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袈裟革命”發(fā)生后，中國多次公開表示國際社會不應施壓，亦不贊成由聯(lián)合國予以討論。不久前，在今年年初，中國曾在聯(lián)合國人權委員會成功抵制西方對緬甸的制裁議案。對安理會的維和議案，中國歷來幾乎一律棄權，對在臺灣“邦交國”馬其頓的維和行動，更投反對票。然而在今年8月1日，中國在安理會卻破天荒對蘇丹達爾富爾的維和行動投了贊成票，通過其1769號決議，更派中國軍隊直接參與當?shù)鼐S和行動。何以厚此而薄彼？當一些荷里活（好萊塢，下同）明星掀起杯葛北京奧運運動，并以遠在天邊的達爾富爾人道危機和緬甸危機切入，要求中國以“影響力”向蘇丹、緬甸獨裁政府施壓，并得到一些內地知識分子響應，這就突襲了崛起中的中國在外交上有自相矛盾的隱憂。

　　三套不能并存的外交綱領

　　“ 9 · 1 1 ” 事件后， 國家領導人曾說要“把握機遇、因勢利導”，直接宣示放棄“韜光養(yǎng)晦”的原則，繼后又不斷提及“和平發(fā)展”。發(fā)展下來，中國外交卻同時產生了三套綱領，但它們在邏輯上，幾乎是不可能并存的，當局也沒有說明什么時候，會使用什么綱領。它們包括：

　　一、中國作為“和平崛起”、“和平發(fā)展”中的國家，要盡量減低西方國家作為既得利益者的戒心，誓言要當一個“盡責任大國”。這是說，它不會重蹈其它國家崛起時作為“現(xiàn)狀挑戰(zhàn)者”(status quo challenger)的覆轍，承諾當一個“現(xiàn)狀捍衛(wèi)者”(status quo defender)，即遵守國際社會秩序現(xiàn)有的、基本上由西方國家設立的規(guī)范。這樣做，中國實質上承認有一套普世性的價值，凌駕于各國主權之上，盡管對這套價值的定義不一定和西方相同，但面對諸如蘇丹、緬甸一類人道危機，始終難向國際社會解釋“盡責大國”袖手旁觀的決定。

　　二、中國發(fā)現(xiàn)后“9·11”世界充滿外交機遇，因此要“因勢利導”、主動出擊地進行所謂“全方位外交”，祈望和所有主要國家建立戰(zhàn)略性伙伴關系，哪怕這名詞已變得形式化。要做到有代表性又符合國家軟、硬實力的全方位外交，中國特別重視與西方(特別是美國)不和的國家，以它們作為外交力量的憑借，但又不可能和它們走在一起，直接撕破臉挑戰(zhàn)西方的利益。于是，全方位外交的理論基礎，必然要繼續(xù)強調“不干涉別國內政”這項周恩來時代已確立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一。換句話說，當中國承認有普世價值的存在，又不能深入介入別國內政，對各國主權的基本尊重，只得倒果為因地成了北京捍衛(wèi)的、和美國定義不同的國際普世價值。

　　三、中國作為近年全球化經濟整合的既得利益者，日益證實經濟實力對外交的重要性，早就決定放棄從前的口號外交，開宗明義重視務實的能源和經濟效益，希望提高在各國的市場占有率，并讓國營企業(yè)爭取世界各地的戰(zhàn)略資源。在這前提下，中國繼毛澤東時代的援非外交后，再次大規(guī)模進入非洲視線，但這次明顯經濟掛帥，也換來一些非洲人對中國威脅論的不安。這條路線，基本上就是西方學派所說的以擴大自身生存能力為最大目標的“新現(xiàn)實主義”(Neo-realism)，也是西方認為中國對蘇丹構成影響力的所在。

　　中國近年打進蘇丹，不但成為其主要石油出口國，更在聯(lián)合國擔任了蘇丹阿拉伯政府的實質保護者，又通過蘇丹在非洲發(fā)展影響力(例如間接令其鄰國乍德與臺灣斷交)，在面對西方壓力以前，原來可算是同時落實上述三大外交綱領的代表作。首先，中國確曾單獨對蘇丹達爾富爾的人道危機施以援助，還有意調和當?shù)匕⒗�伯政府軍和地區(qū)叛軍的沖突，希望樹立不偏不倚的仲裁者形象，這是用來滿足“盡責大國”身份的。而蘇丹名列美國欽點的“最后獨裁國家”、“最腐敗國家”、“準邪惡軸心”，雖然不過是處于管治能力低下、分裂中的半無政府狀態(tài)，也依然是中國全方位外交的理想對象，因此胡錦濤今年親自訪問蘇丹，可比2000年委內瑞拉總統(tǒng)查維斯訪問伊拉克為西方世界帶來的震撼。何況蘇丹新興石油是中國新現(xiàn)實主義能源外交鎖定的目標，目前北京對蘇丹的經濟操控率遠高于英美，令蘇丹不像其它非洲國家那樣落入美英法的軌跡、也毋須承受國際貨幣基金會或世界銀行的正面壓力，所以蘇丹才

　　被荷李活明星演繹為另一個“中國的北韓”。

　　為什么美國外交更能并容理想與現(xiàn)實？

　　問題是，上述綱領的并存，只是暫時的，也是中國外交過渡期享有的一點特權。過渡期一過，“蘇丹計劃”已不能調和內在矛盾，其根本原因，在于“盡責大國”的建構身份、什么是“盡責”，要干涉還是不要干涉、要通過什么手法來干涉，基本上由西方話語權掌握。中國理想中的“盡責”，一方面要避免意識形態(tài)的是非判斷，以暗示“人權并非高于主權論”， 避免人家日后來干涉自己的內政，另一方面又要當無既定立場的仲裁者，以示大公無私，聲稱無論對非援助多少、做多少生意，都“沒有任何附設條件”，這可謂歷代帝王最情有獨鐘的、占盡道德高地而又不失人情世故的天朝角色。但西方眼中的“盡責”，卻是對若干普世價值的非黑即白的單一判斷，相信對有違這些價值的國家、政權、組織、個人施予全方位壓力，才是盡責，不容任何含混不清。

　　面對這樣的形勢，中國在達爾富爾的處境，就不可能兩面討好。假如中國宣布服膺西方定義的普世價值，就需要在定義上干涉別國內政，包括在聯(lián)合國安理會投贊成票到蘇丹維和、或由胡錦濤對蘇丹總統(tǒng)巴希爾說要增加“靈活性”，也就是開放當?shù)貎日�予國際監(jiān)察。但中國沒有了“不干涉別國內政”的保護傘，和西方國家的分別迅速減少，先例一開，也難以長期理直氣壯反對國際社會干涉緬甸等國。屆時蘇丹、緬甸一類國家會否安心讓中國占有其市場和能源，實屬疑問。沒有了和北韓、蘇丹之流的不可取代的緊密關系，必會讓北京喪失不少可塑性甚強的軟權力，而單靠全球化時代的經濟崛起，中國能否成為廣義的“大國”，大可商榷。

　　但假如中國決定不干涉達爾富爾人道危機，或僅僅停留在在聯(lián)合國投票一類干涉，而不對該國政權施加實質經濟壓力，又不對緬甸等危機作出同一尺度的干涉，這在西方媒體的話語權演繹下，都算是不尊重既有國際價值。不尊重這些價值，自然就不是盡責大國，中國也就是沒有“是非之心”的國家。屆時西方輿論會更一面倒認為中國的全方位外交其實就是圍堵西方，相信那些專制國家讓中國占有其市場，只是借故抵制和挑戰(zhàn)西方影響。結果，中國威脅論不但不會消減，反而會得到新的佐證。

　　有趣的是，上述矛盾，其實也曾在冷戰(zhàn)時的美國出現(xiàn)。當時尼克遜總統(tǒng)主張的只顧國家利益的現(xiàn)實主義，列根（里根）總統(tǒng)主張的意識形態(tài)和理念先行的保守主義，威爾遜總統(tǒng)后人主張的帶有多邊性質的國際主義。三大派系互相攻伐，互稱對方為唯利是圖、不設實質和不合時宜，令世人曾相信理想和現(xiàn)實，不能在一國外交并存。然而冷戰(zhàn)結束后，話語權主導國際秩序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盛行，美國外交終于出現(xiàn)了三派合一的共識，也就是以“自由現(xiàn)實主義”(liberal realism)為指導思想�，F(xiàn)在布殊（布什）共和黨政府推行的，就是同時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美國提倡的)普世價值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外交政策，因為華府有信心掌握國際話語權的流向。未能掌握話語權的中國，又當如何？干涉主義、人道主義、主權至上、國家利益之間如何調和，那條線應如何去劃，不但是藝術，也是中國外交面對的挑戰(zhàn)。而且摸索應戰(zhàn)方案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沈旭輝，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

　　本文發(fā)表于《領導者》雜志第十八期，天益網(wǎng)受權發(fā)布。

相關熱詞搜索：中國國際 達爾 外交 矛盾 顯示