡述關于時代、戰(zhàn)爭與和平、無產(chǎn)階級革命和無產(chǎn)階級專政等問題。[24]4月中旬列寧90周年誕辰日即將來臨之際，中共中央書記處于15、16、18、20日，緊鑼密鼓地分別討論確定了即將發(fā)表的由陳伯達起草的紅旗雜志編輯部文章、陸定一在紀念大會上做的報告和胡喬木起草的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等三篇文章。毛澤東則在10日和16日親自審讀和修改了第一篇文章。[25]至此，中共中央原定的通過宣傳列寧思想隱晦批駁蘇共理論的紀念列寧誕辰的形式，變成了主旨在于反擊的行動，辯論的內(nèi)容更為集中，矛頭直指蘇共中央的方針政策。中國的輿論宣傳陣地，一時彌漫出些許火藥的味道。

　　4月16日，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雜志第8期發(fā)表了編輯部文章：《列寧主義萬歲——紀念列寧誕生90周年》。該文對鐵托現(xiàn)代修正主義的種種指責，赫魯曉夫同樣可以對號入座。其中所專門批駁的鐵托的“新時代”理論，即世界已進入“新時代”，這個時代的問題不是戰(zhàn)爭與和平的問題，而是經(jīng)濟合作、經(jīng)濟競賽等問題，以及關于戰(zhàn)爭不是不可避免的認識，[26]事實上還是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在蘇共二十大上首先提出來的。全文談鋒犀利，并且使用了一些激烈的言詞，諸如“現(xiàn)代修正主義者，從他們對現(xiàn)代世界形勢的荒謬論斷出發(fā)，從他們的那種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和階級斗爭的理論已經(jīng)過時的荒謬論斷出發(fā)，企圖在暴力、戰(zhàn)爭、和平共處等一系列問題上，根本推翻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盀橹�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在暴力、戰(zhàn)爭、和平共處這些問題上，都必須粉碎現(xiàn)代修正主義的謬論，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拔覀冋J為，現(xiàn)代修正主義者曲解和割裂列寧主義的企圖，不過是帝國主義末日垂死掙扎的一種表現(xiàn)而已”。[27]等等。這篇分量沉重的理論宏文，實際已在時代、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社會主義革命、帝國主義本性等一系列問題上，向赫魯曉夫提出了挑戰(zhàn)。

　　中共中央此篇打頭文章問世之后，對于中國方面的發(fā)難，莫斯科一時慌了手腳，應該如何應對，蘇聯(lián)領導層內(nèi)部議論紛紛：或表示應糾正中共的錯誤；
或要求劃清界限，堅決回擊；
或建議“不要著急！他們正盼著我們卷入論戰(zhàn)。要有耐心，不要對他們的行動做出反應”！即如雨果的名言：“喊得最響最兇，往往表明立場軟弱�！盵28]后一種意見顯然暫時占了上風，蘇聯(lián)方面只以繼續(xù)宣傳自己綱領的方式作為回應。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于4月16和17日重新刊登即將出版的由蘇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波斯別洛夫領導的寫作組新編撰的列寧傳記，同時配發(fā)按語，強調(diào)符合蘇共現(xiàn)階段綱領的列寧的理論思想；
并于17和18日發(fā)表文章，贊揚蘇共二十大在“和平過渡”等問題上的貢獻。[29]

　　不過，蘇聯(lián)的“高姿態(tài)”還沒有持續(xù)幾天，赫魯曉夫就失去了耐性，決定直接應戰(zhàn)。4月21日，蘇共中央給各國共產(chǎn)黨和工人黨發(fā)布消息，其中對中國的宣傳立場進行了批評。[30]隨后，在4月22日列寧誕辰日的當天，中蘇兩國都舉行了盛大的紀念活動。中蘇兩黨充分利用這個時機，各自引經(jīng)據(jù)典，以真正忠實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形象，宣傳自己的理論觀點，同時不指名地批駁對方的種種認識。只是根據(jù)時差，中國方面還是走在了前面。

　　22日上午，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fā)表了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沿著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文章強調(diào)指出：中國確信自己“能夠用躍進的速度前進”，“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方針正是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chǎn)物”。西方資產(chǎn)階級對于中國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吵鬧不休，但是列寧在他的“論我國革命”中，“早就給了這伙蠢才以一個致命的痛擊”。文章并特別引證說：列寧并且預言，“我們的歐洲庸人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在東方那些人口無比眾多、社會情況無比復雜的國家里，今后的革命無疑會比俄國革命帶來更多的特色。”文章重申“列寧主義關于帝國主義是現(xiàn)代戰(zhàn)爭根源的原理，決沒有也決不會‘過時’”，并列舉了一長串中國認為的美國的好戰(zhàn)言行，質(zhì)問說：這就是艾森豪威爾之流所說的“自由中的和平”嗎？[31]以此，盡管這篇文章把首先鞏固和加強同以蘇聯(lián)為首的社會主義各國的友好團結作為第三個偉大任務加以專門論說，但其主旨卻是反駁赫魯曉夫?qū)χ袊鴩鴥?nèi)政策的批評，在對社會主義建設和發(fā)展道路的理解，以及確立樣板模式的問題上，與蘇聯(lián)叫板；
向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一大上提出的，歐亞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經(jīng)濟計劃的實現(xiàn)，“將創(chuàng)造消除戰(zhàn)爭的現(xiàn)實可能，使戰(zhàn)爭不再是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32]的觀點，以及蘇聯(lián)國內(nèi)稱艾森豪威爾希望和平，不愿戰(zhàn)爭的輿論導向，提出了挑戰(zhàn)。

　　同日下午3時，中共中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紀念列寧誕生九十周年萬人大會，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林彪，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等出席，蘇聯(lián)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應邀參加并同坐在主席臺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作了題為“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的長篇報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北京電視臺同時轉(zhuǎn)播大會實況。[33]4月23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全文發(fā)表了陸的報告。這篇報告實際重復評說了前兩篇文章的一系列論點，譏笑“現(xiàn)代修正主義者被帝國主義核戰(zhàn)爭訛詐政策嚇破了膽。他們由害怕戰(zhàn)爭進而害怕革命；
由自己不想革命進而反對人家革命”。斥責“現(xiàn)代修正主義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誣蔑為‘教條主義’，乃是工人階級的叛徒腐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靈魂的卑鄙手法”。報告還突出宣揚了毛澤東個人的作用，說“毛澤東同志充分地發(fā)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精神，在我們的條件下，保衛(wèi)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發(fā)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盵34]

　　是日上午，《真理報》發(fā)表社論，論說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在發(fā)展馬列主義理論方面的貢獻，宣傳蘇聯(lián)的實踐實現(xiàn)了列寧的思想。[35]傍晚6時，蘇共中央在莫斯科列寧中央運動場體育宮舉行了一萬多人的集會，紀念列寧90誕辰。蘇共中央領導人阿里斯托夫、伏羅希洛夫、伊格納托夫、科茲洛夫、米高揚等人出席。列寧的戰(zhàn)友，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庫西寧在會上發(fā)表講話，[36]強調(diào)蘇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對馬克思主義做出了新貢獻”。指出：早在赫魯曉夫以前，列寧就曾經(jīng)推行和大力支持過和平共處的主張�！敖裉鞛榱酥覍嵱隈R克思列寧主義，僅僅重復帝國主義是侵略性的這一舊的真理是不夠的�！薄皼Q不能教條主義地只看問題的這一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必須要看到阻止戰(zhàn)爭的巨大力量的出現(xiàn)。也不應當看不見這樣一點，即帝國主義稱霸全世界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眻蟾嬉�證了列寧關于“將來有一天戰(zhàn)爭的破壞性會如此巨大，以致戰(zhàn)爭會完全成為不可能”的觀點，評說蘇聯(lián)的和平共處政策“是惟一正確的、有生命力的政策。”[37]庫西寧的報告實際明確回復了中共中央上述三篇文章批判現(xiàn)代修正主義的論點，對中國不斷“重復”“舊的真理”的“教條主義”認識方法提出了批評。不過在應戰(zhàn)的同時，庫西寧還是表示蘇聯(lián)政府正在奉行一種“堅持原則、但是有妥協(xié)余地”的政策，[38]擺出了息事寧人的姿態(tài)。

　　對于列寧誕辰90周年之際兩黨的這次爭執(zhí)，中蘇兩國都采取了保留性的宣傳措施。中國方面沒有轉(zhuǎn)發(fā)庫西寧的報告，只在23和24日介紹兄弟國家和兄弟黨的紀念活動時簡要報道了蘇共紀念集會的情況，直到27日才在《人民日報》第6版的報道中簡短摘錄了《真理報》4月22日社論，并且刪去了蘇共自我宣傳的論述。[39]蘇聯(lián)報界則在轉(zhuǎn)載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紀念文章時，沒有采用一篇中共的文章。[40]雙方好像都不想擴大這場爭執(zhí)，不想加重分歧的跡象，尤其不想為對方的理論認識提供市場。

　　但是實際上，自1959年初以來，中蘇兩黨兩國通過報刊或會議，公開講述各自在重大理論和對內(nèi)對外政策問題上的看法，就是在向外界宣示雙方的分歧，西方也已從這種公開的輿論宣傳中看出了端倪。[41]只是進入1960年后，中蘇兩黨在列寧誕辰日前后的這一輪意識形態(tài)上的公開較量，使得這種分歧更加引人注目了。[42]不過，這畢竟還是一場背靠背的、不指名的論爭。在這場各自尋章摘句、為我所用地引經(jīng)據(jù)典，一個針對修正主義者，一個針對教條主義者的較量中，中共扮演了挑戰(zhàn)者的角色。鑒于鐵托實際已被開除出社會主義陣營，成了“死老虎”，而赫魯曉夫正在鮮活地宣傳著蘇共那套異于中共的理論思想，并以此指導著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共理論家們事實上一開始就給赫魯曉夫與鐵托畫上了等號。蘇共則被動應戰(zhàn)，竭力維護自己的權威，以防東歐國家各黨和世界各共產(chǎn)黨由相信中國而逐漸背離蘇聯(lián)。[43]畢竟在他們看來，中國借列寧誕辰90周年之際發(fā)表的一系列文章，直接或間接批評了蘇共在列寧主義主要理論和策略問題上的立場。“這些文章被譯成外文，匆忙通過各共產(chǎn)黨的上層領導寄往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以及資本主義國家”。“在這些反映中共中央觀點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中國同志想做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導師和輔導員，企圖證明他們中國的觀點是唯一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44]爭論的表面意圖似乎在于辨清誰的對內(nèi)對外政策真正堅持和發(fā)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實質(zhì)目的卻是要表明誰有資格在社會主義陣營中占據(jù)主導地位，誰將在國際共運中擔當主角，引導各國共產(chǎn)黨和工人黨在正確的道路上前進。

　　盡管赫魯曉夫曾在警告試圖挑撥中蘇關系的人時說，“不要在沒有裂縫的地方去找裂縫”，他們將看不到這種裂縫，“正像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樣”。[45]但是這輪較量之后，中蘇兩黨的分歧事實上已經(jīng)初步公開化了。即如共運中有的黨所認為的，反修正主義不只是反南斯拉夫，這三篇文章一出，“似乎世界上已有兩個中心、兩種意見”。[46]中蘇雙方在報紙雜志等黨的輿論宣傳陣地上一番暗藏殺機的臧否，使得西方世界從鏡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耳朵。只不過，對于西方世界來說，“龍和熊意見不一致”的含義并不明確，它仍然可能僅僅是一種策略上的分歧。[47]

　　中共通過與蘇共的兩輪較量，邁出向赫魯曉夫施加壓力，促使蘇共向中共政策趨同的第一步之后，一次事件的發(fā)生，使得中蘇兩黨實現(xiàn)團結的天平向中國方面傾斜，毛澤東看到了赫魯曉夫向中共思想理論靠攏的可能性。

　　蘇聯(lián)擊落美國U-2飛機事件中的中蘇互動

　　事實上，中國從意識形態(tài)上向莫斯科提出挑戰(zhàn)，應該還有一層考慮，那就是提醒赫魯曉夫，不要在即將到來的解決柏林問題的美英法蘇四國首腦會議上，進一步向帝國主義妥協(xié)。結果，美國總統(tǒng)艾森豪威爾幫了毛澤東這個忙。

　　正當中蘇兩黨遙指對方，勾畫不同的列寧形象時，1960年5月1日，蘇聯(lián)防空火箭部隊在斯維德洛夫斯克地區(qū)擊落了一架侵犯蘇聯(lián)領空的美國U-2型飛機，被俘的美軍飛行員承認，他是在美國政府知道的情況下駕機進入蘇聯(lián)領空，用特殊的無線電技術裝置和攝影裝置搜集戰(zhàn)略情報的。[48]幾天之后，赫魯曉夫在5月5日的第五屆最高蘇維埃第五次會議上通報了這一情況，語詞激烈地譴責美國軍用飛機入侵蘇聯(lián)領空的行為，并不無警告意味地向在座旁聽會議的西方大使透露說，蘇聯(lián)的陸軍和海軍已經(jīng)開始裝備火箭武器，因此成立了火箭部隊總司令部。[49]

　　其實，美國飛機帶著間諜目的深入蘇聯(lián)領空并非例外之事，它們侵犯蘇聯(lián)的堪察加、楚科特加、庫頁島、波羅的海沿岸、南高加索和中亞細亞等地區(qū)，僅1953-1956年就有一百多次。1958年6月27日，美國一架四引擎的軍用飛機還深入蘇聯(lián)領空達一百七十公里；
其后兩個多月，美國軍用間諜飛機再度深入蘇聯(lián)領空。[50]而蘇軍擊落美機的事件卻偏偏發(fā)生在與中共進行筆墨之爭和四國首腦會議即將召開之時，的確令一直鼓吹與西方緩和的赫魯曉夫一時陷入了尷尬境地。他既想繼續(xù)推行自己既定的外交政策，又要顧及國內(nèi)傳統(tǒng)勢力借此事做文章，動搖其在蘇共黨內(nèi)的地位；
既想避免就此與美國發(fā)生沖突，斷送掉已營造多時的緩和氛圍，又要考慮抵消反復強調(diào)帝國主義本性難移的中共輿論聲勢的影響，維護自己在國際共運中的形象和地位。兩相權衡，赫魯曉夫不得不在中國，以及同中國息息相通的本國保守集團的壓力下，轉(zhuǎn)而對美國采取強硬措施。

　　而艾森豪威爾政府從5月5日一開始否認有此類事件發(fā)生；
到9日被迫承認，表示這種飛行是根據(jù)總統(tǒng)的指示和根據(jù)包括進行“廣泛空中觀測”在內(nèi)的計劃進行的，這種觀測包括采用“滲入”蘇聯(lián)領空的辦法；
再到12日由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轉(zhuǎn)交致蘇聯(lián)政府照會，再次聲稱進行這種飛行是美國的既定政策，[51] 態(tài)度一直十分蠻橫。這種情況不啻于給了赫魯曉夫一記耳光，進一步激起了他的憤怒。蘇聯(lián)方面開始重新強調(diào)戰(zhàn)爭的危險性。國防部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在5月11-14日舉行的蘇軍黨的基層書記會議上提出：當戰(zhàn)爭威脅還存在，全面徹底裁軍還沒有達成協(xié)議的時候，我們應當表現(xiàn)出最大的警惕性。[52]

　　5月16日，美英法蘇四國首腦會議預備會議在巴黎的愛麗舍宮法國內(nèi)閣會議廳舉行。赫魯曉夫在會上發(fā)表了一項聲明，嚴厲譴責美國軍用飛機侵犯蘇聯(lián)領空的挑釁行動和美國政府堅持對蘇聯(lián)采取挑釁政策的做法。要求美國政府宣布今后不再對蘇聯(lián)采取這種行動和奉行這種政策，并且嚴懲直接參與這次事件的罪犯。表示：“除了把政府首腦會議大約推遲六個月到八個月的時間之外，再沒有更好的辦法�！睂Υ�，艾森豪威爾則發(fā)表聲明回復說，侵犯蘇聯(lián)領空的飛行“已經(jīng)停止了，而且將不恢復”；
但是，這種飛行不恢復的期限只限于他擔任總統(tǒng)的期間。[53]實際回絕了赫魯曉夫的其他要求。

　　會議就此流產(chǎn)后，赫魯曉夫亮出了堅定的反美姿態(tài)。18日，他在巴黎舉行記者招待會，再次發(fā)表聲明還擊艾森豪威爾，指斥說：帝國主義者習慣于像古時候俄國商人的那種做法，用芥末往狗腿子嘴唇上涂，而那些狗腿子說“謝謝”，并且深深施禮。但是我們不能容忍侮辱，我們有自己的尊嚴，是代表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任何人采取任何挑釁活動都不能嚇倒蘇聯(lián)，要我們屈膝是不可能的。對于16日艾森豪威爾的答復，赫魯曉夫指出：可見美國總統(tǒng)所答應的不是放棄侵略政策，而只是在1961年1月以前暫時“停止”飛行。如果我們滿足于這種虛言搪塞和他所“賜與”的在1961年1月之前停止在蘇聯(lián)上空飛行的“恩惠”的話，蘇聯(lián)人民、我國和所有愛好和平國家的社會輿論將不會了解我們。在這個聲明中，赫魯曉夫一方面不無威脅地警告說：飛機能不能在蘇聯(lián)領空飛行，“這要由我們來決定，我們要十分肯定地決定——我們將擊落這種飛機，將給飛機起飛的基地、給那些建立這種基地和實際使用這種基地的人以毀滅性打擊�！币环矫嬉沧⒁饬粲杏嗟兀�表示：再過六至八個月，如果他們不再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挑釁，那末，我們將同我們的伙伴重新會晤，以便討論和解決成熟了的國際問題。[54]

　　與此同時，蘇聯(lián)國內(nèi)從16日晚電臺廣播赫魯曉夫的聲明之時起，就掀起了支持蘇聯(lián)政府立場、譴責美帝國主義的群眾性浪潮。17日一天當中，莫斯科一百多萬人分別舉行了五千多次集會，反對美國的戰(zhàn)爭挑釁政策。蘇聯(lián)各戰(zhàn)斗部隊的官兵也都舉行集會支持赫魯曉夫的聲明。遠東軍區(qū)還有軍官表示，“我們根本不能同把背信棄義和進行強盜活動作為政策的國家首腦進行談判。對我們所有軍人來說，結論非常清楚：要更加做好戰(zhàn)斗準備�！碧K聯(lián)《真理報》、《消息報》等各主要報紙則紛紛發(fā)表評述等文章，揭露美國對蘇侵略方針，故意葬送四國首腦會議，指出：為了要使和平共處成為政治現(xiàn)實，就必須要使帝國主義者放棄他們的反對蘇聯(lián)的強盜政策。現(xiàn)在美國侵略者的真面目已暴露在全世界面前，不管他們?nèi)绾吻擅畹鼗乇埽�都不能逃脫自己的責任。艾森豪威爾像一個忠實的奴仆那樣代表著自己的資產(chǎn)階級，代表著自己的帝國主義掠奪制度。等等。[55]

　　艾森豪威爾的霸道舉措，使赫魯曉夫在國際共運的舞臺上大大地做了一場秀。不過就中蘇關系而言，這場秀中更引人注目的卻是中國的反應。從某種程度上說，它是一場中蘇互動式的做秀，乃至引起西方世界的猜疑，認為北京最近的大叫大罵和好戰(zhàn)態(tài)度可能是在巧妙地配合克里姆林宮的做法。[56]其實對于中國來說，配合只是表象，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主旨是要促進赫魯曉夫轉(zhuǎn)而向中國的目標靠攏。

　　事實上，隨著1950年代后期以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獨立運動的高漲，以及中蘇之間在時代、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等問題的認識上發(fā)生分歧、國際共運中路線斗爭的展開，中國在不指名地批判赫魯曉夫的同時，也在愈加積極熱情地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反帝反殖武裝斗爭和革命起義，爭取獲得更多亞非拉民族國家的支持，反對并干擾蘇聯(lián)的緩和方針。不曾想，在上述《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的最后一篇發(fā)表8天之后，美國方面就適時地送來了中國可資利用的“炮彈”。畢竟在中國看來，這一事態(tài)的發(fā)展證明了中共論點的完全正確，“戴維營精神”完全垮臺了。[57]

　　5月初，當坐在蘇聯(lián)第五屆最高蘇維埃第五次會議旁聽席上的西方各國駐蘇使節(jié)，面無表情地傾聽赫魯曉夫通報蘇聯(lián)擊落美國U-2間諜飛機的經(jīng)過時，中國大使已是眉飛色舞、得意洋洋，深信這件事終于向赫魯曉夫證明了他的錯誤，目前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采取強硬態(tài)度。[58]消息隨即傳回北京，與此前對蘇聯(lián)紀念列寧誕辰活動做低調(diào)報道大相徑庭的是，中國方面迅速做出了異乎尋常的反應，一輪新的大規(guī)模宣傳戰(zhàn)蓄勢待發(fā)。

　　5月9日，《人民日報》即以《對蘇聯(lián)挑釁就是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挑釁》為題發(fā)表社論，指出，U-2飛機事件是“美國統(tǒng)治集團長期以來一貫奉行的侵略和戰(zhàn)爭政策的繼續(xù)。這種政策反映了美帝國主義的本質(zhì)”�！懊赖蹏�主義對蘇聯(lián)的挑釁”“也就是對六億五千萬中國人民的挑釁。我們完全支持蘇聯(lián)政府和人民對美國當局的抗議和譴責�！盵59]這大概是從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中最先發(fā)出的支持蘇聯(lián)對抗美國的聲音。

　　與此同時，毛澤東在5月7日至14日連續(xù)五次會見應邀來訪的亞非拉國家代表團，譴責美國進行積極的戰(zhàn)爭準備，介紹中國的反帝斗爭經(jīng)驗及革命和武裝斗爭經(jīng)驗。[60]會見中，毛還在外國客人高唱中國歌曲“東方紅”時打著拍子，而后鼓動說：我們的共同敵人是美帝國主義，我們堅決支持一切地方的民族民主運動。[61]如此頻繁地公開談話，使得16日的美國報紙評論說：毛澤東在十天中發(fā)表了五次講話來迎接重要的最高級會議，這對一位通常每年只發(fā)表兩三次政策講話的領袖來說，顯然是太喜歡講話了�！懊�在口頭上的攻擊使巴黎前景暗淡”。[62]

　　在第五次講話，即5月14日四國首腦會議召開前夕在武漢接見日本和拉丁美洲代表團的談話中，毛澤東進一步明確闡述了自己的立場。他雖然說“我們支持首腦會議的召開，不管這種會議有無成就和成就的大小”，[63]卻又同時強調(diào)：事實仍然是，取得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是各國人民的堅決斗爭。在談起U-2飛機入侵蘇聯(lián)領空的情況時，他指出：蘇聯(lián)人做得正確。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國在虛偽和平的幌子下所進行的準備侵略戰(zhàn)爭的真面目，(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向全世界人民證明了這樣的真理：我們對帝國主義的本性不應當存有幻想。[64]毛澤東還隱射赫魯曉夫1959年9月訪美后曾說艾森豪威爾似乎是一個愛好和平的人的舊事，譏諷和提醒說：“過去，曾經(jīng)有些人把艾森豪威爾說成是一個十分愛好和平的人，我希望這些人能夠從這樣一些事實中覺悟起來�！蓖�日，新華社、北京廣播電臺摘要報道了毛的這次談話之后，西方媒體，如共同社、美聯(lián)社、美《新聞周刊》和《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等等，旋即在15和16兩日紛紛就此進行了報道和評述。[65]《人民日報》也于16日發(fā)表《紅旗》雜志評論員文章，措詞激烈地提出反對向美國人讓步的警告，宣稱“美帝國主義是當代最兇惡最富侵略性的帝國主義”。[66]

　　可以說，作為國際共運旗手地位最強競爭者的毛澤東就此事件的公開亮相，以及中國方面的輿論壓力，對赫魯曉夫決定在四國首腦會議上做強勢表態(tài)，采取強硬的反美對策，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赫魯曉夫開始重拾已經(jīng)放棄了的“美帝國主義”及其“侵略性”等詞語，一時間，莫斯科的時鐘好像被撥成北京時間了。

　　隨著毛澤東態(tài)度的明朗化及事態(tài)的發(fā)展，中共中央領導層明顯興奮起來。5月16日，周恩來飛抵武漢，于會見在那里等候毛澤東接見的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代表團之后，當晚與陳毅進見毛澤東，商談了中蘇團結等事項。[67]翌日，鄧小平在北京接見蘇聯(lián)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當后者根據(jù)蘇共中央的委托，通報蘇聯(lián)對召開這次首腦會議的立場時，鄧小平說：赫魯曉夫同志5月16日在巴黎的演說是一次很好和很有說服力的演說，我們從中看出了蘇共中央的堅定立場。這也是我們的立場，中共中央委員會的立場。我們還不知道毛澤東和劉少奇同志的意見，因為他們不在，但是在京的中央委員已經(jīng)交換了意見，所有這些同志都完全支持赫魯曉夫同志的演說。赫魯曉夫同志“做得完全對，他去了巴黎，他應當去”。鄧并強調(diào)指出：“艾森豪威爾做了一件好事”，因為他的侵略行動使他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真面目。我們共同的立場就是要揭露帝國主義，闡明以蘇聯(lián)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各國正確的立場。表示：5月18日中國報刊將全文發(fā)表赫魯曉夫的聲明；
中共中央已審議了在中國國內(nèi)開展支持這一聲明的運動。鄧還請契爾沃年科轉(zhuǎn)達毛澤東、劉少奇和中共中央所有領導人對赫魯曉夫、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的熱情問候。說：美國人聯(lián)合它的隊伍以反對我們，但他們的聯(lián)合是靠不住的。而我們的團結是牢不可破的，因為這個團結是建立在統(tǒng)一的思想和目標的基礎上的。[68]同日下午，楊尚昆見到毛澤東，毛就赫魯曉夫在巴黎提出強硬聲明事再次發(fā)表了議論。與此同時，穿梭于武漢和北京之間，商議并傳達毛澤東意見的周恩來出席鄧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最近的國際形勢等問題。[69]這時，在中共領導人看來，赫魯曉夫在巴黎的強硬姿態(tài)與中國的反帝方針非常接近，他似乎已經(jīng)站到了與中共中央的思想和目標相統(tǒng)一的基礎上了。

　　從巴黎這次會議召開到5月17日宣告失敗，中國國內(nèi)的宣傳聲勢也與蘇聯(lián)同步展開。5月16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在宣稱歡迎四國首腦會議召開的同時，強調(diào)中國“對于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不抱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衷心地希望通過四國首腦會議，在揭露美國戰(zhàn)爭政策和促進世界和平方面，做出有益的貢獻”。[70]即之，5月20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指責美國破壞四國首腦會議，重申東風日盛、西風日衰，“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侵略成性的美帝國主義不可能放棄它的侵略政策。自5月18日至25日，《人民日報》還連續(xù)摘要報道蘇聯(lián)各主要報紙的評述文章，報道赫魯曉夫16日的聲明和莫斯科及各地群眾集會情況，于頭版全文發(fā)表赫魯曉夫在巴黎記者招待會上的聲明等等。[71]

　　當中國國內(nèi)反美輿論宣傳文章鋪天蓋地之時，5月19日下午，遙控指揮的毛澤東在車過株洲時進一步指示坐鎮(zhèn)北京的鄧小平，要在全國各地舉行群眾集會，支持蘇聯(lián)對四國首腦會議的立場；
并明確要求北京的集會要在20日即舉行。[72]于是，翌日，首都320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聲勢空前浩大的示威和集會。周恩來、朱德、林彪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大會。鄧小平在天安門城樓上發(fā)出警告說：對蘇聯(lián)的侵略和挑釁，就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侵略和挑釁，就是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侵略和挑釁。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和世界和平事業(yè)的每一次挑釁，都一定要受到加倍的回擊。契爾沃年科也在大會上發(fā)表講話，強調(diào)指出：當?shù)蹏�主義更加公開地張牙舞爪的時候，各國人民都應該更加提高警惕，更加緊密地團結自己的隊伍，警覺地注視和無情地揭露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各色各樣的修正主義者的陰謀，準備隨時給予侵略者以堅決的毀滅性的反擊。他最后并高呼：“蘇中兩國人民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誼萬歲！”“打倒戰(zhàn)爭挑撥者，世界和平萬歲！”等口號。次日，《人民日報》報道了示威集會情況，同時發(fā)表了鄧小平的講話。此后，到5月23日止，中國各地城鄉(xiāng)集會和示威游行的人數(shù)已達五千三百多萬人。[73]

　　在短短幾天的時間中，毛澤東導演的這幕聲援蘇聯(lián)、反帝反美的戲劇，無論規(guī)模還是聲勢，都極大地超過了當事國蘇聯(lián)。以此，中蘇互動做秀的結果是，毛澤東的風頭盛過了赫魯曉夫。以至于西方媒體評論說，在四國首腦會議前夕，毛澤東把他的手指戳進了赫魯曉夫的肋骨。會議召開時，赫魯曉夫席位的背后巍然出現(xiàn)有毛頎長的身影。認為世界共產(chǎn)主義戰(zhàn)略中的中國路線戰(zhàn)勝了赫魯曉夫的路線，U-2飛機事件大大加強了毛的地位。莫斯科和北京對待世界問題，特別是和平共處問題的明顯分歧現(xiàn)已消除，中蘇裂縫彌合了。甚至預測有可能形成強硬的莫斯科-北京軸心。[74]總之，巴黎四國首腦會議破產(chǎn)等事情，顯示出中國對1960年世界事態(tài)的分析比蘇聯(lián)高明，每次都是中國所采取的態(tài)度占了上風。1960年前半年總的情況，就是事態(tài)同中國分析的一致和赫魯曉夫因此站到北京的理論上來。[75]

　　一次飛機事件造成的國際緊張局勢的突然加劇，赫魯曉夫立場的變化，振奮了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精神，使他們看到了赫魯曉夫向中國政策趨同的可能性，尤其看到了中國壓力所起的作用。此期新華社《內(nèi)部參考》多選發(fā)外電關于中國影響的評述，實際就反映了中共中央的好惡傾向，表明中央領導層及毛澤東本人十分看重中國意識形態(tài)壓力和種種舉措，對赫魯曉夫及蘇共中央所產(chǎn)生的作用。只不過，一波宣傳運動高潮尚未完全過去時，毛澤東已冷靜地看到了事態(tài)的另一面，做出了以下兩種評估：

　　一是認為赫魯曉夫轉(zhuǎn)而采取強硬立場，有被迫的成分在內(nèi)。5月21日，毛澤東向金日成指出：赫魯曉夫“一時指揮歡迎艾森豪威爾，一會兒又指揮不要歡迎。搞得神魂顛倒。5月1號打下了美國飛機，活捉了駕駛員。2號艾森豪威爾說‘U-2’是他派的，而且說今后還要派。這就逼使老大哥再無考慮的余地了，這才下了決心，到巴黎去不是開會，而是去揭露，事先有照會�！奔慈缢�認為“說得很好”的中國駐英代辦宦鄉(xiāng)5月28日對四國首腦會議流產(chǎn)的國際形勢的分析：十九天來，蘇聯(lián)對美帝的政策逐步由過去單純的和解綏靖，轉(zhuǎn)變到堅決揭露和強硬斗爭，主要是由于美帝的蠻橫進逼逐步促成的。首腦會議散場后，赫魯曉夫態(tài)度又突然軟化。根據(jù)這種情況推斷，蘇聯(lián)斗爭策略的轉(zhuǎn)變主要是間諜飛機事件本身發(fā)展的邏輯結果，而不是對帝國主義的本質(zhì)、戰(zhàn)爭和平等帶有根本性質(zhì)的問題有了真正全面、深刻的新認識，因此搖擺和猶豫恐怕不是一時所能避免的。[76]

　　一是看到赫魯曉夫還有逐步轉(zhuǎn)變的可能性，[77]實際對中蘇關系的前景做出了比較樂觀的估計。5月22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分析說，赫魯曉夫這個人有兩面性，你看，去年他在戴維營會議后把艾森豪威爾捧上了天，這次為了U-2飛機事件，他們兩人對罵起來了。很難設想強大的社會主義蘇聯(lián)的首腦會一下子向美國總統(tǒng)下跪。毛認為：赫魯曉夫在重大問題上的傾向是修正主義的，但也不能說他在所有問題上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不好說他的修正主義已經(jīng)完全形成了。但總的來說，可以說他是半修正主義。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明確將赫魯曉夫定性為半修正主義。[78]

　　總之，毛澤東這時一方面敏感地覺察到了赫魯曉夫的三心二意；
一方面仍然認為此人還有挽救的余地。由此，他擺出了準備重新拿起意識形態(tài)爭論武器的架勢，開始批評1959年11月羅馬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十七國共產(chǎn)黨、工人黨會議是修正主義的會議，強調(diào)“和平共處是沒有的，在古巴、阿爾及利亞、菲律賓、巴拉圭都有游擊戰(zhàn)。和帝國主義沒有和平共處，只有冷戰(zhàn)共處”。說：“難道你們十七國黨已經(jīng)得到政權了嗎？一點政權沒有，就急急忙忙宣布連根鏟除戰(zhàn)爭，意味著什么？我認為是資本家高興，起了欺騙作用”。再批和平過渡理論，強調(diào)“馬克思的學說，就是階級斗爭的學說”�！暗蹏�主義就是戰(zhàn)爭”。“民族資產(chǎn)階級總有一天要叛變革命的，對這類人寄有很多幻想是不切實際的”。表示“將來要算算帳”，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到底還要不要�！艾F(xiàn)在我們要公開談了”。[79]毛澤東的這種態(tài)度，實際直接促成了以后中共中央對世界工聯(lián)理事會北京會議方針的確立。中國要繼續(xù)向蘇聯(lián)加壓，再拉赫魯曉夫一把，至少拖住他“右轉(zhuǎn)”的步伐。于是有了中蘇兩黨在第二戰(zhàn)場的角逐，分歧終于公開化了。

　　兩國在世界工聯(lián)北京會議上的斗爭

　　既然當年中共接受了12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chǎn)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通過的全面肯定蘇共二十大的《莫斯科宣言》，接受了南斯拉夫共產(chǎn)主義者聯(lián)盟代表簽字的、更多反映赫魯曉夫觀點的64國《和平宣言》，[80]事實上承認了蘇共二十大的綱領路線是國際共運的指導原則，隨著蘇共與中共思想、方針上相悖的距離逐步拉大，而雙方都不肯放棄自己的觀點，并且都要爭取對方向自己趨同，中共將爭論的觸角伸向國際組織就已是早晚之事。鑒于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及國際共運中大多數(shù)國家和政黨都支持蘇共的觀點，中共尤其需要爭取更多的追隨者，以提高自己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在中共看來，對于亞非拉國家中那些尚未取得執(zhí)政地位的革命黨、那些贊成武裝奪取政權的社會團體來說，中國激進的口號和綱領比蘇聯(lián)謹慎的緩和策略更具有吸引力。這樣，借著U-2飛機事件所造的反帝反美聲勢，中國開始在世界國際組織中開辟與蘇聯(lián)進行角逐的第二戰(zhàn)場，從全方位對蘇共進行批評和幫助，壓其在中共的原則基礎上達成雙方新的團結。

　　1960年6月5-9日 世界工會聯(lián)合會理事會第十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開幕前，中蘇雙方圍繞世界工聯(lián)書記處準備的總報告展開了爭論。

　　中國代表團認為，這個報告在戰(zhàn)爭與和平、民族解放運動、資本主義總危機等6個問題上的提法存在重大的原則性錯誤，并且認為報告中對中國人民全心全意擁護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以加引號的方式予以表述，表現(xiàn)了對中國人民的不友好態(tài)度。6月1日，中蘇雙方工會代表團團長劉寧一和格里申舉行會談，蘇方拒絕了中方的這種種指責，并且表示，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加引號只是蘇方行文的一種習慣性表達方式，絲毫不攙雜感情色彩。翌日，在12個社會主義國家工會黨員代表舉行的會議上，有不少代表指摘中國犯了“左派幼稚病”。6月3日至4日，世界工聯(lián)書記處和執(zhí)行局召開會議，對報告進行了修改，中方仍然聲明對其中某些錯誤論點保留意見，但是同意把報告草案提交理事會討論。[81]劉寧一并表示，中國人尊重大多數(shù)人的意見，不把這些分歧帶到理事會公開的會議上去。[82]

　　6月5日，會議開幕，世界工聯(lián)書記處書記馬賽爾·布拉代表世界工聯(lián)總書記路易·賽揚做了會議第一項議程報告。世界工聯(lián)副主席、蘇聯(lián)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格里申則在下午的會議上發(fā)了言。他們的發(fā)言都對美國間諜飛機入侵蘇聯(lián)領空事件做了呼應，都談到了美國帝國主義戰(zhàn)爭政策對世界和平的威脅，以及新的世界大戰(zhàn)的危險性，帶有某種程度的強硬色彩。[83]但是，對于中國來說，這并不表明世界工聯(lián)書記處會徹底放棄總報告中的論點，改變其在蘇聯(lián)主導下制定的以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和平過渡路線為宗旨的工作綱領。蘇共其實是在把自己的一系列錯誤觀點強加給國際民主組織，力圖改變它們的正確路線。

　　為了避免在大會上形成爭論，6月5日晚，中共中央召集17國工會共產(chǎn)黨和工人黨黨員負責人40余人舉行座談會，進行內(nèi)部交換意見。[84]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出席了會議。中共領導人說明各國同志是否同意中共的意見是他們自己的事，不過希望他們回國后把中共的意見轉(zhuǎn)告各自的黨中央。鄧小平開始在會上闡述中共中央在重大國際問題上的觀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對于事前毫無思想準備的蘇聯(lián)代表團來說，中共中央的舉措無異于是以“托洛茨基方式”，將自己的意見強加于人。于是，格里申勉強聽完第一個問題“關于我們的時代”之后，即表示反對，并且拒絕鄧小平的解釋，拒絕劉少奇和周恩來的挽留，帶頭退場，東歐國家的代表也紛紛跟著站起來，座談會以此中斷。[85]

　　蘇方這種不容爭執(zhí)的態(tài)度，使得中國根據(jù)自己意見修改報告草案的最后努力落空了。中國方面認為不能再期望關起門來與蘇共之間達成任何協(xié)議，于是決定積極展開活動，直接與各國代表接觸，宣傳中共的觀點。[86]根據(jù)這一方針，6月6日，周恩來設宴招待各國工會代表并發(fā)表講話。他說：和平“必須依靠人民自己起來同帝國主義斗爭”，“向帝國主義乞求和平，是永遠得不到和平的”，“帝國主義侵略和好戰(zhàn)的本性是不可能改變的”，要“徹底揭穿現(xiàn)代修正主義者的叛徒面目”。[87]翌日的《人民日報》即幾乎成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現(xiàn)代修正主義”、“反對殖民主義”的專刊。

　　為了進一步向國際組織成員宣傳中方的觀點，6月8日上午，中國工會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劉長勝在工聯(lián)理事大會上發(fā)言時，全面論述了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強調(diào)說戰(zhàn)爭可以避免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只要帝國主義還存在，所謂沒有武器、沒有戰(zhàn)爭的世界是不可設想的；
世界人民都必須對帝國主義保持高度警惕性，不能用天真爛漫的態(tài)度去對待美帝國主義和其他帝國主義。提出：我們主張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和平共處。但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一貫堅持冷戰(zhàn)政策，堅持擴軍備戰(zhàn)，制造緊張局勢。我們要堅決地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冷戰(zhàn)政策，揭穿帝國主義的丑惡的原形，同它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這樣才有可能使冷戰(zhàn)不至于發(fā)展為熱戰(zhàn)。明確表明了與會議總報告不同的認識。劉長勝的講話，引起與會代表的普遍注意，他講話結束時，會場上響起了長時間的熱烈掌聲。許多亞非拉國家代表發(fā)言予以支持。[88]

　　與此同時，在總決議、反對殖民主義文件和提案等三個起草委員會會議上，中方代表也與蘇方代表進行了“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尖銳斗爭”。中方代表還勸告各國工會代表“和平之路沒有什么可走的，不要向資本家乞求和平”。并且發(fā)動群眾簽名，聯(lián)合提出支援阿爾及利亞民族獨立斗爭、支援非洲人民解放斗爭、支援古巴等一系列提案。世界工聯(lián)書記處面臨失控的局面，為此召開緊急會議，提出理事會休會和舉行緊急代表大會。經(jīng)過中方代表的力爭，書記處放棄了休會的建議，蘇方代表也表示“不同意的各點可以不寫”。此后又經(jīng)中方代表的反復爭執(zhí)，終于達成了中方認為的“比我們設想要好的決議”。[89]

　　會議結束后，劉寧一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這樣全面展開反對半修正主義的斗爭和把世界工聯(lián)理事會這個表決機器的指揮棒打翻，在工會會議上還是第一次。認為同修正主義和半修正主義的斗爭是國際范圍階級斗爭的反映，這次會議雖然是工會會議，但是將發(fā)生深遠的影響。[90]

　　短短幾日，中國利用世界工會會議在北京舉行之機，采取積極主動的方針，于世界國際組織中繼續(xù)同蘇聯(lián)的論爭，努力獲得熱衷于民族獨立、民族解放斗爭的亞非拉民族國家的支持，加強對蘇聯(lián)的壓力，爭取赫魯曉夫改變方向，向中國的立場趨同。即如后來彭真所指出的：“為了保衛(wèi)列寧主義，為了將來到馬克思那里作鑒定，我們不得不斗爭。我們向世界工聯(lián)談話不是沒有考慮的，不要估計我黨中央冒失，找他們談是為了拖住他。老實講，當時還沒有這樣大的雄心，當時聽說他們搞黨綱，不要他走的太遠，為此才寫三篇文章，幾個月后才找工聯(lián)談話。這個問題他們一直攻，但我們的目的達到了，把他們拖住了。這以后就展開了一系列的斗爭�！盵91]

　　可以說，中國通過這次世界工聯(lián)理事會的論壇，首次正式對外界說明了中蘇兩黨在一些重大理論和方針問題上存在不同意見，率先在國際社會組織中公開了中蘇兩黨的分歧。

　　蘇聯(lián)方面就此提出批評說，中國在世界工聯(lián)這一群眾性的非黨組織的代表面前批評蘇共和其他兄弟黨的觀點，使中國領導人和其他兄弟黨的分歧滲透到資產(chǎn)階級的報刊上，被我們的敵人用來破壞共產(chǎn)主義和工人運動，破壞工人階級在爭取和平和社會主義斗爭中的統(tǒng)一；
中國領導人不經(jīng)兄弟黨領導的同意便召集了當時在北京的某些黨的代表的會議，對蘇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立場和1957年莫斯科會議通過的宣言展開了公開的批評，不僅如此，還把他們同蘇共和其他兄弟黨的分歧帶到了非黨組織的公開講壇上。[92]在蘇聯(lián)看來，中國工會代表對蘇共的批評是在世界工聯(lián)理事會一系列委員會的工作中進行的，而“出席會議的有許多其他黨的代表，以及非黨的工會活動家”。[93]蘇聯(lián)方面認為，中國的行動不僅沒有得到參加世界工聯(lián)理事會會議的共產(chǎn)黨人的支持，而且遭到了他們的堅決反擊。于是中共領導人又采取了一個新的分裂步驟：他們不僅在世界工聯(lián)理事會會議上，而且在有非共產(chǎn)黨人和無黨派工會人士參加的許多委員會里，批評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和其他兄弟黨的觀點。這些行動實質(zhì)上是在公開號召世界工聯(lián)開展斗爭，反對蘇共和其他共產(chǎn)黨在當代世界發(fā)展的最重要問題上的觀點。[94]

　　應該說，蘇方的這種認識還是比較客觀的。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等機構即曾報告說，中國在1960年6月于北京召開的世界工會聯(lián)合會的會議上，在世界工會聯(lián)合會這類組織中公開游說自己的主張，反對蘇聯(lián)。[95]至此，中蘇兩黨的分歧已由黨內(nèi)到黨外完全公開化了。

　　中國工會代表團在這次會議上的活動及其獲得眾多國際組織成員支持的情況，無疑將赫魯曉夫推入了兩難的境地，使他不得不面臨艱難的選擇：或者向中國的立場靠攏，或者背負起在世界國際組織中制造分裂的罪名。

　　莫斯科顯然切實感受到了這種壓力，試圖避免此類尷尬局面的出現(xiàn)。此次會議之后，被激怒了的赫魯曉夫啟動了反戈一擊的步伐。

　　其一，蘇聯(lián)方面針對中國代表在會上的種種做法，竭力指責中共領導人在國際共運中使用缺乏黨性的派別活動的手段，這次世界工聯(lián)理事會會議期間中國的舉措就是一種拉幫結派的表現(xiàn)。[96]

　　其二，莫斯科加強了對中國的輿論反擊。在紀念列寧《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發(fā)表40周年之際，蘇聯(lián)國內(nèi)的報刊上發(fā)表了大量直接涉及與中國論戰(zhàn)的文章，批評中國教條、左傾的錯誤。這些文章的依據(jù)就在于，列寧在他的這篇關于“左派幼稚病”的文章中批評了拒絕在“反動”工會工作或參加“資產(chǎn)階級”議會的極端左翼共產(chǎn)主義者，并強調(diào)了在某些情況下接受妥協(xié)的必要性。如6月10日，有輿論宣傳稱：“目前的左翼分子把實現(xiàn)和平共處、停止軍備競賽、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之間和睦相處的政策看作是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們把國際局勢微不足道的惡化都看作是他們片面觀點的證據(jù)�！眱商煲院螅�《真理報》又指出：“我們認為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左翼分子的話是錯誤的和不正確的，他們的大意是，既然我們已經(jīng)把政權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那么，我們就可以超越某些歷史發(fā)展階段，立即進入共產(chǎn)主義�！�6月23日，《共產(chǎn)黨人》雜志則宣稱：“有些政治領導人把和平共處政策、裁軍斗爭看作是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的傾向”，從而“對蘇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關于在目前情況下防止新的戰(zhàn)爭政策的決議表示出不信任的態(tài)度，這種愿望只能被看作是錯誤的，教條的和左傾的。”[97]

　　其三，赫魯曉夫開始考慮如何對中國的所作所為進行報復。對于蘇聯(lián)方面來說，劉寧一曾明確表示不把中蘇雙方對會議總報告的分歧帶到公開的會議上去，但是6月5日中共中央?yún)s召集17國工會黨員負責人座談會，發(fā)表不同于會議總報告的意見；
尤其是在事先不與蘇方通氣的情況下，率先在大會上公開這種分歧，并且積極向其他工會代表、工會活動家進行鼓動、宣傳，這種行為不啻于是一次突然襲擊。對此，彭真后來在與蘇方會談時就這次座談會問題表示：我們同格里申一起擬定了會議參加者的名單。米高揚當即就反駁說：你們邀請他們出席同志式的晚餐，而不是會議。他同時還指出：在北京世界工聯(lián)會議上，你們背著各國共產(chǎn)黨，在工會活動家中間公開宣揚你們特別的觀點。你們不該這么做，這些問題應該在各國共產(chǎn)黨、工人黨中央級的會議上進行討論。[98]可以說，中國這次在國際組織會議上主動出擊的方針，直接導致了此后布加勒斯特會議上蘇聯(lián)方面對中共代表團的突然襲擊。

　　經(jīng)歷了6月初的被動與尷尬，赫魯曉夫決定要把主動權重新抓回到自己的手里。于是，半個月后，蘇共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組織了對中共代表團的圍攻。即如蘇斯洛夫所說：布加勒斯特會議的召開，是由于有北京的世界工聯(lián)理事會。[99]這樣，中蘇雙方在世界工聯(lián)第十一次理事會會議上的斗爭轉(zhuǎn)移到羅馬尼亞的首都，更為激烈地展開了。

　　兩黨在布加勒斯特會議期間的針鋒相對

　　在世界工聯(lián)理事會北京會議召開之前，6月2日蘇共中央向社會主義國家執(zhí)政黨領導人發(fā)函，建議利用6月下旬羅馬尼亞工人黨舉行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機會，在布加勒斯特舉行一次社會主義國家共產(chǎn)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就四國首腦會議后的國際局勢和“確定我們的共同方針交換意見”。對此，除中共外，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兄弟黨都通知表示同意。

　　"[100]這時的毛澤東已從U-2事件后赫魯曉夫立場的變化中看到了中共壓力的作用，精神振奮的他不可能按照蘇共的部署行事，他要在國際共運的舞臺上進一步宣傳推廣中共的理論觀點及方針政策，確立起中共的領導地位。

　　6月5日，毛澤東在杭州的住地王莊約見康生等人討論蘇共的意見，提議改期在11月7日舉行世界各國共產(chǎn)黨和工人黨會議，理由為六七兩月我們有事，不能參加。如果蘇方同意，中共則于8月派出代表團前往莫斯科，兩黨共同起草文件。[101]兩天后，蘇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表示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共產(chǎn)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和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xié)商委員會會議推遲召開。8日，毛澤東在上海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答復蘇共中央6月2日來函。10日，他復函蘇共中央說：收到你們6月2日和6月7日兩次來信，我們完全同意兩個會議推遲召開的意見。提出：在羅黨三大召開時，各兄弟黨代表就這兩個會議召開的日期和地點初步交換意見，根據(jù)商談結果，最后加以確定。同時，還可以對兄弟黨代表會議的內(nèi)容初步交換意見，但不作任何決定。即之，毛正式建議：將社會主義陣營12國共產(chǎn)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擴大為舉行世界各國兄弟黨代表會議，共同討論有關國際共運的重大問題，像上次莫斯科會議那樣，由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黨簽署發(fā)表共同宣言。會議召開前成立起草委員會，準備宣言草案。[102]蘇共中央同意了這個意見。歷史似乎重演了當年毛澤東一再推遲1957年莫斯科會議召開時間的那一幕。

　　但是，蘇共中央在以新的信件向各兄弟黨通報與中共商定的意見時，表示在布加勒斯特會晤時除不做出決定外，不排除討論國際問題的意見。各黨對此均表示同意。[103]這實際就為以后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的斗爭埋下了伏筆。

　　事實上，如果沒有6月初的世界工聯(lián)理事會北京會議，蘇共向中共意見靠攏之勢，或許還有可能繼續(xù)保持一個階段，至少中蘇兩黨能夠以比較平和的方式，尋找到一個縮小分歧的結合點。但是，中共不僅要在國際共運政黨的講臺上樹立自己的形象，而且還要在世界國際組織的論壇上擴大自己的影響。于是，前述中國方面在開辟第二戰(zhàn)場時實際對蘇聯(lián)構成的突然襲擊之勢，改變了事態(tài)的走向。

　　中國工會代表團全面展開反對半修正主義蘇聯(lián)的斗爭、“打翻世界工聯(lián)理事會的指揮棒”之后，中國方面即注意到了莫斯科的宣傳攻勢，對蘇方可能進行報復這一點已有了思想準備。6月14-18日在上海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毛澤東讀到了一份報告，其通報說6月10日和12日，蘇聯(lián)報刊連續(xù)發(fā)表紀念列寧《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出版四十周年的文章，這是當前新的重大動態(tài)。報告認為，這兩篇文章標志著蘇聯(lián)要從前一時期的辯解轉(zhuǎn)入對中國進行反擊，企圖縮小中共的影響。他們給中國戴上“現(xiàn)代左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壓一壓與中國有共同點的其他兄弟黨。蘇聯(lián)這樣做意味著在一個時期內(nèi)將會與我們進行一系列的論爭，也有可能出現(xiàn)露骨的公開批評，其目的就是要在其內(nèi)部和外部，縮小我國紀念列寧誕辰的三篇文章的影響，彌補前一時期威信上的損失。[104]

　　6月17日彭真率領中共代表團赴布加勒斯特參加羅黨“三大”，其擔負的使命就是對赫魯曉夫進行勸說。[105]所謂“勸”，即在于說服蘇方修正自己的錯誤。途徑莫斯科時，蘇共中央書記科茲洛夫等人與彭真舉行了長達八九個小時的會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38]

　　于是，中共要在馬列主義基礎上實現(xiàn)與蘇共團結的方針，有了更多的靈活性，意識形態(tài)上也開始顯示出一種妥協(xié)、讓步的色彩。

　　進入夏季后，炎熱的天氣并沒有使中共的輿論也隨之升溫。蘇聯(lián)方面注意到，從8月起在中國開始出現(xiàn)了強調(diào)和平共處政策的勢頭。周恩來8月1日在瑞士駐華大使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上的講話開了這個頭，他表示，中國愿同各國和平共處，主張亞太各國包括美國在內(nèi)，簽訂一個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約，把整個地區(qū)建成沒有核武器的地區(qū)。[139]蘇共中央聯(lián)絡部部長安德羅波夫向赫魯曉夫通報了中國這種新的宣傳動態(tài)，介紹周恩來的講話，以及中國報刊重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言論，并特別建議蘇共中央將劉寧一不久前在東京第6屆國際禁止原子彈氫彈大會上的講話與其在世界工聯(lián)北京會議上的講話加以比較，指出，兩個月前劉寧一與格里申會談時還說“關于和平共處可能性的言論只能使帝國主義者感到高興，因為它排除了人民解放戰(zhàn)爭的可能性”，而這時的他卻在強調(diào)“中國人民一貫主張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皩ξ鞣絿�家，包括美國在內(nèi)”，“我們也愿意”“同它實行和平共處”。[140]與此同時，中國關于戰(zhàn)爭不可避免的強硬論點也開始有所松動，8月25日，周恩來在會見美國作家斯特朗時已表示：我們?nèi)绻�能把�?zhàn)爭制止，我們還是要爭取制止戰(zhàn)爭的。

　　[141]此后至莫斯科會議召開，中共在同蘇聯(lián)和其他兄弟黨的會談中，盡管爭論得十分激烈，但從會談形成的結果看，中國方面的妥協(xié)、讓步方針，也是十分明顯的。

　　是年9月初，中蘇兩黨決定，在莫斯科81國共產(chǎn)黨、工人黨代表會議召開之前，雙方先舉行會談。據(jù)此，從9月17日至22日，以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在莫斯科同以蘇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為團長的蘇共代表團進行了五次會談，雙方發(fā)言時間共17個小時，表面上仍然糾纏于一些歷史舊賬，相互指責；
實際都在偵察，相互摸底。[142]接著，10月1日至22日，由12個社會主義國家和14個資本主義國家共產(chǎn)黨、工人黨代表組成的起草委員會在莫斯科展開工作，為11月份的世界各國兄弟黨會議做準備。鄧小平再率中共代表團參加起草委員會會議。會議對蘇共提出的各國共產(chǎn)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聲明草案和告世界人民書草案等兩個文件進行了討論，圍繞時代、戰(zhàn)爭與和平、和平共處、和平過渡等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143]

　　討論中，蘇共代表團表現(xiàn)出的強硬態(tài)度，使起草委員有破裂之虞。而中共代表團的與會方針是一定要在籌備會上達成協(xié)議，使81國兄弟黨會議能夠開成開好，以中蘇團結為核心，形成國際共運團結的新形勢，并在這一形勢下逐步改善中蘇關系。中共領導人認為，這是中國的一個重大戰(zhàn)略步驟，代表團要利用這次會議抓團結旗幟，對蘇聯(lián)采取和緩方針，策略要靈活些。因此，有必要主動做出一些讓步，這符合中國的最大利益。蘇方還是想達成協(xié)議的，只要我們靈活些，就不會形成僵局。于是決定：主動向蘇方透一點底，使他們知道我方愿意在互諒互讓，顧全大局之下，和蘇方共同努力，使籌備會議達成協(xié)議。在談判中，我方也可以暗示蘇方哪些可以協(xié)商互相讓步，達成協(xié)議，哪些可以達成折衷方案。對于赫魯曉夫，到一定程度時要主動采取和緩態(tài)度，對他略讓些步，給赫魯曉夫面子，讓他也做出讓步。[144]

　　而這時的26國起草委員會中，已不是對蘇一邊倒的局面，日本、朝鮮、印尼、越南，以及阿爾巴尼亞和澳大利亞等幾個黨，基本與中共意見一致，中共在布加勒斯特會議時被孤立的形勢已不復存在。[145]特別是赫魯曉夫在第十五屆聯(lián)大上就恢復中國在聯(lián)合國的席位、裁軍等問題與美國代表激烈沖突，蘇美關系已降至冰點。[146]對于赫魯曉夫來說，與中國惡化關系并不符合蘇聯(lián)的利益。此前他使出撤專家的經(jīng)濟殺手锏，初衷只在于磨去中國的棱角。當中共擺出一副靈活身形時，赫魯曉夫有了面子，自然也愿意以退為進，力求搞出一個可以通過的文件。

　　這樣，經(jīng)過激烈的辯論，如鄧小平所言，起草委員會已就草案的95%達成了一致意見，[147]只留下全面肯定蘇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集團活動與派別活動等幾個問題，到11月舉行大會時解決。[148]

　　此時在中國國內(nèi)，一方面是輿論導向、國家領導人的認識有了更多的靈活性�！都t旗》雜志發(fā)表的社論開始強調(diào)靠發(fā)動戰(zhàn)爭推進革命是根本不可設想的。如果這樣，就要引起世界大戰(zhàn)。反帝反戰(zhàn)力量團結起來，就有可能制止或推遲帝國主義發(fā)動世界大戰(zhàn)。革命不能輸出，要靠各國人民自己選擇自己的國家制度。陳毅則在會見英國客人時提出：國際共運只能以蘇聯(lián)黨為中心，不能以別的黨為中心。鐵托想做中心，是不行的。中國也不能夠做這個中心。根據(jù)陳毅的談話，中蘇之間的分歧已不是原則性的根本分歧，中蘇兩黨“總的政治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具體政策不一定一樣”，“所謂的分歧就指這些”。中共“永遠站在蘇聯(lián)方面”。[149]一方面則是對蘇聯(lián)在國際活動中的一些做法表現(xiàn)出了更多的寬容。外交部指示中國各駐外機構，于外交場合談到赫魯曉夫等兄弟國家領導人在十五屆聯(lián)大的發(fā)言和蘇聯(lián)關于裁軍等問題的建議時，既不要故意表示冷淡而假人以口實，也不要為他們過分捧場而給人增加幻想。對于實現(xiàn)沒有武器、沒有戰(zhàn)爭的世界等錯誤觀點，不主動評論；
如有人對我攻擊必須頂回，但要留有余地；
區(qū)別對待，不作無條件的反對，而作有條件的支持。[150]

　　到世界兄弟黨會議召開前夕，中國方面這種緩和與蘇聯(lián)關系的姿態(tài)表現(xiàn)得更加明確了。11月5日率中共代表團參加會議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抵達莫斯科，他在機場發(fā)表的講話中，實際重復了蘇共關于戰(zhàn)爭可以避免的論點。11月7日毛澤東還親自出席了蘇聯(lián)駐華使館舉行的十月革命節(jié)招待會。[151]而與此相對照的是，會議前夕，蘇共卻向與會代表團散發(fā)了一份批評中共的6萬余字的信件，這就挑起了爭論。[152]

　　1960年11月10日至12月1日，世界81國共產(chǎn)黨、工人黨代表會議在莫斯科舉行，其間，中蘇兩黨展開了空前激烈的論爭。[153]1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了中共代表團須堅持的三條原則：修改關于戰(zhàn)爭的論點，不寫蘇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不寫派別活動問題，否則中共就拒絕簽署會議宣言。在26日的中蘇兩黨會談中，劉少奇要求從草案中刪除的三點則是：關于派別活動、蘇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意義，以及民族主義。[154]

　　這些問題中，最關鍵的實際還是關于對蘇共二十大的評價。中共此時已認識到在國際文件中，不能對某一個黨的代表大會做出全面肯定，奉為共同準則，1957年宣言起草時中共在這點上的讓步，現(xiàn)在看來是犯了錯誤，所以要予以糾正，不能再寫。[155]而赫魯曉夫則認為當年的莫斯科宣言對二十大的意義肯定得不夠，因此蘇共二十一大可以不寫，但這次的文件必須寫入：世界各國共產(chǎn)黨一致贊成蘇共二十大對當前國形勢和國際共運的正確分析，二十大提出的一系列新理論都是對馬列主義的重大發(fā)展。[156]在蘇共領導人看來，莫斯科宣言中寫上了蘇共二十大的意義，而聲明中對此只字不提，這就意味著二十大的決議是錯誤的，意味著1960年莫斯科聲明要譴責二十大。對此，各兄弟黨會不理解；
敵人則會利用這一點去達到他們陰險的目的。至于派別活動，蘇方解釋說是針對所有黨包括蘇共而言；
民族主義的指責，矛頭則是對著南斯拉夫的。[157]雙方各不相讓，會議一時僵持不下。

　　為了推動會議的進程，劉少奇采取了更為積極主動的態(tài)度，主張中方可以多做一些合理的讓步，爭取互相讓步，以達成折衷協(xié)議，并明確示意赫魯曉夫，81國黨的會議開成功了，也就是中蘇關系改善的轉(zhuǎn)折，因為有了共同的基礎。[158]經(jīng)過反復磋商，中蘇兩黨最終達成妥協(xié)：關于蘇共二十大的評價照抄1957年莫斯科宣言；
取消派別活動的提法；
在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等問題上加進了中共的觀點；
民族主義和宗派主義的說法也緩和了許多。[159]劉少奇并同赫魯曉夫達成協(xié)議：先不要公開吵架，而是先經(jīng)過中蘇兩黨內(nèi)部協(xié)商，然后跟主要兄弟黨協(xié)商，之后才拿到群眾會上去。[160]

　　會議結束的前一天，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等人與赫魯曉夫、科茲羅夫、蘇斯洛夫等人舉行了會談，雙方都表示希望結束爭論，使兩黨兩國關系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12月1日，大會通過了各國共產(chǎn)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聲明（莫斯科聲明）和告世界人民書。[161]在簽字儀式上，赫魯曉夫激動地和中共領導人擁抱了好幾次。[162]

　　對于中共領導人來說，莫斯科聲明的簽署，似乎是中共主張獲得全勝；
逼得蘇共不能不退讓，顯示了中國黨的威力。這在近幾十年來的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是一個破天荒的例子；
證明了國際間的大事，沒有中國、中共的同意，是難于辦通的。[163]但其實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赫魯曉夫在被迫承認中共對國際共運的決策擁有真正發(fā)言權的同時，也把國際文件中再次高度肯定蘇共二十大同莫斯科是國際共運的中心這一點明確聯(lián)系到了一起。

　　從表面上看，莫斯科聲明是一份調(diào)和的文件，中蘇雙方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強調(diào)和宣傳，實際上卻是中共做出的讓步更大，而且是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所做的實質(zhì)性妥協(xié)的基礎上，進一步加碼。盡管聲明只是重復宣言中關于蘇共二十大的評價，性質(zhì)卻是在重申二十大方針政策對國際共運的指導意義，鞏固蘇共綱領作為國際共運共同準則的地位。

　　莫斯科聲明指出了時代的主要特征，是世界社會主義體系正在成為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決定性因素。明確闡述了防止新的世界戰(zhàn)爭的可能性的立場。在評說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沒有改變的同時，強調(diào)能夠粉碎帝國主義侵略計劃的現(xiàn)實力量已經(jīng)形成，戰(zhàn)爭的注定不可避免性是不存在的。提出整個社會主義體系的利益和各國的民族利益，是和諧地結合在一起的。強調(diào)“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精神”。點明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還存在著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危險，它可能成為某些黨在這一或那一發(fā)展階段上的主要危險。聲明重申：1957年莫斯科宣言仍然是整個國際共運的戰(zhàn)斗旗幟和行動指南。[164]

　　可以說，這個聲明的核心貫穿的是赫魯曉夫的思想體系，而其特別重申的“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精神”，主旨在于突出社會主義陣營利益與各國民族利益的統(tǒng)一性，以及陣營利益高于民族利益、黨際關系重于國家關系的內(nèi)涵，進而為重新塑造蘇共是國際共運領導者、莫斯科是國際共運中心的形象鋪平了道路。12月7日，《真理報》即以《全世界共產(chǎn)黨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綱領》為題發(fā)表社論，宣稱：這次會議仿效1957年會議的榜樣，再次指出我們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歷史性決議對國際共運動及其在馬列主義基礎上進一步發(fā)展的意義。會議對國際共運中心的這一崇高評價，將更加鼓舞蘇共為共同的斗爭做出新的努力。會議的聲明是整個國際共運的綱領性文件。[165]赫魯曉夫這時實際已認可了“以蘇共為首”的提法，莫斯科也不再猶抱琵琶半遮面，開始明確以國際共運中心的身分示人了。

　　其實在聲明簽字前的11月末，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時曾說，這次莫斯科會議就是布加勒斯特會議的再版、連續(xù)，就是對中國黨進行斗爭的一個會議，反華的會議。中央還擬訂了一個《關于在聲明草案上簽字問題給代表團的指示》稿，提出，不論簽字與否，我們必須發(fā)表聲明，指出這次會議在赫魯曉夫和蘇共代表團的惡劣做法影響下，造成國際共運中又一次不可容忍的惡例。我們保留對二十大不正確部分的不同意見，并且也反對把不同意見強加于人。毛澤東閱后批示：原則同意。[166]但是這個聲明并沒有發(fā)表，中共似乎容忍了赫魯曉夫的頤指氣使。這種態(tài)度，顯然增強了莫斯科對以蘇共為首的國際共運團結前景的信心。

　　會議結束后，劉少奇應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身份在蘇聯(lián)進行了6天訪問。此時不論是劉少奇本人還是中國其他領導人，都進一步呈現(xiàn)出了一種向蘇共觀點趨同的態(tài)勢。

　　12月7日，莫斯科12000多人為歡迎中國黨政代表團舉行蘇中友好群眾大會，劉少奇在講話中提出：由于國際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依靠當代維護和平事業(yè)的強大力量的聯(lián)合斗爭，在我們的時代是有可能防止帝國主義發(fā)動世界戰(zhàn)爭的。劉并與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勃列日涅夫共同強調(diào)了中蘇兩黨、兩國對于國際共運共同事業(yè)負有特別重大的責任，兩黨兩國的團結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167]

　　而在中國國內(nèi)，盡管輿論宣傳并未停止支持和鼓動亞非拉的反帝反殖民族解放運動和民族解放戰(zhàn)爭，[168]但是中共的方針已表現(xiàn)出明顯的讓步傾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2月18日，陳毅在中宣部國際宣傳會議上發(fā)表講話，闡述了一種新的宣傳基調(diào)。他指出：莫斯科聲明是一個很好的武器，可以用來打擊帝國主義，團結社會主義內(nèi)部，發(fā)展自己，增強自己。這樣說，并沒有機會主義，這是中央的方針。大家要向前看，不要糾纏于莫斯科會議之前的爭論，向后看。提出：前一段我們挺身而出，舌戰(zhàn)群儒，是非常必要的，我們不站起來講話誰能站起來講話�，F(xiàn)在爭論已經(jīng)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也應挺身而出，加強團結，成為團結的核心。毛主席一向能照顧大局，照顧團結，能吃虧。但又能堅持原則。強調(diào)：斗爭要有一定限度，要受團結約束。從團結出發(fā)，經(jīng)過斗爭，要在新的基礎上團結起來，而聲明就是團結的新基礎。陳毅在講話中全面總結、批評了過去宣傳中存在的片面性問題，說：你們不要以為“聲明”不符合你們的口徑，其實你們過去的宣傳，如在戰(zhàn)爭可不可以避免、和平過渡與非和平過渡、對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分析、和平共處、聯(lián)合國的作用、裁軍、大國首腦會議等問題上，也有不符合中央、主席口徑的東西。同時，陳毅還要求宣傳毛澤東思想時，不要把毛澤東思想和馬列主義對立起來。[169]

　　與此同時，一股濃濃的親密友好的空氣在兩黨兩國間氤氳。12月9日，劉少奇率黨政代表團抵達北京，毛澤東親往機場迎接�！度嗣袢請蟆贰ⅰ墩胬韴蟆吠瑫r發(fā)表社論，贊揚中蘇之間“偉大的友誼”。[170]26日，契爾沃年科進見毛澤東，轉(zhuǎn)達蘇共中央和赫魯曉夫本人對他67歲生日的祝賀。給契爾沃年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毛澤東非常感動，毫不掩飾自己的激動心情，表示在自己生日這一天接受這一崇高的祝賀，對他來說是一大榮幸。并請轉(zhuǎn)達他對赫魯曉夫的最熱情的感謝。談話中，毛澤東說：“莫斯科會議開得很好”，“會上有爭論，有辯論”，“這是件好事。”毛還談到，中國現(xiàn)在有困難，無法制訂遠景規(guī)劃，“在這一方面我們經(jīng)驗不足”。他并對蘇方邀請他訪蘇的建議做出了熱情的反應，說：“一定得找時間去一趟�！边@次談話在非常真摯友好的氣氛中進行了一個多小時。談話結束后，毛出門一直把契爾沃年科送到了汽車旁。[171]

　　顯然，中國此期面臨的困難局面，使毛澤東不得不從更為務實的角度去考慮同赫魯曉夫的關系，暫時擱置意識形態(tài)論爭，確立了對蘇讓步方針。而毛的這種態(tài)度，使得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能夠放手去具體實施這種讓步政策，在這次莫斯科會議上與蘇共等多數(shù)黨達成妥協(xié)，避免了國際共運的過早分裂。[172]

　　進入1961年后，中共的外交政策，以陳毅的話說就是，“還是外甥打燈籠，照舊。即，鞏固同蘇聯(lián)的團結，鞏固同一切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這是我們的基本方針，基本利益所在”。要“把亞非國家放在第二位”，“不能厚于亞非而薄于社會主義">”。陳毅還高度評價莫斯科聲明“又是個新的里程碑”，提出：“莫斯科聲明之后，不是斗的階段，我們應該服從團結”�！皩ι鐣�主義陣營的團結，這一點我們要取得一致的意見，這是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拔覀兒吞K聯(lián)穿的是連襠褲，是分不開的，弟兄還是弟兄，應該有這種國際無產(chǎn)階級的共同感覺。把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搞臭了，對我們中國共產(chǎn)黨沒好處”�！斑@回中央處理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決心很大，情況比較清楚，方法很好，所以能夠達成莫斯科會議聲明這樣一個協(xié)議”�！耙�當中心是可以的，要人家推舉。不能自己封，人家推舉我們還要謙讓”�！拔覀円�當中心，不能口里面去講，只能講兄弟黨是平等地位，大家協(xié)商一致”�！八�反帝我們推他向前，擁托他向前，他來扛大旗，我們來扛二旗，別爭。情緒要轉(zhuǎn)過來”。[173]1月18日，毛澤東在八屆九中全會上發(fā)表講話時指出：“應該說，這次莫斯科81國會議開得很好，成績偉大，基本上把反華的風潮打下了”�！耙�同國際兄弟黨團結，要同蘇聯(lián)團結，要同81個國家的黨團結，不管他們怎樣罵過我們，我們還是要團結，等待他們覺悟”。[174]彭真則在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繼續(xù)肯定莫斯科聲明說：“聲明是個好文件，不能一律像我中央的語言，赫魯曉夫說自己活著也要讓人家活著�？次恼虏灰�光看枝節(jié)、語氣，要看本質(zhì)，看主流”�！坝腥苏f，內(nèi)容這樣說可以那樣說也可以，妙處就在這里”�！�81國的文件，把我們一黨的主張變成81國的主張”，“沒有兩面解釋的東西根本就達不成協(xié)議”�！坝械耐�志對聲明上有二十大的字樣不滿意，二十大如果不要，把蘇聯(lián)搞臭了，有何好處？蘇聯(lián)臉上無光我們臉上也無光，二十大搞掉，不僅蘇聯(lián)會出亂子，而且東歐幾個國家也會出亂子。還是不出亂子好。上次也寫了二十大，而且字句改了，寫了各國黨都有貢獻，不光是忠誠”。“現(xiàn)在，我們應按聲明辦事，不能翹尾巴”。他還給過去的爭論定了性：“15個月的斗爭是無產(chǎn)階級內(nèi)部的矛盾，是人民內(nèi)部矛盾，是無產(chǎn)階級先鋒隊內(nèi)部的矛盾”�！盀槭裁闯沉藥资�天幾十分鐘就解決了？原因是誰也離不開誰，兩個刺猬都在冷風中取暖，誰都有刺，但還送有暖氣，分裂還分裂不了。我們從未這樣設想”。強調(diào)說：“我們對蘇聯(lián)的問題，是世界頭號的問題，左右都不好，要嚴肅謹慎�！盵175]陳毅于招待蘇聯(lián)經(jīng)貿(mào)代表團的宴會上談及莫斯科聲明時更進一步贊揚說：“這個聲明顯示了中蘇兩黨、兩國和兩國人民在聲明的基礎上達到了更高的團結�！盵176]

　　總之，如果說1960年初以來中共采取種種舉措，竭力促使赫魯曉夫向中共方針趨同，而赫魯曉夫也從某種程度上向中共觀點靠攏的話，那么到1960年末期以后，情況卻發(fā)生逆轉(zhuǎn)，中共方針開始向蘇共綱領趨同，中蘇兩黨觀點出現(xiàn)新的接近跡象，這種認識的統(tǒng)一之勢，為中蘇兩黨兩國關系的緩和奠定了基礎。

　　由此，1960年夏季以來逐漸顯露的中蘇關系緩和的跡象，以莫斯科會議為轉(zhuǎn)折點，至1961年后期止，上升為中蘇兩黨兩國關系中的一種主色調(diào)。此期，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中國沒有發(fā)表一篇涉及兩黨分歧問題的文章。[177]在政治、外交領域，從1960年年底開始，中共中央在蘇阿關系問題上，采取了克制、調(diào)和的態(tài)度。兩國在和平解決老撾問題上進行了配合。[178]1961年8-9月，中國政府聲援蘇聯(lián)政府決定進行核武器試驗性爆炸的行動；
在柏林危機期間，支持蘇聯(lián)，支持華約國關于締結對德和約的立場。[179]即如鄧小平所言：莫斯科會議之后，中蘇兩國關系發(fā)展得不錯。在國際舞臺上，中蘇之間建立了很好的合作。[180]在軍事、國防科技的合作方面，1961年1月，赫魯曉夫致函中國，提出蘇聯(lián)政府已有可能在中國生產(chǎn)米格"EN-US">-21ф型殲擊機方面實現(xiàn)技術援助。其后，中國派代表團赴莫斯科商談并簽訂有關在中國生產(chǎn)這種新型殲擊機的技術援助協(xié)定和幫助中國生產(chǎn)伊爾14運輸機的協(xié)定。[181]中國政府還應蘇方請求，允許蘇聯(lián)飛機一架一次性飛越中國領空，空運物資援助老撾中立派。[182]3-7月，中國陸續(xù)向蘇聯(lián)遞交提供武器和新式技術裝備的申請清單，蘇聯(lián)政府指示有關部門進行研究并采取措施滿足中方的這些請求。[183]在經(jīng)濟、科技合作方面，1961年2月，赫魯曉夫致函毛澤東，表示愿意借給中國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蔗糖，幫助中國渡過困難。中國接受了50萬噸蔗糖。[184]4月，中國政府經(jīng)濟、科技代表團與蘇方達成協(xié)議：1960年中方貿(mào)易欠款可在5年期間分期歸還，中方借用的50萬噸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歸還，均不計利息。[185]對此，中國對外貿(mào)易部部長表示：這些對于我們克服暫時困難來說，是重大的幫助和支持。[186]蘇聯(lián)方面還對中國1960年供應蘇聯(lián)的商品有很大欠交、1961年由于許多商品不能出口或減少出口給蘇聯(lián)造成一定困難的情況，表示合作和諒解。[187]6月，中蘇簽訂了關于向中國提供10萬噸小麥、10萬噸面粉和10萬噸黑麥的協(xié)議（作為償還，1962年中國方面向蘇聯(lián)供應15萬噸稻米）。[188]是年，蘇聯(lián)向中國貸款3.296億盧布[189]；
中蘇兩國的經(jīng)濟和科學技術合作也成效顯著，科技新成就得到進一步交流。[190]這種情況使中蘇兩國似乎看到了雙方之間進行友好合作的光明前景，蘇聯(lián)方面認為中蘇已經(jīng)恢復了“友好、信任和兄弟般的關系”；
中方則表示中蘇分歧是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內(nèi)部問題”，可以通過協(xié)商得到妥善解決。[191]

　　只是此期中共對蘇政策的調(diào)整，實際是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迫于國內(nèi)形勢而做出的一種無奈的選擇，是一種“大的容忍”，所謂“革命的妥協(xié)”和“調(diào)和”，不過是“一種過渡”，[192]兩黨分歧的癥結并沒有就此化解。因此，新的團結形成的基礎其實十分脆弱，它僅表明了中蘇關系雖然不能在意識形態(tài)斗爭決出勝負后得到發(fā)展，卻有可能在停止、淡化甚至回避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情況下實現(xiàn)緩和。中蘇雙方如果能務實地追求具體的共同利益，還是有可能保持關系的基本穩(wěn)定的。[193]

　　但是，對蘇讓步絕非毛澤東的真實心愿，向赫魯曉夫做意識形態(tài)上的妥協(xié)對他來說無異于吞下了一枚苦果，必欲吐之而后快。兩次莫斯科會議事實上形成的國際共運蘇聯(lián)和中國兩個權威的結果，已與國際共運單一權威的傳統(tǒng)機制發(fā)生深刻沖突。在毛澤東看來，修正主義者已無法擔負起指導國際革命運動的職責，隨著革命的重點移向亞非拉，革命的指導中心也應該移到中國，中共理應擔當起國際共運的領導責任。[194]毛澤東的抱負已容不下蘇共二十大的綱領。中共領導人在國際會議中追求話語特權、顯示自身威力的態(tài)度，以及要當中心、扛大旗二旗的議論，事實上也反映了這樣一種情懷。由此，中蘇關系緩和短暫的命運其實已經(jīng)注定。劉少奇“就像看不到太陽從西邊出來一樣”，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者“永遠也看不到中蘇兩個偉大的黨、偉大的國家、偉大的人民之間的分離”[195]的話說過沒有多久，太陽從西邊升起的自然奇跡就展現(xiàn)在了西方世界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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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丹慧，華東師范大學國際冷戰(zhàn)史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兼職教授。

　　[1]陳毅在《中蘇同盟是世界和平的強大堡壘》一文中提出：“只有實現(xiàn)著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相統(tǒng)一的原則的同盟，才能反映各自的和共同的利益，才能反映全人類的長遠利益和崇高理想，因此它才是牢不可破的和最富有生命力的�！薄度嗣袢請蟆罚�1960年1月31日。

　　[2]1957年11月22日《人民日報》。

　　[3]關于莫斯科會議及其結果的最新研究，可見沈志華：《蜜月的隱憂：毛澤東、赫魯曉夫與1957年莫斯科會議》，即將發(fā)表。

　　[4]沈志華、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華東師范大學冷戰(zhàn)史研究中心存，2004年，未刊，第13卷，第3288-3324頁。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474頁。

　　[6]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231、233頁。

　　[7]林克日記（手稿），筆者收藏，第124-126頁；
福建省檔案館，101/12/117，第7頁。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280、281、283-284頁。

　　[9]1959年9月13日陳毅向蘇聯(lián)方面轉(zhuǎn)交了一封抗議信，指出：“塔斯社的聲明向全世界公開了中蘇在中印邊界爭端問題上的分歧，使親者痛，仇者快”。見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ИДВ.РАН.，2000，с.292；
Mark Kramer，The Soviet Foreign Ministry"s Appraisal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Split，“冷戰(zhàn)在亞洲”國際學術會議（香港，1996年1月）論文。以后，鄧小平又在1960年底的莫斯科會議上和1963年7月中蘇兩黨的會談中明確提出，1959年9月9日的塔斯社聲明第一次將中蘇分歧公布于世。見鄧小平在1960年11月莫斯科會議上的講話，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 Compiled，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49-84，Longman GroupLimited，UK，1985，pp.21-22；
中蘇兩黨會談第二次會議鄧小平發(fā)言，1963年7月8日，《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5卷，第3827-3864頁。中蘇大論戰(zhàn)開始后，中國方面公開提出了這項指責。見1963年9月6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編輯部文章：《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fā)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關于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zhàn)》，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71頁。

　　[10]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 292；
科茲洛夫關于布加勒斯特會議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60年7月13日，《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3卷，第3346-3417頁。

　　[11]科茲洛夫關于布加勒斯特會議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60年7月13日，《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3卷，第3346-3417頁。

　　[12]福建省檔案館，101/2/374，第172頁。

　　[13]關于中蘇在朝鮮戰(zhàn)爭期間的政治合作，詳見沈志華：《抗美援朝戰(zhàn)爭決策中的蘇聯(lián)因素》，《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953年朝鮮停戰(zhàn)——中蘇領導人的政治考慮》，《世界史》2001年第3期。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8、21-22頁；
《周恩來年譜》中卷，第278頁。1959年4月，康生在華約國政協(xié)會議的發(fā)言中聲明：“美帝國主義分子，對于中國人民抱有敵視的態(tài)度，在國家關系方面對我們國家持蔑視的立場，因此，中國政府不可能不向全世界聲明：關于裁軍的國際協(xié)定，以及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正式參加和沒經(jīng)其代表簽字的任何其他國際協(xié)定，毫無疑問，對于中國將不可能產(chǎn)生任何應有的效力（見中國觀察員康生在華沙條約國政治協(xié)商委員會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4月27日）。在1960年2月的華約國政協(xié)會議上，中方只是繼續(xù)重申了這種立場。

　　[15]伍修權：《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333-334頁。

　　[16]《人民日報》，1960年2月6日。

　　[17]福建省檔案館，101/2/374，第172頁；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第333-334頁。

　　[18]1998年3月沈志華、李丹慧采訪閻明復記錄；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233頁。

　　[19]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第233頁。

　　[20]1998年3月沈志華、李丹慧采訪閻明復記錄。

　　[21]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檔案館，11/14/272，第14頁。

　　n lang="EN-US">[22]《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志是在1957年莫斯科會議上確定出版的，于1958-1991年期間，在布拉格用34種語言出版，并在145個國家發(fā)行。

　　[23]《人民日報》，1959年10月1日；
《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第464頁；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527頁。

　　[24]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第232-233頁；
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上，第251-253頁。

　　[25]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483-495頁；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第139-142頁。

　　[26]鐵托1959年底在薩格勒布的一次講話中提出：“今天世界已進入了各國可以松一口氣并平靜地致力于它們國內(nèi)建設任務的新時代”。“我們已經(jīng)進入了議事日程上出現(xiàn)了新問題的時代，這些問題不是戰(zhàn)爭與和平的問題，而是合作、經(jīng)濟和其他方面的問題，就經(jīng)濟合作而論，也還有經(jīng)濟競賽的問題。”由于科學技術的進步，馬克思、列寧所提出的“舊概念”已經(jīng)不適用了。">“我們不是教條主義者，因為馬克思和列寧沒有預言月球火箭、原子彈和巨大的技術進步�！币姟读袑幹髁x萬歲——紀念列寧誕生90周年》，《人民日報》，1960年4月20日。

　　[27]《人民日報》，1960年4月20日。

　　[28]Капица М.С.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записки дипломата，Москва，1996，c.71。

　　[29]1960年6月16日美駐香港領事哈拉爾德·雅各布森致國務院電，GR59，Central Decimal File1960-63，Box 1367，F(xiàn)older 661.93/6-1660，The National Archives, US；
《人民日報》，1960年4月19日。

　　[30]Капица М.С.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ях，c.71。

　　[31]《人民日報》，1960年4月22日。

　　[32]周文琪、褚良如編著：《特殊而復雜的課題——共產(chǎn)國際、蘇聯(lián)和中國共產(chǎn)黨關系編年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16頁。

　　[33]《人民日報》，1960年4月23、22日。

　　[34]《人民日報》，1960年4月23日。

　　[35]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Ю. 1960 год глазами советских и китайс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提交1997年北京“冷戰(zhàn)與中蘇關系”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

　　[36]《人民日報》，1960年4月24日。

　　[37]1960年6月16日美駐香港領事哈拉爾德·雅各布森致國務院電，GR59，Central Decimal File1960-63，Box 1367，F(xiàn)older 661.93/6-1660，The National Archives, US；
新華社編：《內(nèi)部參考》（藏于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1960年第3041，3044號，第20，29-30頁。

　　[38]《內(nèi)部參考》1960年第3041號，第21頁。

　　[39]《人民日報》，1960年4月23、24、27日；
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Ю. 1960 год глазами。

　　[40]1960年6月16日美駐香港領事哈拉爾德·雅各布森致國務院電，GR59，Central Decimal File1960-63，Box 1367，F(xiàn)older 661.93/6-1660，National Archive, US。

　　[4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第7頁。

　　[42]中共中央上述三篇文章的發(fā)表和蘇共中央庫西寧的報告，不僅在西方輿論界引起軒然大波，而且使蘇聯(lián)的一般干部和群眾受到極大震動——他們第一次知道雙方領導人之間存在著重大分歧，很多人甚至以為是翻譯出現(xiàn)了錯誤。詳見新華通訊社編：《內(nèi)部參考》1960年第3040、3041、3042、3043、3044、3046、3059、3062號；
Долинин А. Как наши ракетчики китайцев обучали，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13 мая 1995г.。

　　[4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第601頁。

　　[44]科茲洛夫關于布加勒斯特會議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60年7月13日，《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3卷，第3346-3417頁。

　　[45]陳毅：《中蘇同盟是世界和平的強大堡壘》，《人民日報》，1960年1月31日。

　　[46]《楊尚昆日記》上，第607-609頁。

　　[47]《內(nèi)部參考》1960年第3042，3046號，第28、27，30-31頁。

　　[48]張金發(fā)：《中蘇共關系：中國民族主義的背離》，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86年，第94頁；
《人民日報》，1960年5月21、19日，8月21日。

　　[49]沈志華、于沛等編著：《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九十三年——1898至1991年蘇共歷史大事實錄》，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第544頁；
《內(nèi)部參考》1960年第3057，3059號，第25，27頁。

　　[50]《人民日報》，1960年5月21日。

　　[51]《人民日報》，1960年5月19日。

　　[52]沈志華、于沛等編著：《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九十三年》，第544-545頁。

　　[53]《人民日報》，1960年5月21、20日。

　　[54]《人民日報》，1960年5月19日。

　　[55]《人民日報》，1960年5月18<>pan>、19、21日。

　　[56]《內(nèi)部參考》1960年第3067號，第17頁。

　　[57]《關于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zhàn)》，第73頁。

　　[58]《內(nèi)部參考》1960年第3059號，第27頁。

　　[59]《人民日報》，1960年5月9日。

　　[60]毛澤東在1960年5月7日會見非洲十二個國家和地區(qū)的社會活動家、和平人士及工會、青年、學生代表團，5月8日會見拉丁美洲外賓，5月9日會見伊拉克、伊朗和塞浦路斯外賓，5月10日會見古巴軍隊總督察加爾維斯夫婦，5月14日會見日本、古巴、巴西和阿根廷外賓。

　　[61]《內(nèi)部參考》1960年第3061號，第23頁。

　　[62]《內(nèi)部參考》1960年第3067號，第17、16頁。

　　[63]《人民日報》1960年5月16日。

　　[64]《內(nèi)部參考》1960年第3067，3060號，第17，23頁。

　　[65]《內(nèi)部參考》1960年第3060，3061，3063，3067號，第21-23，23-24，12-13，16-18頁。

　　[66]《結成廣泛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戰(zhàn)勝帝國主義》，《人民日報》，1960年5月16日。

　　[67]《周恩來年譜》中卷，第319、320頁。周恩來在會見阿爾及利亞代表團時，建議阿臨時政府奪取敵人武裝來裝備自己的軍隊，進行長期斗爭。外交談判是一種手段，不拒絕談判是對的，但要發(fā)展武裝。武裝力量不能削弱，沒有武裝，政府也是空的。毛澤東于17日會見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代表團，囑其要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說這是最重要的一條經(jīng)驗。

　　[68]《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3卷，第3334-3342頁。

　　[69]《楊尚昆日記》上，第503頁；
《周恩來年譜》中卷，第319、320頁。

　　[70]《人民日報》1960年5月16日。

　　[71]《人民日報》，1960年5月16-25日。

　　[72]《楊尚昆日記》上，第503頁。

　　[73]《人民日報》，1960年5月21日、25日。

　　[74]《內(nèi)部參考》第3061，3063，3067號，第24、23，12，20頁。

　　[7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第263頁。

　　[76]毛澤東會見金日成談話記錄，1960年5月21日；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第200-201頁。

　　[7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第200-201頁。

　　[78]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上，第270、271-272頁。"

　　[79]毛澤東會見金日成談話記錄，1960年5月21日；
毛澤東接見丹麥共產(chǎn)黨主席耶斯佩森談話記錄，1960年5月28日。

　　[8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第244頁。

　　[81]2002年6月5日沈志華、李丹慧采訪朱庭光記錄。筆者目前還沒有見到這次會議的總報告文本。

　　[82]科茲洛夫關于布加勒斯特會議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60年7月13日，《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3卷，第3346-3417頁。

　　[83]參見《人民日報》，1960年6月6、7日。

　　[84]根據(jù)蘇方材料，是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邀請近40名國外工會領導人(共產(chǎn)黨員)吃晚飯，飯后舉行了會議。見科茲洛夫關于布加勒斯特會議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60年7月13日，《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3卷，第3346-3417頁。

　　[85]2002年6月5日沈志華、李丹慧采訪朱庭光記錄；
筆者自存有關報告；
閻明復：《彭真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73頁；
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上，第276頁（書中所記在中共中央6月5日召集的座談會上，由劉寧一致詞說明中共的基本觀點，應有誤）；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487-488頁。

　　[86]2002年6月5日沈志華、李丹慧采訪朱庭光記錄；
筆者自存有關報告。

　　[87]周文琪、褚良如編著：《特殊而復雜的課題》，第521頁。

　　[88]《人民日報》，1960年6月9日。

　　[89]2002年6月5日沈志華、李丹慧采訪朱庭光記錄；
筆者自存有關報告；
科茲洛夫關于布加勒斯特會議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60年7月13日，《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3卷，第3346-3417頁。

　　[90]2002年6月5日沈志華、李丹慧采訪朱庭光記錄；
筆者自存有關報告。參加此次會議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黨組書記劉寧一在其回憶錄中對此次會議沒有記述。見劉寧一：《歷史回憶》，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6年。

　　[91]吉林省檔案館，1/1-17/249，第13-14頁。所謂“搞黨綱”，指1961年蘇共準備召開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要通過新黨綱的事情。

　　[92]科茲洛夫關于布加勒斯特會議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60年7月13日，《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3卷，第3346-3417頁；
《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給蘇聯(lián)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chǎn)黨員的公開信》，《人民日報》，1963年7月20日。

　　[93]АПРФ，ф.3，оп.65，д.597，л.154. 轉(zhuǎn)引自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Ю. 1960 год глазами。

　　[94]奧·鮑·鮑里索夫、鮑·特·科洛斯科夫：《蘇中關系1945-1980》，肖東川、譚實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82年，第174頁。

　　[95]中蘇戰(zhàn)略、軍事、經(jīng)濟關系及前景，1960年8月9日，F(xiàn)iche 64，Item 255，NIE 100-3-60，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US；
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權威和控制，1961年8月8日，F(xiàn)iche 84，Item 318，NIE 10-61,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US。

　　[96]科茲洛夫關于布加勒斯特會議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60年7月13日，《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3卷，第3346-3417頁。對于蘇方的此類指摘，在后來的中蘇兩黨會談中，劉少奇曾經(jīng)否認并反駁說：“在工聯(lián)會議期間，我黨任何派別活動也沒搞。會議開幕時，毛澤東、周恩來同志和我沒有出席。我們不在北京。當我回到北京時，通知我，會議代表之間正在就許多重要問題熱烈地交換意見，請我參加這一工作。開始我建議讓工會代表們自己去爭論，我們不參加，后來我才同意并作為主席發(fā)了言。我們想就5個問題交換意見，但只在一個問題上交換了意見。不能認為這是派別活動。我們還邀請了同我們意見有分歧的同志。在自己的反對派中間怎么進行派別活動呢？”劉少奇并要求蘇方把中方的這種意見轉(zhuǎn)告其他各兄弟黨。見1960年11月26日米高揚、科茲洛夫與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會談記錄，《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4卷，第3476-3496頁。不過劉的談話內(nèi)容與事實略有出入：6月5日世界工聯(lián)北京會議開幕時毛澤東不在北京，但劉少奇、周恩來則均在京。劉此處應指6月1-3日時他不在北京，但周恩來6月1日已從蒙古國返回京。參見《周恩來年譜》中卷，第324頁。

　　[97]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 Compiled，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pp.18-19。

　　[98]米高揚、科茲洛夫與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會談記錄，1960年11月26日，《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4卷，第3476-3496頁。

　　[99]《楊尚昆日記》上，第544-545頁。

　　[100]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記錄第310號，1960年12月13日；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第233-234頁；
《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3卷，第3346-3417頁。

　　[101]《楊尚昆日記》上，第509頁。

　　[10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第204-205頁；
《楊尚昆日記》上，第510頁。

　　[103]《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3卷，第3346-3417頁。

　　[10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第211-212頁。

　　[105]彭真后來說：“布加勒斯特會議時，主席指示勸說，我們6月17日到莫斯科談了9小時，主要是勸，無結果，后又和光頭談6小時，我們基本上還是勸，最后他還是圍�！币娕碚嬖谌珖�第五次外事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61年2月3日，吉林省檔案館，1/1-17/249，第14頁。

　　[106]《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3卷，第3346-3417頁；
周文琪、褚良如編著：《特殊而復雜的課題》，第521頁。

　　[107]《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3卷，第3346-3417頁。

　　[108]劉曉：《出使蘇聯(lián)八年》，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83-84頁。

　　[109]劉曉：《出使蘇聯(lián)八年》，第83-84頁。

　　[110]彭真在后來的報告中曾談道：中央從1959年10月杭州、上海會議，就考慮這個問題，主席說，一個是一切照光頭辦�？紤]的結果是不行，還是堅持原則。到1960年6月，考慮的結果還得頂，無非毀滅。見彭真在全國第五次外事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61年2月3日，吉林省檔案館，1/1-17/249，第13頁。

　　[111]鮑里索夫、科洛斯科夫：《蘇中關系1945-1980》，第175頁；
周文琪、褚良如編著：《特殊而復雜的課題》，第521-522頁。

　　[112]科茲洛夫關于布加勒斯特會議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60年7月13日，《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3卷，第3346-3417頁。

　　[113]赫魯曉夫6月22日同彭真會談時，就以下一系列問題提出了指責：1.世界工聯(lián)理事會北京會議；
2.中國發(fā)表了康生在華沙條約政治協(xié)商會議上的發(fā)言；
3.中國在東歐國家散發(fā)文件，宣稱蘇共不同意“百花齊放”、“紙老虎”等觀點；
4.關于中印邊界問題；
5.關于中-印尼糾紛；
6.關于斯大林問題；
7.關于朝鮮戰(zhàn)爭問題；
8.關于批評南斯拉夫問題；
9.關于“紙老虎”；
10.關于東風壓倒西風；
11.關于戰(zhàn)爭與和平；
12.關于和平共處；
13.關于兄弟黨會議公報；
14.關于中國內(nèi)政問題(人民公社、大躍進、干部參加勞動、軍隊參加生產(chǎn)、民兵、關于彭德懷等)。中共代表團駁斥了赫魯曉夫的攻擊。見周文琪、褚良如編著：《特殊而復雜的課題》，第522頁。不過，當時參加會談的蘇共領導人說：對蘇方提出的問題的實質(zhì)，中國同志不作正面回答，進行回避。見科茲洛夫關于布加勒斯特會議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60年7月13日，《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3卷，第3346-3417頁。

　　[114] 1960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發(fā)表書面聲明指出：赫魯曉夫破壞會議之前中蘇兩黨達成的只交換意見、不做任何決議的協(xié)議，事先不征求兄弟黨意見，也不經(jīng)正常討論，“突然襲擊地提出了會談公報草案”（《關于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zhàn)》，第100頁）。時隔月余，8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及此事時又說：突然襲擊，騙我們的人，要求兩天時間，開始還不答應，爭了后才答應，商量更沒有，拿個公報出來，一個字不肯改（福建省檔案館，101/12/119，第21頁）。這大概是“突然襲擊”說法的源頭。不過，這里指的都是提出會議公報草案一事。此后，1963年2月27日《人民日報》社論：《分歧從何而來？——答多列士等同志》明確提出：“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兄弟黨會談中，有人竟然揮舞指揮棒，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大舉圍攻中國共產(chǎn)黨�！币院笾袊鴩鴥�(nèi)各種有關文章、論著，以及回憶錄等等，基本都延用了這一說法�，F(xiàn)在看來，這種說法有失偏頗。

　　[115]不過根據(jù)俄國解密檔案文件，會上通過解釋，卡博也譴責了中共的非黨行動。見科茲洛夫關于布加勒斯特會議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60年7月13日，《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3卷，第3346-3417頁。

　　[116]科茲洛夫關于布加勒斯特會議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60年7月13日，《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3卷，第3346-3417頁。

　　[117]《關于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zhàn)》，第73-75頁。

　　[118]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4-15

　　[119]科茲洛夫關于布加勒斯特會議給蘇共中央的報告，< Mon>th="7" Year="1960">1960年7月13日，《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3卷，第3346-3417頁。

　　[120]科茲洛夫關于布加勒斯特會議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60年7月13日，《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3卷，第3346-3417頁。

　　[121]科茲洛夫關于布加勒斯特會議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60年7月13日，《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3卷，第3346-3417頁。

　　[122]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543-1544頁；
《楊尚昆日記》上，第514-515頁；
《關于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zhàn)》，第75、100-103頁；
劉曉：《出使蘇聯(lián)八年》，第85-86頁。關于中蘇雙方公開點名批判對方最高領導人問題，有材料稱：布加勒斯特會議期間，據(jù)說赫魯曉夫曾指名道姓地攻擊毛澤東(Peter Jones and Sian Kevill Compiled，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p.20)。但就筆者目前所見的中國文獻資料，尚無此記載。1960年11月莫斯科會議期間中蘇兩黨會談時，米高揚提出：你們攻擊赫魯曉夫同志，這使我們，蘇共中央委員們感到很屈辱。有這樣一種印象，你們想把赫魯曉夫同志同蘇共中央對立起來，給我黨制造分裂。這使我們痛心。須知，在我們的隊伍中，觀點完全是一致的。我們要求你們停止這樣做。例如，我們在發(fā)言和文件中，沒對毛澤東同志和您——劉少奇同志作任何攻擊（《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4卷，第3476-3496頁）。1960年7月13日蘇共中央書記科茲洛夫在關于布加勒斯特會議的報告中談及中國的個人崇拜問題時，點名批評了毛澤東。但這是在蘇共黨內(nèi)會議上。1950年代末以來中共黨內(nèi)會議、內(nèi)部談話中也多有點名批評赫魯曉夫的情況。據(jù)蘇方文件，蘇共于1966年12月蘇共中央全會決議中第一次點名批判了毛澤東（《真理報》，1966年12月14日，見邢廣程：《蘇聯(lián)高層決策70年——從列寧到戈爾巴喬夫》第四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140頁）。不過這仍未越出蘇共內(nèi)部的范圍。

　　[12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第226-227頁。

　　[12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第254頁。

　　[125]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第235-236頁。

　　[126]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下卷，第1546-1547頁；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0年8月10日，福建省檔案館，101/12/119，第21頁。

　　[127]詳見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第43、63、33、50、70-72、75-76、25、13頁。

　　[128]《周恩來年譜》中卷，第277頁。

　　[129]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上，第234頁；
毛澤東在八屆九中全會上的講話，1961年1月18日，福建省檔案館，101/12/118，第28、30-40頁。

　　[13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884-887、892-893、899頁。

　　[13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512-515頁；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1917-1974，Москва，1977，с.253-254。中共中央8月10日的緊急指示中說：估計到今年年底，對社會主義國家欠帳可能達到17億元到20億元。其中對蘇聯(lián)的欠帳可能達到14億元到16億元；
對東歐兄弟國家的欠帳可能達到3億元到4億元�！督▏�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三冊，第512-515頁。筆者此處以蘇聯(lián)史料（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提供的數(shù)字為準。

　　[132]《人民日報》，1961年4月10日。

　　[133]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с.253-254。

　　[134]《楊尚昆日記》上，第518-519頁；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第292頁。

　　[135]周恩來在北戴河省、市、自治區(qū)委書記會議上的報告（節(jié)錄），1960年7月14日；
《周恩來年譜》中卷，第332頁。

　　[13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第291-293頁；
《周恩來年譜》中卷，第340-341、344-345、342頁。

　　[137]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第237頁。

　　[138]劉曉：《出使蘇聯(lián)八年》，第103-105頁；
《周恩來年譜》中卷，第340頁。

　　[139]《周恩來年譜》中卷，第337頁。

　　[140]《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3卷，第3430-3433頁。

　　[141]《周恩來年譜》中卷，第343頁。

　　[142]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4頁；
蘇共代表團與中共代表團的會談紀要，1960年9月17-20日，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 10，March 1998，pp.172-173；
《楊尚昆日記》上，第547-548頁。

　　[143]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第237-238頁；
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5-16頁。

　　[144]劉曉：《出使蘇聯(lián)八年》，第99-100，97-99頁。

　　[145]《楊尚昆日記》上，第568、569頁。

　　[14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第310-311頁；
奧·特羅揚諾夫斯基著：《跨越時空——蘇聯(lián)駐華大使回憶錄》，徐葵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第210頁。

　　[147]米高揚、科茲洛夫與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的會談記錄，1960年11月26日，《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4卷，第3476-3479頁。

　　[148]《楊尚昆日記》上，第571-573頁；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第237-238頁。

　　[149]周總理接見加納新聞工作者談話記錄，1960年11月3日，陳毅接見英國塞浦路斯人民委員會書記皮夫柯斯談話記錄，1960年9月25日，廣西自治區(qū)檔案館，X1/27/224，第77、79-85，113、119-126頁。

　　[150]吉林省檔案館，77/6/1，第144-145頁。

　　[151]《人民日報》，1960年11月6日；
<>SDATE w:st="on" IsROCDate="False" IsLunarDate="False" Day="8" Month="11" Year="2007">11月8日。

　　[152]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7-18頁。

　　[153]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7-18頁。

　　[154]《周恩來年譜》中卷，第370頁；
米高揚、科茲洛夫與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的會談記錄，1960年11月26日，《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4卷，第3476-3479頁。

　　[155]《楊尚昆日記》上，第610-611頁。

　　[156]《楊尚昆日記》上，第610-611頁；
李越然：《外交舞臺上的新中國領袖》，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182-184頁。

　　[157]米高揚、科茲洛夫與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的會談記錄，1960年11月26日，《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4卷，第3476-3479頁；
赫魯曉夫：《赫魯曉夫回憶錄》，張岱云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第685-686頁。

　　[158] 劉曉：《出使蘇聯(lián)八年》，第101-102頁。

　　[159]《楊尚昆日記》上，第624-626頁；
劉曉：《出使蘇聯(lián)八年》，第96-97頁；
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9-20頁；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第238頁；
《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4卷，第3476-3479頁。

　　[160]王力：《現(xiàn)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22頁。

　　[161]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20頁；
《楊尚昆日記》上，第627、628-629頁。

　　[162]彭真在全國第五次外事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61年2月3日，吉林省檔案館，1/1-17/249，第6頁。

　　[163]《楊尚昆日記》上，第624-627頁。

　　[164]《人民日報》，1960年12月8日。

　　[165]《人民日報》1960年12月8日。

　　[166]《周恩來年譜》中卷，第372-373頁。

　　[167]《人民日報》1960年12月8日。

　　[168]《人民日報》，1960年11月28日、12月27日等。

　　[169] 福建省檔案館，101/2/544，第18-24頁。

　　[170]《人民日報》，1960年12月10、11日。

　　[171]《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4卷，第3512-3525頁。

　　[172]陳毅后來在談到1960年莫斯科會議中共代表團的讓步方針時曾說：中央、毛主席決定的，我們黨的代表團的這些同志執(zhí)行的很好。參見陳毅關于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的報告，1961年1月5日，吉林省檔案館，1/1-17/249，第32頁。

　　[173]吉林省檔案館，1/1-17/249，第62、34、40、68、32、72、36頁。

　　[174]福建省檔案館，101/12/118，第33、39頁。

　　[175]吉林省檔案館，1/1-17/249，第14-17、19、21、24頁。

　　[176]《人民日報》，1961年2月10日。

　　[177]契爾沃年科與鄧小平的會談記錄，1962年3月1日，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 10，March 1998，p.175。

　　[178]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第239頁；
契爾沃年科與周恩來的會談備忘錄，1961年6月5日，《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4卷，第3532-3537頁。

　　[179]《周恩來年譜》中卷，第431頁；
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第311頁；
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310。

　　[180]契爾沃年科與鄧小平的會談備忘錄，1961年9月30日，《中蘇關系：俄國檔案復印件匯編》，第14卷，第3542*3548頁。

　　[181]《周恩來年譜》中卷，第389-390頁；
《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1918-1975）》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546頁；
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66頁。

　　[182]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第239頁。

　　[183]Кулик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с.308.

　　[184]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第242頁；
《周恩來年譜》中卷，第394、397、400頁。

　　[185]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第242頁；
孟憲章主編：《中蘇貿(mào)易史資料》，北京：中國對外貿(mào)易出版社1991年，第602-603頁。

　　[186]《人民日報》，1961年4月10日。

　　[187]《人民日報》，1961年4月10日。

　　[188]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с.275._ftn190"

　　[189]據(jù)俄方材料：1950-1961年蘇聯(lián)提供給中國的貸款總數(shù)為18.16億盧布，按照貸款協(xié)議使用的貸款全額：1950年2.7億，1951年4.33億（另有2.095億折扣），1952年2.415億，1953年1.352億，1954年1.882億，1955年2.182億，1961年3.296億�？傆�18.157億新盧布。參見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с.277-278。

　　[190]《人民日報》，1961年6月23日、10月7日。

　　[191]劉曉：《出使蘇聯(lián)八年》，第107頁；
周文琪、褚良如編著：《特殊而復雜的課題》，第530頁。

　　[192]陳毅關于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的報告，1961年1月5日，吉林省檔案館，1/1-17/249，第34、35頁。

　　[193]參見牛軍：《1962：中國對外政策“左”轉(zhuǎn)的前夜》，牛大勇、沈志華主編：《冷戰(zhàn)與中國的周邊關系》，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年，第580頁。

　　[19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第281-282頁。

　　[195]《劉少奇主席在莫斯科蘇中友好群眾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60年12月9日。

　　來源：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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